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 罪恶的冒险行动 日前，当我已经修改完这部分回忆录时，突然得到一条与1991年冬夏事件有关 的、意想不到的新闻。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报》刊登了帕夫格·沃夏诺夫-- 俄罗斯总统前新闻秘书--的材料。这里我照录一段： “时值1991年冬春之交。叶利钦刚刚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 夫下台。克里姆林宫内对此事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看来有人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矛 盾上玩上一把，预先取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几天后，联盟副总统委托一个人来找 我，建议安排叶利钦和亚纳耶夫进行一次秘密会晤。据说，戈尔巴乔夫已经黔驴技 穷……国家正在毁灭 必须拯救……我报告了这件事，得到的是回绝，我透过同样的渠道把我们的决 定告诉了对方。没等多久对方的回应就来了：‘你们呀，伙计们，可不要搞错了？ 走着瞧，可不要后悔。而且会很快的。”’ 于是，这个我坚持推荐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不到一年时间，便走上了背叛的 道路。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回绝了亚纳耶夫关于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总统的建议，但 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他都没有把亚纳耶夫曾经跟他联系过这件事告诉我。 大概他是想留作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 从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直到8月，极右派和极左派对总统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断，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总统采取紧急强制措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顾个人的 安危，竭力想赢得时间。当时我坚信，签订了联盟协议，党进行了改革，事情将会 有个好的根本转变，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两个政治“极端派”争吵不休的问 题就可以着手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恶毒的攻击，而且还有我的许多失误，但是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 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当然，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使我们有了一个“谨慎乐观” 的基础。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直 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 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 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 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宪 法通过后--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 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 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 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 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 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 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 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 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 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 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 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 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 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 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 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 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 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 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 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 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 了我最后的意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 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扣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 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 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 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 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 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 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 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 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 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 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 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 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和你在一起。”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 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 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上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 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 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濒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 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碟的。后来，我在和 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 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 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 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 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 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 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 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 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 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 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 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 --见你们的克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 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 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 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 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 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 要知道，当时他有武装警卫呀？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碟的要求，可以使这一 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醒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他们采取轻率的步骤，这我已 经写过了，因此我总有一种希望，希望我这次的强硬立场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是 的，我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了，把他们扣留在别墅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主要的阴谋分子在莫斯科， 他们此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的杠杆。不过我毫不怀疑，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 们关照过这里--福罗斯--事情发展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结果 证明正是这样。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 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 进入别墅区。我的助手、记者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到别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特别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出的总统有病的说法在多大程度是真 实可信的，但是他们未能如愿。 老实说，这是对总统的拘禁，是对他的权力的篡夺。政变分子们知道我不会和 他们串通一气，但他们想“吓唬吓唬”我，迫使我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命令，给他们 的冒险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坚决拒绝签字这件事立刻将他们置于罪犯的地 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夜可不像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简单。当“先头部队”从福罗 斯返回，报告了和总统谈话的结果后，阴谋分子们内部出现了分裂。亚纳耶夫开始 发生动摇--签还是不签？他只顾喝酒。帕夫洛夫开始装病。卢基扬诺夫急忙安排 后路。亚佐夫元帅心里想（后来说了出来）：“简直是鬼迷心窍，老糊涂了，怎么 卷进这件事中来了。”有人提出是不是就此罢手。但为时已晚，而且克留奇科夫和 那些派去给我下最后通碟的人已经走得太远，很难再回头了。当时博尔金说，他 “了解总统，总统从不原谅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孤 注一掷了。 他们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行动带有“合法”性，于是便造谣说，戈尔巴乔夫好 像病得很重，不能视事，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我从福罗斯回来后，医生们说，有人 非要他们开具关于我有病的书面证明不可。他们说，应当首先跟随身的医生谈谈， 但是有人告诉他们，说和福罗斯没有通讯联系。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这是在为戈尔 巴乔夫的利益着想，否则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医生们最后昧着良心出具了证明， 说我1991年8月16日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1991年8月19日17时，证明函送给了 普列汉诺夫。总之，这份“证明”使阴谋分子们在臭名昭著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了一 个说词。 1991年8月23日，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中写道，8月19日 上午他和亚纳耶夫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回答3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可靠证明说戈尔 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第二，副总统的一切命令和国家紧急状态 委员会的决定同卢基扬诺夫充分协商过没有？第三，领导人经过全面考量后，除实 行紧急状态外，就找不到使国家免于混乱和群众无序的办法吗？对于这3个问题，当 时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一小时后，谢尔巴科夫和帕夫洛夫取得了联系，后者证实说，根据可靠的消息 来源，苏联总统确实病得很重。这位总理补充说，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普 列汉诺夫已经去了克里米亚，他们“……简短地和米·谢·戈尔巴乔夫交换了意见， 后者是在床上躺着接见他们的。苏联总统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从他的举止言谈看， 很明显，他已经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情况也非常 严重。正式的健康状况结论还没有，但是医生们说，目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行为 能力，因此他们要求把拜访减少到最低限度。” 阴谋分子们在和总统的较量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情绪非常沮丧。“赫鲁晓夫 方式”未能奏效，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后来几个阶段的态度不够坚决。对他们的想法 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总统本人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许多将军和军官。莫斯科和 圣彼得堡当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人民代表和莫斯科人的坚决反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福罗斯遭到第一次失败后，紧接着在莫斯科也遭到 了失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变必将垮台。分析家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看出了这 里更深一层的原因：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 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 我不能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说当国家发生激烈冲突事件时 我好像心安理得地“躲在安乐窝里”讨清闲。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调查材料中，列举了阴谋分子们所采取的旨在完 全孤立总统的诸多措施：彻底切断各种通讯联系；把整个地区封锁起来；为此，又 调增了第79边防中队和边防巡逻舰第5独立团，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格涅拉 洛夫指挥；将一切交通工具扣押起来，由自动枪手们日夜进行监护；停留在别尔别 克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图一134”和一架直升机被强行赶走了；别墅区内的直升机场 上停放着许多交通工具，设立了岗哨；进入别墅时同样要进行检查；别墅区的警卫 机构和负责外部警卫工作的边防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任何人不得出人别墅。 3天拘禁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考验，对我的亲人们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摘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被完全隔离的那些日子的状况，我从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当时的日记中摘出来几段，这些段落曾经在1991年12月20日的《共青团 真理报》上发表过。 “8月18日，星期日 大约5点钟左右，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忽然急匆匆地走进我的房间。神情很 激动。‘出事情了’他说，‘可能卜常严重。梅德韦杰夫刚才报告说，从莫斯科来 了几个人--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瓦连尼科夫， ‘最后这个人是谁？’--我问道。‘一位将军，亚佐夫的副手……他们要求 与我会晤。他们已经进了别墅区，就在屋外。但我任何人都没有邀请过！我试图了 解是怎么回事。所有电话都被切断了。你明白吗？！所有的电话线路--政府的， 市区的，内部的，甚至红机子“卡兹别克”--都被切断了。这是在实行隔离！也 就是说，是一场阴谋？是逮捕行为？’ 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冒险行动和交易我都不会同意。任何威胁与讹诈我也不 会屈服。’他沉默片刻，补充说：‘但我们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所有 的人，全家。我们应该做好一切准备……’ 我们把孩子们叫来。不知为什么我要了茶。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厨师 --将茶送了过来。自然没有人去喝。向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讲了所发生的情况。听 他们说，几分钟前屋里的收音机已经不响了，电视也停了。普列汉诺夫站在中央大 门门口--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哪里？同 志们要找他。’阿纳托利回答说：‘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屋里。’ 孩子们和我都支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支持他的决定。我们的意见是一 致的：‘我们和你站在一起。’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来人的会晤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这期间，阿纳托利、 伊琳娜和我就在一边，在办公室门旁。要是突然逮捕他呢？把他带走…… 18时左右，‘几位来访者’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 跟着他们，是他们自己走出来的。瓦连尼科夫从我们身边走过，未曾注意我们。博 尔金站的地方稍远一点。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走到我跟前（我在坐着，孩子们在旁边 站着），说了声‘您好’。巴克拉诺夫向我伸出了手。对于他的问候我没有回应， 也没有伸出手去。我问：‘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见巴克拉诺 夫说了句话：‘实在不得已呀。’然后回转身，3个人一起走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了一张纸，递给了我。他说： ‘发生了一件坏事。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对我提出要求：签署关于全国实行紧 急状态的命令，将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我表示拒绝，他们建议我辞职。我要求紧 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再来决定关于宣布紧急状态的 必要性和我的总统职务问题。’ ‘他们说是逮捕了还是将要逮捕叶利钦，最后我也没弄明白……’ ‘这张纸上是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他不仅因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而恼怒，还因为他们的无礼与厚颜无耻而义愤 填膺。 他在会见A．C．切尔尼亚耶夫时说，他称他们是‘自杀者’和‘杀人者’： ‘全国形势极其严重……世界不跟我们来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封锁……后果将 不堪设想。’ 梅德韦杰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警卫局长和‘代表团’一起离开了。 究竟是离开了还是被带走了呢？警卫局军官们的说法相互矛盾。主要是--他没有 表现出任何反抗，也没有向总统报告，坐上汽车就走了。只是请什么人把他的东西 收拾起来，寄往莫斯科……有人告诉我，说好像普列汉诺夫下令把他解职了。 下班后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别墅。凡是今天在这里的人全部都留了下来：A．C． 切尔尼亚耶夫--总统助理；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女速记员、机要 员；几位医生，服务人员。所有的人--包括当地的服务人员--都是有家有室的 人。所有汽车都被查封了。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明天准备乘坐飞往莫斯科的 直升飞机已被打发回去了。 我们尽量想借助一个‘索尼’半导体袖珍收音机收听点什么。真是万幸，它就 在我们身边！每天早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刮脸时总是用它收听电台的‘信 标’。我们随身把它带到克里米亚来了。总统住地的常设接收机连一个波段都收不 到。而小小的‘索尼’却能够收到。但任何特别的消息也没有。一切如常…… 我们商定：阿纳托利藏好半导体收音机。谁都不应该知道我们有个收音机。无 论什么人。我则作比较详细的日记。 我难以入睡……我为那些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一起共事的人的背叛行为感 到痛心。 亚纳耶夫白天打电话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他明天什么时候飞回莫斯科。