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国对话 对我访美日程安排的结果是，我恐怕不得走出首都一步。原因不仅仅是时间不 够，而是因为美方人员和苏方人员都对第一次访问抱有这种看法。多半是因为自19 74年以来一直没有过这种访问的缘故。就因为这个，双方对于用什么样的“规格” 安排这次访问，都存在着太多的担心。诚然，里根总统当着我的面和在信中都说过， 他希望我能访问美国的各个地区。但是谈到日程安排时，人们竟然把这话抛在脑后。 安全机关，首先是苏联的安全机关，也不希望出现麻烦，力主第一次访问应把活动 范围仅限于首都为好。 然而，说得通俗些，访问日程把我和代表团成员“锁”在了华盛顿。因此我开 始考虑，在这个范围内，在官方活动之外，如何才能和美国人见面。成功地安排了 同美国公众代表、主要的出版商、编辑人员、生意人的会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游览华盛顿市容，参观国 家美术陈列馆，出席由帕梅拉·哈里曼主持、邀请杰出的美国妇女参加的茶话会。 总的来说，我们对第一次美国之行是满意的，满载着观感回到莫斯科。此后我 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又曾多次去美国，访问过这个国家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 了解了美国的中部，只是未能到过最南端的几个州。 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 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要想适应它谈何容易。这里也 许是一些规范和标准在起作用，这些规范和标准系由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一点所派 生出来的。 我承认，在1992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中，我对美国人如何关注我的讲话感到惊 喜。例如在富尔顿，我曾在露天场地对15000人发表讲话；在斯坦福有12000人听我 讲话；在弗吉尼亚大学杰弗逊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有25000人听我讲话，在埃 莫利大学有35000人听我讲话。以前我认为听讲话不是美国人的兴趣所在。但事实并 非如此，这使我感到欣慰。说来是我的看法错了，要么就是美国人自己变了（也许 正在变！）。 可是第一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矛盾的。早在安排访问日程的时候，总统 本人也好，那些协助他的人也好，个个都表现得缩手缩脚，为了把日程安排得让来 访者没有“得分”机会而不遗余力。关于我在国会演讲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我无 法用别的理由解释这件事。除了这个原因，里根还不得不相机行事。照我的理解， 民主党人不愿意让外交成就的荣耀完全归共和党总统占有。这个题目在报刊上曾经 讨论过，因此最后决定我只和国会的头面人物会见。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没有在议会上讲话，而是对下院议员们讲了话，虽 然主要的“出场人物”都在场。在英国也同样如此。美国人显然是如法炮制。 不管怎么说，我对和国会领袖人物的会见是很满意的。我和许多国会议员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至今仍保持着这种关系。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却发生了一些怪事。按照原来安排，她不仅有 机会坐在轿车里观赏华盛顿的名胜，而且还可以在几个点停留。然而车队以不可思 议的车速从规定的参观地点飞驰而过，而那些地方的美国人本来期待着和苏共中央 总书记的夫人会见呢。他们只能满足于观看汽车疾驶而过的情景。大家都感到莫名 其妙，首先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停车？！她得到的解释 是：这是安全机关的要求。 新闻界一时鼎沸，对总书记夫人的行为纷纷表示惊奇，因为组织者不仅仅是旁 敲侧击，而是公然宣称这是她的主意。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整个访问期间，美国 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以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 为题目的文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两人，从生活经历来说，从专业 兴趣来说，都是极其不同的人。南希是演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科学工作者。 再加上我们两国各自的传统也十分独特，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元首夫人的地位问题上。 承认“第一夫人”的特定地位，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惯例。况且对赖莎·马克 西莫夫娜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她对我当选为总书记，对我开 始从事的事业很重视，抱有极大的责任心。她从各个方面给我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尤其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和在莫斯科接见外国人士的时候，她帮助我安排一些生动 有趣的人际交往活动。所以说，她不曾和什么人“战斗”过，正相反，她为相互理 解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此次来访的主题--裁军的过程中都克服了哪些困难，姑且不去谈它。 我和里根当时发生了几场小小的“顶撞”，无非也是那种意识形态对峙的余波。在 一次会谈中总统开始对我横加“斥责”。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并心平气和地说： “总统先生，您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我和您一样，也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将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下去了。” 相互怀疑、讽刺挖苦的场面也见于其他几次会晤。但这种情况逐渐减少。对手 在彼此熟悉对方，不再话刚说半句就“发火”，凡是不合胃口的话都“予以反击”。 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从来都是难以避免的），大家都尽量用 开玩笑方式缓和气氛。美国人偏爱幽默，可以说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我想，就在我 的访问过程中，里根本人曾思考了许多事物，超越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在这 个意义上舒尔茨比所有的人走得都远。 美国人把大量的信函寄到苏联大使馆--我的临时官邸。报纸不惜版面、电视 公司不惜时间，报道访问的详细情况。 应我的邀请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万斯、基辛格、凯南；各个反战团体和友好 协会总会的代表；宗教界人士伯纳迪恩、格雷姆、斯奈德、施奈厄尔；学者比阿勒、 亚当姆斯、托克、布拉德马斯、维兹纳、汉堡、加尔布雷恩、德莱尔、科恩、劳恩、 辛普森、舒尔曼、沃德、斯通；文化界人土维达尔、鲍杜因、丹纳维、德·奈罗、 兰克斯特、密勒。纽曼、欧诺、奥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举了在使馆椭圆形大厅聚会的数十位美国杰出人物的部分名单。我方 也有学术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这次集会。这次聚会在美国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我以美国来信（仅1987年我就收到80000多封）为切人点，开始了我的讲话。我 谈了读过这些令人激动的信件之后的感想。对于我们两国公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 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政治家们和智囊们却跟不上。看来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想方设 法去了解民意，应当提倡顺应民意。世界变了。在坐的有“战争边缘平衡论”、 “遏制论”、“反击论”的首创者和拥护者，等等。但这种理论的对象正在消失。 我们如果不把这一点搞明白，就无法走上一条使国际．关系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 路。 当然，和我交谈的人都对我如何评价苏联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当时，即 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们已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 将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今后两三年（！）将是最为痛苦的几年。一切都应该改 变。”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仍然确信，没有经济往来，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 作。而苏联和美国之间，除了我们购买粮食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我们用 政治决议，用旨在防止技术流失的规定，把我们自己相互隔绝起来。巴黎统筹委员 会的臭名昭著的清单，不仅使得美国自己，而且使得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在现 代经济技术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和人权挂钩使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做生意的人陷 于困境。只有极个别的美国商人进入我们的市场。 在与美国实业界人士会晤时，我把这些问题谈了出来。会晤时在坐的有实业界 各方面的代表，诸如埃克、安德鲁斯、哈默、希尔顿、肯德尔、克恩斯、肯尼迪、 劳德、马霍尼、马克斯韦尔、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罗哈延、斯宾塞、 特纳、伍德、克劳曾、鲁宾逊、美国商业部长维里蒂。我是围绕着下面这个主题和 美国出版界头面人物谈话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的世界生活。报刊在评 论这次会晤时强调我和出版商们相互对骂。也许我表现得不冷静，我对此表示遗憾。 但从会晤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我已回答了不下数 十遍。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普通的记者招待会，这令人懊恼。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 才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对华盛顿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抱有任何 “破坏性”目的。所谓“人侵”，并不仅指我自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团 成员中亲密的战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访美的人。这里有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名流， 有记者大军。他们先期赴美，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接触，参加各种讨论会，多次接 受记者采访。 原来我们真的有话可说，我们的人也很善于把“冷战”年代积累的尖锐问题谈 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说话时摆脱了先前那种套话和教条。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并 且证明了他们善于富有责任感地、毫不懒惰地、毫无蛊惑人心之嫌地利用这种自由。 这是公开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许多辩论会的中心内容已经不再是顽固地坚持意识形态公设了，而是努力聆听 和理解对方。这是一个不亚于签订条约的成绩。 那些频繁参加会谈的日子给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范·克里贝思。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是那个因为 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一等 奖的青年人。在充满友好之情的拥抱之后，范·克里贝思再一次坐到钢琴前，轻声 地演奏并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献给苏联客人的礼物。索洛维约夫 -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写作的这支歌几乎是我国的民间国歌。我们忍 不住了，激情满怀地跟着唱了起来，于是这支歌被用两种语言演唱着。 招待会和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和美国人都兴致很好地走在白宫的走廊上。我们 走到林肯肖像前时，翻译悄声对我说：“您看见了，那边走着两位将军……一个将 军指着肖像对另一个说：应该让林肯老先生看看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外面飘扬着 镰刀和锤子的红旗，里面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充当殷勤好客的东道主的乔治·舒尔茨。 他很善于制造温馨友好的气氛。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们，所谓社会精英，济济一 堂。舒尔茨把他的前任--历届国务卿全部邀请来赴宴。 我认为我在这次聚会上的讲话，是我整个访美期间最成功的一次讲话。我理所 当然地谈到了《中短程导弹条约》和这件事的意义。但我讲话的主题却另有所指。 “现在千千万万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随着20世纪的结束，文明正 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 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伙已经打够了，应该一劳永逸地 消除战争了。两次世界大战，耗费人力物力的‘冷战’，再加上已经夺去和正在夺 走千百万条生命的小规模战争，是因为冒险、野心、藐视他人权益而付出的极其高 昂的代价。是因为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现实，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各国人民拥有做 出选择、生存在世界上的正当权利，而付出的代价。 当代世界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集团的独霸天下，无论这些国家多么 强大。世界是众人共有的天下。凡是有众人相互交流的地方，就离不开互惠和妥协。 一个立足于强权的世界，无论怎么说，也是外强中干。就其实质而言，这样一个世 界是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对峙上，建立在累卵之危上，建立在使用武力的野心上。 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得不容忍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我们不能再让自已这样 下去了。有些人认为，在起草条约时苏联方面让步过多，另一些人又说美国方面做 出了许多让步。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为了启动裁军进程，为了建立起码 的相互信任而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双方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用普通的 人类交际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英语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意味着希望重现。” 马耳他。“冷战”终结的开始 1989年7月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回来，交给我一封布什的信，他信中提议于198 9年12月举行一次初步了解性的会晤。这项建议是严格保密的。我后来才知道，了解 这项建议的只有美国总统最亲近的工作人员。 我回信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开始紧张的准备。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人也同样 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拟议中的会晤日期日益迫近。会晤的礼仪方面已经确定。苏联的“光荣号”巡 洋舰和美国的“伯尔克纳普号”巡洋舰应当开进瓦莱塔港的停泊场。谈判预定轮流 在苏联军舰和美国军舰上进行。此外，我们还向瓦莱塔港派出了“马克西姆·高尔 基号”观光船，这只船将作为我们的宾馆。 马耳他会晤就许多原因而言都是一次具有象征性的会晤。这是美国政府更迭后 的第一次会晤。会晤的地点是三大洲的交接点，世界的交通要冲，多种利益的汇合 点。谈判在军舰上举行，这表明苏美两国领导人背靠着强大的实力。而这一切都证 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等待我们的是一项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抱着这样的心情， 虽然也希望能够抽空了解一下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度。 12月2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后抵达瓦莱塔。起初一切都按照既定 的程序进行。会晤了马耳他总统塔博诺、总理菲内克·阿达米以及马耳他政府的成 员。同街道两旁和总统宫前欢迎我们的人群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流。 但到了第二天，大自然对我们的外交礼仪作出了修正。海上刮起了飓风。要想 搭乘快艇到达停在停泊场的“光荣号”--谈判将在那里开始--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我国的海军人员和美国的海军人员都坚决反对这种“登陆”方式。有人提议 在停泊在码头的港湾中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安排第一次会谈。因此会谈开 始的时间只是略微推迟了一点。 第一天的谈判是分好几个阶段进行的：与布什总统的单独谈话；谢瓦尔德纳泽 和贝克交换意见；早餐时的会谈；苏方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别斯梅尔特 内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阿赫罗梅耶夫参加和美方有贝克、苏努努、布莱 克韦勒、罗斯、格雷夫斯参加的扩大会谈。预定的晚间会谈，由于狂风大作而不得 不改期。 布什表示他希望第一个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我而言，直接听到美国总统谈谈他 的政府在确定对苏方针时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全神贯注到极点， 仿佛在“咀嚼着”美国新任总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提法。 布什宣称：“我完全同意您在纽约讲的话：如果改革获得成功，世界将变得更 加美好。就在一个时期以前，美国还有许多人对此心存怀疑。我不会断言这种人已 经没有了。但阿以完全肯定地说，严肃认真、善于思考的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这 话完全适用于你们与之打交道的人，如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他们希望你们的改革 获得成功。” 接着布什谈了他对一些积极步骤的设想，据他看，这些步骤能够促进将在美国 举行的高层正式会晤的准备工作。首先应当明确会晤可能举行的日期。美方建议在 明年6月的最后几天实现访问。 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以中止阻挠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一温尼克 修正案的效力。鉴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可以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开始磋商，以 便在即将举行的高峰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文本。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废除限制对 苏方贷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一伯德修正案。 布什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美国在苏美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措施，目的决不是 要炫耀美国的优越。 “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对我们的经营方式的优点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但 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努力设法把我们的建议写得不要给人造成仿佛美国 在‘拯救’苏联的印象。我们所谈的不是援助计划，而是合作计划。” 布什在谈到苏联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时说： “从前我们反对你们国家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现在重新考虑了这个立场。我们 赞成让苏方享有观察员地位。但是要给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定的时间。 苏美投资问题工作小组已经成立并正在运作。这很好。也许现在应该研究一下 拟定投资保证协议的可能性了。” 在布什的声明中裁军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总统阐述了在化学武器方面所 采取的稍加修改的立场。如果苏联方面原则上同意由布什于1989年9月在联大讲话中 所阐述的美国建议，美国就可以放弃它的现代化计划，也就是说，在无所不包的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美国将不再生产二元杀伤武器。实际上这意味着，双方可以 在最近达成关于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储量、使这种武器拥有量达到美国现在拥有量 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公约生效8年后达到百分之二的协议。如果加把劲儿，到明年年 中就可以拟就一份相关协议的草案供签署。 布什在谈到常规武器时提出以下目标：在维也纳谈判参加国代表的高级会谈中， 签订一项关于在1990年断然削减驻欧常规军队的协定。 总统在谈到未来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表示，他希望两国外长能在最近 期间设法解决诸如远距离空基飞航式导弹的计算方法、遥测编码、导弹配置等问题。 他补充说，美国欢迎苏联加入西方七国已经执行的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限制规范。 还提出了苏联可否公布自己的军事预算数字的问题。 在回答布什时我首先谈了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在转入布什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时，我对他提出的有关双边经济关系的建议作出 了肯定的评价，并希望总统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政治毅力。需要由他发出信息。 美国的实业界都是严守纪律的人，他们会对经济领域的新思维作出反应的。 理所当然，裁军问题在马耳他会晤中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1990年我就对布什关于签订欧洲常规武器协定的建议表示了赞同。针对战 略性武器，我指出现在已经具备前提，赶在1990年华盛顿高级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 的草稿。但我提醒布什注意到他在开场白里完全避而不谈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而 美国在这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我说，如果在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上不取得可接 受的进展，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这个条约。 美国人机警地关注着我们对中美洲所采取的立场。布什把这个题目挑选出来， 另外与我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其实在一个单独的船舱进行的这次半个小时的谈 话，也就是“马耳他会晤”的开始。布什推说应拉丁美洲政治家的请求，坚持建议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施加影响，让他停止向那些“民主政治制度本来就极度脆弱的 国家”提供武器。他把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形势说成是苏美关系中的“巨大 芒刺”，并说问题也是出在提供武器上面。 我回答总统说，我们在中美洲不抱有任何特殊的目的。我们不想在这里抢占桥 头堡和据点。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事态作出的反应，使我们联想到一定是什么人在向 美国领导人提供带有偏见的信息。我们已经谈定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因而也没 有提供。同时我们也指出，美国国会也终止了对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 助。 至于说古巴，我强调指出，了解情况的最简单而又百试不爽的办法就是直接找 卡斯特罗去谈。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在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在和我单 独谈话中请求在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给予协助。不久前古巴军队总参谋长 访问了苏联。他在和苏联国防部长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谈话中，以信任的方式 再次提出这个请求。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帮助建立对话。 我必须承认，布什对这个建议作出的回应是极其生硬的。他坦率地让人明白，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坚定地建议我们压缩同古巴的经济关系， 并且说他很奇怪，既然古巴公开谴责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还没这么做。 