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四十周年；十月六日，是“粉碎四人幫”及文革結束四十周年。這兩件互為關聯、接踵而至的大事是中國現代史上兩塊劃時代的里程碑，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史上一道相當重要的分水嶺，自此中國走上了一條被“譽為”與毛時代截然不同的“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四十年後的中國，在經濟方面確實進步很大，在其它方面呢？我們不妨看看近期幾個在海內外影響較大、有代表性的例子。  

最高層權力鬥爭依舊慘烈 四十年後，中共最高層的權力交接依然靠台底交易、無法以公開的民主選舉的方式進行。習近平上台後還多了一條靠“政變”（高層海選）上台的途徑，讓人想起了“林彪搞政變”。高層海選本應是中共開創黨內民主的首選，但在中共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態下，習若被海選下去，下場比趙紫陽還慘，等待他的將是在秦城監獄度過餘生，甚至“被死亡”（如薄熙來的“金主”徐明）。正因為如此，在與習的權力鬥爭中失勢、在策劃“政變”中失敗者如周薄令等人及其親信黨羽，遭到了勝利者毫不留情的徹底、全面清算。江胡時代沒有靠“政變”上台的可能，今後中國最高層的權力交接、權力鬥爭恐將像四十年前一樣血雨腥風。

“選擇性反腐”與“株連九族”習王發動的大規模反腐運動當然是好事，但反腐已逐漸淪為“選擇性反腐”，成為清除政敵、排除異己的最佳手段。此外，如周永康共有十二名家屬被判刑入獄，這種“株連九族”的辦案模式受到國內法律界和社會的質疑，也與文革時期無根本區別。自從六四事件後，中共高層所有的政治鬥爭無一例外以“貪腐”定罪，但這種迂迴定罪既無法杜絕天下人的悠悠之口，也給後來者提供了壞典範，今後黨內鬥爭將更加慘烈。

《炎黃春秋》被接管 7月13日，已有25年歷史的體制內改革派標杆雜誌《炎黃春秋》突然被強行接管。作為國內少見的一份敢言雜誌，《炎黃春秋》曾發表過大量敏感和反思性的文章，受到海內外廣泛的重視和歡迎。此事件之明顯不公驚動了中國四大法學家，他們均參加了“炎黃春秋雜誌社訴中國藝術研究院案專家研討會”，可見《炎黃春秋》的影響力。《炎黃春秋》安然度過了江胡時期，卻折戟於習時期，令人感嘆當今中國的政治開明度不僅不如胡趙時期，也不如江胡時期。

至今不敢正視歷史錯誤、揭開歷史謎團 中國央視最近熱播了一部三十六集的電視連續劇《彭德懷元帥》，但該劇只演到彭在“廬山會議”前的工作生活，最後稱“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元帥在北京逝世”即匆匆“結束”，彭最後十五年的悲慘人生被一句帶過。難道中國的編劇導演們至今還如此沒有直面和反思彭德懷冤案（彭案）的勇氣嗎？後來，在中國國內民眾無法直接進入的YouTube上，我看了《彭德懷元帥》三十六集後的九集，它們描述的正是彭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和會議後的不幸遭遇、文革初期被批鬥被迫害的經歷。彭案在大陸人人皆知、家喻戶曉，且早已被平反，如今政府卻連彭案都不敢直面，生怕引發民眾回憶起共產黨執政的重大錯誤。對彭案尚且如此，更不用提要政府搞清楚影響更大、至今疑竇重重的文革時期中國版的“九一一事件”--“九一三事件”了。曾經的一人之下的“副統帥”林彪“折戟沉沙”已整整四十五年，但政府至今連在莫斯科和外蒙的林彪等人的遺骸都不願取回；林彪座機上的黑盒子裡到底錄了哪些內容，也至今沒有對外公布。不論從人道的角度還是從“對歷史負責”的角度出發，政府對“九一三事件”至今毫無作為都是不可思議的。  

出走和異議人士依舊不許回國“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六四”後，大批中國異議人士出走海外，他們中不少人已客死異鄉，其餘絕大部分人至今仍不能回國。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於2016年6月29日在美國洛杉磯辭世，享年一百歲。在二十六年旅居洛杉磯期間，許一直恪守對中國政府的承諾，拒絕透露所知的黨內機密和國家機密。許生前多次向中央高層要求葉落歸根，但最終只獲准其骨灰回國安葬。這讓我想起了原國民黨軍統四傑“三毛一戴”之一的毛森於一九九二年獲准回國探親的事。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攻陷上海前夕，時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的毛森大舉逮捕中共地下黨員並將他們全部處決。志在反共的毛森此後還在泰緬邊境組織國軍殘部從事反共游擊活動。二十四年前中國政府允許毛森這樣一個堅決反共、雙手沾滿中共地下黨員鮮血者回國探親，如今卻不允許許家屯活着時葉落歸根，胸襟到底是寬闊還是狹窄？

