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以下两节要点提示：

我们党今后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国家事务，而是用和谐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理论。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只是由一个政党领导。当和谐思想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施时，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治派别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党，我们党的这一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50年。一个最有能力的政党，领导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要的中国。

反美战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把国家的发展前途，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前提上，是极端不明智的。我们完全应该在国际大战略上，采取跟美国合作的姿态......具体说，就是国际反恐问题上，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美国和西方各国......毛泽东时代处于冷战时期，基本上是用战争思维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我国当作“根据地”，把要争夺的国家当作“前线”、“战场”......这极不正常......要让我们的周边更安全，仅靠所谓的地缘战略是不行的，要设法确立我们新的国家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基本点：承认迄今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纪40年代确立的联合国精神，承认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则；接受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一体发展的格局；发展并巩固国与国正常关系，接受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富裕、安逸、文明。

今天，我们不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而且要融入整个文明世界，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文明世界，必将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成为文明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一员。

（以下为《讲话》第四、第五节原文）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体制和使命。

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迫使我们党不得不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诠释它的，这也是我们党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需要。因此，在国内战争期间，搞所谓“联合政府”，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心里完全清楚。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心里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内战不可避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准备打一场内战了。实事求是的说，内战不是一家能够发动的了的。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打我们，我们也会设法打它的。抗战以后的东北地区争夺就是我们党先发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了东北根据地，即使其它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国革命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内战期间，军队国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难以解决......邓小平时代，不是没有考虑，但事实上也还是时机不成熟......到了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提出来和谐主题词，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表明我们党今后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国家事务，而是用和谐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党不会公开表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实践中，会更多的用和谐思想取代它。和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别，没有阶级差别，只有利益诉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别，只是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而社会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合法和合理利益诉求的权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制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产生？靠全体国民共同参与讨论。国民参与讨论也有法可依。这样，国家除了那些严重触犯法律的罪犯外，没有阶级敌人，没有所谓“反革命集团”。国家机器对内，只是维护国家依法对一些罪犯执行制裁，而不再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镇压的机器”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和谐思想，要比动辄掀起“三大”、“五大“政治斗争的做法得人心，没有人会因为各种政治斗争而感到压抑。当然也就有利于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只是由一个政党领导。当和谐思想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施时，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我们党自信在一个社会和谐的中国，即使军队国家化实现后，其执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我们党执政，不再靠“阶级优势”，而是靠“能力优势”。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治派别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党，我们党的这一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50年。领导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能力最强的政党当然不行。一个最有能力的政党，领导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要的中国。

我们党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干部的严重腐败就是问题之一。腐败就是触犯法律,反腐败就是依法制裁犯罪分子。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党今后绝不再搞什么“打到某某反革命集团”之类的“路线斗争”。党内干部，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谁违反法律就制裁谁。国家军队的使命，执行的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意志。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人民军队。那么，今天中国全体国民的意志是什么呢？一是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公平。全面发展，就是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文化要发展、社会各方面都要发展。社会公平就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分配，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今天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迟缓，是国家全面发展的病根。因此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搞好跟世界的关系，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这是当初全体国民的意志。那么今天改革到了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全体国民意志是不是改变了？没有。今天，我们不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而且要融入整个文明世界，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融入文明世界，必将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成为文明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一员。我们国家的军队理所当然地要服从这样的国民意志。融入文明世界，我们就必须走向海洋。中国的长期与世隔绝和落后，是历朝统治者拒绝海洋的结果。这种局面，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打破。

