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令范介紹姐姐林昭生平
2008年10月，《尋找林昭的靈魂》獨立製片人胡杰去巴爾的摩看望彭令范
我見到她時，我是很吃驚的，因為我感到她身上有極強的林昭的氣息，她白皙而
蒼老的手，青色的血管裸露在手背上，臉頰的輪廓、眼窩與鼻梁，都和林昭極為
相似。但她老了，單薄而矮小，我感受到她的晚年是辛苦而營養不足。前兩次在
中國大陸見到令范時沒有這樣強烈的感覺。
客廳不大，但顯得空曠簡陋。我們聊的很雜，比如我說：聽說因為我的影片
使用了您的照片和林昭的手稿，使您很不高興，您要和我打官司。我告訴她，我
在林昭的影片面世之前，專門托歐洲朋友給您寄過影片。後來又請香港朋友給您
寄過，但一直沒有收到回信。她說：DVD收到了。她指了指電視機下的一摞書籍
說：但我沒有看，我不能看，我不敢回憶那些事情。
我向她深深道歉，並對她說：您如果起訴我，我馬上宣布我接受您的懲罰條
件；只要您身體健康和不生氣就好。她很平靜地在聽我的話，顯然她已經原諒我
了。
我給她講述了紀錄片的大致內容和主要思想，以及我對林昭深深
的敬意。我的講述非常小心，因為她說她的病非常嚴重（迫害創
傷綜合症），醫生不允許她回憶這些，並告訴她：如果回憶會死
人的。
我去她家當然也想看到林昭的手稿，但她沒有給我看。她說，她想把手稿燒
掉。我當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勸了一番。後來她告訴我，她已經想好，要把
林昭手稿放到一個大學的研究所，我才鬆了一口氣。
她給我講，很多人向她她請求公開林昭手稿；她說：這些手稿不宜公開，因
為現在年輕人不了解那段慘烈的歷史。他們會曲解林昭，即使要做研究也要等到
林昭檔案解密。艾老師這也許是你來信問的：“她的擔心在什麼地方。”我想，
她的意思是：不解密檔案，僅僅憑14萬言書和兩本日記本，無法理解那個複雜的
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監獄環境，就可能片面去理解林昭；同時也無法解釋她為
什麼受盡迫害而能在孤獨的監獄中堅持反抗和思考。我記得陳偉思先生說過：
“檔案中精彩的是對林昭的審訊筆錄。”可惜，他是我採訪到的唯一看過林昭檔
案的人。
令范拿出了一封中文信件給我看，這封信言辭很激烈，甚至是在詛咒令范不
公開林昭的手稿。這封信分明是在逼令范發病從而毀掉文稿。信的署名叫某某某，
信好像來自歐洲的某地。我聽說過網上有個叫此名的，也對林昭寫過文章，但不
知寫信人和那個人是否是同一個人。
我來巴爾的摩之前就聽說，令范要燒掉手稿，有一位女記者
曾經跪在令范面前，祈求她讓這份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流傳後世。
我的印象中模模糊糊，這個女記者可能叫張敏。
我還問她怎樣拿到手稿的。讓我意外的是，這次的答案和原來我採訪她聽到
的答案（紀錄片上的解說）有很多不同。這次有名有姓更詳實具體，說清了誰給
她了手稿和兩本日記，為什麼給了她。
中午，我們散步到了她附近的霍普金斯醫學院的食堂吃飯，路邊的林木大樹
已經秋黃，我還和令范合了影。天氣很藍，有微風。她單薄得好像會被風吹得飄
起來，芬芬挽着她行走。在飯堂，我們和那些年輕的學生排着長長的隊。她說她
平時在家吃的，每三天會有人幫助她在超市買一些東西。醫生說她的骨骼已經非
常酥脆，如果跌倒就會骨折。
飯後，令范帶我們去參觀了她工作過的著名的霍普金斯醫院。她說，她依然
在工作；如果不工作，就沒有錢付房租，就要去住敬老院。敬老院的設施雖然很
好，但她還是想自己住。現在她的工作是給來自中國大陸就診的人當翻譯。在醫
院，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廳里有一個七八米高的白色大理石的耶穌塑像。耶穌張
開雙臂，面朝着大廳門口走來的醫護人員和就診的人們。耶穌的腳剛好可以讓人
觸摸到，那雙腳已經被無數人撫摸得光滑而溫暖。耶穌腳下的大理石基座上寫
着：“COME UNTO ME ALL YC THAT WEARY AND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我考慮過：林昭獄中手稿是在什麼狀態下寫的。她的身體一定是在一個崩潰
的極限的位置，她的書寫是沿着精神崩潰的邊沿在行走。就像梵高開啟現代繪畫，
就像馬勒敲響現代音樂。他們都被人認為是精神病人。然而，他們鑄造了人類的
一級台階。
我也想過：柯慶施和毛的關係，大家都說柯慶施很左，是毛的左膀右臂。柯
的名言：“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但毛有
沒有可能在大饑荒之後，授意他的親信柯慶施給他呈上幾個在大饑荒中的典型
的“反革命“案例呢？毛會不會了解反對他的真實的個體聲音呢？柯慶施會不會
把林昭的詩歌給毛看，還有《星火》雜誌。毛看了又會怎麼樣呢？
我第一次在上海採訪令范時，就問過她這個問題：林昭在監獄見
沒見過毛。令范說：“在林昭保外就醫時，她聽林昭對她媽媽說，
我在監獄見過毛，她媽媽很生氣，認為她是在說瘋話，就捂上耳
朵說：我不聽不聽！”我也試圖查過1962----1965年毛到上海
的資料。毛確實多次到過上海，
柯慶施是1965年4月死的。
下午，我們回到她的公寓，我給她談了有沒有可能，我再次來美國時，以義
工的身份，幫助她整理林昭的手稿和記錄她的家事。我也詢問了可不可以請美國
的朋友來幫助她的生活，她都沒有給我直接的答覆。我們聊到她的愛好，她還送
了我幾貼複印的她用小楷寫的古詩。小楷功力深厚造型飄逸，獨成一家。她會奇
門遁甲術，這可是易經最高層次的預測學。她說她可以比較准地算命，芬芬給她