为此我不得不提醒说，古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它有它自 己的对事物的理解，它有它自己的抱负。最近时期以来，我们正在把对古巴的经济 关系转轨到互利的基础上来。但我们并不打算教训它。 我在谈话中还提到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美国对诸如巴拿马、哥伦比亚以及 最近的菲律宾等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苏联人们常问：难道美国和美国总统即使面对 的是独立的国家也不肯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行吗？为什么由华盛顿的人们来进行审判， 做出判决，并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判决呢？莫非“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又来了一个 “布什主义”吗？ 在回答总统的反驳时，为了把我的立场说得尽可能明确，我举了下面的例子： 欧洲正在发生变革，一些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它们也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这就 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有人请求苏联出面于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该如何行事呢？也像布什总统那样做吗？ 对方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也承认苏联有些人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东欧是我们充满信任的会谈的另一个题目。我说，对于人们围绕着德国的事态 忙得团团转这一现象，我感到不安。统一是一件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让 这个进程发展下去，但不要人为地去推动它。 布什声明他不打算亲自去袭击两德边境，不打算去“跳墙”，他的话很风趣。 我学着他的腔调当下表示同意说：“对，跳墙可不是总统该做的事。” 与天气预报相反，第二天夜晚风刮得更大了。到了早晨已经清楚，海上的情况 不利于把两个代表团从一艘军舰转移到另一艘军舰上去。惟一的办法是在我们那只 观光轮船上再次会晤。就在船上的图书室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先举行扩大会谈， 后举行单独会谈。 鉴于在第一轮会谈时我对布什就军事和政治问题发表的意见只作出了很简短的 回应，我认为现在把要点加以说明是适宜的。 我说：“首先，美国应当从这一事实出发：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美 国发动战争，不但如此，苏联准备不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敌人。其次，我们主张携起 手来保障相互的安全，愿意把全方位的裁军进程继续下去，并为防止研制各种新型 特异武器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们采取了防御学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普遍 实行深刻的改革：中欧驻军的部署正在改变结构，师一级驻军的坦克现在已经减少， 登陆渡河装备正在撤出，攻击型飞机正在转移到第二梯队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们产生了种种问题。为什么美国继续执行20年前采取的‘灵活反应’战略？ 为什么它的军事实力三大组成部分之---海军至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此我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拥有核武器，既有战略核武 器，如潜艇弹道导弹和海基飞航式导弹，也有战术核武器，如短程飞航式导弹、核 鱼雷和核水雷。海军战略核装备是日内瓦裁军谈判的项目。剩下的是战术核武器。 我们愿意就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采取这种断然的决定，会使监督程序一下 子变得简化。 维也纳谈判还剩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削减武器的同时裁减军队兵 员。我们建议把兵员裁减到每方为130万人，即双方各裁减掉100万人。第二个问题 是减少驻扎在外国的军队数量。我们建议以30万人作为上限。据说只准备裁减苏美 两国的军队。然而还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的军队。第三个问题是 空军的规模。我们曾提出北约和华约双方各自的前线战术空军拥有飞机的水平为47 00架，并提出截击机的单独水平。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我强调指出， 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义。 谢瓦尔德纳泽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学武器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我重申我对这 项建议持肯定的态度。 接着我们重又谈起欧洲事务。 为了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重点地谈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正在发生的 变化具有深刻的性质。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日子里，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格外仔 细、格外认真地行事。这个观点实际上得到所有欧洲活动家的支持。 这个观点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在继续和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下功 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我们必须在这次会晤中研究新的形势，制定出 共同的标准和方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在另一种时期建立的跨国机构。 这里也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现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应当削减，而应当根据时 代的要求加以改造。东欧和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不应当竞争，而是应 当合作。 我接下去说，欧洲一体化可以采取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态。这个过程 不是无痛的。我们是根据苏联的情况作出这种判断的。东西方接近的历史性机遇已 经出现，如不加以利用，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削弱已经产 生的相互谅解。 在这里，我和布什为了对“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全人类的民主价值的理解而发 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新思维认为每个国家都 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要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 但必须从中吸取对你真正合用的东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天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布什介绍了美国如何努力促成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也重申我们愿意对此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现在 已经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上的障碍。我们就互设领事馆达成了协议。 一旦中东和谈开始，我们就与特拉维夫恢复外交关系。 布什提请我注意，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经转向与苏联协作。谢瓦尔德纳泽按捺 不住了，对他的这个声明发表了评论：“的确，最近时期你们在已经作出计划和决 议之后同我们进行了磋商。而协作似乎要求事先进行讨论。” 这一天谈判的尾声是阿富汗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列 举了实际转人解决冲突的几种可行的途径：召开国际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和安排自 由选举，由联合国来安排这个会议，敦促阿富汗各方进行对话，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贝克谈话的要点是，阿富汗反对派不能接受纳吉布拉这个人物。不过在 会谈结束前贝克到底还是提醒说，根据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对派似乎愿意和 纳吉布拉坐在一起开始关于过渡时期的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过渡时期结束时他必 须下台，并将组成新的政府。 我认为这个创议倒是值得讨论一下。归根结底，拟议中的政府由什么人组成， 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让他们去决定嘛。我们商定就这个题目继续进行会谈。 这次谈判之后举行了单独会谈，中心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布什陈述了 人们熟知的美国立场，并且立即声称美国舆论对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很 敏感。我对苏联发生的情况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在马耳他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干脆就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甲板上举 行了苏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总的成果是，两国关 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 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 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 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 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 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 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 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 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 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 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 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 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 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 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 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 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 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 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 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 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 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 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 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 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 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 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 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 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 《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 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 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 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 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 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 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 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 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 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 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 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 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 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 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 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 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 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 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 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 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 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 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 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 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一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 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 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 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I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 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 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 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 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 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 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 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 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 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 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 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 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 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 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 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 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 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 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 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 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 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 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 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 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 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 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 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 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 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 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 “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 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 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 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 （圣丹尼洛人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 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 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 在郊外住所的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会晤使访问在政治量度 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量度--人性的量度。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没 有再谈一般性问题和种种忧虑，而是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思所想，了解了双方 的家史。我认为，我们是相互怀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 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 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 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 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 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 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 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 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 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 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 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 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 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 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 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 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 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 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 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邪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 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 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 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邪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 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 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 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 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 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 “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 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 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 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 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 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 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 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 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 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 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 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 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 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 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 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 体，它拥有来自西德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 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西德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 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 科尔和劳女士--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 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 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 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 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 