说 定的时间是19时抵达。他说他将去机场迎接总统。 我脑子里联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记录片的画面：庆祝赫鲁晓夫七十大寿。圣乔 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 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现在国内、莫斯科正在发生什么事？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官邸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而这里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哪些人将会怎么样呢？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长期在这里工作，普列汉诺夫让他负责总统个人 保卫工作--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和您在一起。’不过，是一直对 我们保卫到底呢，还是在执行自己上司的指示？ 叛变分子们到底想干什么？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才成为他们的危险 人物呢，还是从来都是个危险人物？最近几年，有好几个人传言1983～1984年检查 机关伪造文件的事，目的在于指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收受了贿赂。文件转到 了苏共中央接待室，从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调查人员要求被调查人员提供伪证。 这件事，毫无疑问，有‘国内最高层人物’在指使。 我很为丈夫担心，为孩子和孙子们的命运担心，真是苦不堪言。 8月19日，星期一 早上7点左右，阿纳托利和伊琳娜从收音机里（不是从“信标”的波段上，好像 是《世界新闻服务》或“BBC电台）听到消息说：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内 一些地区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广播了委员会致同胞们的号召书和对世界各国发出 的呼吁，宣布了关于把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分给每个人的命令内容……而且，‘由于 苏联总统的病情使他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接替了他的权力。’也 就是说，一切文件都已经准备齐全…… 一大早，大概5点钟左右，阿纳托利说，几艘军用舰只驶向我们的海湾。‘守卫 舰’一反常态，驶到了距海岸很近的地方，停了大约50分钟后退了回去，驶向远处。 这意味着什么？是威胁吗？从海上进行封锁？ 没有邮件，也没有报纸。有人转告说：‘以后也不会有。’这里负责权要通讯 的军官从昨天起已被就地控制了起来。收音机没有声音，电视被卡断了。阿纳托利 和警卫局的小伙子试图给固定常设的收音机做个天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被 强行留下来的--找来一段铁丝。然而弄来异去，最后仍无济于事。 通过警卫局的一个领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向格涅拉洛夫--负责同莫 斯科联系--转达一个要求：恢复电话联系和邮件、报纸的送递，接通电视线路， 立即派飞机来接我们回莫斯科工作。 总统别墅区里的‘新面孔’都佩带着冲锋枪。 A．C．切尔尼亚耶夫回来了。我们到凉台上去谈话，担心有人偷听。警卫局的 军官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抱怨说：他什 么东西都没有带，甚至刮脸用具都没有。东西全在‘南方’疗养院--他、他的女 秘书塔马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和速记兼机要员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都住在那里。 他们每天到总统别墅服务处上班。他说他跟格涅拉洛夫说了。要求放他出去：‘我 是苏联人民代表。是不能拘禁我的。为什么这里不放我出去？’ 我们在别墅区内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海边。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让 ‘我们的人’和从悬崖与海上监视我们的人都能够看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身体健康，一切正常。 克谢尼睚和纳斯佳无法同打一把遮阳伞--没人给他们撑伞。纳斯津卡对我说： ‘奶奶，克秀哈老欺负我。她不让我玩，也不让我睡觉。她什么都不害怕！应该只 生我一个人。你懂吗？’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和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给我们讲他们从那台旧收音机 里听来的消息--他们给收音机架了一条自制的天线。国外的广播说：叶利钦没有 被捕。‘可格涅拉洛夫昨天跟我说，’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说，‘叶利钦在别墅中 被捕了。’总之，关于所发生的事倩众说纷坛。很难弄清楚……有广播说，好像俄 罗斯有一位代表被逮捕了。 我们这里，别墅里，也有新闻：直升机起落场停放着一辆消防车和一辆洒水车。 入口处的路上横着停放几辆卡车。车库旁，大门边，直升机起落场都有冲锋枪手值 勤放哨。所有的人都是新面孔，从不认识。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再次表示：‘米哈伊尔·谢尔 盖耶维奇，我们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最后。’ 海上风平浪静：既不见游艇，也春不到客轮、货船和驳船……像以前一样，只 有一艘护卫舰‘停’在那里不动。通常能看见有人在护卫舰的甲板上。他们总是在 干什么，有时游泳，有时钓鱼。现在甲板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塔季扬娜·格奥尔吉 耶夫娜--护士小姐--愤愤不平地说：‘真想不到，“朋友”、“战友”--原 来他们都是叛徒。奥莉加一看见博尔金--他本来是她的上司--就说：真是倒霉， 这机关里没有人比他更可恶的了。’‘其实普戈就在南方疗养院里休养。昨天走了， 应该再早一点。据说他和他妻子服毒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任何人都不许 离开别墅区。不管是谁。显然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好 好的。’ 我们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他的办公室里。阿纳托利和伊琳娜跑来了。 新闻：电视有图像了，正在转播音乐。海面上又多了几舰护卫舰。离海岸很远，但 是看得见。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拨fo‘BBC’频道：鲍·叶利钦发表讲话，谴责阴谋 分子。他号召对抗新出现的政权。H．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的电视上对共和国人民 讲话，号召他们保持镇静和克制，遵纪守法。关于苏联总统去职的事--只字未提。 17时，警卫班长报告说：几名通讯兵被带离了别墅区。 17时30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A．C．切尔尼亚耶夫来。跟我说，他委 托后者立即再次转告亚纳耶夫，说他要求恢复和政府的联系，要求派飞机来接他回 莫斯科去。一旦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或是被置之不理，请转告亚纳耶夫，就说他要 求会见苏联和外国的记者。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走后，他要我写个政治声明。他口授 说： ①副总统借口苏联总统有病，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从而把国家总统的职责揽 到自己的身上的决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我的健康状况正常，而且休息得很好，因此 我打算今天，8月19日，离开这里，去签署联盟协议并召开联邦苏维埃会议。所以副 总统的决定只能被认为是一次政变，而不是别的什么。 ②因此，副总统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非法的。 ③与非法实行紧急状态相联系的种种措施的升级，会造成全国整个局势的继续 紧张和分裂，引起社会争斗和难以预料的后果。 ④要求立即停止执行所作出的一切决定，而卢基扬诺夫同志作为最高苏维埃主 席，要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研究国家领导中所 产生的极其复杂的情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播出了。简直是背信弃义，无 法无天，一派无耻谎言！显然他们是豁出去了：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向 全世界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总统已经没有行为能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 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的问题，他们已经解决。 当夜，别墅外围的警卫加强了。现在，负责总统个人安全的军官们实际上不得 不昼夜24小时工作。 大家商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孩子们和我--要节约食物，只吃8月 17日之前得到的原有的食物。把装在袋子里的水果收起来给孩子们食用。伊琳娜总 是把它藏在放糖果的橱柜里。我们个人备用的成药、片剂也都收集起来。决定只吃 这些药。 一夜未曾合眼…… 我们用自己的录像设备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人民的讲话、声明录了下 来。目的是想把它们“传播出去”，如果不行，那就藏起来，保存好。无论我们发 生什么事--人们应该知道总统命运的真实情况。我们找到一间屋子，我们认为无 论从海上还是从屋上都看不到这里。我们用窗帘把屋子遮了起来。凌晨4点钟左右， 我们观看所录下的画面，把声音放得很低；下面--最低一层楼--突然听到门的 响声。我们赶紧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了。阿纳托利拿上带子躲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米 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伊琳娜下楼去查看了所有的房门。门全都关着。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走了出去。门口站有两个卫兵。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对录像带进行加 L，一直搞到凌晨6点。透过小屏幕将带子看了一遍，用修指甲的小剪刀把4盘录像带 每盘的末尾剪下来。然后打开暗盒，把带子分成几个部分。每段带子用很薄的纸卷 成卷，扎好，用纸包起来。然后把它们分别藏在别墅各个地方。把暗盒收起来，以 免让人看出来有人曾经动过它们。“ 8月20日，星期二 邮件和报纸仍然没有。但是‘索尼’继续在效力。 在我们的海湾入口处，总有那么几艘护卫舰在巡弋游动，‘保驾护航’。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再次向莫斯科转达自己的要求：恢复电话联系，提供 报纸，立即派飞机来接他回莫斯科工作。补充一项新的要求：在广播和电视上公开 宣布对他的健康状况曾作过粗暴的虚伪报道。 眼下除格涅拉洛夫的保证外，所有的要求正在向莫斯科转达，没有其他结果。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警告：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将采取极端措施。 表面上我们竭力表现得一切如故：按照医生的规定，在别墅区走走，到海边看 看。我们全家人厮守在一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伊琳娜、阿纳托利、我 和小孙子们，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而且不光是我们--家庭成员，还有这里所有和我们 在一起的人，他们实际上也被拘留起来了。我特别为妇女们感到担心，希望她们不 要太激动，要保持沉着。当然唤，不要让小孙子们胡乱猜想。 警卫班长和医生正在为一家人的饮食发愁：‘东西是A外面送来的’，‘用的是 别人的汽车’，‘存在着危险’。就是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和我们一样。现在我 们已经是共同作出决定了；靠我们和警卫人员食堂仅有的储备生活。我再次向我们 的厨师--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详细交代一遍。同时说好：我们只吃煮熟了的 食物。 我和负责总统安全的警卫班长谈了，问他：‘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我们 能不能越过格涅拉洛夫将消息“随便”送出去？’（什么消息我没有具体说）。他 回答说：‘不行，送不出去。海上我们被完全封锁了。陆上也被包围了，因此插翅 难飞……’ 我身边只剩下一个笔记本了。“ 我们试图利用一个现实的机会：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留在莫斯科家 里的小孩病了。父亲患心肌梗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委托切尔尼亚耶夫坚决 向格涅拉洛夫提出让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回莫斯科去的要求。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我一起讨论了局势。为什么卢基扬诺夫、最高苏维 埃毫无声息？为什么伊瓦什科保持沉默？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呢？要知道，今天是 签署联盟协议的日子啊！最坏的设想是：难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将国家接管 了？ 克拉夫丘克昨天在乌克兰电视台上发表了讲话。他号召‘要保持安定、理智， 遵纪守法，防止对抗’。关于总统只字未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要求广播了吗？我们怎么才能帮助将消息‘传出去’ 呢？ 别墅里一切如故，谁都不放出去。也许来一个‘突破’？用奥列格·阿纳托利 耶维奇的话说，我们的‘战斗小组不很大’，但是装备精良…… 西方电台广播说：莫斯科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调进了军队；莫斯科、列宁格勒 不支持阴谋分子。广播要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他在哪里？处于什么状态？ 同时还报道说可能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我们这里的消息：有人试图从外面进入别墅区。未能成功，没有让进来……格 涅拉洛夫突然来到了服务局，警卫局的军官们就住在这里。实际上两天两夜他都没 到他们这里来过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格涅拉洛夫向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转交 了亚纳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要求的答复，说将答应他的这些要求。同时格涅拉洛夫 解释说，‘这一切他转达给莫斯科都是通过普列汉诺夫。这次答复也是通过他才收 到的。’ 警卫人员担心海水涨潮。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不赞咸晚上领孩子们去游泳， 甚至不放他们到别墅区里玩。对克谢尼妞和阿纳斯塔西娅说：‘要起大风了--不 能出去。就呆在屋内。’ 给人的感觉是：要发生什么事了。一部分警卫人员回到了屋里。伊戈尔·阿纳 托利耶维奇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两位医生也回到了屋内，和我们在一起。伊 琳娜带克谢尼和纳斯佳回屋上床。阿纳托利就睡在她们旁边的地板上。凌晨3点钟。 8月21日，星期三 早间新闻：莫斯科发生了冲突。有牺牲--人员伤亡。难道最可怕的事情已经 开始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要求立即转告亚纳耶夫：停止动用军队，让部队返回 兵营。 上午10时左右，海平线上出现两组舰只。有3艘‘护卫舰’停泊在港湾的入口处。 新出现的舰只有5艘，是气垫登陆舰。它们往直向岸边开来，是冲着我们的。但是距 ‘护卫舰’不远时，突然改变了航向，朝塞瓦斯托波尔的方向驶去，消失在萨雷奇 海角。它们想显示什么呢？是封锁？是想逮捕我们？还是救我们出去？我毫不怀疑： 他们知道总统在健康地活着。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劝我们家任何人都不要走出房 门。他们担心有人可能会挑起交火事件，这将威胁到总统的生命安全。 有人送来了‘前天的’旧报纸。 无论电视，还是广播，任何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官方报道都没有。这就 怪了：‘总统有病，不能视事’--可是任何报道都没有。与此同时，电视却在报 道帕夫洛夫总理的自我感觉和健康状况。 ……20时。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一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办公室里。 天哪，最可怕的事情看来已经过去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轮番出去，带回来一大堆 的新闻：教皇打电话跟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克拉夫丘克、卡里莫夫、 帕纽科夫、莫伊谢耶夫、扎索霍夫进行了交谈。拒绝跟克留奇科夫和伊瓦什科谈话！ 俄罗斯议会代表团的飞机已经起飞！和布什进行了电话交谈。俄议会代表团的飞机 在别尔别克将受到欢迎……切尔尼亚耶夫在办公室内。3天来海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型 驳船和客轮……有人身着伪装服向别墅匍匐前进。警卫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喊话： ‘退回去！不然要开枪了！’来人退了回去，爬往相反的方向…… 15时左右，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索尼’中听到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克留 奇科夫同意派几个人，作为‘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克里米亚，去福罗斯，亲自看 看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视事。 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坏的信号。在最近几小时内就可能采取行动，以便使卑鄙的 谎言变成为现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命令警卫人员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把大门和别墅入口 处封锁起来，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进来；必要时可以开火。 负责保卫工作的军官们手持冲锋枪，守卫在楼梯旁和入口处。 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两个孩子锁在一个房间里。请护理小姐亚历山大·格 里戈里耶夫娜跟她们在一起。 我感到危险即将来临。‘怎么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必须把米哈伊尔·谢 尔盖耶维奇藏起来。藏在哪里呢？别墅里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时候，突然，一刹那 间，我感到自己不能说话了，一只胳膊耷拉了下来，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中风…… 谢天谢地，所有的人全在我身边：我的家人、医生--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 奇·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波库特尼，全都在屋里。他们把我 放在床上。给了药：高血压危象。 17时左右，有人敲我们的门，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匆匆走进房间：‘米哈 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别墅区里来了两辆小汽车--一辆“吉尔”，一辆“伏尔加”， 来人是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卢基扬诺夫和普列汉诺夫。 他们请求和您会晤。’他补充说：‘他们打算做什么？为什么来这里？’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将他们监护起来。转告他们--只要政府的联系不恢复，我谁 都不接见。’ 几分钟后，奥列格进来回复说：‘他们说这需要的时间太长。接通联系，不会 少于30分钟，来人请求能立刻会见他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等着吧。 不恢复一切联系，任何谈判也不进行。’ 17点45分，联系接通了。断了73个小时。封锁结束了！囚禁也结束了！ 伊琳娜进来了：‘普列汉诺夫和伊瓦什科试图进来。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在门 口拦住了他们：“有命令--谁都不许进。我们会开枪的！”普列汉诺夫说：“我 就知道……这些人会开枪的。”于是他们转身退了回去。爸爸继续在打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走了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他说他不跟任何一个阴 谋分子谈话，尽管他们一再想进行交谈。他立即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交谈起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亲爱的，还活着吧？我们坚持了48个小时！’他 还跟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转达了乔治·布什和巴尔巴拉对我的问候， 说3天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祈祷。他给我看了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签字的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热切恳请您现在就能够接见我们。 我们有事要向您报告。’他说：‘我根本不想见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和亚佐夫。 我和他们现在无话可说。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嘛……也许还可以接见--以后再 说。我在等待俄罗斯的代表团。’ 代表团到了。有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京。普里马科夫、斯托利亚罗夫、 费奥多罗夫，众多代表和媒体。大家都进来了。从楼下一层传出了欢乐、兴奋的说 话声 我让伊琳娜把这些天和我们在一起共患难的妇女们都请到我这里。我们相互拥 抱，抱头痛哭。我谢谢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她们为我们分忧。 阿纳托利进来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下了命令--准备一下。我们要 飞走了。东西就留在这里。有人会整理收拾，并乘下趟飞机给送去的，飞机上乘坐 的全是“我们莫斯科人’”。 阴谋失败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8月份这3天我们经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我保持住 了心理平衡，并采取了行动。从记者招待会那里获悉，阴谋分子们把赌注压在“戈 尔巴乔夫患病和无行为能力”上了，于是我开始出来散步，让护卫舰上的水手们、 警卫局的军官们及一切注意别墅动静的人们看到：我是健康的。 我要求立即派飞机来接我回莫斯科，恢复通讯联系。我把自己的声明录在录音 带上，这一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已经讲过了。 对于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也常听到人们的非议。可我毕竟应该考虑最坏的可 能。万一总统人没有了，这盘带子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幸好事情很快就结束 了。但事件的发展原本是有各种可能的。