留了我們的生辰八字。她還給我們展示了她的網站、在網站上的文章，那些文章
都是她記錄的她作的夢。因為她都是用英文寫的，我不知道寫的什麼內容。現在
也記不得網址了。令范還在老相冊中抽出幾張她年輕時的照片，她很自豪當時是
那樣的漂亮年輕。我同樣驚奇，在那美麗清澈的臉上，幾乎看不到一點林昭的影
子。
大約4點，我們很友好地告別，朋友沈睿來接我們到她家。我回國後，和
令范有過多次郵件的交流。但有一天，她在郵件中告訴我，她不想再和我聯繫
了，也關閉了她的郵箱。
2012年11月25日 胡杰 補記
作者： 彭令范 現居美國
林昭和我是嫡親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親給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學班昭。她起先用林昭為筆名，後來才正式改名為林昭。母親為此感到很不高興，認為這是姐姐與家庭疏遠的一種表現。
姐姐是長女，有一段時間家中只有她一個孩子，即使父親喜歡男孩，姐姐還是得到許多優惠和專利。加之她天資聰慧，對文學有特殊的穎悟力，很小就投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曾有類似“神童”的稱號。另外她身體嬌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親曾告訴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氣得只會哭。反正她是家中一個“寵壞”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愛文學，但有不同的偏愛，她喜歡魯迅，我喜歡巴金;她喜歡馬雅可夫斯基，我喜歡萊蒙托夫;她喜歡狄更斯的《雙城記》，我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歡華彥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她喜歡杜甫，而我則喜歡李白。她喜歡哭，她的哭是撒嬌，是憤怒，是發泄，並不一定是悲哀。我極少哭，特別是經歷過種種塵世磨難後，我既沒有眼淚，也體驗不出哭的感情。我認為哭只能表達原始的悲哀，我的淚，流向心靈的深處。
姐姐有強烈的正義感，鬥爭性強，有熾熱的愛，也有或許是過分的恨。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蘇州景海中學高中畢業，那時她17歲。父母親理所當然地要她進大學，她卻暗自去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錄取後姐姐堅持要去，母親則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來整理了一個小包裹。我當時和她同住一個房間，就問她，你做什麼?她說，不許響﹗然後她從窗格柵欄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從前門出去到我們住的房間中間還有一條夾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門晚上閂上門閂，不熟悉的話很難離開。等她正在夾弄里摸索的時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裡的老保姆王媽。我說快去告訴母親，否則明天她會非常生氣的。王媽立即去了，母親馬上趕了出來，此時姐姐還未打開大門。於是母親把她“捉”了回來，對她說，明天早上再談。姐姐回到房裡大發脾氣，把我和王媽罵得狗血噴頭。
事情並未了結，第二天姐姐仍執意要走，母親堅決不許，於是形成僵局。最後母親傷感地說，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以後你就不要再回來了。姐姐毫不猶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來好了。這一下母親生氣了，說你口說無憑，立下契約，今後一去，恩斷義絕，以後“活不來往，死不弔孝”。姐姐說，好，我就寫。姐姐隨即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她到底寫的什麼，我沒有看到。接着她拿起包裹，揚長而去。母親呆呆地好幾天沒有講幾句話。姐姐去後，大概有兩三年與家裡不通音訊，似乎真的斷絕了關係。到後來，蘇南新專的教務長羅列曾到我家和我母親談了不少時候。事後母親很生氣，因為姐姐再填表時，在家庭成分這一欄里填了“反動官僚”。
以後，姐姐又考進了北京大學新聞系。
姐姐進入北大後一度很受人注目。她當了《紅樓》編委，又是游國恩教授的得意門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轉到中文系，因為她的文學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裡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來，給我留下較好的回憶。有一天，她給我看一首名為《無題》的詩，我看後說，有感而發，你似乎愛上了什麼人。她笑着說，小鬼丫頭，你怎麼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講來聽聽。她說，我在舞會上遇到他，他很注意儀表，舉止瀟灑。那天，我很隨便地頭戴一個由野花編成的花環，頻頻起舞。