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 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 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 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 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 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 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 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 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 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 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 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 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 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 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 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 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 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 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柏林墙的倒塌 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部分”发生了使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 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 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 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 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 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 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 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 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 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 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 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 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干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 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 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 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我怀 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 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 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 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 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 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 道上来……但必须在彻底改变对内政策的基础上。 1989年11月1日，应克伦茨的请求，我在莫斯科接见了他。我们一致认为，把国 内政治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未免天真。实际上许多问题 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因而政治上需要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当然已失去 了许多时间，但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此分手。 然而很快就发现，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任何一个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名义而活 动的政府或政党，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快和联邦德国统一。大量人员“逃往西方”，狂风恶浪般的示威、集会、 公民不服从、对各级政权发出威胁，给和平解决危机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实际上， 国家权力机构，首先是社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开始瓦解。前民主德国领导 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对社区一级造成的影响令人格外痛 心。 国家濒临社会爆炸、政治瓦解、经济崩溃的边缘。 科尔的“10点” 在这个关头，要求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在政治上要保持特别冷静，在行动上要富 有责任心。德国的事态在全欧洲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当然，也包括苏联。赫尔辛 基进程的命运发发可危。 我并不认为，科尔总理于11月底发表他的“10点”是对政治局势“挑战”作出 的适当的回应。这份文件的出现不仅使我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意外，就连联邦 德国外长根舍也感到意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而且不仅仅对德 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竟然服从了竞选的利益。 根据我的看法，单方面加强统一进程，只能对德国国内的狂热情绪推波助澜， 并破坏欧洲的局势稳定。因为就在11月11日我和科尔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他向我 保证说，联邦政府很清楚由于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自己应负的责任，它将小心谨慎 地行事，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和我们磋商。为了弄清楚这“10点”是在什 么样的政治背景下“浮出水面”的，我把我们的通话内容摘录片断如下： “戈尔巴乔夫：任何变革都是一种不稳定。因此，当我说维护稳定时，我的意 思是要我们彼此对对方采取慎重的步骤。 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我们不可用近 拙的言行给这个转变造成损害。我希望你，赫尔姆特”，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 声望和影响，让其他人也用时代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科尔：联邦政府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会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 我们两人的看法竞如此吻合。这个历史时刻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作出历史性的决 定。我愿意向你保证：我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总共只过了两周，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 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 实际上是最后通碟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来莫斯科，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场坦率的、相当激烈的谈 话。根舍感到很尴尬。这个局面的确很蹊跷。他不得不去维护这样一项政治主张 （并且还干得相当卖力气！），然而他对这项主张竟然没有及时得到通报，并且我 认为他从内心并不完全同意这项主张。在“10点”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要在大选来 临之际夺取主动权的野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关于取缔民主德国、把德国这一部分并 人联邦德国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顾及外交礼节地对根舍说； “按道理，这样的文件（“10点”）总得在和伙伴进行相应的磋商之后再提出 来嘛。要么就是联邦总理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看来他已经认为现在正演奏他 的乐曲，子是就单独操练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相互了解， 会对落实我们的协议有所贡献。 您知道我曾经和科尔总理通了电话。科尔向我保证说，联邦德国不希望民主德 国的局势稳定受到破坏，它将审慎行事。然而总理的行为背离了他的保证。提出了 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对民主德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机构，发出了指令。 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 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椎动这些进 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 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 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 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 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合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像的力气。 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 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 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能。 但是，局势已经不再是每几周一变，而是每几天一变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 会晤时，莫德罗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 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 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罗夫的结论简单明了： “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 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 程将自发地。迅疾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 “2＋4”公式 应当说，这个提法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外。我们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 论。在莫德罗夫来访的前几天，我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德国问题会议。 参加的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罗梅耶 夫以及我的两个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讨论持续达4小时。 最后我们就近期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会议的结果如下： 应当把德国势必重新统一作为出发点； 提出召开“六国”（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会议的倡议； 不中断同民主德国领导的联系； 与巴黎和伦敦更加密切地协调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 责成阿赫罗梅耶夫研究从民主德国撤军问题。 2月9日我与前来莫斯科的贝克会谈，德国主题是这次会谈的中心主题。 会谈的细节略去不谈。贝克强调几个关键性问题：3月18日的选举结果已经注定， 大多数民主德国居民将投票赞成统一。因此，统一势在必行，而美国和苏联应当从 这一前提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 正如我已谈到的那样，我们自己的分析也肯定了这种预测。我更感兴趣的是， 美国在这种形势下打算如何行动。贝克同意这样的意见：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 能也不应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说：“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进程（即德国统一）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并 且要保证长期的稳定。”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又重提稳定这个话题，并强调指出：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总统还是我，都无意于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捞取好处。 我收下了这个声明，我们转而开始讨论可能采取的协作机制。很快就弄清楚， 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十分接近。在讨论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这样一 个纲要：统一的内政方面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将独立地讨论与此有关的一 切问题。四个战胜国“参与”谈判进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这是他们维护欧洲和平 和稳定的责任。因而他们之间讨论的主题是统一的外交方面问题。 和贝克一样，我认为如果在欧安会范围内就这一主题进行基本谈判，由于与会 者人数过多而会效率很低。同时也很明显，“四国”单独开会可能在德国引起反感 和疏远。因此“4＋2或“2＋4”是最容易接受的公式。我们商定，关于起动这个机 制的问题，应当在民主德国选举之后和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开始统一谈判之后才提 出来，以免给德国人提供指责我们“干涉”的口实。 我们的立场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是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 地位。贝克试图向我说明德国留在北约比实行“中立化”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他 的论据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点：德国境内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德国拥有北约 成员国的地位，可使美国和西方获得控制德国内政外交的特定手段。一个中立的德 国，脱离了北大西洋联盟盟友关系体系，就可能再次成为欧洲不稳定的发源地。 “如果德国将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贝克在说服我，“它就不一定成为一个非 军国主义国家。正相反，它完全可能通过一项建立本国核潜力的决议，从而不必依 赖美国的遏制力量。我想向您提一个不必立即答复的问题。假如统一得以实现，您 更希望看到什么，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没有美国军队的、在北约之外的统一的德国 呢，还是一个和北约保持着联系的统一的德国？但前提是保证北约的管辖权或军队 不由现在的界线向东扩展。” 其实后来就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达成协议所依据的公式，正是以贝克这句话 的最后一部分作为核心的。但当时我还没准备接受这个公式。 我认为，必须有一些保险机制，以保证我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在将来免遭来自德 国的种种意外。但我不同于美国人，我认为这种机构不应当是北约，而是在全欧进 程框架内正在形成的新机构。当然，扩展北约组织管辖区域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贝克却不相信例如欧安会有一天将有能力替代北约。 就在第二天我和科尔举行了例行的会晤。据我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说服 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正在飞速地走向崩溃。联邦总理认为，民主德国人民院选举 （3月18日）之后，将成立一个赞成统一的政府，而居民和议会将支持这个政府的决 定。根据他的看法，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稳定民主德国的局势，防止经济衰退和政治 混乱，削减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移民的数量。科尔让我相信，要想做到这些，必须 实行积极的政策，例如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我明白，科尔打算强化统一进程。 而且有理由认为他在这方面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科尔不厌其烦地反复 说，他为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这样做，但他一如既往愿意和莫斯科协调自己的方 针。下面摘录科尔的一段很有典型性的自白： “我愿意和您保持密切的接触，总书记先生。当前的改变之所以发生，改革政 策决非次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愿意彼此站在一起。要想对日益逼近的事件作出适当 的反应，就必须有所准备。我并不想让这些事件加快到来。但是我看到浪潮向我滚 滚而来，而我无力阻挡它。这是现实，我不能不加以正视。” 对于中心问题，即有关苏联对德国统一的原则态度问题，我已准备好了这样回 答： “在德意志国家统一问题上，大概可以说，苏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之间并 没有分歧。在主要出发点上我们认识到：德国人应当自己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 当知道我们这个立场。” “德国人了解这一点，”科尔作出了反应。“您的意思是说统一问题是德国人 自己的选择吗？” “但要结合现实情况，”我补充说。 “我同意。” 在当前的形势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科尔别沉醉于狂喜之中，而要清楚地 认识到“德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统一和满足德国人民族愿望的问题。它牵涉到包括 苏联在内的邻国利益，欧洲及全世界的局势。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大堆问题：保 证边境不可侵犯，承认战后国界和政治现状，确定统一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使 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并行不悻等问题。 从总体上说，科尔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的论据，然而立即表示他反对任何使德 国“中立化”的方案。总之我们最后明确决定，与统一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在 以苏、美、英。法为一方和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另一方的“六国会议”框架内 加以解决。 科尔说，他喜欢“4＋2”会议这个创意（后来德国人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坚持 把它叫做“z＋’”会议），可就是坚决反对四大国单独召开“德国问题”会议。我 向他保证说，没有德国人的参加，不会解决任何事情。谈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 发生的误解消除了，这在当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还有一段充满艰难险 阻的道路要走。 中立还是结盟？ “2＋4”会谈应当于5月初在巴黎举行，给谢瓦尔德纳泽参加这次会晤的指示在 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对于我们的立场，全体一致同意。给外长下达 的任务是坚持使统一后的德国实现“中立”，至少要使它加入北约和华约这两个集 团。在这一点上我们竟然成了孤家寡人。 1990年5月底我前往美国访问。在5月31日第一次会谈中讨论谈判日程时，布什 就声称： “德国不应当成为对任何人的威胁源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分歧。它应 当信守民主原则，保证不再卷土重来 我们对未来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看法不同，但你们和我们都对未来有所担忧。 德国是可以信赖的。它已偿还了欠债。” 主要的辩论是在当日晚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展开的。我坚持主张把德国统一问 题与华约和北约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地、分阶段地予以解决，而华约和北 约的改革宗旨是削弱和消除这两个军事政治联盟的对抗性。布什显然已经和科尔有 协议，借口5月初举行“2＋4”会谈，而表示坚决不同意。 布什说：“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牺牲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武装斗 争中牺牲的2700万俄国人的生命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不能忽视德国土地上50年的民 主经验。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待德国的态度更有远见，在时间上计算得更好。 统一的进程发展得比我们当中任何人所能够想像的都快得多，而且没有一种力量能 够阻挡这个进程。因此，把目光投向过去因而疑虑重重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像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对待德国，是一种更实际、更有建设性的 态度。然而说句实话，东西方远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态度。西欧有些人也像你们一 样，总的来说不信任联邦德国，不信任德国人。然而我们西方人总的来说都一致认 为，主要的危险是把德国从民主国家大家庭分离出去，强加给它一个什么特殊的地 位和一些屈辱的生存条件。如果事态照这样发展下去，恰恰会导致你们所担心的德 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死灰复燃。” 我当然明白，为什么美国坚持希望让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布什和他的同事 担心（并且有一定的根据），一旦这支强大的力量落在了北约之外，这个集团的命 运也就注定了。他们并且认为，除此之外，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据。 我曾利用种种论据，并援引我以前发表的声明，包括公开的声明，多次尝试说 服美国总统相信苏联对美国人“撤离”欧洲并无兴趣。 辩论十分激烈，而且双方相互指责，都说对方害怕德国人，担心德国又将使欧 洲的和平受到威胁，也就是说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您断言我们不相信德国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他们的统一努力 予以放行了呢？我们本来是可以开红灯的--我们有这种机制。但我们向他们提供 了通过民主途径作出自己抉择的机会。您说你们相信联邦德国，却又拉它加入北约， 不许它经过最后调解确定自己的命运。让它自己决定它该加入哪个联盟嘛。 布什：不要让统一后的德国处于特殊地位，您同意我们这个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假如-…·随后将在与维也纳进程和全欧进程有机结合 的倩况下对两个集团实行改革的话。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的可怕牺牲，也 是今天的心理现实和政治现实。无论是谁，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能不考虑到 这个现实。 布什：可我还是很难理解您的意思。也许是因为我对联邦德国并没有恐惧感， 我不认为这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强国。如果你们不打破自己的心理定型， 我们将很难协商。然而达成协议本来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和科尔都愿意同你们在各 个领域合作。 戈尔巴乔夫：这里不应当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我们对谁也不怕--无论是对美 国还是对联邦德国。只不过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关系，打破两个集团之间关系中 的负面模式，建立创造性的模式。” 整个这一场充满戏剧性的谈话毕竟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情况大致如下： “布什：如果德国不愿意留在北约，它有权选择另一种命运。 