从后来的民意调查看，毕竟有百分之四十 左右的人是同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的，这一点怎么也不能回避。而且，各 共和国领导人，除俄罗斯外，都在静观其变，在思考，在动摇。也许阿卡耶夫除外。 再说，许多外国领导人的反应也不一样，至少是在等待事态的发展。政变是失败了， 但如果事情早发生一年，不排除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对我们坚持的 政策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仔细听广播的内容，8月20日我已经感觉到局势不是朝着有利于政变分子的方面 发展了。这一点，从阴谋头子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紧急飞 来找我这件事就可以得到证实。伊瓦什科和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抵达。 我不认为他们是来负荆请罪的。他们这是又一次在进行绝望的努力，向我施压， 使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否则他们何必要向别尔别克机场补充兵力，调集海军陆战 队，下令向一切未经批准、企图降落的飞机开火。自然这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代表 可能飞抵别尔别克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来人要求立刻进行会晤。我吩咐警卫部队（我已经知道他们会执行的），在别 墅内外占据好地形，一旦他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硬要进入别墅时，准备开 枪。这种强烈要求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是有的，他们对警卫人员讲，他们和政变 分子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当我最后终于接见他们时，他们一再向我重申这一点。 我提出了要求：联系不恢复，一切免谈。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 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 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 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电 话，命令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将克里姆林宫监护起来，把所有留在那里的政变分子 隔离起来。 俄罗斯代表团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自由了。 我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谈话时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在座，我对他们说，他 们两个本来是能够阻止政变的，或者，无论如何是能够发现其罪恶性质的。一个是 最高苏维埃主席，明知关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传闻是谎言，然而在行动上却另有打 算，希望阴谋的果实能够落进他的“篮子里”，眼看自己就要当上总统了，因而便 走上了叛卖、政变的道路。 至于伊瓦什科，他本可以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和政变分子们的行为划清界限， 要求立刻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见面。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以书记处的名义向各 地方党组织发布命令，支持政变。 正如后来沙赫纳扎罗夫告诉我的，8月20日他飞抵莫斯科后，便立即和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取得了联系，对他说，如果领导集体不愿彻底毁 坏党的话，必须立即发表紧急声明，谴责这次政变，并要求释放总书记。扎索霍夫 随即着手办这件事，当天晚上他通报说，在伊瓦什科就诊的医院里召集到了一部分 政治局委员；他们同意声明必须要和总书记见面，但是拒绝发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 委员会的意见。 我决定不见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 他们从福罗斯返回后，和其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一起被拘留起来，开 始进行审问。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批交待材料：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尽管每个人都 在竭力缩小自己的罪行，为自己开脱罪责。 当时我收到克留奇科夫的一封亲笔信--总共只有一页，分三段。我现在全文 引述最后一段（顺便说一句，该信的复印件现保存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案卷里）：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进牢里吗？一些人快刀岁 了，另外一些人健康欠佳。需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诉讼程序吗？顺便说一句，能否 考虑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比如严格的家庭软禁。总之，我感到非常愧疚！昨天我 （有机会）听了部分您关于我们几个的答记者问，不管是否罪有应得（总体上）， 但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可惜是咎由自取。 一如既往的致以深切的、富有人倩味的敬意。 B．克留奇科夫 91．8．22．” 为了完整地叙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我再一次援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8月22日．星期四 8月21日晚11时，我们离开福罗斯的总统别墅。 眼前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是‘营救者’和‘隐居者’的一张张兴奋激动的面孔， 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是‘新的苏联囚犯’的面孔。不过如今幸好都已成为 过去了。 我们从机场乘A．B．鲁茨科伊的飞机飞往别尔别克机场。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单 独的小包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鲁茨科伊、巴卡京、西拉耶夫、普里马科 夫、切尔尼亚耶夫、鲍里索夫、克利莫夫、戈连佐夫过来小坐。 纳斯津十“在伊琳娜身边的座位上睡着了。克谢涅奇卡”低着身子躺在地板上。 但正如人们常说的，身上温暖，心里舒坦。主要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克留奇科夫也在这架飞机上，他在单独的隔离仓内。 大家相互交谈、议论着这些天莫斯科和全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谈论着在克里米 亚总统官邸的种种经历以及如何度过来的。谈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人。亚历 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讲述了白宫的捍卫者们：两小时教会了人们如何手挽手地连 成一道链条；还谈到和他一起飞来营救总统的警卫战士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拒绝 前往，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机场留下来，虽然他们知道这次飞行有可能出现悲剧性 的结局。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讲了他们是如何准备8月 20日发表的声明文本的。他们拿出了声明文本，我把它留了下来：‘我们认为，实 行紧急状态、国家政权移交给一部分人，这是违反宪法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身体是健康的。作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肩负 的责任要求我们立即将装甲设备撤离街头，尽一切努力防止流血事件发生。同样， 我们还要求一定要保障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使他能够立刻公开发表讲 话。’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A．A．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在这个声明上 签字。 飞机在夜间两点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很多。把米 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团团围住了。伊琳娜、我和孩子们立即坐进了汽车。我浑身 直发抖。不能自己。 莫斯科在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德米特里·科马尔、伊里亚·克里切夫斯基 告别。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出来为他们送葬。我相信，千百万人们都在分担他们的 悲哀与痛苦。 8月26日，星期一 我一再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脑海里闪过一个个以前我不曾注意的细节。 普列汉诺夫离开福罗斯之前（他和我们是8月4日抵达的，两三天后又飞往莫斯 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谈话时问他：‘克里米亚的情况怎么样？’他回 答说：‘一般地说，没什么。但我们稍微加强了一些海上的安全措施，增派了一些 蛙人。’这真的是出子总统安全之需要，还是为了将总统隔离起来而实现的某种计 划？ 在这次谈话中，普列汉诺夫坚持要求让梅德韦杰夫去休假，虽然在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看来，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 8月13日和14日，阿纳托利发现，前来接替通常在海湾入口处值勤的m6号‘护卫 舰’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护卫舰’。这是一艘大型舰只，以前只能通过望远镜从 远处看到。 每天早上，阿纳托利总要和梅德韦杰夫在网球场上见面。8月18日，分手时，阿 纳托利问他：‘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明天还打吗？’（米哈伊尔·谢尔盖 耶维奇定于19日飞往莫斯科，所以阿纳托利想确定一下。）梅德韦杰夫回答说： ‘这我说不好-…·须知戈尔巴乔夫患有神经根炎。’阿纳托利感到有些诧异，于 是早饭时他问我：‘您改变飞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当8月15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急需进一步的医疗帮助时，负责这方面工作 的利耶夫医生两天两夜后才迟迟飞来。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M 政变失败了。民主派欢庆胜利，人们大谈团结的力量，谈论自由，谈论社会革 新，谈论梦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实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日益尖锐，社会越来越分 裂。不仅‘政变分子’，还有‘共产党人’、‘克格勃分子’、‘党阀’及其同情 者都在大行其道。他们为夺取‘权力’，争夺‘势力范围’和‘财产’正在进行殊 死的斗争。国内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与传统也都动员起来了。国家正在被毁…… 惯于阿谈逢迎的无耻之徒在蠢蠢欲动，他们在寻找新的‘主子’和‘庇护人’ 大众媒体上连篇累赎地发表文章，说需要‘一位好的统治者’，‘一种好的专 政’。国家总统的立场受到质疑。有人甚至不惜进行公开诽谤和造谣。” 党的命运：谁出卖了谁 接着讲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时我回到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 我们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克谢尼姬乘坐一辆汽车，伊 琳娜、阿纳托利、纳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辆。这时，几天来积累的紧张情绪还是表现 了出来。伊琳娜在福罗斯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过后却患了严重的神经疾患。可怜 的是我的大外孙女，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病了两年：这都是 福罗斯和福罗斯以后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后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人们 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当时我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 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给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能来得及对所发生的悲剧的方方面面作认 真仔细的思考。 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涌来这么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 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时间会议没完没了，要批复文件，要作出紧急决定。而晚上下 班回家，还要带几个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时分，一直在批阅各种报告、大使们 的急电和各家通讯社的新闻摘要。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画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后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谢耶夫和别斯梅 尔特内赫），有些人是打算“既为我们服务，也为你们服务”的。不得不对昨天作 出的决定重新审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一时没了主意， 坐卧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实际上不是这样，所出现的失误，完全是因为不了 解全部事实所致。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披露出来，而有些事情 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愿“一切秘密都将真相大白”。 我还了解到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了可耻的立场， 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中央书 记加林娜·谢苗诺娃、安德烈·吉连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 的政治家和诚实正直的人。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实际上它未能经受住考 验，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尽管许多中央委员对政变表示了谴责。纳 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弃了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责任，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报刊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怀疑，有时干脆直截了当 地说，好像我和政变分子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不愿在他们 的声明上签字，但是答应他们，一旦事情进展顺利，据说我便“加入”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的行列。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谎言。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 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思，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 --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 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 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 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 院军事委员会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作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 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 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里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o，大 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 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 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地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 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 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 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 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 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 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 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 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 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 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 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悻于作为国家 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 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 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 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 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 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 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 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办？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 ～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 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 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 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他们--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 而为之！