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 ——習仲勛與當今維權律師的命運
（ 瑞典 ）茉莉
中國剛度過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審判”如同一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又如奧威爾的諷刺小說《1984》之翻版。昔日優秀的律師、堅定的維權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對煽動顛覆的指控，一個個認罪、懺悔、譴責他人、讚美並感謝審判他們的官方。
曾是中國政治犯的筆者從未見過這種“人人誹謗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淚流滿面。身在廣州的艾曉明教授說，她的“心都虐碎了”。由於這種大肆張揚的“官媒審判”戲目已經多年罕見，海內外一片錯愕憤怒。人們驚呼：“這是一場騙局！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着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八月初，維權律師周世鋒受審，低頭認罪。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們尋找原因，但對這種畸形嚴酷的政治現狀，傳統的政治分析已經不敷使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做出這個政治決定，不僅出於自身權力與利益的考慮，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還有他本人的病態心理。習仲勛一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難與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兒子掌權的這幾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有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如同巨大的魔咒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當年習家那個受虐的可憐孩子，長大後變成狂妄的施虐者，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為此，我們有必要借鑑心理學作為補充，來深入認識習近平時期非同尋常的恐怖政治。
@ 新一輪打壓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至今為止，海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學的分析上。對於這場在盛世出現的殘暴的人權鎮壓，有人認為，當局有兩個目的：一是懲罰活動人士，二是利用其來強調習近平的主張。還有人說：審判過程滿足了投射國家權力、把人權倡導者詆毀為敵人的需要。
分析家們的疑問是 ，為什麼前一屆胡溫政府執政時期，自由派感覺要寬鬆一點，而在習政權治下，卻發生了一個徹底反自由主義的逆轉？專家們將之歸結為執政者的一種恐懼，說是由於當前經濟放緩、內部政治鬥爭激烈，使得習政權擔心，公眾對官員的極端腐敗及濫用職權的憤怒，有朝一日會爆發為得到國外支持的公開反抗。
這樣的政治分析當然是很有道理的，既得利益集團確實是為了維護權力不擇手段。但我們還是不能完全肯定，習政權受到的壓力與威脅就真的就比胡溫時期更大，以致他們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又可笑的文革手段？
傳統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統治者做出的政治決定，一定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種理性算計的行為。然而在這場大審判里，人們沒有看到習政權有什麼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欺詐，瘋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針對習近平本人的惡評如潮，無論國內國外，他已樹敵眾多。
在習政權的鎮壓中充滿了精神病態的非理性成份，損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有時只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例如，毛澤東早年曾受過知識分子名流的輕視，他掌權後實行的仇視踐踏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認為是為了滿足其報復心理。
由此可見，在政治個體研究中，引入心理學作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與理性有時會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個性心理特質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
其實，早就有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心理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評論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習近平不是習仲勛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其理由是：習近平曾因其父的“反黨”問題慘遭毛澤東的迫害，但他卻不肯清算毛澤東的罪惡，反而對毛的政策情有獨鍾。這就像1973年發生在斯德哥爾摩銀行里的搶劫案：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了強烈的愛的情感。
@ 受虐的孩子為何長大成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人只是出於自我防衛機制，對加害者產生感情並為之辯護而已，他們並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習近平的症狀比較奇特，身為當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這幾年卻高舉施害者毛澤東的旗幟，對他不喜歡的人實施毛式政治迫害，製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態學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認識人類的新角度。在秘魯鵜鶘鳥繁殖棲息地，研究者發現，成年鳥兒去鄰居鳥巢啄咬那裡的雛鳥，而那些沒有被啄死的雛鳥成年後，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鳥一樣，殘忍地攻擊其他雛鳥。這種“暴力的怪圈”現象在人類被稱作“虐童”。當然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人類的“虐童”現象遠遠不像野生鵜鶘鳥那樣普遍。
現代心理學家都一致承認：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有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因為童年曾遭受過苦難，有些人會終身致力於消除產生苦難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獻身於崇高事業的人權、環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數受過虐待的兒童，由於心理創傷過於深重，長大後變成施虐者。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個。
196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被毛澤東、康生迫害，全家遭株連。當時才九歲的次子習近平成了“黑幫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視、欺凌和折磨。文革中，習近平曾被紅衛兵追趕羞辱，被戴上高帽批鬥，被威脅說要槍斃他。他挨飢受餓，被逼流浪，還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為犯人關押。後來他下鄉在陝西最貧困的窯洞村，被變相勞改了七年。
令這個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個事件，是他在落難時曾被自己的母親告發。據媒體報道，當年習近平被關押時，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讓媽媽給飢餓的他弄點吃的。但他沒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時舉手喊口號打倒他的媽媽，見兒子逃回家不但沒給他東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發兒子去了。絕望的習近平只能痛哭着從家裡逃走，第二天又被抓進少管所。