戈尔巴乔夫：让我们就我们的会谈结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说美国总统表示 同意拥有主权的统一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选择什么样的军事政治地位，是如。北约、 保持中立或者选择其他。 布什：选择结盟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如果联邦德国政府（我说的是纯属 假设）不愿意留在北约，甚至建议我们的军队撤走，我们将接受这个选择。 戈尔巴乔夫：那我们就这样措词：美国和苏联赞成，在达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结果考虑在内的最后调解之后，统一后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加入哪一个联盟。 布什：我建议稍作修改：美国主张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然而一旦它 作出其他选择，我们不会提出异议，我们将予以尊重。” 我对这个措词表示同意。 1990年7月中旬科尔抵达莫斯科，以便最后协商有关德国统一的一系列问题。我 们单独会谈了几次，也曾举行由我与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与根舍参加的会谈。谈判 一开始是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独门独院的官邸，后来在 斯塔夫罗波尔继续。 总统专机“伊尔一62”在斯塔夫罗波尔降落伊始，我就同科尔、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以及我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置身于我的家乡人中间了。我们到过了18世纪末按 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修筑了一座属于莫兹多克军事防线的要塞的地方。从要塞 这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山下部分，再远些，朝着阿斯特拉罕方向，可以看 到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山脚下是历代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在我们到来之前，那里 已聚集了许多人。我们献花、默哀之后和老战士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挂着勋章来的。 我和联邦德国总理都记住了下面这些话：“你们在一起，这很好。你们为建立俄国 人和德国人。苏联和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作出了努力，我们支持。” 接下去我们乘直升机向高加索山系主脉方向的阿尔黑兹峡谷飞去。沿途我们降 落在集体农庄的农田里，农民正在那里收割新粮。乡亲们为这次会见感到高兴，我 们也非常满意。简短的交谈、亲切的致意、拍照留念，然后就继续上路--大家都 很忙。当日下午我们的直升机取道大高加索山脉，飞抵终点--山区旅游中心阿尔 黑兹。这是一个古代村落，周围残留着10-12世纪的古迹。我们下榻在大泽廖恩丘 克河畔的一所宅院。高度达1600米。我们周围是覆盖着针叶林、高达3000-3500米 的高加索山脉。稍事休息之后立即投人工作。晚上主人用卡拉恰耶夫菜和切尔克斯 莱款待我们。后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作了短时间的散步。空气“像婴儿的吻一般 纯洁而又清新”（莱蒙托夫），饱含着山野的气息。天空高远而又近在飓尺，繁星 频频眨眼，群山侧影隐约可见，四处静悄悄，河面上泛着斑驳的月光。 在这里举行了我和科尔总理的最后阶段会谈。参加会谈的除谢瓦尔德纳泽和根 舍外，还有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苏联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C．希塔良。 科尔显得非常专注、坚定。我们谈得极其坦率。基本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 清楚了，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首先是北约机构不向民主德国境内扩展问题以及苏军按照协议期限留在那里的 问题。必须明确确定我国军队驻扎在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上的法律基础和经费基础。 我们还需要得到这种保证：在我军撤出后，前民主德国的领土不会被利用来构成对 苏联安全的威胁。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都达成协议，并且把协议形成文字。我坚持 大大削减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的人数，将其上限规定为37万人。并且达成了相互 谅解：德国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我们一致认为，应当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实现更多的一体化，例如通过 在欧安全框架内建立新的安全机构的途径。 我们重点协商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应当作为未来的苏德“大条约”（后 来定名为《睦邻、伙伴关系、合作条约》）的基础。这个条约的宗旨是确定苏德关 系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 简单地说，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会谈，它反映了我们如下的共识：德国统一不是 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走向新欧洲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不怕重复，一次又一次 地认为有必要对科尔总理说： “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 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 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 献。”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们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这座高峰上，我们 两国人民关系的广阔前景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乘直升机飞抵热列兹诺沃茨克-- 高加索矿泉区的一座旅游城市，受到了从苏联各地来此地治疗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 热情欢迎。在“橡树林”疗养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访问新德国 1990年11月9～10日，我访问了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文件签 字仪式。这些文件为正常的、现区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苏关系奠定了国际基础和道 义政治基回础。 我们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终结了，现在开创了--我相信是永远地 开创了--德俄关系的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若干世纪以来俄德关系中积 累下来的全部宝贵财富将发挥作用。给两国人民带来这么多灾难和不幸的东西被一 笔勾销了。 苏联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给德国的统一开了“绿灯”，除了其他原 因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民主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全的德国、一个确定了 国境、满意于社会政治制度、满意于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国，将 是欧洲进程和国际进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认为德国的统一会自动导致这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条 件将是统一德国的要务之一。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巨额的投资，需要制定 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社会政策，需要照顾到一些“新”州的特点。当然最艰巨而 长期的任务是“头脑中的变革”，养成重新联成一体的统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 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状态。不如此，也无法保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的完全稳定。 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 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 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 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 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 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 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 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 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 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 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 “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 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 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 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 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 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 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 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 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 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 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 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 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 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 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 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 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 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 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 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 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 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 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 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 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 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 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 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 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 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 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 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 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 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 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 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 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 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 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 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 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 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 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 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 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 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仅仅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 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 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 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阶段。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因此 我提醒人们，世界政治中的许多东西也取决于对苏联现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正确 的评价。我说：“也许，最关键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当此之时，国际社会，首先是 对事件进程拥有巨大影响能力的各个国家，应当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下定决心， 而且要有真正的行动。” 在那几个月当中，为了创造摆脱体制性危机的先决条件，国内有许多问题需要 解决。与此有关的根本性任务我认为在于三个方面： --在全社会同心同德和使联盟成为真正自由自愿联邦的新型国家体制的基础 上稳定民主进程； --强化经济改革，在新型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混合市场经济； --通过实现卢布的自由兑换、承认国际市场上公认的文明的“游戏规则”， 通过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我国在向世界经济开放方面迈出坚定的 步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与“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进行讨论，需要有一个若干年 适用的共同行动纲领。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都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转向合作的新阶 段。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此，能否迈向新的世界秩序和21世纪文明也取决于 此。 我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讲演：“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 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 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负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 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 第十八章 改革与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的原因 按照我们的正式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大家庭”。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第一次大震动。无论 在我国，还是在国外，人们说：是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 请问：“被断送的”国家是谁的？回答是明确的：波兰，是波兰人的；捷克和 斯洛伐克，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匈牙利，是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亚，是保加 利亚人的 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几乎是半个欧洲大陆了！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 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 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 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 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说到底，这种思想隐藏着对旧制度--“简单易懂的”老一套--的怀念。 如果不抛弃现实的土壤，从历史的教训中作出有意义的结论，那么应该说些什 么呢？ 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 两个主要因素的结果。一个主要因素是苏联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个主要因素 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高潮。 苏联的威信很高。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受了从资本主义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发展必然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斯 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尽管也有某些改变。 虽然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弊端，但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却能够把人力和财力集中起 来使用，达到优先发展的目标。苏联的援助，它提供的廉价动力资源，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但这种优势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对苏联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了依赖， 和世界经济失去了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渐渐变得落后起来。可是想挣脱超级大国 “善意拥抱”的企图受到了坚决的制止。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19 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这个原因。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 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 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 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 一旦没有了外来影响的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民主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 它们活动的性质首先取决于所积累的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与苏联关系的具体特点 和西方的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所谓“区别对待政策”就是要削弱东欧各 国与苏联的联系。西方的宣传中心加紧煽动反苏甚至反俄的情绪。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 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 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 的脸色行事。 我们看到过美国人是怎样被要求离开的：他们人员过多，行为粗野，伤害了亚 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尊严。人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干涉越南的下场和我们干涉阿 富汗的结果。再拖延下去实在不行了，尽管不得不克服来自保守派--军人和文职 人员--的阻力。随着新斯大林主义社会模式的拆除，1989年底在东欧各国解决这 些问题便成了必然和刻不容缓的了。 1990年初，苏联领导人声明要逐步改革欧洲力量平衡的旧的模式，因为这种模 式是“冷战”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军事对抗基础上的。我们表示准备通 过和盟国谈判把部署在外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撤走或者减少。声明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将苏军官兵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国内。稍晚些时候，又决定将苏军从 德国撤出。 主要是--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每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 己的命运。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容易一些，有的人受的 刺激要大一些，痛苦一些。 在学术讨论中，我好像可以承认，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再激进一些，什么地方我 们搞错了。正如事态后来发展所表明的，同一个时候和东欧各国在贸易关系上也过 渡到外汇自由结算是考虑不周的。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他们，这样做都不会 增加外汇收人，反而导致经济联系解体。还有些别的不完全合适的行为。 自然，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所想的民主化进程的最佳方 式是不一致的。好的变革伴随着痛苦的挫折。和我们国家一样，那里也是前进一步， 有时又得往后退一退。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几个邻居还是以较小的损失 完成了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渡。 俄国、独联体和东欧的社会一政治改革远未结束。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也很艰 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流血。波兰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发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 保加利亚虽然出现过政治诡计和对异己的迫害，但毕竟还算文明和理智，没有酿成 打斗。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那套制度使人民起义在所难免。但命运最悲惨的 莫过于南斯拉夫了。 东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难以预料的特点，因为失去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算起来有几十年！这段时间足以从从容容地进行社会变革。专制主义模式的主要 弊端表现在不善于革新，不会自我完善。 我常常听到，说我“断送了社会主义各国”，说我们失去了盟友，削弱了自己 的防御能力。这话是不对的。首先是因为，苏联所有这些过去的盟友实际上都愿意 保持和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俄国只是想 要在自己的东欧政策中更充分实现这些可惜迄今未能实现的可能。而如果要听“鹰 派们”的话，把原先的盟友们再拴在我们的“战车”上，那么，这样在集体防御的 基础上，在全欧结构的框架内，才真正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呢。 总之，一句话，损失是虚的，而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意 识到俄国没有压迫任何人，没有将朋友和盟友强行握在手里。