然后补充说： “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已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 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 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 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 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煞，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 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围绕着臆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 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 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 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 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 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 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 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 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 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 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 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 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 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 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 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 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 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 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 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 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 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 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 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 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 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 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 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作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 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 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 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 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 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 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即科伊、哈 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 “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 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 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 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 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 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 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 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 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 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 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 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 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 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 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 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 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 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 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 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 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 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 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 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类似的情况，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 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 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 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 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 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 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 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 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 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 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 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 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 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 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的 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们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 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按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 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毕竟不能就此认输。我身后有3月17日公投的结果。整个千百年的历史都在 诉说着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迫切的经济需求、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庄严地提出这 一选择。 老实说，10月初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特别令我感到鼓舞。它们说明，半年来，人们支持联盟的 热情整体上并没有低落。比如，如果说3月17日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 哈萨克基坦）支持联盟的占参加公投人数的73％的话，那么1991年秋天还是在这3个 共和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支持联盟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5 ％。在莫斯科，支持联盟的人数半年时间增长了50-81％；这说明3月17日部分莫斯 科人与其说是在反对联盟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受了当时民主派“反中央”宣传的影 响。而且，很明显，联盟解体的现实威胁，引起首都具有“亲联盟情结”者的强烈 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对于俄罗斯大多数政权机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辅，尽管民 意调查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联盟的。在阿拉木图， 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联盟，而根据10月份公投的资料，有86％的 支持率。 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 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这里的问题就复杂了。 纳扎尔巴耶夫维护联盟的态度最坚决，前后一贯。我和他就这个话题经常谈论， 而且谈话的时间很久。应该说，支持他的立场的是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哈萨克斯坦 的居民的构成；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俄罗斯经济不仅有很高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 一体化水平。不过问题还要看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个政 治家的个人素质，而主要是要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俄 罗斯民族文化和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觉得出，对于他来说，这不 是怎样估价的问题，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原则问题。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 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我未能推荐他担任 苏联副总统或者总理。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和当时代表 塔吉克的伊斯坎达罗夫--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 他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应当说，在决定联盟命运的那个历史关键时 刻，这些民族活动家们表现出了对这样一条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联盟的毁灭将给 他们各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我完全不是说他们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联盟机构所 提出的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摆脱难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义，而且取得 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 智，没有把独立自主变成崇拜的偶像，变成目的本身。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我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政变的后果，开始和 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8月23日，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 利博夫通了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来莫斯科。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来到了新奥加 廖沃，这才好像又重新清点一遍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而且大家达成共识， 认为必须从恢复权力和有效管理机制做起。 政变过去后，政权机制松散疲塌，任何适时、良好的决定都不可能贯彻到生活 中去。各共和国政府在“要求”主权的同时，常常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 指示。中央人事变动频繁，这实际上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 这种内斗所困扰，越来越失去了对经济的监督杠杆作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 长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担风险。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将秩序恢复起来， 这个机构能够把各共和国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联盟的利益和意志谐调起来。最初有一 种想法，想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又决定不这样做了，干 脆成立个国家委员会。 我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委员会手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可以保留 到新的联盟协议通过；联盟机关的机构及其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等，当由新联盟协议 来决定。“政变后”我们初次在新奥加谬沃会晤就谈到了恢复联盟协议工作的必要 性。9月份看来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联盟协议草案，而且这次不再会有干扰，一鼓 作气就签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指望所有的共和国都来参加革新后的 联盟聚会。所以，我们决定要体现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1990年中就进 行过积极的讨论，它就是：除联盟协议外，建议各共和国签订一项经济协议。它仿 佛是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可以使我们不致于“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经济合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打算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毋庸讳言，我们寄希望于这种经济纽 带将有助于逐渐克服对联盟机构的不信任态度。 八月政变打断了各主权国家间形成新的联盟关系的进程。我深知新局势对于民 主改革的全部危险性，因此我把重新启动联盟协议的工作当作是主要的首选。它主 导了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的一切行动，这次会议是在政变之后马上召开 的，会上决定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前出现的气氛，特别是围绕会议议程所进行的讨论，我和各共 和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大家一开始又要陷入一场无谓的争论。 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在大会上的立场应该具有普遍性。从晚上的辩论中产生 了声明的思想和声明文本本身--10个联盟国家的首脑在上面都签了字，格鲁吉亚 也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工作［著名的“10（11）＋1”模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的投机行为，有些人甚至说，好像戈尔巴乔夫和各共 和国领导人搞了一次政变分子们没有搞成的独特的国家政变。 这话之所以是无稽之谈，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九月决议都是经过大会本身通过的， 换句话说，是符合宪法程序的。其次，因为保留了最高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 最后，因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改组不是根据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决定的，而是根据 政变后的情况和新的实际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在宪法面前未曾越雷池一步。至于这些决定的效果如何--那 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惜，后来的几个月表明，建立起来的机制未能经受住考验，缺 乏生命力。而且不是由于这一机制本身有什么缺点毛病，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俄罗 斯总统身边一班人的思想口味。 至少当时叶利钦在私下和公开谈话中都主张保留改造后的联盟，因此我们也比 较容易地就过渡时期政权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声明中，苏联总统和ic国 领导人建议制订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同时每个国家将独立地决定自己参加的 方式；呼吁各国--不管其地位如何--立即建立经济联盟；为“解决共同的重大 问题”而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为“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问 题”而建立国家委员会，为“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推进经济改革”而建立跨国经 济委员会；制订宪法草案并提请各联盟国家议会审议，宪法草案应该在各自的全权 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在国防领域签订集体安全原则协议，目的在于保持统一的武 装力量和军事战略空间，在考虑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在苏联的武装力量、克格勃、 内务部和检察机关推行激进的改革；严格遵守苏联所承担的一切国际协议和义务； 发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各联盟国向联合国提 出承认其国际权利的主体地位并研究他们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 这份文件也就成了9月2-5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第五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中心。 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少不了尖锐的冲突和动情的发言。但最后会上的建议都被 通过，并变成了法律。只有一点作了重要的修改，即过渡时期由人民代表委员会来 承担立法机构的作用。经过讨论，代表大会决定--而且我认为决定是正确的-- 最高苏维埃继续工作，直到联盟协议签订并在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从 而保证了对国家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保证了更加可靠的宪法的继承性。 晚上的会议由叶利钦主持，克拉夫丘克第一个发言，他说，乌克兰准备“积极 参加在经济领域里建立跨国机构的工作，协调和管理国民经济，协商解决内外政策 的问题，研究集体安全观念，改组武装力量”。过了不到一个半月，还是这个克拉 夫丘克，几乎从所有上述立场上开始后退。 9月4日大会的发言变得激烈起来。许多代表指责主席团不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引 导会议。应当承认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席团主持会议的方式的确非常生硬 --否则我们便能有一个本国模式的“长期议会”--这在政变后的紧张气氛下是 不允许的。当然，这里不光是程序的问题，尽管程序也非常重要。一部分人民代表 根本不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不想理解在8月之后保持原来面貌的苏联是根本不可能 的。这就是说，拯救国家完整的惟一方法就是签订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大部分人民 代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民代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大会的决议、关于过渡时期 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法律及其他决定，由3／5-4／5的代表们通过。 大会期间进行了无数的会晤、会议和协商。会议的间隙中各种委员会在紧张的 工作着。必须回答代表们的咨询，必须和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探讨他们参加 联盟的方式，否则他们便不会支持大会的决定。对于许多想对总统表示一下支持， 对福罗斯事件表示同情，或者希望作些说明、发点牢骚，提出些他认为很重要的问 题的代表也不能拒之门外。当然，媒体也是摆脱不掉的。 老实说，我累得要命，但有一个想法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我们毕竟没有使联盟 垮台。我们相信，经过过渡时期，我们就会尝到独立的甜头，我们将会在新的基础 上组成一个国家整体。社会学方面的调查资料也在支持着这个希望。对于您认为未 来的苏联制度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人民代表们是这样回答的：几个独立的国家- -15％，联盟--27％，联邦--46％，其他--3％。我毫不怀疑，如果今天向俄 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公民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回答将会很接近这个结果的。 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在俄罗斯领导中居于上风（虽然是暗中的）。大会后不久 这种观点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渐渐浮出水面，破坏大会刚刚制订的过渡时期的法律。 国家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我竭力想让波罗 的海各共和国继续留在联盟的框架内，同时我坚决排除那种好像联盟领导为此要动 用军事力量的想法。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悲剧性冲突决非来自总统办公室。 另外一方面，生活毕竟证实了我们坚持用文明和民主的方式解决拉脱维亚、立 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分离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和俄罗斯领 导人缺乏远见的立场，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极其尖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 都和破坏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与讲俄语的人的公民权利相联系。 决定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独立后我们也未能启动谈判机制。别洛韦日协议妨 碍了这一点。 联盟协议的第二次诞生 9月5日，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成立主权 国家联盟，加速协议草案的准备工作。 根据国家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我和俄罗斯总统负责新协议草案的起草 工作。实际上这一工作在大会之后立即就开始了。 9月10日，我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9月16日，国家委 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了未来的联盟的问题，而且8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都采取了积极的立场。 在这个会议上，国家委员会研究了协议草案关于经济共同体的内容。10月18日， 8个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签订了协议，随后便送交各共和国议会批准，一系列的 附加协议也在加速准备。 与此同时，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联盟政权机构的组建也在进行--任命 了新的领导人，开始改组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然后成立了 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这样，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才从八月政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开始回到被中 断了的联盟改造工作，这里包括政治路线的改造，也包括经济路线的改造。