纪实政论片《河殇》，表达的正是这一思想。这应该肯定。今天我们国家的海运量，已经占到世界海运总量的近20%。到21世纪末，中国的海运量将会达到占世界的40%，超过美国。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连接的。各国海军，就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保护神。无论当年的英国、日本，还是今天的美国，都无不依靠强大的海军，维系着与世界的联系。长期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极度迟缓。一般国家军队实力的顺序是海陆空，美国是海空陆，而中国则是陆空海。现在，是应该将这一顺序倒过来的时候了。我们发展海军，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样去与英国、美国争夺海洋霸权。我们的宗旨只是：在遵守国际海洋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维护自己国家、其次是参与维护世界各国的海运安全。文明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只是将挑战国际社会海洋航运秩序的海洋力量 -- 包括个别国家的海军以及海盗及其它恐怖分子 -- 当作敌人。我们要成为海洋大国，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以前为什么无法实现，一是我们的力量弱，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跟美国对立多年。美国是今天世界最为强大的海洋大国，又是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发展前沿国家.....，反美战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把国家的发展前途，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前提上，是极端不明智的。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就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意味著地缘战略就不重要了？未必。诚然，在经济互惠的作用下，地缘战略对经济发展的的限制作用会小一些，但是，隨著科技的大幅度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源被發現後，地缘战略跟國家資源利用、保护密切相關，地缘战略反而會更加被重視……這突出表現在海洋資源跟地缘战略的关系上……公海資源的爭夺 愈演愈烈……甚至領海內資源的爭夺也時有发生……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凸显……在海洋问題上采取守势，不可取……当然我們也不是要去攻击谁……就是要尽可能 利用我們的大国优势和正確的战略规划，使海洋利益最大化……我们完全应该在国际大战略上，采取跟美国合作的姿态......具体说，就是国际反恐问题上，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美国和西方各国......不要游离于国际反恐战略之外，甚至抱着看美国笑话的态度看待反恐，这要不得。关于周边国家的战略问题，这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时代处于冷战时期，基本上是用战争思维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我国当作“根据地”，把要争夺的国家当作“前线”、“战场”......这极不正常......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是一般国家关系，又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多半是历史因素造成的......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这些特殊关系，但我们不能把这些特殊关系放大，甚至超越一般国与国关系准则，比如我们跟朝鲜的关系，很长一个时期，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前领导曾提出中朝要“正常国家关系化”，指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趨勢越來越確定，越來越不可逆轉；隨著偵測、通訊、投送等技術的突飛猛進；而且，國際社會確認的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也逐漸強化， 周邊國家的戰略意義已經逐漸弱化。地緣戰略也已經變得不怎麼可靠了。別說在我們跟國際社會和睦相處的條件下，戰略緩沖地帶毫無意義，即使我們跟某大國處於敵對狀態，依靠戰略緩沖地帶確保自己利益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事實上，我們固守的地緣戰略，恰恰招來了不安全——因為我們的地緣戰略是建立在與國際社會敵對的大戰略基礎之上的，一些大國在我們的地緣戰略地帶製造麻煩，根本原因是他們對我們的大戰略有戒心。……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大戰略，並不是我們說說就算數的……就像朝鲜也多次释放和缓的善意，但在它的体制依然如故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善意。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教训的。要让我们的周边更安全，仅靠所谓的地缘战略是不行的，要设法确立我们新的国家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基本点：承认迄今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纪40年代确立的联合国精神，包括從“大西洋憲章”到聯合國一系列準則性文獻所體現的人類現代文明精神；承认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则；接受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一体发展的格局；发展并巩固国与国正常关系，接受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富裕、安逸、文明。

第五、战争和维护人权的关系。

我比较赞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常播放一战、二战、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纪录影视作品的安排。这一方面将历史真相缓缓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将战争的不人道面目展示在民众眼前，有利于培育民众的理性战争观。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战理念，是持不同意见的。这是我们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而是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本着维护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战争问题，就自然会发现战争中的不人道现象，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接受了。

所以，就我本人来说，谈战争中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战争要死人，让平民为战争死去，已经成为一种战争罪行。极少有人会公然这么做。毛泽东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次会议上戏言中国为在全世界取得共产主义全面胜利不惜牺牲3亿国民，立即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这说明让国民为主义战争牺牲的想法在当时就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战争中军事人员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结号》的电影，似乎在反思这一问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从最高统帅部的全局性战争行动，到班一级的战术行动，似乎都会有牺牲局部、以赢得全局胜利的部署。这在军事行动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军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的军人，本质上就是跟兵器装备一样的一种物质力量。在兵不厌诈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员为取得作战胜利，不仅有灵活使用这一力量的权力，也有这样的权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军人也是人。在传统战争中，因为指挥员的指挥失误而造成众多士兵的无谓死亡，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尽可能提高指挥艺术，减少无谓牺牲，也是统帅和各级指挥员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最高军事原则。但如何区分无谓牺牲和必要牺牲的界限？这始终是传统战争中最让指挥员伤神的一件事。军事行动中如何对待死人的问题，恰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的文明程度。都说美国人怕死，的确如此。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往往是美国所忌惮的。因为伤亡的是民众子弟，这是对民众利益的极大损害。民众因为战争伤亡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反对战争......国会就会根据民众的意愿立法终止战争（不为战争拨款就是最好的终止办法）。战争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着通过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财产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已经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质疑。在以往的战争中，双方统帅都要估算一场战役可能的死伤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万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以硫磺、冲绳等岛屿战役的伤亡为依据，估算攻占日本本土有可能还要付出百万美军将士代价，这是美国民众和政治家都无法接受的结局，所以动用了原子弹，以期彻底击毁日本统治者对人员死伤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显然，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的杀伤，甚至连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惮了，更何况西方人。