我们常引用马克思的 一句话：“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我们还“社会主义阵营”各 国以“自由”，可以说，我们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这句格言。他们的自由和我们自 己的自由--这就是我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 社会主义与新的文明 “左派”批评家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东欧剧变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舞台 上的力量对比，损害了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这同样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不愿意而且不善于了解，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外面已经是 另外一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在阳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 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许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观点的人。现代政治生活是极其丰 富多彩的，除相似之处外，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构上，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差异。最后，就我们所谈的话题而言，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常常有人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您是什么人--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我承认，最初我陷入了 死胡同。对非常复杂的问题作简单的答复，必然与简单化有嫌。就我的地位而言， 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还是党的领袖。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国家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由此可见，根据信念，我也有权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至于说民主主义，我们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赌咒发誓对它表示忠诚。列宁说，社 会主义没有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宪法宣布了民主权利和自由。总之一句话，我 不光是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作了这番初步议论，现在应该说清楚的是，上述专有名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共 产主义，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还是像斯大 林模式所体现出的那样？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几百种理论哪一种才是呢？民主的 概念也不简单。 因此，要是我面对自己的听众就这个问题作起学术分析来，那非得写一篇专门 论文不可。顺便说一句，这样的专题论文许多人都在写，应该说，它们有助于人们 接近真理，但是要知道，我要回答的是一个完全具体的问题，是面对面的回答。而 且很多东西都取决于我的回答。 如此说来，我究竟是什么人？我想作些说明。如果我拒绝用”“共产党员”这 个词，那完全不是因为我反对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我只不过是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内 能够把一切社会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再说，共产主义概 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 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 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样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模式。它不仅能够适用于苏联 和中国，也适用于其他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印度、埃及、索马里和 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宣布为发展的目标。而按照一些颇有权威的学者和政治家们 的说法，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里，同样存在着混合经济，除资本主义原则外，也在 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 所以我现在来讲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 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 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 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您可能还会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选 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这大概就是今天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够同意的那个 最大限度；他们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 您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也不追求标新立异的东西。恰恰相反。 我觉得，寻找最佳的社会模式不应该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应该根据具体的生活条 件，把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大多数人都向往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我们这里讲的，不 是通常所说的乌托邦，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目标。 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 首先，我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 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中，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否 定，而是认为通往和谐的道路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暴力。19世纪的革命者 们认为这是惟一可能闯人“自由王国”的道路。但是我国和20世纪其他许多国家的 经验表明，这条道路成效不大。即使暴力能够较快地解决某些民族问题--从长远 的角度看，为这种短期取得的、而且大部分是虚假的成绩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 价。 现在讲第二点--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顺便 说一句，在这方面我们丝毫也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原 则的思想。我只是作一点重要的说明，--这里不是指一个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 指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复杂、持续的斗争中的团结；遗憾的是情况非常复杂，要为 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 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总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它不得不克服村社、民族和国 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实际上人人都有。在美国，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 还要严重一些。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 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 界的气候。 我认为，未来不是某一种包罗万象的主义的体现，而是在全人类价值无条件主 导下的多种发展道路。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国际社会不应该把自 己的志趣强加给他们，除非其本国的专制独裁者在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但是每个 民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要求；如今这些要求不仅包括安 全保护，防止战争，而且还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保护大自然一母亲，承认民主制度、 人权和自由。 如果认真仔细地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再次好好读读联合国的文件，读读 各国政府的许多声明，我们就会明白，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门坎上。 老实说，它的思想准则已经确立，而且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可就是在具体实行上 大大滞后了。这座文明大厦基本上还是几张图纸，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结构。但我 相信一定能够克服通往这座世界大厦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让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人道主义的理念，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某种完整的形式，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 年“分法” 我开始按时间顺序回忆1991年所发生的种种风波。但后来我感到很难作从容不 迫的叙述，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加上有许多情况当时我并不知道， 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有些“秘密” 已经被揭开，所发生悲剧的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已经更清楚了。 了解和评价1991年的事件，不重新回到过去--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是 不行的。 改革这些年我们经过了哪些阶段？如今我国变成什么样子了？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这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 时期。当时我们希望能够纠正制度上的诸多明显弊端。虽然我们走得很远，采取了 许多至今还在进行的改造措施，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戒 律还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二个阶段--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时期。这 时我们意识到不仅小修小补不行，连大修也不行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 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 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 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最后，第三个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见和政治力巨放手进 行斗争的时期。快到1990年底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原来的阵地，整个1991年都变 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这中间我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解决：苏联要不要存 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一点，从苏联总统对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的内容中大概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认 定。祝词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这是这种形式所要求的！--讲了对过去一年的评 价，讲了我们跨进新年时的心情，讲了与之有关的我们的打算、希望和计划。 下面是这篇祝词的一些片断： 未来的一年是特殊的。它要决定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命运问题。对于我们全体苏 联人来说，没有比保存和革新各民族美好地生活其中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几百 年来，国家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苏维埃年代积累下的珍贵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 起，对那场破坏极其严重的战争的胜利的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也许比 任何时候都痛切地感到我们不能分开生活。而且我们要走出危机，站起身来，沿着 革新的道路坚决走下去，--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做到。解决1991年面临的生 死攸关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恰恰就在联盟之中，在对它的保存和革新之中。 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 世界上高度评价我们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他们真诚希望改革能够取得 成功。我们把这看做是和我们伟大事业团结一致的表示，并向所有的民族表达我们 真诚的祝福。 亲爱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国家经受着多么深重的危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未 来一年中取得良好的转机。但为此需要全体公民和各民族之间的同心协力，需要责 任心和纪律，需要诚实的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最后时刻，我向所有团聚的家庭和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 贺。 让和平、和谐和幸福在1991年降临每一个家庭。 愿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生！ 新年好，亲爱的同胞们！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进入了1991年。但在1月的上半月，暴风雨就来了。 “炮火准备”与宣布战争 1991年的1月和2月，开始了对联盟政权阵地真正意义上的炮火射击，目的在于 “打垮对方”，解除其反抗能力，最后予以消灭。 只能够这样来认定报纸和电台协调一致的表现了，它们全都在民主俄罗斯的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990年8月，叶利钦违背自己的意志，威胁要解散议会，声明 说，9月将是“用炮火作宣传准备”的时候。果不其然，1991年初，民主派动员其所 拥有的一切手段，正式开始作这样的炮火准备，目的在于发起对联盟、中央和总统 的正面政治进攻。不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时期国内发生的一 切事件，无一例外，全都倾向于一种观点--都是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分子的 阴谋诡计。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和右派勾结起来，给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已经蜕 化变质了，如此等等。当局的任何行动都遭到了他们严重的歪曲。而一些最令人作 呕的报刊文章直接号召拒绝和反抗政府的指令。 叶利钦1月14日举行的总结自己塔林之行的记者招待会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 点。 他声明说，4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决定， 不等全苏协议签字便达成了4方的协议。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 最高苏维埃赞同的”草案硬是想强加给他们。而为了不使任何人对俄罗斯领导人的 决定心存幻想，他补充说，“看来，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参与，我们是无法维护主权 的”。 这就是说，俄罗斯军队当仁不让，理应维护俄罗斯的独立，反对……俄罗斯人 占80％的苏联军队。如果不用发疯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很难想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 种缺乏理智的行为了。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不得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坚决 谴责叶利钦的这一声明。当时叶利钦没有冒险兑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威胁， 但是在激进民主派的“思想深处”，这项工作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对中央发起 的进攻接连不断，毫无疑问，这都是经过全盘考虑的行动。 最后政府被弄得无暇考虑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危机四伏的当务之急和复 杂的民族纠纷，在此基础上制止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同时却不得不越来越经 常地和“民主”反对派进行耗时费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把联盟政府弄得 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不如说占去了它许多宝贵的时间，使联盟政府失去了足够 的安全系数，以至于保守力量--接着是击败联盟的激进民主派自己，敢于对其发 难，加害于它。 自然，这一切在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照他们 的描述，这一切都是因为总统背离了“左派中心”的立场，与上头任命的官员过从 甚密，开始受他们摆布，如此等等。联盟政府的任何行动，总统的所有指令，都从 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且对于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种种措施，则更是攻击谩骂， 无所不用其极。首当其冲的就是我1月26日的《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 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 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 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还有1月29日发布的另外一项 命令：《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 合》。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 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 肆意妄为，吃够了法律无边、公民无助的苦头，所以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 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 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 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 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 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 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 坚决的措施。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 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 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 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 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列宁格勒的街头，这当然会引起人们 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 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 至于要扩大和经济犯罪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针对这一命令所掀起的这 场轩然大波，是在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参与下 制造的。自然，他们根本不愿意让刨根问底的侦办人员追查保险柜里的东西时拥有 充分的文件根据，所以才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制行动，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 满世界地大喊大叫，说在压制诚实的商人，损坏他们的商业运作秘密和公民权利。 我担心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司法人员的情绪，使得他们缩手缩脚，过分谨小慎微， 生怕出点什么意外，可不要落个扼杀自由倡议者的名声。 我们考虑再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年前的情况和目前十分猖撅的犯罪与营私 舞弊现象根本无法相比。当时我们的报刊还在争论：能不能够说苏联已经出现了黑 手党，还是事情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没有人再进行争论了，这方面我们已经超 过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打斗比芝加哥“禁酒法”时期要干净许多。 几十亿美元流往国外，存人银行，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未来的所有者。这一切都是 政府姑息纵容、无所作为的结果。这里也有我一部分的错误：我没有当机立断，在 应有的范围内展开反对黑势力的斗争。 但事实是，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实际上都被反对派们扼杀了，当时我们商 业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朋比为奸了，后来他们掌握了 权力，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大肆宣扬的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种种计划最 后都全部落空，徒有虚名，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对于那些还怀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们，我想提醒他们，2月13日，我在苏联和各 加盟共和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恰恰明确提出他们一定要遵从法律， 不能带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说，我们在屏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 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这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人们“说我们的 闲话”，不完全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支持那种立场极端、 思想激进的人。决不允许有人想把国家搞垮，建立什么平行的权力中心。检察机关 必须要有在新条件下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是：我们应当建立对人人都适用的专政 --法律的专政。 换句话说，就在当时--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 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 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团体利益的工具。 这时候，这左右两翼已经在开始实施自己深谋远虑的战略了：一是要搞垮苏联； 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C．舒什克维奇良久之后才承认，协议 “草案”2月份已经搞好了，它为几个月后在别洛韦日密林通过的文件奠定了基础。 就在当时，2月份，A．H．季贾科夫开始拟订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草案。两拨阴谋家 为克里姆林宫设下了陷阱，互不相让，都想抢在对方的前头。 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尽管从不同的渠道我有 所耳闻，有所揣测，凭政治直觉也有所觉察。