现在有 理由认为，新奥加谬沃进程已得以恢复。但是它在秋天的几个月内，前进得非常艰 难，一直是跌跌撞撞。 联盟协议准备的速度取决于它的起点：以什么样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是 经过协商、准备8月份提请签字的（当然考虑到了已经出现的变化），还是完全另外 一个文本。所以，当我和叶利钦受国家委员会委托，着手准备新的草案时，他的一 班人便试图将自己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只要稍加浏览便足以明白，这个文本中 讲的既不是联邦国家，甚至也不是联盟国家，而是要组建一个欧洲共同体类型的联 合体，并进一步削弱中央机构的职能。 我直截了当地让叶利钦明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什么也搞不出来。各共和国领 导人也持类似的立场，而俄国人则希望他们能够“助一把力”，曾经把自己的草案 私下塞给了他们。经过一番犹豫（显然叶利钦的一班人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俄 罗斯总统同意在8月以前草案的基础上恢复工作--自然考虑到了“俄罗斯的”模式。 进入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代表工作班子的有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 托波尔宁、巴图林--这是中央方面的代表，而俄罗斯领导人则委派沙赫赖、斯坦 克维奇和科坚科夫为代表。 关于联盟的权力和管理机构与各共和国权力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的 争论立刻又恢复了起来，最后取得的共识是：关于权力分配在协议中不作详细规定， 而只预先定出个“共同实施范围”。建议以后再签订专门的多方面的协议--关于 经济联盟、共同防御、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以及能源、交通、通讯和宇宙领域里的生态、与犯罪现 象作斗争等协议。 当然，这种安排有其不足之处--把形成明确管理机制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而 这种机制是使国家迅速摆脱危机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率排也有一定的好 处。把这些问题放到多方面的协议中去，可以使我们更仔细地研究究竟哪些问题应 该共同解决和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解决。 新协议草案标明的日期是10月1日。当莫斯科正在拟订新的联盟协议草案时，一 份印有“绝密件”的文件--《过渡时期俄罗斯的战略》被送到索契，交给了叶利 钦。俄罗斯和联合体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成了民主俄罗斯“大脑中心”进行“理 论研究”的根基。 下面是文件中的几段文字，它使人想起了“坑道爆破技术”的说明书，只不过 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国家事务方面的。 “八月事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反对旧的专制独裁中心，他们可以依靠希望强 化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大多数联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旧的中心消灭后，俄罗斯和 其他共和国双方利益的客现矛盾必然上升到了首位。对于各共和国来说，过渡时期 保持原有的资源流动和财政经济关系，就意味着只能对俄国的经济进行重组。对于 俄罗斯联邦来说，本来已在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这样对经济结构又增加了一个沉重 的负担，从根本上破坏了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可能性。” 另一个命题：“客现上俄罗斯不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之上的、对其资源进行再分 配的经济中心。然而，其他许多共和国对这样一个中心则很感兴趣。在自己的领土 上建立了对私有制的监督后，他们希望通过联盟机构为自己重新分配一些俄国的财 产和资源。鉴于这样的中。。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它客观上--不 以其干部的意志为转移--将贯彻有修于俄罗斯利益的政策。” 文件作者们从他们提出的两种联合方式中（经济联盟加上立即政治独立．或者 经济独立加上临时政治协议），毫无疑问会建议选择后一种方式。因此，他们认为 “俄罗斯应当放弃加入长期的、硬性的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联盟”，“不要对建立经 常性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总的经济管理机构发生兴趣”，“坚决拒绝向联邦 预算缴纳税款”，“应当拥有自己的海关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就好像是从自己原先的同乡那里“赎买”一样，文件作者们建议承 认各共和国现有的边界（其中并确认似乎“讲俄语的居民的权利也无需实际保护了”？！）， 而且还要帮助他们获得作为独立国家的充分的国际承认。 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俄罗斯彻底拒绝它所起的世界大国的“核心”作用。其动 机是：保存自身资源，迅速致富。我不知道是谁直接起草的这份文件，但是读它时， 很容易感觉到民主俄罗斯的主要思想家们的影响。他们宣传的正是这种观点，而且 看来也成功地影响了他们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难道俄罗斯对于和自己肩并肩生活几个世纪的各民族的命运，对于它所开发的 广大空间的未来不负有责任吗？其实，期望那些把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们具 有道德良心是徒劳无益的。不能和各共和国断绝联系，这不仅是俄罗斯的道义责任， 而且也是它的首要的经济利益所在。完整的国民经济机制--不是一句空话，不是 共产主义宣传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如今，和这些理智的道理背道而驰， 这个机制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到底谁在这场历史争论中是正确的，已经昭然若揭 了。而领土问题、人口问题、人权、科学与文化的命运，最后，还有生态与安全， 这些问题又怎么样呢？ 根据我的理解，俄罗斯总统在9月份还没有打算完全接受这种错误的哲学，并按 照它的理论行事。看来这正是起草这份文件的原因。文件作者们责怪自己的领导人 好像“失去了八月胜利的果实”，他们无意中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他们把政变 后出现的苏联解体的危险看做是“胜利”，而不是悲剧。他们自己希望的也正是这 一点，可以说，这也是该死的敌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供手”送给他 们的礼品。这是否可以说明民主派对关在“水兵寂静”①中的囚徒所持宽容态度的 原因呢？通常这些民主派对人都是凶狠无情的，只要他们认为对方不是自己的人。 看过这份文件后，我忧心仲忡，和叶利钦见面时，就这些话题我和他进行了 “摆事实讲道理的谈话”。他同意我讲的道理，而且我觉得他当时的态度也是真诚 的。其实，我已经说过，这样的事已经有过多次了：和叶利钦一谈，经过说服，说 好该怎么行事，可是第2天，说不定是受了谁的影响，他立刻会反其道而行之。他就 是这么个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人。这次也是如此。 10月28-30日，我在国外访问--在马德里；作为共同主持人，我和乔治·布 什应该宣布中东会议开幕。而莫斯科这时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认为是对联盟开始发动 的新的进攻。这样，我们因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犹豫态度而产生的担心应验了。可以 说是果然不出所料。 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改革的纲领，要 求自己在过渡时期要拥有特殊的权力。这些要求实际上破坏了经济联合体协议，或 是与它的宗旨大相径庭。他打算将苏联国家银行宣布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 的人员编制压缩叨％，解散80个部之类的声明简直令世人感到目瞪口呆。诚然，和 西拉耶夫交谈后，这位俄罗斯总统放弃了侵吞苏联国家银行的念头，因为他的这个 想法使各共和国大为惊骇，也使西方感到困惑不解，虽然他们对我国这位新的改革 家是抱有好感的。 11月2日，我会晤了叶利钦，我认为像人们常说的，和他进行一次男人对男人的 谈话的时机成熟了： “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了的协议那里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家委员会、 经济协议，统统都失去了意义。你迫不及待地想把经绳抓到自己手里，是不是？既 然你如此急不可待--你一个人干好了。我要告诉你和其他的领导人：是我把你们 引向独立的，现在好像你们不再需要联盟了，让它以后好自为之，也用不着我了。 但是责任还在我们大家身上。” 叶利钦分辩说，他没有打算改变政策，他的话是算数的。这时，他并没有感到 不好意思，竟同意说，在外交部的人员编制上是有些讲“过了头”。而且在其他几 个问题上也都作了些退让，答应以后要三思而行，而最主要的是要进行协商。但他 的“算数的”话连一句也没有兑现。 11月4日，在国家委员会上我决定继续就这个话题跟他谈谈。叶利钦故意迟到了 15分钟，以玄耀自己的独行其是和对伙伴们的轻蔑态度。没想到他会来，我当着电 视记者们的面致了开幕词，我的讲话敲了警钟：在极其复杂的情势下，我们正在做 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不负责任地利用了政变后和国共同工作而得到的资本，同样 也利用了所出现的可能迅速摆脱危机的希望。政治游戏再次出现了反复，一条水渠 横亘在面前。国家正奄奄一息，而国家委员会却在分崩离析。必须克服动摇，要果 断地采取行动。各共和国必须协调行动。要尽快地签订协议，为挽救联盟的命运， 现在就得考虑联盟机构的设置问题--外交部、内务部和国防部。不解决国家的关 键问题，经济问题我们也无法解决。 我的大部分讲话叶利钦都听到了，显然很不合他的心意。他坐在那里，不是皱 着眉头，就是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总之，会上的气氛很紧张。我想和他交换 意见，请他发言，都没有成功。只有纳扎尔巴耶夫说： “我们都很清楚。重要的是，您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谈过并取得了相 互理解。”叶利钦点了点头。 “好吧，”我最后说，“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精神行动吧。” 奇怪的是，关于会议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西方；“自由”电台解释说： “11月4日苏联总统主持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传出了一些重要新闻，暴露出一 些矛盾，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说明叶利钦和各共和国的关系以及戈尔 巴乔夫同各路‘诸侯’的关系这件事被延迟了。戈尔巴乔夫的会议开幕词相当具有 戏剧性，其中的关键词汇是‘情况极其严重’，‘面临绝境’和‘缺乏责任感’。 按照苏联总统的现点，国内的政治家们没有能够把握住政变后的局势，国家秩序失 去控制，迅速滑向邪路。戈尔巴乔夫在自己忧心忡忡的讲话中最后建议，就当前问 题和大家交换意见。接着便出现了一个最有趣的场面。国家委员会会议大厅里一片 沉寂。 戈尔巴乔夫明白，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打算公开说明自己和叶利钦的 关系，而叶利钦本人通过自己的种种表现有意表明谁是这个会议大厅里的真正主人。” “自由”电台评论员马克西姆·索科洛夫的“猜测”是接近于真实的。但是他 对国家委员会会议上问题的尖锐提法，不是没有作用的。叶利钦不得不表面上同意 将联盟协议的文本改好，在下一次会议上草签。 关于国家委员会会议的公告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确认--经过协商的协议草案将 于11月14日草签。这样一来，无论是叶利钦本人，还是俄罗斯的最高领导层重新又 “回到了”宪法的轨道。 国家委员会的最后几次会议 11月14日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生活在这个大国里的 各个民族到底需要什么：是联盟国家呢，还是国家联盟？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 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 国家，并由此而引出公民、经济、科学、武装力量、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4个小时的争论，最后达成了一致：应该是联盟国家。这时，就在新奥加谬 沃，各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都面对着电视镜头。我感到我的某些伙 伴在解释成立联盟国家的理由时有意在搞简单化。在记者招待会上我最后一个讲话， 我说： “作为改革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非常必要的。为 解决一些最紧迫的任务该协议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各共和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改 革便无法进行。我们必须进行协商，因为我们已经形咸了这样的局面，没有别的办 法。现在想要分开，考虑这样做好不好，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我们现在按民族分 成几个国家，各自为政，那么即使在联合体的框架内，协商与调整各国相互关系的 过程将会是极其复杂的。” 《消息报》对11月1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结果的纪实评议是很耐人寻味的。 “主权国家联盟”（主国联） 11月14日在莫斯科郊区新奥加谬沃发生的事件，KvX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 参加国家委员会的7个具有主权的共和国都表示同意要成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这无 异是一条特大新闻。最近一个时期，很少有人会相信联盟协议的工作能够恢复-- 至少是在最近的未来能够恢复。然而生活本身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许多共和国得 出结论：没有一个政治联盟，事情便不可能向前发展。 国家委员会成员们把主要时间都用来就未来联盟的地位问题交换意见了。他们 研究了3种方案。一是单纯的主权国家联盟，没有自己的国家机构。或者是带有国家 集中权力的联盟，即联邦和联盟国家。第3个方案是担负某些国家职能但又不具有国 家地位和名称的联盟。还讨论了几个妥协性的决定。最后与会者达成共识：将建立 主权国家联盟，即联盟国家；它执行联盟参加国授权的职能。 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参加联盟，但我坚信联盟一定会 有的。”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共和国一向主张保持联盟，当然， 不是保持原先的联盟，而是保持今天现实存在的联盟。它是主权国家的--独立自 主的、完全平等的--联盟。我坚持这一立场，我表达的是哈萨克斯坦大多数人的 意见。这个联盟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是邦联还是别的什么样子，走着瞧。”白 俄罗斯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我认为，建立新联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我想，联盟会有的。” 吉尔吉斯斯坦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我同意同事们的意见。我充满信心-- 联盟会有的。” 土库曼斯坦萨哈特·穆拉多夫（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日前召 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表示，我们共和国一定要加入主权国家联盟。” 塔吉克斯坦阿克巴尔绍·伊斯坎达罗夫（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我们共和国 从一开始就支持联盟。今天会议开过后，相信联盟一定会有的。” 看来，为了保持联盟国家，完成8月被罪恶地中断了的协议草案的大量工作，是 作了一切努力了。但在这3年旷日持久的工作中还不得不再闯过一个阶段。我指的是 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会上叶利钦再次要求用“国家联盟”取代“联盟国家” 提法，并声称在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前他拒绝在协议文本上签字。 提交议会审议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花招。我了解俄罗斯议会的思想情绪，并相 信那里很少有人会支持叶利钦的提法。 毋庸讳言，我被叶利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大大激怒了，但是我强压怒火，开 始对他晓之以理，坚持要他兑现仅仅10天前商量好了的决定。但是新的力量对比已 经开始在起作用。起初是舒什克维奇，随后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显然都不想 和俄罗斯领导人发生争吵；他们动摇了。这时候我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是不会参与搞垮联盟的行动的。你们自己决定吧。而 且请记住，你们身上担负着国家命运的全部责任。” 虽然有人想阻拦我，我还是回到了自己在一楼的办公室。我的所有“盟友”也 和我一起走了出来。半小时后，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一块来到了一楼。他们掩盖着 这次毕竟不得不作出退让的内心不快，递给我一份楼上留下来的人协商一致的会议 公告文本。 接过公告，我一看，认为可以接受，改动的地方不多，“谈判代表们”已经接 受了。 11月14日，我们说好在下次会议上对文本进行最后协商，逐页进行草签，并提 交给各最高苏维埃，送交报刊。为什么叶利钦--而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一些人-- 不愿意签上自己的名字呢？我想，是顾问们在劝他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双手，以便等 “幕后”对协议作例行全面修改时可以放手。我不排除俄罗斯总统当时就已经知道， 这个文件不会就这样生效的，因此他才不愿意签署。 会后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对记者们说，草案所有的原则性条款均没有变 化。但毕竟作了一些修改。我们同意不设未来的主权国家联盟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 一职。根据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要求“恢复了”国家委员会，它是总统领导下的一个 协调内外政策的机构。进一步明确了联盟检察机关的地位--它应当是联盟最高法 院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构。“仔细斟酌了”协调对外政策的原则提法。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我12月初协议能否签订。我回答说：12月初不行，而 12月中，20日以前，是完全可能的。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然后 是辩论和通过，组织代表团，授权它们最后完成文本并签署之。 记得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希望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最后协商的其他共和国也 加入这个协议。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师且补充说：“乌克兰也将加入。我很难想像 没有乌克兰参加的联盟协议。” 《劳动报》记者感兴趣的是，是否会单独讨论我们新国家的名称问题，因为已 经有人在批评“主国联”这个简称了。我对记者们说，我已提请各共和国领导人注 意媒体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批评意见，建议他们再考虑一下。但大家实际上都主张用 主权国家联盟这个名字。 记者中有人向叶利钦也提了这个问题，说“主国联”名称不那么好听。叶利钦 开玩笑地说： “没关系，会习惯的。” 而根据“别洛韦日三家”的意志需要习惯的是独联体。会习惯吗？ 背信弃义 我已经明白俄罗斯总统在耍花招，在拖延时间；这就是说，他另有打算。所以 在明斯克会晤前我曾直截了当地问他：带什么东西去？我的立场是：有协议草案在， 乌克兰可能同意协议所有的条款或者部分条款。叶利钦在说明协议拖延的理由时， 突然说他有可能提出另外一个联合方式的问题。我说，这个话题我们应该在莫斯科 接着谈，请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 当我得知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来到明斯克后，我一切全都明白了。就是这个布 尔布利斯给叶利钦出的主意，说俄罗斯从粉碎政变中所得到好处已经丢掉了一半， 说“狡猾的戈尔巴乔夫”正在网络人心，恢复联盟中心，而且将会得到各共和国的 支持。这一切对俄罗斯都不利，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在明斯克，在布列斯特，3位总统--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 --举行了会晤。而且作出了决定--和我们在苏联国家委员会上谈好的内容相反。 从11月25日算起，总共才过去两个礼拜，叶利钦便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的义务， 在消灭苏联的文件上签了字。 我已经讲过--而且不止一次--关于1991年12月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了。我认 为今天需要补充的主要内容是：过去的3年应该使每一个有清醒判断能力的人相信， 3位总统在别洛韦日密林作出的决定压根儿是错误的。 即使像别洛韦日协议参加者本人所说的那样，当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一心只 想补救一下，既然联盟成立不起来，成立个独立国家联合体也好，那么，过去的这 段时间则完全驳斥了这种说法。 我一再努力但是毫无结果地劝说我当时同事们的话被证实了：苏联解体造成了 巨大的震动，这种损失和由于独立而获取的任何所得根本无法相比。独联体没有带 来任何好处。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该联合起来，应该成为一个整 体，应该通过共同的努力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但看来这只能够从头做起，不得不 寻找其他解决办法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够靠下一代的领导人，他们会汲取我们 的痛苦经验，会将人民的利益和人的权利置于民族的和集团的利己主义之上的。 1991年12月3日，总统办公厅的高级助手M．巴图林未能见到我，留下了一张便 条。下面是便条的内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白宫那里关于联盟协议有许多新闻，其中有 些是非官方的。明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就要闭幕了。” 这张便条提到两个文件。一个是民族委员会民族一国家机制和民族关系委员会 对协议草案的意见。意见落款的日期是11月29日，它说明代表们是坚决倾向于联盟 协议的。不仅如此，委员会认为，联盟预算的构成问题，它的收人部分，协议本身 应该作出规定，不必再援引其他什么协议。这一以来，代表们实际上认为联邦税收 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些意见带有具体的、事务性的特点，扩大了共同行动范围和 联盟机构的职能。 这就是为什么见面时我提请叶利钦注意他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担心是多余的， 会上不会出现反对协议的意见的原因。相反，代表们认为协议非常必要，支持率很 高。 与此同时，根据来源可靠的消息，布尔布利斯及其一伙人准备好了自己的策略 方案：打算在最后时刻提出否定已经送往各共和国的联盟协议草案的意见，建议完 全另搞一个。据目击者证明，后来从国务秘书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份东西，在别洛韦 日密林便匆匆签署了。现在事情明白了，含意在下面这个地方。新协议的正式倡议 者应该是克拉夫丘克。