新婚之夜抄黨章 2月2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號“學習小組”發起了“手抄黨章100天”活動。活動鼓勵中共黨員從3月1日開始，用100天的時間抄寫一萬五千多字的黨章全文。據“學習小組”統計，至少有25個省份數百個單位一起參加了抄黨章活動，還“可能直接帶動了上百萬人參與”，由此引發的“夫婦新婚之夜抄黨章”的消息迅速成為“網紅”。黨章神聖嗎？值得如此煞有介事地抄寫嗎？林彪是唯一被堂而皇之寫入中共黨章的接班人，黨章能夠保護他嗎？四十年過去了，執政黨至今還在玩這種老掉牙的忠誠把戲，令人瞠目。

從中宣部進駐騰訊網說起 騰訊網因七月一日誤將“習近平發表”寫成“習近平發飈”，導致中宣部牽頭一個小組大張旗鼓地進駐騰訊網調查。安徽大學生王偉因在7月17日將從FACEBOOK上下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PS照片上傳至新浪微博上，被拘留十日。不久前，浙江台州市一名基層公務員因在QQ空間發布批評G20籌辦擾民的文章，被當地官方認定為“造謠”並被行政拘留十天，後被轉為刑事拘留並開除公職。據稱台州市委書記因為此事向省委檢討，相關區領導據稱也被處以警告等行政處分。此外諸如拆除十字架、大規模逮捕人權律師、雷洋案、共產黨員不得“妄議中央”等等，以及搞得香港人心惶惶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樁樁件件都讓人恍如回到了文革中，中國究竟進步了多少？

“竹幕”再起，嚴防境外勢力 據《美國之音》六月三十日報道：中國一項有爭議的網絡安全法律正在全國人大審核。這項法律將授權當局可以在出現所謂“突發社會安全事件”時封鎖互聯網，阻斷所有在線通訊。“突發社會安全事件”定義過於寬泛，政府可以任意解釋，可以指任何小到局部抗議、大到大規模暴動或暴力襲擊事件。該法律讓人想起了文革時令人不寒而慄的“公安六條”，也使中國一夕回歸“竹幕國家”。

六月三十日的《美國之音》還報道：中國今年四月剛剛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規定：警察將有更大權力監管境內的外國NGO，境外NGO必須要向公安機關登記才可工作，警方有權調查這些機構，也可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的境外NGO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筆者認為：NGO的存在和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它們既能填補政府照顧不到的角落，又能制衡政府濫權。少數“境外敵對”NGO在中國能有紮根的土壤、壯大發展的生存空間，不正說明中國政府在它們得以紮根和發展的領域做得很不夠嗎？中國政府既不輕易批准國內的NGO組織成立，又極力限制境外NGO，如何侈談“與世界接軌”？  

中共維持執政主要靠兩條：經濟高速發展，黨內利益共享，但現在這兩條都難以為繼。不僅任何經濟都不可能一直維持高速發展，且隨着時間的推移，經濟下滑、失業、產能過剩、環境污染都成為中國揮之不去、難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另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環境污染難解難分，後者正在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公敵，所以中國必須另尋其他發展模式。習近平上台後大力反腐，既打破了黨內利益共享的潛規則，也導致各級官員普遍不作為，這成為經濟下滑的一大因素之一。擬於二零一七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其人事布局牽動了各方利益集團參與爭奪，加上中國在南海、東海面臨的國際衝突，所以今明兩年是中國的多事之秋。歷史走到今天，所有人都不難看出：最遲從習近平的繼任者開始，中共必須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中共將步蘇共的後塵。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越晚，越不利於這個黨的未來，中國越容易陷入動亂和分裂。如果習近平在任期內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毫無作為，任期屆滿後把種種問題和矛盾都留給下一任，下一任不管願意不願意，只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屆時局勢一旦失去控制，中國很可能步蘇聯的後塵。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二十一世紀的“辛亥革命”，勇於領導這項宏大的世紀工程的改革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孫中山；阻止或不肯啟動這項改革、繼續執行和維護中共的僵化統治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袁世凱、歷史的罪人。

（原載《爭鳴》2016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