他請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幾天，我在未名湖冰場上走，他在後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過頭去和他打招呼。我對姐姐說，要是我，就不回頭，看他怎樣?她說，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後來在《紅樓》編委會上發現他也是編委之一，另一編委是山東人，對我很感興趣，老是纏着我講這講那，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交個朋友吧。我說，我們是朋友呀，他堅持要和我做進一步的朋友。我說不大感興趣。他又說，你不妨培養一下這種興趣…….《紅樓》編委張元勛等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張元勛因涉及“七人集團”欲往英國代辦處政治避難而以參加反革命集團被捕。到“文革”時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張元勛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來上海提籃橋監獄探監。後來姐姐被“鎮壓”後，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說他是逃犯。我認為張對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賞他的風度。
姐姐成為“右派”的詳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張元勛他們的那張大字報。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論壇”上宣揚“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當然還有不少理論觀點。據說她並未劃為“極右分子”。北大新聞系後來併到人民大學。合併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勞動，一度與譚天榮在一起，他們感情不錯，姐姐稱譚為小弟。後來譚天榮也被逮捕了。平反後譚在蘭州大學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學後在資料室勞動，與王前同在一室。後來在學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歲參加部隊，在四川參加過土改，隨後南下，在軍隊中成長，以後保送到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在特定的環境下他和姐姐相處得非常投機，組織上警告他們不要來往，他們非但不聽，反而計劃要結婚。組織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勞改農場，他以後歷盡艱難從新疆回到北京，那時姐姐早已被“鎮壓”了。一直到“四人幫”倒台，姐姐平反後，在北京開了一次追悼會，甘粹在會上唱了一曲林昭譜寫的歌曲《你在哪裡》，粗獷的歌聲傾訴了他所有的感情。張元勛會後對我說，林昭這首歌是寫給譚天榮的。
姐姐在北京勞教了兩年多，因支氣管擴張，經常咯血，母親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養病。母親常為此後悔，說如果讓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會出事，我卻認為像姐姐的個性，任何地方都一樣，她的結局是不會改變的。
姐姐不論在劃了“右派”之前還是之後，她的思想是不變的。她是一個革命極端主義者，沒有中間道路，沒有妥協，沒有調和，“不自由，毋寧死”。她的志向是要改變社會，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變人的思想意識，即使她的思維邏輯並不完全合理，但她認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爭議之處，她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復興公園遇到蘭州大學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為觀點相似，往來頻繁，以致後來被稱之為是個“集團”。他們認為對彭德懷的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嚴重的錯誤，因未被公允處理而強烈不平。對南斯拉夫被稱之為修正主義，認為是莫須有的罪名。這些觀點，他們寫成信件寄去北京有關方面。他們似乎並未考慮到事情有複雜性，只以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正常的行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派人去蘇州將姐姐逮捕。