老实说，直到不久前我还在怀疑，这几个月叶利钦是不是在 耍双重把戏，或者是在最后时刻又表现出了自身的“弱点”，在顾问们和克拉夫丘 克的压力下，而且“软硬兼施”，完全投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人竟会如 此阴险狡诈。但是1993年我和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接班人》代表小组成员见面时 从一位当时是叶利钦的狂热支持者的代表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1991年12月从明斯克返回后，俄罗斯总统把和他关系密切的代表们召集到一起， 要求他们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时保证予以支持。当时有人问他，从法律的观点上看， 协议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没想到总统一口气讲了40分钟，神情激动地说他去明 斯克前如何给戈尔巴乔夫“摆迷魂阵”，让他相信到那里去只有一个目的，可实际 上打算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必须把戈尔巴乔夫排除在游戏之外，”一叶利钦补 充说。 正像人们常说的，注释是多余的。俄罗斯总统和他身边的一帮人为了满足人主 克里姆林宫的热切愿望，实际上不惜拿联盟作了牺牲品。 联盟和俄罗斯的黑暗日子 12月的最初几天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不光是记者们，连外国的国务活 动家也都在寻找机会跟我联系。他们想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些重大倡议的命运 如何，因为这些倡议对整个世界形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天一天在过去，从明斯克我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任何 人任何事都不得而知。当时在想：他们是想“放松一下”--就是这么回事。但是 后来我开始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们越过我，和部长们，包括沙波什 尼科夫，频频交谈，而沙波什尼科夫和巴兰尼科夫一样，认为无需向我通报。我打 电话给国防部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心急如焚，连忙虚应故事，但毕竟说出， 有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如何看待联合武装力量在未来国家构成中的性质。他说别的 他就不知道了。公然在撒谎。（现在沙波什尼科夫就当时的事件“在夸夸其谈”， 但遗憾的是，我认为他当时作为联盟国防部长是在试图以自己的行为企图把局势搅 乱。） 最后，舒什克维奇晚上来了电话，原来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他当着他们 的面告诉我他们所作出的决定。他说，已经和布什通过话，他表示“支持”。 我请他把电话交给叶利钦，我对叶利钦说：“你们串通美国总统背着我干的事， --是丢人现眼，奇耻大辱宣”我要求更详细的信息。说定第二天星期一会晤。 当日纳扎尔巴耶夫如约飞抵莫斯科。他得知明斯克事件后开始和我商量，他说， 他们也邀请他去那里。我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的。看得出：所发生的事使他感到 受了侮辱。而且同时我感到，如果他们早一点邀请他，兴许他也就去了。那样大概 会好一些。虽然事情很难预料。 对明斯克协议的正式态度，我在12月10日发表的苏联’总统声明中已经表示了。 声明强调说：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只取决于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这个问 题，只应通过协商的办法，在所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下，考虑到这些国家人民的意志， 方可决定。同样，关于停止实行全联盟法律准则的声明也是非法的和危险的，因为 它只能加剧社会混乱和无政府行为。文件的仓促产生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它既没 有经过居民们的讨论，也没有经过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讨论，可文件却是以他们 的名义签订的。何况此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共和国议会正在讨论苏联国 家委页会制订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草案的时候。” 鉴于协议中宣布“另一种国家形式”，我声明必须就这个问题召开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不排除进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全民投票）。 12月11日，我对《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发表谈话。 “今天您是否觉得，”他问道，“您一C要签订联盟协议的政策，包括其中的新 奥加廖沃进程，是错了吗？” “不，我坚信，作为改革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联盟协议简直是必不可 少的。我无意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谋求什么领导职务，当什么候选人，--对于我来 说，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我一C追求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联盟国家，各主权国家自 己协商，自己组织一个他们需要的中心。但必须是联盟……” 叶利钦分子们的观点未能经受住批评，别洛韦日密林的“英雄们”没有选择的 余地，乌克兰“离开了”，联盟的想法失去了任何前景。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克拉夫丘克曾利用12月1日的公民投票使乌克兰对联盟协议的签订暂时搁置了起 来，而在这之前是达成过共识的，即未来的联盟国家具有共同的市场，有协调一致 的对外政策，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的货币单位、银行结算、能源利用、宇宙开 发、交通和电讯，就是说，一切活动领域应有尽有，联盟将为所有的人工作。 明斯克声明说：“协议谈判进程陷入了死胡同”。我问：谁陷入了死胡同？8个 共和国正在准备签署联盟协议，议会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是乌克兰陷入死胡同了吗？ 那么我们大家就不要再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了，帮帮乌克兰吧。 最后，请问一句：将联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叶 利钦挽救过来了吗？恰恰相反，在独联体的框架内，这种关系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从明斯克返回后，叶利钦来找过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事先在电话上一再向我 解释，说他来找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根据约定，纳 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虽然叶利钦很不喜欢这样。谈话很艰难： “你们在密林区聚会，把苏联络‘毙’了。这是背着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搞的 一起特殊政变。我忠于自己的立场，但我将尊重各共和国议会所作的选择。既然我 们倡导民主和改革，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的规则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从正道过 来的！” 明斯克行动使几个亚洲共和国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在决定独联体性质时流露出 的“嫌弃”情绪和暗示亚洲国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他们犯 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和议会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 采取了我认为比他们的欧洲同事们更为文明的立场。 阿什哈巴德的会晤，以及后来的阿拉木图会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倾斜 稍微摆正了一些。独联体--代替苏联--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过的 文件还没有打破解体前的逻辑常规。许多对独联体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停 留在意向声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乌克兰后来的表现和其他一些事件， 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总之，“密林”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除了说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说别的什么。 在俄罗斯议会里，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赞成”o。两年后，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 常遗憾，说他曾经努力争取别洛韦日协议获得批准，还请求久加诺夫说服共产党员 代表能够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体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我，我对明斯克和别洛韦日密林发生的事 件的评价中是否掺杂有失败的痛苦情绪？ “没有！这话我对叶利钦也讲过；我和他说话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不赞成 独联体始作涌者的立场，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都和他们讨论。” 明斯克事件后，我会晤过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纳比耶夫，跟 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阿卡耶夫谈过话。昨天纳扎尔巴耶夫又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几个亚洲共和国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讨论自己共同的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作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是公民投票的倡导人，在我国历史 上是开风气之先者。当时人民支持苏联。他们赞成将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 -一个联盟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从人们心目中的革新的联盟那里退了回来，所以才 进行了公民投票。但我们毕竟还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祖国。 老实说，新的国家构成--独立国家联盟--是否需要，应当让人民作出判断。 让人民去决定--同意不同意将国家分裂…… 12月18日，我给为成立独联体而去阿拉木图参加会晤的人一封信。该信于12月 20日发表，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12月23日--花了许多小时，中间短暂地休息过几次--我和叶利钦讨论了从 联盟国家过渡到独联体的问题。12月25日，我签署了关于放弃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 在电视上向人民发表讲话，即我在本书开头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我反复考虑过12月发生的事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 背11个共和国的决定--当时这些国家的最高苏维埃已经表示赞同明斯克协议-- 那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而我当时的状 态和行为逻辑，《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24日）几位记者从我和他们的谈话 中引出的几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都传达出来了。 “要知道，”我对他们说，“尽管我对独联体这个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 国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能够，我也不认为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 分裂。” “别克“的《新的任命》中”B．弗罗宁说：“描写了这样一种疾病：‘精神碰 撞’，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必须恪尽职守之间的冲撞。看来，很可能您现在描写 的恰恰就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毕竟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但有的利益，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 为一个人，我都得服从。如果成立独联体有助于人们达到和谐，那就应该打消自己 的傲气。” “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独联体一事吓唬人。您自 己以前曾经说过，一会儿向我们‘灌输’饥饿的想法，一会儿又向我们‘灌输’灾 难的想法，可是现在您也发出这种类似的腔调……”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吓唬谁。但危险我总应该说出来，是不是？我想，最大的 危险有两点：一是国家的被肢解，二是国籍问题的解决。请您想象一下，有755万人 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他们在世界上活动就要受到地域和护照的限制，怎么办？ 这就是我当时说我们埋下了可怕的炸弹时心里所想到的。“毕竞统一的卢布被保留 了下来，乌克兰也没有离开。 “还不清楚是联合，还是分离。您知道布尔布利斯的观点是什么吗？需要一个 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独立国家最后离异。 “结婚是为了离异？未必……”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 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 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 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 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 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 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扣亿～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 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 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 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 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 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7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 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7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 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 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 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 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 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 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 的教条主义和困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 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 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 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7国集团” 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他谈到 他和他的同事们因苏联政变失败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他在讲到西方担 心的同时，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联盟协议准备的过程，各共和国和中央 联系的形式，核武器监督，当然，还有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前景等。 梅杰要我相信，说他们非常关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领域（食品、药 物、专家咨询等），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准备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并打算积 极动员“7国集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我们研究了缓和我国外债问题的可行办法， 双方商定，专家们将切实探讨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梅杰将向“7国集团”领导 人通报。 我请约翰·梅杰这天晚上准备再进行一次会晤。在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国领 导人一起结束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最后果然如此--几乎如愿以偿。克里姆林宫 的办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杰讲述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 问到，对外经济关系的继承性的问题（第二天我们将承认苏联一切对外经济义务的 内容写进了声明）。看得出，声明给他留下了印象。 根据梅杰的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谈到了对核武器监督和关于 西方怀疑苏联在研制生物武器的新情况的问题。我答应作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一工 作交给新的人手去做。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无权重复， 但我想，我可以将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作，是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一旦 被破坏，那将是毁灭性的。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理解：我们的相互作用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他回答说，“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 相互工作关系。而且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出现。” 9月6日，和我谈话的人是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别雷戈伏阿。 “我们满怀希望，”我说，“想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点。 我们对法国，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争吵阻 碍了在农业领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几个大的规划上落实和密特朗总统达成的 协议。不过所有这些规划项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们那些原先犹豫不决的伙伴们在和我国协作方面是会有所 前进的。不过这种前进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样，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现 出了很大的理解。这一点，当时在我和别雷戈伏阿、根舍、仲马、德·米凯利斯、 魏格尔和其他许多活动家的谈话中都表现了出来。 和科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位总理通报说，周末“7国集团”的财政副部长们将 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见一下秘书长X．凯勒莱尔。 科尔说，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会晤之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我们还 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访问波恩的事。 自然，当时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援助不会付之东流，不会成为中 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对许多东西感到忧心忡仲。9月9日我和 德·米凯利斯谈话时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过渡时期你们没有一个进行 协调的中心，一切计划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对于我来说，是绝对清楚的。”当时人 们经常问我：在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跟谁打交道，如何进行权力分配？ 我曾寄希望于各共和国将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因为他们方面需要的惟一东西 就是政治意志，是为自身利益理智行动的决心。 当然，我知道，美国的立场不改变就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9月11日和贝克的 谈话具有关键性的意义。3年来，我们两国关系变得可以开门见山、不用拐弯抹角就 直接谈话了。 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到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丹麦外长y．埃伦曼一任生、挪威外长T．斯托尔津贝格、 瑞士外长C．安德逊、芬兰外长h维亚亚留年和冰岛外长的特别助理T．奥拉夫松。 “苏联方面具体希望西方，首先是‘7国集团’，做些什么呢？”--斯托尔津 贝格问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说，“是帮助解决食品、药物的燃眉之急，帮助解 决财政方面的急需。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够作出迅速反应’。