我心里越来越明白，目前的这场政治 斗争，首先是围绕着苏联的命运展开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是 个什么样子的。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取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我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 的。另外，无须讳言，我坚信，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会明确表示要保留苏联存在，主 张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联邦制国家。最高苏维埃支持全民公决的建议，于是， 1月16日颁布了总统令，指定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 应当说，围绕全民公决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个问题我和助手们讨论了 很久，在俄联邦苏维埃，当然，还有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都研究讨论过。可是当大 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公开曝光后，民主派媒体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两 点理由。第一，他们抱怨说，保留苏联和将其革新、改造成联盟的问题是连结在一 起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会使许多投票人投“赞成”票，将来可以成为对公决结 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释的依据。另一个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国的民意将会被歪曲， 因为它们的居民在数量上无法和俄罗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罗斯人主张保留苏联，那 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这两个理由都经不住任何批评。在回答它们时，我曾经多次解释说，提 到苏联，这里并未包含任何阴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显然这只是因为当时 正在拟订关于几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原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苏联 的问题时，公民们当然应该知道要保留的并不是旧的苏联，而是一个新的、经过改 造的、真正实行联邦制的联盟国家。 至于各共和国，这里反对公民投票的人的种种猜测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从 一开始就计划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苏联的，而且也要公布每个 共和国的投票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丝毫没有强奸小的共和国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对公民投票的规则在修辞上可以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总的来说，这种事情 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符合各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 口味和要求。我觉得，反对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规则不放，是因为他们不 好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和人民商量。 自从发现破坏公民投票已经无望，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们便展开疯狂的活 动，动员选举人对公民投票问题作出否定的回应。1月底，“民主进步联盟”在哈尔 科夫召开成立大会，民主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许多类似的党派都参加了进来。大会 反对苏联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保存下去。而设在莫斯科的所谓民主 进步联盟协商委员会呼吁全体公民“抵制”这种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手操持的花 样翻新的联邦制国家，并于3月10日和历日发动一场政治行动，口号是：“反对联盟 公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叶利钛”。 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同伙们明白，公民投票的 结果将加强联盟中心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为苏联总统继续保留和改造联盟 国家的方针提供依据。这自然和他们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在全国夺取权力的 可能，如果不是被一笔勾销的话，也有被长期拖后的危险。因此，我们的激进派分 子简直像疯了似地向公民投票猛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民主派”一词简直就 难以启齿了。这已经不是在作炮火准备，而是宣布战争了。 2月1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电视上发表一项引起轰动的声明，要求苏联 总统立即辞职，将全部权力移交给联邦苏维埃。他的讲话充满了对我的粗暴的、侮 辱性的指责。他两手发抖。显然，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只是勉勉强强、费很大劲才 把准备好的稿子读完。20天后，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的一次讲话中已经 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向把我们带进泥沼的国家领导人宣战了”。他说，戈尔巴乔 夫“在欺骗人民和民主”。3月10日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煤矿 工人和俄罗斯的主权地位。” 这些对抗行动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希望预先把公民投票的结果搞得一文 不值，阻碍人们利用它作为巩固苏联之用。显然，激进民主派指挥部对人们的情绪 了解得相当准确，他们感觉到人们对公民投票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他们 认为，公民投票的胜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胜利，然而这是有悻于他们的意愿的。 坦率地说，我早就预见到叶利钦对公民投票会作出什么反应了。在主席团里他 坐在我的右边，当代表大会最后表决同意进行全民公决时，他甚至恶狠狠地把耳机 往旁边一摔。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下子可“得逞”了，赢了“一把”结果他的虚 荣心很重的计划算是“泡汤”了。我和我的顾问还说，叶利钦电视讲话的风格体现 了他身边助手们的一贯作风，给听众以当头一棒，使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 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手法。当然，他们知道，有理智的、认真严肃的人们是不会相 信这种莫须有的指责的，人们对叶利钦这篇讲话的明显对抗情绪深感不安。因为谁 都明白，如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号召对苏联总统宣战，那么吃亏的只能是国家。 这一切，叶利钦一伙全都明白，但同时他们指望用厚颜无耻的谎言，用对戈尔 巴乔夫的空前指责，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部分人对国家的状况忧心忡 忡，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换句话说，激进民主派的基 本赌注恰恰下到了那些被他们后来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真正逼人绝境的人们的 身上了。 但叶利钦及其同伙们这次失算了。对总统这一当头棒的初步效应于他们并不利。 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抵制。根据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开了第三次 非常代表大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关于俄罗斯形势及摆脱危机的出路的报告。 但发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现的怪事。叶利钦及其同伙之所以能够扭转一些局势， 恰恰得益于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形成的反对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位成员所发表的声明，他们坚决谴责自己领导人的行动，要求 叶利钦下台。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对对抗局势日益担心而被叶利钦分 子逼出来的。我应该澄清所谓这一行动系苏共中央策划的种种怀疑。纯属无稽之谈！ 主席团成员们的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按指挥棒行事的人。要 知道，他们几个被选为副主席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解决 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这6个人”估计错了，他们实际上反倒帮了叶利钦的忙。后者抓住他们的 声明不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蓄意制造的一场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阴谋， 激进民主派们为维护自己的领袖，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组织了几次示 威游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诉诸我国人民对受欺凌受压迫者的“怜 悯之心”，这一次也非常奏效。叶利钦讲话最初给人们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 了。他们的斗争在观众的眼中成了一种无谓的争斗。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其同伙则“拥戴”叶利钦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对换一下。麻烦的是上 面斗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找不出合作的办法。于是，成千上万封信件好像是在表 达这种主导民意，纷纷给我寄到总统办公机构，一再请求要向叶利钦伸出手去。看 来，这样的信件也纷纷涌向了白宫。 俄罗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开幕的。大会前夕，集会群 众越过警戒线，威胁“要冲击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避免秩序 混乱，向首都增调了警察和内务部的兵力。对抗情绪一触即发，非常危险。这一点， 双方都意识到了，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3月29日，大会继续进行。叶利钦没有使用对抗性的用语，甚至还主张和中央进 行对话与合作。但是他的整个报告贯穿着两种政治方针--民主俄罗斯的深入改革 的方针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苏联领导人的方针--相互对比的主题。 大会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叶利钦能够表现出妥协的姿态。 叶利钦的同伙们费尽心机，生怕他们的领导人最后会变卦。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 因，当时我在大会上赞同对叶利钦的严厉态度。是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叶利钦解 了围，他声称可以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支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 席。这样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叶利钦得到了他未必会预想到 的一个角落的支持：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通过麦克风声明说，他不同意对共产党 党团的指责，好像共产党党团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似的。有人告诉我，说波洛 兹科夫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是联盟领导人在利用他和叶利钦的斗争的一种图谋，因 此才迈出了这一步。这不仅让叶利钦有可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且还使他能够从大会 那里得到补充授权，决定俄罗斯总统选举之事。 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与政治中派主义 访问于2月26-28日进行，在叶利钦的挑衅性讲话之后一个星。访问目的主要是 想了解一下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最大的地区的情况。其间，我会晤了一些 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决定说明叶利钦对苏联领导人所执 行的政治方针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枉费心机的；我对他们说，政治上左的和右 的极端势力有把国家推进深渊的危险。 在动身去白俄罗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国居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至于经济， 白俄罗斯比其他许多共和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面对全国出现的危机现象，白俄罗斯 是比较稳定的。但白俄罗斯人有自己巨大的伤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 虽然为克服这一灾难拨出了大量的物资，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许多社会问题- -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疗、把人们从辐射区迁移出去等--还没有解决。共和国的 代表、各种机构和个人，请求总统帮助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 力，在当时国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回应人们这一生活之必需。联盟政府讨论了这 个问题，决定再拨出一批物资，用以消除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后果。于是，就像人们 常说的，我不是空着手来到这里的。我去了受灾的两个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 州；像往常一样，会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罗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别铭记在心，还因为当时我讲述了从整个改革所得 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这之前，许多看法和评价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统，这次我把 它们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我在和白俄罗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 表们会晤时（2月26日）的讲话，和市、区领导人，企业和经济部门领导人，莫吉廖 夫州的老战士和老劳模见面时的讲话，都没有过时。 首先，我请听众们注意分离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 一切能够提升企业、共和国和地区自主性的积极的东西，一旦超越了稳健的机制， 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要记住，我们相互需要，同舟共济，我们面临的是同 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我问听众们： “难道我们需要再一次使国家回到伊万·卡利塔时代的状态，一切从头开始吗？ 我不相信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像有人打算的那样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 聚集到一起，举举手，表决一下，--一切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冒险，不是政治； 白俄罗斯人心里明白，我这是在指他们的邻居--立陶宛人。（但当时无论是我， 还是我的听众，都还不知道我这话也在暗指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了。）分崩离析、 各奔前程--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条走向国内冲突的道路，而且我不知道我们 怎么能够弄清楚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谁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而对那7500万生 活在‘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驳斥反对派正在加紧传播的一种观点：好像国内发生 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会所经受的种种困难都来自“中央”。其实， 就是在改革之前，也远非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当时也有些别的因素在 起作用；这些因素，无论是党，还是专制政权本身都无法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 制之下。现在，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进行根本革新，新的社会一政治思潮纷纷出现， 如今诸多政党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 事情，都不是由某种最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 果，情况极其复杂。而当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所有制进 行再分配时，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我们说过，我们不赞成由苏共垄断权力，欢迎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可以表达与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政党、工会和其 他组织，但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通过宪法的方式。这是民主的最起 码的常识。与此同时，有些新组建的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据现在的 法律，而是在违规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绪和激进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和 咄咄逼人。他们试图以全面和有化的冒险要求取代混合经济的方针。人民渴望独立 自主、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变成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情绪。困这种 思想而引发的‘法律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权瘫痪，市场倒闭，几十年形成的现 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 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 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 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 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狼狈为奸， 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 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 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 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 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 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 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 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 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 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 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 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 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 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 了政治中间主义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 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 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 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 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间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 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 中，中间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 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 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思想总是占据上风--这是政治中心的现实的基础。 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极端分子那样喧嚣张扬，招摇过市，但它却能够抓住基 本人民群众的心；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时刻会表明自己决定 性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即通过深刻的 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通过对抗，不是通过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式向前迈进。我们不 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 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 国家推向前进。 真正的中间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 主义--他们试图将国家一下子推向市场。中间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 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如果一定要说出它的内容，当时我给它的定位是：社会主 义的导向。这个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们并不认为，”我在贝霍夫说，“左右两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险主义分子。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那里的确有些头面人物，不知他们要把人们往那里引导： 有人要求走回头路，另外一些人一个劲地往前奔跑，不顾现实条件、人们的思想状 态，总之，不考虑社会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左派和右派那里都有许多健康的力量。 对于眼下和前景来说，中间主义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国民或民族和谐的思 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 和谐一致。” 当时我相信对苏共进行深人改革是可能的，而且认为，要这样做，苏共就要对 自己的立场作出明确的定位，无论是对教条主义的保守派--他们主张不要民主的 社会主义，还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主张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都应该如此。 那里的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中央报刊对我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他们是 决心选定了这样的策略，因为实在很难找到什么恰当的话进行反驳了。他们甚至不 愿意通过批评来宣传这些思想。 3月17日的公民投票 随着公民投票的日益临近，各政党和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些新的组 织开始建立。还在2月底就宣布成立了叫“争取伟大统一的俄罗斯运动”组织，参加 活动的主要成员有普罗霍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波络兹科夫等人。