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父親住在蘇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親家裡。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親的房內。公安人員進來進行了搜查，把罐頭都打開來看，姐姐譏諷道：如果我有能耐將情報藏在罐頭裡，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了。恰好這時父親闖了進來，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地說，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着踉蹌離去。不到一個月，我父親自殺身亡。
姐姐逮捕後認罪態度惡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則各為7年和13年。事實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參與者，只因為她的態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醫，我和母親去靜安分局接她。她帶了一隻小包裹出來，一見我們立即往回走，並說我不回去。當時分局的人都很驚訝，大概從來沒有見過有人不願回家的。在分局的門房內折騰了半天，姐姐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放我出去仍要抓我進來的，何必多此一舉。後來公安人員說，你們想法把她帶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我和母親根本拉她不動。最後由母親請一位朋友家裡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裡。
姐姐保外後，情緒漸見好轉，很喜歡講話。總是要告訴我們獄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們都不想聽，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說，她說，哎，你們要不要看“雜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銬了一百八十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反銬了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和大小便。母親說不要瞎說。姐姐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她說着，空氣似乎凝結了，我們都無言。
這時候，姐姐和母親常常發生齟齬，有時為了生活細節，有時也為了經濟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親數落了姐姐幾句，姐姐說，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說完就往外跑。母親馬上對我說，快跟着她﹗於是我立即追着她下樓，追上了她，說什麼她也不肯回來。我最後只能說，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時候，她才慢慢地走回來。
母親很自信，總認為姐姐在她身邊不會出事，於是把姐姐帶回了蘇州。在蘇州她遇到了另外兩位“右派”，由於姐姐對“右派”有深切感情，她與他們立即引為知音，演出了一場什麼戲劇我並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獄。以後，姐姐被囚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但是我們不被允許去探監。有一次一位與姐姐同禁於一囚室的人釋放出來，找到我們說了些姐姐的情況，說她身體虛弱，經常咯血，但還絕食抗議，割破血管或用針刺出血寫血書，她處處與監獄管理人對立，態度強硬，看樣子凶多吉少。
我最後見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時“文革”已開始，母親已被批判，編入“學習班”。我接到監獄接見通知後，因沒有錢，不能買姐姐要的全部東西。去見的日子正逢全市大遊行，全市公共車輛停駛，我從早晨8時出發，走了5個多小時，才看到提籃橋監獄灰色的牆。
我遞上了接見通知，那門房警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讓我進去排隊。那鐵絲網分隔着家屬和犯人，看守檢查着送去的東西，我站在那裡茫茫地等待。許多比我晚來的家屬都已走了，只有一條長凳上坐着我一個在那裡，我實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記了我還沒吃中飯。到夕陽的最後一道餘暉閃耀的時候，一個監獄人員走過，我就問道，還要等很多時候嗎?他沒有正視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還得等﹗難道等待就是我生活的主題嗎?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基督山恩仇記》，我特別欣賞它的結束語：“在上帝揭露人類的未來以前，人的一切智慧時包含在兩個詞裡邊：‘等待’和‘希望’。”然而無窮無盡的等待是難以忍受的。
最後，當所有的家屬都已走光，犯人們也都回到監獄，姐姐出來了。她渾身縞素，上穿白襯衣，下穿用白被單做成的白長裙，她的長髮從頭頂部紮起一把拖在一邊，就像京戲中旦角受刑時的打扮;另外，在她的額頭用一塊白布條圍住，上用血寫了一個“冤”字。她慢慢地走了出來。我懂得了為什麼我得等到最後一個接見。隔着鐵絲網，我輕聲叫了一聲姐姐。她說，怎麼媽媽沒有來?