余下的问题， 我们将通过经济谈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方案、计划的实施问题，在苏联 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 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收到我专门派普里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后，向莫斯科 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宾杰里·本·苏丹亲王，9月19日我接见了他。他说沙特阿拉伯 准备尽快落实以前达成的贷款协议，同时打算帮助我们解决在食品和药物方面的燃 眉之急。 “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行其是，”宾杰里·本·苏丹亲王说，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这样对苏联、对我们、对全世界都不好。为了所有 人的利益，它们应该生活在一起。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其受惠者是一 个统一国家时才会是重要的。否则这种帮助的可能就会减少。” 9月23日，安德烈奥蒂从中国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问题可以和 他进行讨论。我对他在八月政变日子里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他介绍了事件的 发展经过。然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会晤的话题上，回到如何落实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的 问题上。安德烈奥蒂说，北约委员会11月将在罗马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 欧洲所出现的变化，决定如何制订今后的政策。 与“七国集团”互动的计划被一笔勾销了 我认为，为解决我国的当务之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七国集团”的重要 合作伙伴计划1991年9月已经初露端倪。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专家都认为问题非常紧 迫，然而是可以解决的，和国家的潜力相比，问题也没有多么大。我说，归根结底， 65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我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问题甚至还不在于别人还欠我们一 大笔债务--840亿美元，是我们国家总的潜力在那里摆着。 10月，专家们开始仔细落实我们的要求，紧锣密鼓地制订共同解决问题办法。 10月5日，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11普列斯顿。我强调说： “现在我们正处在向市场过渡中最由难、最敏感、虽然大有希望的阶段。我们 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经受这种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眼看着东欧在发 生这种变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也在发生这种变革。这是普遍变革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变革在我们这里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像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调转方向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普列斯顿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 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他介绍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方案；关于农业改革 的话题，他在莫斯科曾经和各级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到了银 行参与农业活动现代化的问题，谈到建立有关储存、运输和加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 我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方案。当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 关于短期贷款需求和人道主义食品援助问题，10月9日我和美国农业部长a．默 吉首进行了讨论。 10月份是在专家层面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有我们的专家（中央和各共和国 的）、“七国集团”的专家，也有欧共体的专家。所有的需求与可能都经过认真仔 细地估算。到作出原则决定的时候了。就在我飞往马德里去主持中东大会开幕，并 将和布什会谈的当天，各共和国和我们西方伙伴的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联外债偿还 原则的重要决议。决议的准备工作是在围绕未来联盟问题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情况下 进行的。 对外国伙伴们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进行工作，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11月12 日，梅杰告诉我，经过协商，“七国集团”和欧共体同意了数额为1（j亿美元的紧 急援助计划。这一消息是北约委员会罗马会议结束第二天告诉我的，北约的这次会 议还讨论了联盟的局势；安德烈奥蒂专门派他的顾问巴塔尼（11月13日）赴莫斯科 向我通报这一情况。“7国集团”关于大量集中援助的建议，取决于包括俄罗斯在内 的各主权共和国准备接受苏联外债的义务和在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方面所表现出的 “克制态度”如何。 一周后，几个所谓“舍尔帕人”的“七国集团”专门代表来到莫斯科，计划就 这个议题进行谈判。11月20日我接见了他们。此前他们在联盟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 的层面上进行过谈判。谈判进行得很吃力，但是结果表明，有8个或9个共和国表示 准备签署协议备忘录，不带任何保留。乌伊克斯向我通报了谈判的情况，说西方的 一揽子建议包括相互联系的7个因素，其中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债务延期支付的 问题。所提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建议和国内的经济改革是相互联系的。 我可以证实，在伦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时，恰恰我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乌伊克斯强调说，现在必须建立起有助于你们改革的机制。 在这之前，已经达成了关于给我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地位的协议。11月 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席卡姆杰修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在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代表苏联在关于苏联成为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的议定书上签了字。同时还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得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员的地位。 几天后，我接到了约翰·梅杰的重要信件，是P布伦特文特大使（12月2日）带 给我的。信中具体列举了“7国集团”在提供食品、药物帮助和使联盟参与世界经济 联系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然而，一周后便发生了“别洛韦日密林”事件。 梅杰紧急向莫斯科派出英国政府特使江．埃普里亚尔德。12月13日我和他谈了 话。埃普里亚尔德的使命，正如他所解释的，第一，获取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辅最 新事态的第一手材料；第二，要弄清楚苏联在新形势下的国际义务问题。 讲完自己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后，我认为必须要说的是： “请转告梅杰先生，我对我和他的合作非常满意。他7月之后的立场具有很大的 开拓性，我感受到了他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知道，他理解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变 化。请一定转告他，不能够停止援助。应该扩大援助。应该竭尽全力来挽救我们的 民主。而这就意味着：食品、医药、商品必不可少，决不能让人们走上街头。” 埃普里亚尔德说，由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原因，梅杰无法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年底前访问莫斯科。我当然明白，问题不在这里。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快。我说： “生活总是走在我们前头，历史再一次加快了自己的进程。 国外对解散苏联的反响 关于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在国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西方二流政治家 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苏联的泯灭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冷战”就是为了这 个目的。在这个圈子内，关于别洛韦日决定的消息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有人甚至 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们对此却感到忧心忡忡。当这个 问题本身刚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政策中--自然是出于对民族利益的考虑 --就选择了保存我国统一完整的方针。我在前面引述了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言论。 对于任何一个态度严肃的国务活动家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苏联解体将造成一个危 险的地缘政治真空，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与此同时，一些国外政治家相信，在别洛韦日密林宣示的独联体将成为一种取 代苏联的现实主义模式。在12月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我感到和我在电话上交谈的 一些西方领导人中某些人的立场之所以变得模糊不清就是这个原因。 还在别洛韦日聚会之前，12月3日，科尔打电话给我，他忐忑不安地问我：情况 怎么样？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局势，呼吁这位总理同样要在不使外部世界恶化方面能 够鼎力相助。我们商定一周后再谈。 12月4日，我和波兰总统瓦文萨通了电话。他同意我对苏联进行改革的观点，并 表示一旦需要，他准备呼吁我国人民沿着改革发展的道路前进。 第二天，我和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塔尔进行了谈话。他说，必须在文明的框 架内遏制苏联国内的主权化进程，不允许国家分崩离析。他举了南斯拉夫的危险例 子。 12月13日，布什打来电话。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 “三位总统的协议只是一种意向，是即兴工作。还有许多未公开的问题。其中 主要是在宣布的独联体内部缺乏互动的机制。我的看法是，必须赋予改造国家的行 为以合法的法律性质。我已经诉诸于人民代表。人民的意志、各共和国的意志应该 表现出来。然而，各共和国议会对联盟协议草案的审议被破坏了。政变后所达成的 协议和决定被踩在了脚下。三位共和国首脑在明斯克随意发表的声明意味着：既然 苏联没有了，那么协调社会秩序、国防、边境、国际联系的法律也就没有了。” 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乔治·布什决定紧急派贝克来莫斯科。和贝克谈话是在 阿拉木图会晤前夕进行的。这里我简要引述如下。 “我的作用，”我强调说，“显然应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可能，阻止进一步分 裂。因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您知道，明斯克协议是很容易通过的，但是以这个协 议为基础是无法生活的。必须要使这一过程具有表现出来的形式与特点，必须制订 出种种原则，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套能够保障独联体生命力的机制。现在社会处于不 确定、不稳定状态。可是时间又非常之少，所以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贝克的话大意是：美国行政当局尽量不介人我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关心的是， 我们的变化一定要井然有序，要通过宪法的途径，因为一旦这一变化过程遭受挫折， 功败垂成，那么，解体的势头会愈演愈烈，对于苏联人民和外部世界来说，其后果 将不堪设想。 “我们赞同您的观点，”他说，“别洛韦日协议只不过是一个外壳。不仅如此， 已经出现自相矛盾的声明，。甚至有悖于所签协议的基本条款。” 贝克怀疑独联体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国防。 “从莫斯科这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我说，“将会出现10个完全独立的 主权国家。而且每个国家都将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一个问题： 既然有10种独立的对外政策，怎么还能谈得上共同的国防呢？而且由谁向联合武装 力量总指挥发布命令呢？他将接受谁的指示呢？” “您说得对，我早就看到了这样的怪圈，”我说，“我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开始 应验了。事情非常困难。” 贝克问我，他们，美国人现在该怎么办？我说，眼下对于联合体来说，主要是 进一步给予食品援助。贝克问：叶利钦对他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话指的是什么？ 我回答说：必须要有一个关于联合体的名副其实的协议，以便在各个领域内找 准方向，理顺关系；毕竟应该明白，这片“空间”才是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我向他重申了我在自己同胞面前所坚持的东酉：要求至少最后召开一次苏联最 高苏维埃会议，而且必须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一次协商。国际社会应该知道自己在 和什么人打交道，--是10个国家和10种对外政策呢，还是一个具有协调一致的对 外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和在苏联签字的重要协议上以苏联继承人的身份出现的 政治组合体？ 有人批评我，说戈尔巴乔夫想破坏前进的过程，因此才要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如此等等。但我是懂得时机的责任心的，知道我们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统一 的国家不再存在了，以前它是一个国家，尽管矛盾重重；可是现在它分为好几个不 同的国家。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只有人民才能够决定。 我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因此，治好政治上的精神分 裂症是非常重要的。 叶利钦经常对我说：别吓唬人。当然，我的处境非常微妙，但是我不能不提出 警告。总之，我尽量把别洛韦日会晤后国内发生的实际情况向美国国务卿介绍了。 第二天，密特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 “您当然知道，我在认真关注着贵国的事态。您大概还记得，您最近一次访问 （10月底在法国南部）时我曾经表示，希望各共和国能够保持统一，联合在一起。 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愿意再说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对于贵国，而且 对于整个欧洲，对于东方和北欧保持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贵国所发生的事件， 我们深为关注，同时也不能不感到担心。像往常一样，我认为，您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这个国家稳定、永恒的保证。我希望您能知道，现在，当责国面临严重困难的 时候，法兰西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们，并且怀着理解与友好的情感在关注着你们 的每一个行动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 12月19日晚，科尔打来电话。“告诉我事情发展情况，”他要求说，“你们那 里到底怎么了，阿拉木图会晤前夕最新的评价怎样，事态的发展方向如何，您在这 个未来联合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它能不能站得住脚，总之，对于这一切，你是怎么 看的？” 关于这种种问题，科尔问得非常仔细认真，甚至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他的原 先的风格。 我说的第一点是：拒绝作为联盟国家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一个严重的战略 性的错误。一个国家历史地形成了，就不应该走分崩离析的道路，而应该走权力再 分配的道路。而且不光是在各共和国之间，在各共和国之内、在各地区之间--在 自管的基础上--也应该这样。 在解释自己对阿拉木图会晤的立场时我对科尔说： “我的立场依然如故。但既然发展的方向已经变了，那就应该尽快地度过组织 阶段。我已经致信给阿拉木图会晤的参加者们，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担心。如果 这次会晤最后建立起联合体，我将兑现我不止一次说过的话：除了联盟，我看不出 自己有继续从事国务活动的必要与可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理念。” 阿拉木图会晤后，密特朗是和我谈话的第一位外国国务活动家。谈话是在12月 21日进行的。一开始--像往常一样，谈话是亲切友好的--我就感觉到，密特朗 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和意向。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简要地介绍了阿拉木图所通过的决定。我强调我所关 心的是希望新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我再一次对看不到主权国家领导人在解决互动机制问题上有明确的概念表示不 安。在继承原联盟的形式方面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对乌克兰的立场深表担心， 主要表现在它如今连俄罗斯的改革发展也能够进行严重阻碍了。我表示非常希望俄 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协同行动。单独一个国家要摆脱危机--那只是幻想。 我对密特朗说，近日我将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定。 12月23日和梅杰进行了谈话。 对于他就所发生事件提出的忧心忡忡的问题，我回答说： “不错，我国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从最乐观的眼光看，也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 性的。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没有联盟，也不能允许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自己和 所有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 为了使我的话与所发生的事件两相匹配，相得益彰，我的话该怎么说呢？我一 如既往地忠实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看到了现实发展的真实过程。眼下我不认为事 情会像南斯拉夫那样发展。对于我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希望对你们也是这样。其 余的事，归根结底，生活会作出安排的。 我有一个请求：请仔细关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而且应该助联合体一把，首先 是俄罗斯。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抛弃因循守旧的观点，坚持努力，进行改革。” “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梅杰回答说，“我们会想，决不能丢弃已经取得 的东西。这就是希望帮助责国的原因所在，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你们最近几年所 做的工作，最近一两天您将宣布您的一项决定，因此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情况，毫无 疑问，您在贵国和全世界的历史上肯定有您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将是 非常困难的。” “同样，为了使卢布保持坚挺和稳定，”我继续说，“还需要财政上的援助。 决不能舍不得这50～100～150个亿。否则，一旦改革进程遭到破坏，大家付出的代 价可就不止是十倍、百倍于此了。” 12月24日，意大利大使费尔迪南多·萨列奥来拜见我。他转交了科希嘉总统的 信和安德烈奥蒂总理的一封亲笔私人信件。 在回答大使的问题时我说，只要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在继续运行，我就将支 持与其相关的政策。主要的工作在于保证改革。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而且要使它 运转起来。只要我们不要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这个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同一天，马尔洛尼给我打了电话。他向我致意，说了些溢美之词： “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您个人对贵国和世界历史的贡 献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您在苏联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事业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只能 用一个词来形容：英雄壮举。它们在世界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您在裁军 与世界和平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一样。” “我非常珍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我对我的加拿大朋友说，“我们为 推动变革率先行事的作为，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 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以便继续把民主化的方针坚持下去。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只要通过保证各共和国间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 框架，我们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任务。事态沿着另外的轨道发展了，这就加大 了种种的危险。如果沿着分裂的道路走得太远，那就有可能在关键的阶段使改革毁 于一旦。” 23日，我和叶利钦谈了话；我始终在强调：现在，只要在联合体的框架内能够 做到，就应该竭尽全力维护各共和国之间的最大合作。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比在联盟 内要困难得多。 然而我认为：现在必须抛开政治分歧，放弃对抗。社会处在非常困难的状态。 