二战成为人类大规模战争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政治集团就认为，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军的人员，就有可能战胜它......而今天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这样认为，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其它国家的无辜平民，就可以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励不怕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在跟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作战时，常常不惜以10条命换其一条命。为了杀伤5万美军，不惜付出自己伤亡50万的代价。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能为文明人类所接受。从尊重生命的现代理念出发，军事行动中的一方人员在抵抗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被俘，不能无条件的视为政治变节行为。在现代执法性战争中，执法人员被犯罪分子俘获或绑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通常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质。解决这一类问题跟通常解救人质的警察行动没有本质区别。

据说崔永元到韩国参观“韩战纪念馆”，看到一张成千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投降的照片，不禁惊呆了。我想，他不仅是因为照片从未见过的新鲜而感到讶异，更是因为这张照片彻底颠覆了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而感到沮丧。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真的需要来一个大转换；军事行动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变节是不一样的。再说，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政治开放，所谓的政治变节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今天我所谈到的几个问题，不是什么结论性的，只是提出来请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一步加以讨论，目的是在国家的领导层面，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大家都能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亿万民众的幸福。

总结与后记：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总算把这样长的一篇讲话一字一句的敲完了。现在想来，如果这真是一篇习近平年初在军委的讲话的话，当时即便照本宣科的读下来，也让习总要很费一番周折与时间。在这篇评介的前两部分发表以后，从网络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这篇讲话其实在前两年就已经出现过。有CND和《万维》网友认为：“这是个老信息。它是2014年4月20日左右开始在网上流传，应该是假的”。还有人认为：文中的口气和思想观念与今日的习近平有很大的不同，也断定这是一篇伪作。但也有许多人对这些否定和伪作的评论不以为然，摘录一段前两年一位名为史伏初先生对此文的评价：

此文不是中共官方傳出，又無作者姓名和創作時間，判定此文真偽自然就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此文內容與他們過去認識的習近平判若兩人，有人就一口斷定是偽作。我認為對如此重大問題毫無根據地輕率武斷不妥。。。，我在4月24日轉發此文時說：“我估計這不是共產黨正式文件，是試風文件。如受到黨內尖銳反對，就可說此乃偽造文件，若被黨內外廣泛接受，將來可用正式（經修改）文件再發。”可能真是習近平講話的整理稿，或已刪除若干內容，把需要廣傳的部分放出。其理由是：該文對戰爭及世界形勢的觀點新穎，沒在其它文件中見過，其論說之深刻，為任何一位民主派人士所不及，如果有這樣的偽文高手，可為天下師，何必冒他人名而自隱姓名？即使身居國外的民主人士中，從他們經常撰寫的文章看，沒有一位有這樣廣闊的思路；我估計此講話稿由習近平智囊團集體研討一年以上，在近期定稿并擇機在軍委會議上演說；按現有制度，偽造國家元首講話是死罪！如此高水平的大師怎肯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冒如此大的風險？太低估他的智商了吧；江派和左派人士的腦袋里無論如何也擠不這許多高見來。。。（资料来源：史伏初：《習近平軍委講話真偽辯》，“明镜网文”，推薦者：辛子陵 2014.5.5）。

如此看来，真也罢，假也罢，不管这是一篇真实的讲话，还是有人假托习之名义的伪作，已经都不重要，而文章中的真知灼见才是这篇讲话有目共睹的真谛之所在。中共领导人和习近平先生如果有这样的高见和睿智，并依据这些认知有所行动和有所作为，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福分，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佳音。