她已經開始不高興了。我說她在蘇州不能來。她說你帶來些什麼東西，我要的席呢?我說我沒有錢買。她說，哼，母親不在，你就用不着來看我。說完轉身就往回跑，甚至看也沒看我一眼。我把旅行袋交給了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裡。我不知道後來自己是怎麼走回去的。我沒想到這是我們姐妹一場最後一次的見面，而且她還生我的氣，她還不知外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展開。
1968年5月1日，我從鄉下回滬休假。下午二時左右，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叫母親的名字，我就開門出去，上來一位公安人員，他問是林昭家屬嗎?收五分錢子彈費。母親問什麼?我非常冷靜地從抽屜里拿出五分錢給他。當母親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後立即暈厥過去。
姐姐罹難後，我們沒有見過判決書，也未看到任何公開審判告示貼出，像當時一般判死刑犯人一樣。大概半個月後，母親的一個學生黃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區離提籃橋不遠。我去後，他告訴我在他家附近一條街道的電線木杆上貼著有關林昭的判決。他說，你如果要去看的話，到天黑了帶一隻電筒去，不過得小心。我又緊張又焦慮地找了許多時候，終於在那不受人注意的電線木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種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語句，讀來很吃力。在幽暗的電筒光下，我背下了判決書。我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靜的夜晚。
打倒“四人幫”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歷史的審判》，其中有一段關於林昭的記載，成為林昭平反的序曲，應該感謝陸拂為先生給穆青先生提供了材料。此後陳偉斯先生在上海《民主與法制》上寫了一篇《林昭之死》的文章。不久後上海靜安區法院開始對林昭案件清查。其間我曾去提籃橋監獄訪問過監獄醫生，他曾一度為林昭而受過處分。我向他了解的一些情況均屬第一手材料，包括姐姐在世的最後幾天，以及從病床到刑場，還有姐姐在臨刑前監獄內開的審判會的情景和龍華執行時見證人所說的，這一些我都不想說也不忍說了。
姐姐已去世30年了。我經常在夢中見到她，見到她不高興的樣子，醒來總覺得無限的傷痛。我既不能捍衛她的信仰，籍承她的寫作能力，即令寫一篇有關她的文章大概也不會使她滿意。她的淳正樸實對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摯熾熱的愛和恨，她的不屈不撓執着的信念，還有她毫不妥協的犧牲精神，或許正是這偉大而可悲的時代所缺少的應有的品格罷。林昭的道路也許將湮沒於下一世紀的曙光中，我希望年輕的一代不再承受林昭的種種痛苦與磨難。新世紀的寵兒們，當你們沐浴於陽光燦爛、歡樂充盈的新時代，是否會留下神聖的一角來悼念林昭“未完成”的傑作呢?
我如今在異國求生存，中年從零開始另一種生活和職業是很艱苦的。我仍有我難言的痛苦，沒有歸屬的空虛，但我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平庸之輩和失敗者，甚至還不甘心像茨威格那樣留下“遺書”，我的最終一切有賴超自然的控制。相見則是緣，能成為親姐妹當然更是緣分。不過我不相信來世，就像歌德說過的，如果是幸福、快樂的一生，此生已足;要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來?幽冥異路，我和林昭姐妹一場也就從此終止了。深深的遺憾也難以彌補，淡淡的歡樂已不再復現。
一切認識林昭的人，請在你們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幾分鐘來悼念她吧，她是愛你們的，這種愛，甚至遠遠超過我們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後，感謝你們把我當作你們自己的妹妹一樣。當我第一次聽到姐姐的新專同學陳祥蓀對我說，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們大家的妹妹。我聽了是很感動的。
無論生活多麼不公正，無論人性多麼險惡，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滿希望的聖光永遠存在。
姐姐，安息吧 ！
林昭被野蠻慘殺的一幕 ( 節選 )
我從座椅上站了起來，似乎也有微笑，靜靜地看著林昭緩緩地走向那個虛席。她捧著一個舊布包，一大卷衛生紙。一位身著醫生白大褂、內著警服的女警醫一直攙扶著她，她們的身後，是一個佩槍的警士。林昭就坐在我的對面，隔著那個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醫與佩槍的警士坐在她的兩側，與我則是“面面相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