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12) 谭合成 卷二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里,挤满了从全区赶来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表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的“敌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邀功:“郑部长,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风为首的‘农民党’,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动组织是配合美蒋特务反攻大陆搞暴动的,有行动纲领,有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嘴就来,汇报完后他又向郑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郑有志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谦虚地征求周仁表的意见说:“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一个党员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我马上赶回去做准备工作。” 8月17日一大早,郑有志身着军装,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坐着拖拉机,“吐吐吐吐”赶回清塘,主持大会。(有证据表明县委副书记郁山参加了这次杀人动员大会,并在会后高度评价“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主动。”) 周仁表办事得力,仅仅半天功夫就把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脚上沾满泥巴的基层干部,有的是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快开会了,还有人陆陆续续进场。会场门口布了岗哨,郑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大几百人挤在里面十分拥挤。道县农民一般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几口辛辣的土烟叶子。这些年来,区、社两级干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价的齐嘴巴纸烟,但生产队干部大都还停留在长烟筒阶段。空气中迷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和汗臭气,天气又热,叫人心里好烦燥。农村干部开会纪律性差,一般都是上头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整个会场闹轰轰的。会议一直拖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周仁表指挥与会干部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上,面对毛主席像站好。这是当时无论大小会议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门熟路,不用多招呼,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红宝书贴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预备姿式。整个会场突然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周仁表开始领颂:“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全体与会干部一齐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仁表接着又领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众人又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周仁表请郑部长作动员报告。这些天来,郑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接任前线总指挥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联”抢了枪,一天天在壮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亏,更叫他气愤填膺,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显得十分亢奋,作报告时,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说到激动处,拳头擂得桌子嘭嘭响。 现将《郑有志8·17讲话摘要》全文照录于下:(这份历史资料能够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国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复杂。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日又开枪打死了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反修。我们广大革命干部要提高警惕,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们六区,是防空重点又是防暴乱的重点,8·8抢枪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乱的时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蠢蠢欲动!我们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他们还提出要地富当骨干。我们区如此,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四类分子每人一张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们站着听,他们偏要坐着听。听着听着,只见郑元赞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两下,四类分子就一齐动手,拿凳子打我们干部,幸亏支书及时叫来民兵,把四类分子拖出去杀了六、七个,才平息了这场暴乱。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如果让他们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 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有三条: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各大队都要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交代党的政策,不老实的要严惩。第二、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三、要赶快把干部、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四类分子牢牢看管起来,白天老老实实参加队里集体生产,晚上关门在家安份守纪。子女也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防止他们跑到二中去。 会议要结束时,郑有志按照惯例征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见:“仁表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周仁表一鸣惊人:“我来补充几句,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脱产干部,还是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干掉。”接着又讲了“人民党”(假案)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老五(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全场顿时乱成一片,与会者议论纷纷。许多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紧张惶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从。 散会后,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久佳的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久佳公社达一村大队唐玉家。当时,唐玉已经在8月14日的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带讲个小细节,14号批斗唐玉时,蒋公安员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态度”,可是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灯火通明的,有点打不下手,再说让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这家伙咸鱼翻生又抖起来,难保不报复,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乱说乱动,也怕他的后人玩阴的,队上的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吹灯为号,灯一灭就动手。黑灯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锄头敲断了唐玉的一条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儿子和侄儿找来一张门板抬回了家。蒋柏柱把唐玉从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到屋门口坪子边的水塘里。 (道县有一批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自然村,如桥头、沙田、蒋家岭、杨柳塘、小坪、洪家宅、达村等,其中最大的是达村,有1000多户,4000多人。(当时道县县城道江镇也只有4000多人。)走进达村,你彷佛走进一个小城镇,最大的特色就是门楼特别多。这种门楼是道县村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是一姓一个门楼。达村号称“九唐搭一孟,外加张吴两姓。”唐姓有9个门楼,现已迁走一个,剩下8个,孟姓、张姓、吴姓各有1个门楼,共计11个门楼。据考证,唐姓是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从山东青益县迁来的,吴姓是元朝从唐家乡的高枧迁来的,张姓是清朝从万家庄乡的万家庄迁来的。达村位于濂溪河中游,村前有濂溪大洞,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坪铺,土地广阔,水旱无忧,便于繁衍生息,故尔能发展成这样的大型自然村落。文化大革命时期,达村隶属久佳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队人口太多,故在行政区划上将达村一分为二,分为达一村和达二村。整个达村在文革杀人风中,基本上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对四类分子中“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个把两个”的指示精神办事,共杀2人,其中达一村1人,达二村1人。) 唐玉者,何许人也?为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系小学教师,为人生性梗介,好管闲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公安员在该大队蹲点,“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受害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柏柱告了。害得蒋受了老大一顿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这在当时确实是滔天大罪,但“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笔者经多方调查,获知唐玉“企图篡党夺权”的最大证据是,有人揭发他在“发泄对党的仇恨”时说过:“如果让我当区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他们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恶不至死。 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唐玉呐,好人呀!”既然好人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时候,我没下狠手。”一位参加杀害唐玉的凶手对我们说。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还痛快些。笔者采访的杀人个案中,很多被害者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你让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会议结束后,久佳、清塘两公社有五个大队迅速行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在整个杀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杀36人(其中自杀4人),清塘公社杀75人(其中自杀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孕6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况,下章专门另述。 笔者认为,在道县杀人事件中无处不见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诞生在清塘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个道县,一共只杀了11人,其中13日杀1人(朱敏),14日没杀人,15日杀7人(钟佩英母子等),16日杀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马桥区杨家公社一带。在对这几起杀人事件的查处中,没有发现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内容。而8月17日清塘会议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公社级的,有大队级的,甚至有些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对这个创造发明的专利权始终不肯认领。他们中有人辩解:“道县出现杀人事件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广西那边的影响,是从广西全州那边传过来的。”事实果真这样吗?我们为此查阅了大量文革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7年10月2日至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州县一个大队,两天内竟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杀人的局面。12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通知》说:“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不错,与道县相邻的广西全州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也确实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后两个“委员会”道县没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应当是广西受道县影响,而不是相反才合逻辑。(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这类组织是道县少数基层干部的集体创作,最先提出“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是周仁表,而第一个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名义实施杀人的是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党支部书记唐祖旺。)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周仁表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队杀人,点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了17人,并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仁表同志可能记性不好,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带着两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下来督促杀人的光辉事绩,清塘乡的农民兄弟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整个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杀人事件责任人中的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亲自动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有一个“三个一”的说法,即:地管干部有一个(原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政法干部有一个(周仁表),公社书记有一个(原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邓耀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