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景润木呐寡言，不关心政治，可政治还是要关心他，因此在中国政治中的是有一定的搅局作用。当然其中免不了涉及中国文革后期的政治格局的变化，陈景润几乎影响了当时大人物邓小平的命运以及知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命运，主要的还是他被作为学术典型被吹捧起来，改变并影响了江青，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文革后期的政策去向，让曾经被打入另侧学术研究起死回生，让邓小平在四人帮后恢复高考顺其自然，为开辟科学的春天铺垫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基础。所以陈景润本人自然和不自然的影响了中国的时局，是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当然政局动态不断地干扰了他自己生活的宁静。
与其专门写陈景润对政治的影响，还不如总结他的成功秘诀不外乎有投降和专一两个要素。也许大家一看就知道我的意图，投降即面对残酷的政治环境缴械投降，丝毫没有抵抗力，而且叫举一只手投降，必须两手举起，双脚下跪投降，叩头求饶。专一实际上是对事业的专注，专心致志。即使政治上软的像棉花，也要一刻不停的攻关他那爱不释手的数论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并为之终身奋斗，死而后已。
不过看到陈景润对政治的畏惧和容忍，几乎不能相信他可以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那个枯燥无味的数学尖端命题。当陈景润在数学所的小房间里埋头苦算时，外面的世界早已箭拔弩张，风云变幻。只要那些政治运动没有完全摧毁他的研究生活，他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个偶尔会被政治运动波及的时期，陈景润完成了“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通称“1+2”）的初步证明。他的论文以简报的形式发表，但要得到数学界的承认，他必须完善这个证明。
这个道理好比狮子追赶猎物，狮子会盯紧前面的目标穷追不舍，即使身边出现有其他猎物，距离前面的猎物更近，它也不会改换目标。这是为什么呢？狮子追赶猎物，不仅是速度的较量，也是体能的较量。只要盯紧前面的目标，当猎物跑累了，十有八九会成为狮子的美餐。如果狮子改换目标，新猎物体能充沛，跑得会更快、更持久，捕捉到的可能性更小。如果狮子不断更换目标，累死了也不会有收获。陈景润没有其他任何嗜好，连数学的其他问题他也难得关注，因此，聚齐一生的精力和勇气，岂有不成功之理？
陈景润刚一出名，就有了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江青等人迫不及待的“关心”他的身体，亲自派出迟群动员他治病。其实是想要陈景润“揭发”华罗庚窃取他成果的罪行，当时中关村也一度流传华罗庚窃取陈景润成果的谣言。这件事终究不了了之。无论有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陈景润都没有站出来，想在政治上利用他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个时候陈景润完全有成为一面旗帜的可能，而他退缩了。在这个时期，他比往常更加敏感，更谨小慎微。检查身体，住进医院是他当时唯一的妥协。他的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政坛，否则说不定是又一个，教育悬崖危机。
看到《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中对陈景润的一段描述：“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单从这段文字中，并不能理解陈景润是个怎样的人。我们能够借助的只有其他的辅助描写，如他的衣着、他的住房、他的病痛等等，然后是他的成果。略带写意式的描写塑造了一个科学英雄，一个迎合当时社会期待的人物。诗意的描写则给予了一种正面的情感，使陈景润显得性格相对简单，容易理解，容易得到共鸣。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猜想》只着重塑造了陈景润的一面，弱化了他性格的负面，也即他“科学怪人”的形象，缩短了他与普通人的距离。在徐迟的理解中，陈景润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是非观念明确，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绝不是他听来的单纯的“科学怪人”，他的一些怪癖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猜想》中的一些细节描述也会给读者带来新鲜感。打饭的路上思索数学问题撞到树干，学习外语的细节，他的紧张得异于常人的时间表，被关到图书馆的事，六平米的没有电灯没有桌子的小屋，春节有人送苹果时他的感动，这些最细小的地方所展现的，丝毫无损于科学英雄的形象，反而增添了一份亲切感，一种趣味(徐迟)。《猜想》所描述的陈景润生活十分简单，简单到只有这些最琐屑的地方才能显出他的真性情。而只有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呼之欲出时，人们才能稍稍理解陈景润的真性情。这稍稍理解并不足以抹杀陈景润性格中明显异于凡人的缺点，而人们却依然包容了他。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他变得极为谨慎、极为敏感。有一天，大姐瑞珍带着儿子来看他，姐弟俩多年没见，陈景润非常高兴，请他们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送走他们后，陈景润马上主动到支部书记李尚杰家向他汇报：“今天我大姐和外甥来看我了，外甥到北京读书，他们是顺路来看我的，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听见叩门声，住在6平米小茶房的陈景润，心里十分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中科院的领导人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虽然陈景润不关心政治，甚至躲避着政治，但是他心里却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一天，有人来找陈景润：“科学院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我？”陈景润吃惊地问。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否则，有陈景润参与的批邓小平运动，肯定结局要复杂得多。所以他如果迈出了批邓的一步，就可能成为对中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的潜在力量。 要写陈景润的故事很不容易。他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这就是文革时代的群众运动后面的芸芸众生，参次不齐。 由于不想进入是非之地，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实地采访陈景润，李尚杰只好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他们三人一行来到８８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谁呀？”。“是我，李尚杰。”“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徐迟是带着哭腔读完了初稿，用心血蘸在纸上写出的后来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不过基本上没有修改，除了改李尚杰为李书记(表明那时李也害怕将来不出什么意味情况)，就迅速发表了，而且轰动一时，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得到了连篇累牍地被转载。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也可以掀起时代的惊涛骇浪。如果陈景润与张铁生一样或者相似，肯定是教育和科研再度黑暗时代的一个导火索。所以，我们认为陈景润对文革后期的政坛影响大，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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