通篇文章读下来，用四个字描述就是“和平共处”，用三个字评价就是“大家活”，用两个字总结就是“非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一个“和”。在国内要建立“和谐”社会，在国际交往中也要以“和”为贵。尤其不要再用过去毛时代那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陈腐观念来四处树敌。曾几何时，我们一直都是把美帝国主义作为最大的假想敌。用讲话中的话说，就是：“我党长期的一个应对美国的精神状态，就是宁愿自己日子不好过，也不让美国日子好过。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街痞的思维方式。”

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的话，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最有恩于中国的国家。在中国现代史上，美国已经两次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第一次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二战，美国为中国抗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而且有大量的美国飞行员为了中国的抗日牺牲在中国国土上（驼峰航线 、飞虎队）。而在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日本海空军精锐的几乎全部，陆军精锐的大部均被美军消灭殆尽。“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如果不是日本主要败于太平洋战场，单靠中国自己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一个军国主义加神道教的野蛮的日本不复存在，消除了中国的百年大患”（引自《讲话》第二部分）。正因为结果必然如此，才有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出现了中日两个敌对国家的首都同时庆祝“珍珠港事件”爆发的这一历史奇特景象。东京的庆祝是为“：皇军”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为偷袭的成功和胜利而欢呼。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庆祝则是为愚蠢和不自量力的日本终于把美国这个世界巨人拉下水，为日本军国主义从此加速走上不归路而额手称庆。

第二次就是1969年中苏之间的“珍宝岛争端”之后，苏联政府拟对中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为此，苏共勃烈日涅夫当局决定首先照会一下美国，他们认为美国作为中国的敌对国，起码不会反对。但是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却强硬表态苏联的核打击将被视同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有一个有道义和负责任的大国在局势岌岌可危之时才能做出这样理性和超乎寻常的反应。如果当年美国不表态，中国当年的局面会怎样？世界局势会怎样？谁也无法料想。也许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提供核保护，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客观上的的确确保护了中国，而没有丝毫“坐山观虎斗”之意。换位思考一下，作为当年一心要埋葬帝修反和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大同的“伟大领袖”，遇到类似的局面，会不会有如此的“善举”？！

近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长期觊觎和侵占。是历史上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秉承沙俄扩张传统的前苏联，同样对中国领土觊觎蚕食，外蒙的独立和新疆当年的动荡，都与斯大林的侵略扩张和削弱中国的政策紧密相连。而二战奠定了中美盟友关系，由原先的日本主导亚洲，变成了由中美共同主导亚洲的局面。美国主导世界，同时协助中国主导亚洲，削弱了英国的影响，根本上消除了日本的影响，遏制了苏联的影响。而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遏制，造成了苏联帝国的最终崩溃和俄罗斯这个强邻的削弱，使中国周边的态势大大缓和，这应该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格局。

这些年来，如没有这难逢的有利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可能那么顺利。而80年代以来以外向型主导的中国经济也主要得益于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中国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多年来属于入超，如对澳大利亚、台湾、韩国等，或者出入平衡或略有结余，如对日本、西欧等主要经济伙伴，唯有对美国的贸易是多年来连续大量出超。可以说，中国外汇几万亿美元的结余大多数是从美国得到的。用邓小平的话讲，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都变得富强和富足。这样一个有恩于和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要与其长期对抗?有对抗思维的那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或意识形态作祟，也属于那种吃饭还要砸锅之辈？！

“在许多现实主义者看来，崛起的中国必然会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产生冲突， 挑战“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者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观点似乎有着充分的历史经验支撑，以至于米尔斯海默称之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尤其是近两年来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在南海、网络安全、台海、朝鲜、汇率、贸易等多个议题上的摩擦使得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经济相互依存改善安全环境的观点似乎失去了解释力”（资料来源：《凤凰网》，作者：陈诗颖，凤凰国际智库助理研究员、驻美国观察员；李江，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

而这篇讲话却根本否定中美之间这种“大国政治的悲剧”将会发生。“太平洋足够大，放得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习近平语）。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现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过去、现在和将来争斗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斗而不破，争而不战”应当是最高境界和最后底线，这符合两国人民之间的利益和福祉，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有此思维，则中国安矣，天下安矣！

（全文完）

2016年8月23日完稿 于 Perth 风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