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一篇发自上海的报道指出，中国政权趁着经济下行之际，大举搜捕异见分子以及它所认为的麻烦制造者。报道说，这“可称之为镇压指数”，而且认为这个预测中国经济走向最准绳的指标，现在还同时是一个政治指标。

报道指出，尽管领导层经常向外界展示其信心十足的一面，但镇压行动却不啻反映了当权者在面对增长放缓可能危及中国共产党地位合法性，越来越感到怯懦不安。这导致当局的决策举棋不定，领导人也难以大胆推出困难但又必须的经济重整方案。

报道说，在此同时，中国主席习近平和他的总理李克强两者经济政策的倾轧则越发明显，人民日报今年5月访问“权威人士”的谈话，等同是习近平的代理人全盘否定了李克强今年年初放宽信贷的政策。

文章认为，中共似乎正面临多事之秋，中共心中明白，从一个成效不高依靠政府投资的经济模式，快速转型到一个由服务业、消费和创新主导的模式，将会对增长造成打击，还可能导致社会不稳，而且还不能保证最终会成功转型。

经济上要改弦更张，其实是政治考虑重于经济因素，因为必然会把大型国企的增长利益重新分配给每家每户。这个革命显然不是党领导人愿意扛上的责任，原因是重新分配的不只是掌权阶级的财富，还涉及权力的分配。

整顿国企将威胁到整个制度，因为国企对国家的税捐、提供社会服务以及使得工人就范。而且国企都是庞大的雇主，尤其是成效不高诸如老式的钢铁和水泥生产，只有这些企业才可以消化过剩的煤炭产能。

报道指出，这些殭尸企业正是中国增长的矛盾所在，越来越多的投入，只能够释放出越来越少的成果。

但对领导者而言，他们对此的困扰，还万万比不上一旦有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如游魂般的上街来的那么束手无策。

文章指出，相反，政治的镇压却是刻不容缓。镇压指数的重要数据应该包括维权律师遭到大规模搜捕。去年7月开始，至少有300个法律专业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被拘捕和被盘问，有数十个被正式起诉，演戏般的审讯目前正在上映。

报道指，镇压指数还要追踪当局对民间组织设下的新限制条例，评估信息审查的监控程度以及计算党媒出现“外国敌对势力”的次数。自毛泽东以来，这个词的出现率，是测量领导层心虚怯懦的最准绳指标。

指数的“次数据”则可以包括电视台播出飞弹、战机和战舰的次数。民族主义飙升，是政治不稳的必然结果。

中国这次的政治冰冻期，令人想起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之后的那一段日子，并不偶然，那时中国的经济也是面临困境。

文章指出，维权律师成为箭靶，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在经济不景的时候，组织和汇集分散于各地的民怨。他们为这些民众提供办法，换言之，协助一群对自己权益开始醒觉的人民，但这却冒犯了由上而下列宁共党统治的制度。

而这正正就是问题的症结：不松绑政治的枷锁，经济转型可否成功？审查制度与知识型经济是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教条只会压抑创新所需的自由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