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正房褒貶善惡 炎黃子孫囂張無比野種挾偽亂真 猶如海派清口創始人周立波小品中調笑的：共產黨人的英勇犧牲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打不死”的關鍵因素，除了最後一次黨費，絕密情報等高於生命的身外之物尚未上交之外，當代黨史赫然驚蟄《炎黃春秋》被“行刑式”家法凌遲若干年後遲遲不倒的“新常態奇蹟”，從九死一生，到生不如死，到如今的死而復生後的執意求死。儼然是當下傳媒娛樂化時代的一道猩紅風景線。 八九6.4後操作醞釀，1991年創刊，25歲的《炎黃春秋》，花樣年華遇人不淑，安樂死未遂竟成植物人，目睹着狂蜂浪蝶上下其手擄掠姦淫，卻只能：干瞪着大眼苦難言，空掙着雙手冤難伸。 跨越江胡習三朝的《炎黃春秋》生死劫，在時下傻逼當道的王寶強世代，雖暫成新聞熱點，但終為一道稍遜即逝的過眼雲煙。 雲霧散盡之前，這本長期以來竟能盈利的“小眾”雜誌，還是招來一群雞同鴨講紅心紅膽的紅眼病人…… 我們請偉國談談這一奇特京城軼事。
【讀報補丁】 “《炎黃春秋》風向大轉，拉攏強硬派作者唱讚歌” 《紐約時報》 儲百亮 2016年8月18日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二十五 事情就這樣慢慢地積累起來，四月初，上海街頭已陸陸續續地出現了大標語：“打倒揚，余、傅，揪出黑後台。”我們理解揚、余、傅的後台可能是指中央的老帥，還沒有把黑後台想到上海來，當時張春橋的軍隊職務還不怎麼高，最多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我們想，不可能成為代總參謀長等人的“黑後台”。 上海活學活用毛着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開過後，《文匯報》，《解放日報》毎天都是幾版幾版地發講用稿和消息，我們認為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新華社認為這是地方活動，沒有在全國發消息。接着，報紙上出現張春橋到江蘇、浙江去參加當地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報道，新華總社在發稿時，都沒有提到他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頭銜，但是在報道其它人如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許世友時，提到他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而對出席祝賀的張春橋，只說他是上海革命委員會主任。 “四．一二”炮打後，我問過張春橋，我說：“你參加江蘇、浙江兩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時，報道中怎麼沒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軍區的兩個身份？”張春橋說： “他們新華社記者倒是寫上去的，但審稿時讓我刪掉了，因為中央沒有授權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賀、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負責人身份去的。”這樣，又引起一些人的懷疑。朱錫琪曾問我：“報道中怎麼沒有寫張春橋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又說，“你看，到現在為止新華社也不發我們上海市積代會的稿了，我要上海新華分社發稿到總社，他們還是沒發。” 還有一件事，當時第二軍醫大學內部有兩派，一派“紅旗”，另一派“紅縱”。“紅縱”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支持上海奪權，“紅旗”沒有支持。但是“紅縱”在北京要打倒邱會作，正好與“紅旗”相反，“紅旗”是保邱會作，擁護林彪的一派。張春橋和我們比較傾向“紅縱”，市革命委員會開全體委員會議，都把“紅縱”請來。“紅旗”感到疏遠他們，對張春橋不滿，他們刷出“揪出揚，余、傅的黑後台”的標語，署名是“三軍無革派”，朱錫琪在籌備“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了代表大會”時與“紅旗”的人接觸、他同意“紅旗”觀點，堅決反對炮打邱會作，邱會作當時是解放軍總後負責人，也是林彪心腹，朱錫琪幾次表示，市革命委員會不能光與“紅縱”聯絡，也要把“紅旗”吸收進來。 四月七日，《北京日報》發表《徹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撲》的社論，提出“揪出楊、余、傅的黑後台”的口號。朱錫琪要求轉載這篇社論，我認為，從林彪講話和中央幾個領導人的講話中看不出還要揪黑後台的進一步動作，所以我說：“《北京日報》是北京的地方報紙，不是中央的《人民日報》，也不是新華社和《解放軍報》，他要揪出楊、余、傅的黑後台是什麼人，不明確，我不同意轉載。”這樣，朱錫琪對我也很不滿意，認為我壓制他們捕捉到的新動向。 接着，《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艾玲用保密機給朱錫琪打了一通電話。艾玲說，北京學生也在傳說張春橋是叛徒，還說是陜西省委書記霍士廉用黨籍擔保張 春橋是叛徒”霍士廉曾做過浙江省副省長，後來調任陝西省委書記，當時也已經靠邊，這個說法傳出來，朱錫琪很相信，艾玲還通過保密機給朱錫琪傳來一條很重要的消息，說她丈夫賀瑞林在總參二部能看到中央的傳閱文件，中央傳閱文件後面附有中央傳閱名單，賀瑞林告訴艾玲，這個名單裡有姚文元，沒有張春橋，這條消息傳來，使朱錫琪吃准張春橋有問題。