從心理學角度看，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是“不帶血的心靈殺手”，它的後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精神虐待打擊的是人的生命內核，會扼殺孩子對親人的最後的一點信任感以及自我尊嚴感。遭受過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會人格破碎，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獲得愛之溫暖撫慰或者專業的心理治療，那麼，這個孩子很可能從此就帶着殘破冷酷的心靈生活。
習仲勛一家合影。右一為童年習近平
@ 亮劍報復的快感獲心理解脫
從那之後，習近平學會隱藏起他對世界的仇恨與報復心理，一味低調賤化自己，原本不討人喜歡的他在鄉下學會了如何“來事”。他貌似忠厚地與群眾打成一片，十次爭取入黨表現政治進步，終於在險惡的環境裡咬着牙活下來。當年，父親習仲勛曾老淚縱橫地對一個叫楊屏的小朋友說：“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2000年，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習近平這樣談他對政治的認識：“幾乎不曾有過權力的人，那些一直距離權力很遙遠的人，往往認為這些東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過表面的東西——權力和鮮花，榮耀和掌聲——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際關係。對政治我有更深層的了解。”
心理學家一定會從這段話里認識到：這個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從未痊癒。因為父親平反後重登高位的緣故，習近平在文革後仕途一帆風順。雖然被前妻拋棄，但他後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這一切外在的顯赫的成功都幫不了他，他那在成長階段受到損傷的人格仍然支離破碎。
在共產黨高層權欲薰心、勾心鬥角的世界裡，沒有人教給他愛與自愛、重建人格的課程，他無從獲得有關自我尊嚴、尊重與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長年積蓄壓抑的痛苦與仇恨無法化解，在大權在握之時，他終於有了機會懲治他人，以尋求報復的快感，獲得自我心理解脫。於是，我們看到這位紅二代出手狠毒地“高調亮劍”。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曾給“敬愛的爸爸”習仲勛寫過一封拜壽信，其中有這樣感人的句子：“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且要求我也這樣做。我已把你的教誨牢記在心，身體力行。” 但對這位曾被生活嚴重欺騙、已不知誠實為何物的兒子來說，父子關係只是他自己所說的“浮躁的人際關係”中的一種。事實上，他在攫取最高權力之後，處處違背父訓，走到“從不整人”的父親習仲勛的反面。
@ 習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國際人權組織可以擬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證明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公民所實施的各種嚴重的人權侵犯，此人現已被視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們將習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迫害，與當今709維權律師所遭受的折磨做一個比較，可以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性。
第一，突然襲擊。1962年9月，如同晴天霹靂，因為一本叫《劉志丹》的小說，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等人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立案審查長達16年之久，涉案幾萬人。2015年7月，幾百位中國律師、維權人士及其親屬，突然毫無預警地遭到公安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1963年，習仲勛被毛澤東捏造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點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習仲勛當年出訪東德時，曾用一個雙筒望遠鏡遙望柏林牆，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為“裡通外國”。 2016年，多位為維護受害者的權利的律師和人權人士，毫無根據地被習政權指控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三，公開羞辱。1967年，習仲勛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眾集會上去批鬥，要求他交代“反黨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習近平本人也曾被公開揪出去批鬥過。2016年，多位被抓捕的709律師在電視、微博等媒體公開亮相，低頭認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習仲勛在“拼刺刀會”的批鬥會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隻耳朵被打聾，被折磨得精神失常。2016年，多位入獄的律師和人權人士被證實遭受了酷刑，例如謝陽和余文生等律師。當今的酷刑不僅是毒打，還有其他種種變態的折磨方式。據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國審訊官強迫他吃一種中藥，使他頭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給解藥。
第五，逼人互揭。當年為打倒習仲勛，毛與康生動員了一大批習仲勛的老戰友出面揭發。揭發習仲勛的人中有原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高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後來證明都是莫須有的罪名。2016年“黑色一周”前後，在媒體現身的多位維權律師，被逼公開揭發指責昔日合作的同事與上司，並攻擊曾幫助過他們的組織和個人。在法庭上，他們如同背書一樣背誦各種不實之詞。
第六，株連親屬。當年習仲勛受迫害時，其妻兒都在劫難逃。妻子齊心在幹校被審查七年之久，幾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剝奪上學的權利，被迫勞動，大姐習和平不堪迫害自殺而死。習仲勛在關押期間曾有四年不准見妻兒，當他於1972年再見到妻兒時，竟然連兩個親生兒子都不認識了。今天，一些709維權律師在被捕一年多之後，仍然不允許見家屬。他們的案件開庭時，其親屬被禁止旁聽。一些律師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毆打，被限制人身自由並被切斷經濟來源，甚至連孩子也被禁出國。目前，仍然有律師的妻子帶着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被禁止探監
…… 至此，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已經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文革過去五十年，中國殘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轍，只是再也沒有當年曾拯救過習仲勛的胡耀邦了。
問題不僅在於一個掌權者可怕的心理病態，問題更在於一個權力不被制約的政治制度。這個醜惡的制度無法阻止一個病態的人繼續糟蹋國家、禍害人民、摧殘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後制定的“撥亂反正”政策淪為具有反諷意味的笑話。從長遠看，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滅的命運。但是，如何斬斷眼前這個詛咒之鏈，解除這個巨大的魔咒，是當今中國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責任。 ……………………………………………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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