与此同时，还 成立了一个“科学一工业联盟”，由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牵头。我已经提起过“民 主进步”了，其选举团中联合了几个观点互相接近的政党。 换句话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党的政治架构开始逐渐形成，一直到1993年底就 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可以说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说明用人为的方法来搞多党 制是不行的。多党制只有结合公民投票和选举才能建立，届时当事人必须明确亮明 立场，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取选民们的选票和代表当选证书。 至于说到1991年3月那次公民投票，当时各参选者的立场并不很复杂，力量分配 也极为简单。一方面是民主俄罗斯，它的智囊人物们决心不再扭扭捏捏，直截了当 地号召选民们对是否保留苏联作“否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还有， 可以说当时组建的所有主张保留我们联盟国家的政党和团体。 投票前一个星期进行了民意测验，公布出来的结果对激进派不太有利，他们越 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这时，他们眼见在公民投票的基本问题上自己注定要失败， 于是便“自我保护起来”，公然向俄罗斯居民提出确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的问题。可 以大胆地预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许多共和国已经确定了 自己的总统，或者正准备这样做。 总之，这里显露出一些政治上玩弄权术的习惯，很少关注社会的实际利益。乌 克兰最高苏维埃把自己的问题“盯在”公民投票上了。分离主义分子们的意图是显 而易见的：要保留一个应急的措施，以便事后把公民投票的结果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个中立的态度。利用这个“门路”，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继俄罗斯领导人之后，给联盟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3月15日，我就公民投票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很简短，但准 备这次讲话花了很长时间。必须找到能直达人们心智的适当的词句。还要考虑到， 同一个想法，在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一篇讲话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但是我想，它起到了自己良好的作用。当时我是 这样说的： 我们每个人在参加公民投票的时候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决定一个主要 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我们祖国的命运、我们共同的家园，关系到你我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规模和意义，超过了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 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 公民投票，对提出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 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 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 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永远将不会使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 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 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 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 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 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 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 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 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 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忿忿不平，有时表 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 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 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 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 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 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 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 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 “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 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卖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 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 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 ％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 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 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 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 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 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 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 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 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 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 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 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 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 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 影之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大概他有一 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 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 人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 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 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 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 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 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 --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人主白 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 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 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 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 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 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 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 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 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 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 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 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 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 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 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 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 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 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 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 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 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 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 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 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 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 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 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列宁格勒 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 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 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 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 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 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 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人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 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 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作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二 十9”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 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 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 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 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 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 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 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 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 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 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 手中有许多出类拔革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 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 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 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 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 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 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 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 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 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 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 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作 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 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 进了字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 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 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 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 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 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 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 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 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 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 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 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 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 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 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 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 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 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 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 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 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 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 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 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 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 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 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 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 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 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 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 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 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 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 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 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 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 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 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 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 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 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 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 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 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 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 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 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 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 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 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 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 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 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 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 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 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 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 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 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 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 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 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 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 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 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 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 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 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 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 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 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 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 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 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 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 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 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 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 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 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 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 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 “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 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 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 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 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 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 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 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 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 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 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 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 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 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 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 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 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 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 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 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 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 --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 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 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 