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錫琪在《文匯報》開了一個範圍極小的會，分析形勢，議論的內容是上海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着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新華社為什麼不發報道？《人民日報》為什麼幾個月不轉載上海的社論？北京三月—十七日十萬人大會為什麼張春橋沒有去參加？江蘇省、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張春橋為什麼沒打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頭銜？為什麼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提出要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為什麼上海沒有人參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會？提了好多懷疑，然後議了一個《十個為什麼》的傳單，署名是“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為什麼戰鬥隊”。文人搞炮打，還是有水平的，在傳單裡沒有指名道姓，都是用暗指的方法。所以現在我看見好多人的文章里提到“四．—二”《文匯報》寫的傳單上公開點名張春橋怎麼怎麼，這完全不符合當時的事實。他們幾個人高明的地方就在這裡，連最後提的口號都是“誓死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以前的口號都是“誓死保衛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他把“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幾個字拿掉了。人家一看，馬上會產生一種聯想。他們基本上用文字戰的辦法來寫這份傳單，署名是“為什麼戰鬥隊”。傳單寫好後，連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張，到處張貼、散發。 月十二日清晨，我正在睡覺，原來寫作組的朱維錚把我叫醒，他已經從牆上揭了一張傳單給我。我一看，這明顯把矛頭指向張春橋。我急忙把傳單給張春橋送去，他還沒有起床，我叫他秘書來拿。我這裡到處告急，八點鐘上班時間還沒到，很多人已圍在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大樓前，貼大標語的有很多是穿軍裝的。他們拿着漿糊桶，從市革會大樓一路貼來，一直到“工總司”（總工會）大樓，穿軍裝的人貼標語時，把領章，帽徽都拿下來，表示他們不是現役軍人。當天，大標語鋪天蓋地貼了很多。王洪文給我打電話說“我問這些貼標語的人是什麼單位的，他們不肯回答。大標語後面的署名都是‘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我把情況不斷地報告給在興國路的張春橋，他秘書來來回回，一會兒拿標語，一會兒拿外面情況材料，一會兒拿電話記錄。 上午九點鐘左右，朱錫琪肩上掛着軍用背包，晃晃悠悠地來到康平路院子裡，他是來觀察動向，看看有什麼反映的。我馬上把他叫到辦公室：“朱錫琪，你搞什麼名堂？ 他笑着說：“不要緊張嘛，楊、余、傅的黑後台誰都可以揪的嘛。”我說“你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你跟誰打過招呼了？”我把“為什麼戰鬥隊”的傳單拿給他看，並說：“你看看，你幹了些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傳單上又沒有點名。你看，傳單上打什麼人的名字嗎？沒有啊。周總理說過，除了毛主席，誰都可以懷疑。”我吃了一驚，什麼時候周總理講過這種話。朱錫琪很神秘地笑笑，搖出兩個寬門牙，說：“我是從北京紅衛兵小報上看到的。寫傳單，誰都有這個自由嘛。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寫呢？” 我說：“你還講自由啊？你究竟還是不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當天，我給他氣得聲音都有點發抖，我們兩人正在房間裡吵的時候，馬天水來了，他看到我們兩人造反派對造反派，誰也不買誰的賬，也不好參加進來。 朱錫琪說：“我為什麼不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誰也沒有資格撤我的職！”聲音響得有些嘶啞了。 說“那好，現在春橋同志還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吧，中央也沒有罷他的官，我們沒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你現在跟我到他那裡去，匯報匯報你們的活動，這總可以吧。” 馬天水一聽，覺得這是一個辦法：“對，我們一起去，把問題談談淸楚。”我馬上拿起電話，直撥興國路的電話號碼，朱錫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說：“我不去。”把門拉開就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