最近我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当然，我不会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我有宏大的计 划，而且，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与合作。 像对布什和梅杰说的一样，我对马尔洛尼也说了必须大力帮助俄罗斯的话： “这里的社会局势非常尖锐，然而要使改革能够遍地开花，俄罗斯承担着巨大 的责任。我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尽管我对联合体的思想持批评的态度。” 在回答“西方各国如何对待这些新的国家”时，我说： “加拿大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立场，我想，应该在主要方面帮助联合体-- 你们迈出的步子应该促进各共和国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不和与分裂对欧洲和全 世界同样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意料不到的情况。” 12月25日，我和布什还通了一次电话。我对他说，大约两小时后我将发表辞职 声明。我说，我刚刚向他发了一封告别信。不过，利用他现在来电话的机会，我再 次向他确认，我对我们共同所做的事评价很高，--包括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特 别是在我们两个都当总统的时候。我表示希望：联合体各国的领导人，首先是俄罗 斯的领导人，要明白自身的责任--使这些年我们在苏美和国际关系方面所积累的 资本能够保存下来，不断扩大。 “无疑，乔治，”我继续说，“应该朝着承认独联体各国的道路走去。我请您 注意下面一点。无论是对于欧洲，还是对于全世界，独联体内部的矛盾不要激化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将独联体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这个机构的个别成 员加以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分裂，不是破坏，而是合作--这才是应该给予鼓 励的。我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强调的第二点是：要支持俄罗斯。美国、欧共体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 来支持俄罗斯。它将担负着改革的重任。 我桌子上放着苏联总统的命令。鉴于我要停止履行最高统帅的职责，我将把使 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俄联邦总统。这件事必须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对此我非常 重视。只要我一声明辞职，命令就会生效。因此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了。 至于我，我不会躲进深山老林的。我将继续关注政治，参与社会生活。我认为 自己的使命在于帮助协调我国积极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政治中树立新的思维。 美国新闻媒体的代表多次问我：我是怎样看待我和您的关系的。我希望不仅是 通过媒体，而且今天直接对您说，我高度评价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 扮演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变化。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共 同所做的事情，是永远会留下来的。” 下面是乔治·布什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对我说的一席话： “希望您相信，我们对您的事业很感兴趣。我们将竭力进行帮助，尤其是对于 俄联邦共和国，要考虑到它目前所面临的、今冬可能激化的种种问题。 我很高兴您不打算躲进深山老林里去，还将继续进行政治与社会活动。我相信， 这将有利于新的联合体。 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准备今天发出。我在信里表示相信您所做的事将会载入史 册，后代人一定会充分评价您的功绩。 我满意地注意到您谈到了核武器。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欢迎您 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同样，我还注意到您关于在宪法的框架内 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叶利钦的话。希望您相信，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也将 一如既往地以最密切的方式和你们进行合作。 现在我讲点个人看法。我注意到了您关于我和贝克跟您的关系的话；您的话讲 得很好，也非常准确。我很珍视这些话，它们也准确地反映我的感情。 希望我们的路很快就又能够重新走到一起。等一切趋于平静，尘埃落定后，您 将会成为我们的贵宾，也许就在这里，在戴维营，我们将高兴地接待您。 我对您的友好情谊是不会改变的，而且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将永 远常在。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当然，我将怀着应有尊敬的态度，坦率而积极地，并希望在递进的基础上，同 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关系。我们将会逐步承认他们，充分尊重每一个 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我们将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工作。但这决不会影响我和您 保持联系的决心，也不会影响我听取您的新的意见，珍视我同您和赖莎的友谊的决 心。我和芭芭拉非常看重同你们的友谊。”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 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 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 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 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 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 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 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 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 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 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 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 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 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 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 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 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 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 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 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 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 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 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 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 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 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 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 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 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 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 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 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 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 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 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此刻，如烟往事，浮上心 头。新事旧事，已恍如隔世，不堪回首。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桩桩件件， 为国为民，无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尚处于1985年3～ 4月刚刚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阶段。让人们随便去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终结吧，最 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结论和教训，急需的是现在，而不是别 的什么时候。于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人了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准确、 客观地并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为民主改革的极其严重斗争。 可是1992年一开始，生活已经开始变了走向，使人们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很大的 不安和担心。灾难接踵而至。经济打击连连不断，俄罗斯人民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 政权被一群不负责任、不够资格、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来越明 显，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组合，一种新的政策。陷入严重困境的不光是俄 罗斯，还有前苏联其他各共和国。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转变的结果，它是俄罗斯和联盟历史上的黑 暗的一页。但这当然不是最后的一页。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 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我相信并期 望着这一天。 结束语 在结束语里说些什么呢？简单谈谈我生活的教训吧。 首先谈精神方面的教训。 如果讲我对家庭的态度，我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她能够强健的生活，我从来都 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而且我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受到亲人们的一贯支持。我从自 己生活中悟出来的另一个精神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百倍地得到报偿。 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话说得很对。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欺 世盗名、忘恩负义、阴险狡诈之徒。可惜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特别是处在像我们 今天这样的历史大转折时刻。对于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已经离开我的人--更何况那 些宁愿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保持距离的人了--我不会把他们归人这个范畴，也 不会“笼统地”加以谴责。他们当中有些人经不住一时紧张和责任的考验，害怕被 卷人斗争的漩涡，急着为自己选择个比较牢靠的落脚点。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 只能被称作叛徒，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我所说的背叛，并不是指对我个人态度 而言的。说到底，我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和我共事的人加入我个人的圈子，对我个人 忠心不二。我指的是对我们奉为目标的事业的背叛。没有比朝三暮四、叛变投敌更 可恶的了。 但是，回到我最初的想法，我想说，在我人生道路不同阶段和我共过事的许多 人，他们同情过我的初衷，和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鼎力相助。在我们当初“瞄 准”改革开始干的时候是这样。在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也是这样。现在，当我就要 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从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世界不同国家和地球的各 个角落给我来的信件源源不断，它们坚信，1985年开始的改革，经过了艰难的考验， 必将给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所期望的硕果。而常常只是向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现在谈谈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政治教训。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 治的奥妙，当时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车 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但是，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 的智慧来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时代， 技术、生产和生活条件、经济和社会结构，几乎每·10年就会变得面目一新，核灾 难和生态灾难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 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就是 --必须掌握好分寸。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它是柏拉图让写在自 己学院殿堂正门口的一句箴言。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 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实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 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们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 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 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 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抓取权力。 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人类最有害的贪欲之---权力欲--的全部悲剧性后果。 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变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但这是新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创作主题。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 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主 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 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 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1991年12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 验。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 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 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 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 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 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 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 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 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 完成了。 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 我几乎毫不怀疑：许多读者在这里会露出怀疑的微笑。的确，当周围正在流血，我 们眼看着许多粗暴无礼的势力在践踏正义，而且屡屡得手，即使不是作为一种理念， 只要暴力手段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就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我国在思想理论上就认为主张非暴力的人是一些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安慰者。 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 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 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 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我能够决定--我都坚决主张利用政治 协商可能的缘故。而且我坚信，如果现代的政治家们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认为 这种方法看上去简单易行，那么这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到头来--不是和平， 而是冲突越来越多。有酿成世界大火的危险。 谴责暴力，当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 需要掌握好分寸。遗憾的是，不使用点强制性手段，现代社会就无法生活。问题的 实质全在于对强制性手段要严格仔细地权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用得当，完 全符合法律。对于我来说，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不光是因为我受 过法学教育。实际上，除了适时地制订法律、运用法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社 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对其进行革新。当然，如果 不算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的话。 法律体现了人民及其所选代表们的共同的、协商一致的意志。当一个政府在法 律的帮助下进行改革时，它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国民也信心十足。只要脱离这一原则，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那么偏执、专横、流血，就无法避免。 最后，我还想谈谈我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它就是革新的思想。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必须要经常感受生活的脉搏，敏锐地倾听并及时作出对新的要求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对我们俄罗斯人的要求。我在世界各国多次对听众们说过，革新应该将整个现代社会都涵盖进去。用常人的眼光就能够看出，在科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国家的结构以及国际秩序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和时代同步前进，在革新措施方面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会被全球热点问题的重负所压倒。 苏联和西方竞赛中之所以落伍，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早在60年代就懂得结构调整和高科技技术的必要性，知道必须对整个生产机构进行革新。但是现在，同样是在西方，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还必须在社会方面进行变革。青年人对自己的状况又感到了不满。自管的问题、各民族关系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而且通常用传统理论的观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督教民主派的--已经不能作为实际政策的有效基础了。 这就是说，必须提高我们思维的水平，创立社会发展的新的综合观念。对于营造未来而言，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革新世界之路的探索将采取自治的方式呢，还是仍然采取紧密结合、彼此互动的方式，抑或是大一统的方式？这后一种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眼下还没有把握说事情将来一定是这样，即利己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各自为政、自谋生路的愿望肯定要占上风。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各民族在解决自己未来的问题时越来越多地在走合作与互动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我作为国际绿十字会主席，一定鼎力相助，予以促进。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创作基金会的根本宗旨。 可能我的读者对这部浩瀚巨著的各个部分兴趣不尽相同。但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 我还希望我的著作对一切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能够有所稗益。 对于那些坚持将关于我的生活和改革的故事读完的人--我深为感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