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 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 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 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 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 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 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 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 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 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 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 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 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 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 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 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 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 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 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 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 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 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 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 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 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 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 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 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 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 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 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 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 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 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 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 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 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 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 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 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 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 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 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旧习决裂，努力使我 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 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 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 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 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 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 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 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 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 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 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 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 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 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 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 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 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 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 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一共产党人、社会一叛变分子进 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 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 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 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厂这种一团和 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 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 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 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 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 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 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 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 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 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 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 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 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 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 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 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 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 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 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 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 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 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 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 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 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搞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务 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 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 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 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 “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 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 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 “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 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 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 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这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 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 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 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 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 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 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是当 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 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 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 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错综复杂的。而且事 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 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 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 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 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 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 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 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 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 足够强大的和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 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 成为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 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 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远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 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 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 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 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新联盟协议不仅得到各共和国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各基本权 力部门，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赞同。卢基扬诺夫、尼沙诺夫实际上参加了新奥 加廖沃的各次会晤，而且--顺便说一句--还不止一次地加了些调和折中的言词。 每次会议后，新的协议草案都要送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代表们通报。他们在各 种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转达给了草案工作小组，小组考 虑这些意见，跟考虑各共和国议会提出的建议一样。 卢基扬诺夫不止一次向联邦苏维埃通报代表们的心态，有些代表担心协议的签 订会削弱中央机构，包括联盟议会的作用。但这一切只是新奥加廖沃讨论的一部分。 最后，最高苏维埃表示对草案基本同意，而且最高苏维埃主席、议会两位主席应该 和各共和国代表团共同签署这一协议。 在新奥加廖沃工作期间，联盟协议和各种方案也都在政府里讨论过。当然，首 先是有关经济的条款，但也不光是经济。总理帕夫洛夫和各部委领导人都提出过意 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这一文件和对未来联盟国家实质的看法。其中，国家银 行的领导、银行行长积极要求保持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原则。外交部、内务部、通 讯与铁路交通部门，实际上是其他所有部门，都打了详细的报告，有的甚至是长篇 大论，有数据报表，有扎实的论证。毋庸赘言，报告所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必须保 留联盟机构的重大权力。他们的这些论点得到仔细的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邀请提 出这些论点的人参加联邦苏维埃会议。当然，并非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采纳 了，但是从整体上说，政府没有提出反对协议的意见。 其他政治组织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批评过（起码公开地）协议 草案。相反，许多政党将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希望同新的联盟协议联系在一起。 至于苏共，联盟协议草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多次进行过讨论。草案最 后一稿在7月25-26日的中央全会上还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赞同。正像我 已经说过的，在这次全会上，达成了在新纲领基础上改革苏共自身的前提条件。 另一起七月事件让人有理由认为政权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先放 一放了。7月10日，叶利钦总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隆重就职。从我这方面讲， 我表现出了满腔的热忱与诚意，尽管我当时对此事有所担心，--这并不是秘密。 当时我想，俄罗斯总统和他的一帮人（实际上是一个党）已经如愿以偿，他们将会 管理国家，推进改革，其贪得无厌的计划--那怕暂时地--会往后推一推的。 就在7月份--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反危机计划开始实施。许多与规 划有关的问题出现了困难，产生了动摇，--这个规划决定的责任太重大了，其后 果马上就会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许多人在骂大街--这里既有抓住过去 经济体制不放的人，也有恨不得将旧的经济体制一举摧毁的人。但归根结底，规划 方案毕竟还是搞出来了，并得到了各共和国的赞同。我再说一遍，规划方案不光是 一个政府的规划方案，它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规划方案。 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讲过--在伦敦会晤了“7国集团”的参加 者，会晤中研究了处于这一关键阶段的我们改革的相互影响问题。 仿佛就在7月份“落下帷幕”的时候，29日，联盟协议签字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 了。原来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 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叶利钦这才撤消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达成一 致的第9条的行文（《联盟税与征收法》）是这样的：“为落实权力移交给联盟后的 联盟预算财政支出，通过固定的税率特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 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对联盟预算支出的监督由协议参加 者负责实施。” 1991年7月所“达成”的一致，是长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它完成了我们从1 985年4月所走过的行程。为了让国家摆脱危机，大踏步地将业已开始的民主改造推 向前进，现实的前提条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8月4日我去度假时一点也没有怀疑 两周后联盟协议将隆重地在莫斯科进行签字，我国改革的新阶段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我在电视讲话中还在努力地说明新联盟协议的签订对 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实现了体现在3月17日公民投票中的人民的意志。统 一的国家被保存了下来，它体现了人们许多代人的劳动，体现了我们祖国各民族人 民的劳动。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由主权国家真正志愿结合的联合体；在这个联 合体内，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现在，”我继续说，“我们已经有了协议，各个共和国最近就将在协议上签 字，必须将对抗与毫无道理的政治偏见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 协议签字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我一直在关注着 这一工作的进程。鉴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9月份才能定下来，我 觉得签字分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然而，那些应该在“第二阶段”签字的共和国不同 意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结果是这样；第二阶段没有了，而定在10月初的第三阶 段成了第2阶段。估计届时签字的将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虽然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而且看来应该说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协议的签订 了，但是随着签字日期的临近，协议越来越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攻击。不同 倾向的报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他们指责国家总统，说他同意签订这样的 协议是对分离主义分子的让步，而这则有削弱联盟国家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对俄 罗斯总统同意签订这项协议的攻击火力也不弱，说协议好像保留了中央的无限权力 和共产党组织的统治地位。发起这场攻击的挑头人是Ic．阿法纳西耶夫、邦奈尔和 “民主俄罗斯”的其他激进派分子。 8月14日我和叶利钦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明白了，这位俄联邦总统感到信心 不足，他在动摇。他问我看没看见他所遭到的攻击。我的回答是（我传达我们谈话 的意思），我作为国家总统遭到的攻击也不少。他们批评我，说我签订了协议就会 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危险，而批评俄罗斯总统，说他签订了协议，就会延长帝国的 生命。不过，既然极右派和极左派都不满意，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能从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不管他们从哪个 方面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攻击。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准备签字。” 鉴于俄罗斯总统对如何安排签字仪式本身很感兴趣，我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想 法。起初他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但是 后来经过解释，说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我觉得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总的说来，我们道别时气氛还不错。尽管我心中还有疑虑，总有一种感觉，似 乎叶利钦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作了种种努力，以防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真正 意义上的历史时刻发生动摇。后来我才知道，叶利钦的某些亲密战友确实在对他施 加影响，提出一些条件，要求他在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上签字时一并解决。不管怎么 说，作为《莫斯科新闻》周刊一项措施，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透露 了秘密”，即俄罗斯总统未必会在8月20日的协议文本上签字，他会提出一些附带条 件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论了。当时我想协议是会签字的。明知人民在公民投票 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眼见改革的进展困难重重，这时候要试图破坏这一行动，所冒 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现在，当事情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说，叶利钦是考虑过这一方式 的。很长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跟我谈到过这一点），叶利钦一直 在进行幕后活动，商议要搞一个非此即彼的“四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商议时断时续，但这个想法一直没离开过俄联邦总统，而且 不只是他一个人。但他也许明白这是危险的一步，会使他完全名誉扫地。 其实，叶利钦如何行动，现在只能够进行猜测。我倾向于认为，一位政治家的 直觉和敏感会阻止他破坏协议签字的行动。至于说到附带条件，想用这种方法阻碍 协议生效，--这是无法排除的。 而政变分子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出于另外的动机采取了行动，他们不惜破 坏宪法，进行个人背叛，直接发起进攻，走上了对国家犯罪的道路。 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够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我姑息的结果。而 自1990年11-12月起，保守力量：利用各种可能对总统和改革派发起进攻：最高苏 维埃会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各种各样的会晤和代表会、要求实 行总统管理或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利用上了。 所有这一切，我不光是看在眼里，也有所行动，戳穿反动派的阴谋。对社会进 行根本改造所引起的危机，从一开始我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运 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 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 总之，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诸如此类的冒险都 注定要失败；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的发展继续沿着宪法的轨 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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