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的产生
（摘自《西方的没落》第十八章“国家与历史”）
作者：（德）斯宾格勒 / 翻译：陈晓林
在历史的世界里（作者认为研究历史有两种态度和方法，一种是“世界的历史”，一种是“历史的世界”，前者强调按当代人的理念、观点和理论划分历史时期和评判历史人物及事件，及其对后世历史的影响及因果关系，比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后者注重把历史放进当时的客观环境里去观察和总结，认为历史遵循它自身的规律而自成体系并循环，与观察者的立场、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无关，比如斯宾格勒本人——沐岚注），没有所谓的理想、没有所谓的真理，有的只是事实。也没有什么道理、诚实、平等、最终目标之类，有的只是事实。不能认清这一点的人，只合写些政治方面的书——却绝不能从事政治。真实的世界中，没有按照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只有挣扎成长起来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无非便是一些“进入情况”的活泼民族的单元。无疑“生命之展开，有赖于形式之塑定”，但这塑定，是源于生命“存有”中血液和脉动的力量（这里的“血液”我的理解是指人的本能和天性，而“脉动”指人类社会中合乎一定节奏的运动规律--沐岚注），全然是直觉而自然的，故其展开，如由政治的行家所引导则必采取血液中与生俱来的的方向，但若由理想家来引导，则因理想家本身只为为其信念左右，故终久会走向虚无之路。
对于存在于真实世界，而非仅存在于心智体系中的国家而言，其命运的问题，不是它的理想工作或理想结构如何，而是它的内在形式的权威问题。内在的权威，终久而言，不能仅以物质方式来微创，而必有赖于实际有效的信仰——一种明辨敌友的信仰。决定性的课题，不在于何种宪法体制的建立，而在于一个完美有效的征服之组成；不在于把政治权力依“公平”原则，分配与民众，因为归根究底，所谓“公平”原则，只是某一阶级，用以自身合法要求的“观念”而已，而在于全体民众，充分有效的脉动节奏，有如接近跑到终点时，奋扬的奔马肌肉与腿腱之跃动那般，这一种生命的律动，甚至可以吸引出强卓的天才，使其发生共振；最后，也不在于任何玄妙邈遥的道德，而在于政治领导的坚实，确实，与优秀。对这些事理越能有自知之明，便越少为此事发生争辩，一个国家越趋于完全成熟，其地位、其历史能力，乃至其命运，便越是高昂。国家权力，主权，是第一级的生命象征，它区分了“主体” 与“客体”。强力的领导权力，是对着两者做清晰划分的表示，是政治单元中生命力的正确表记。故而，万维一个现成权力的粉碎，不是导致某一新的党派，成为国家政策的“主体”，而无疑是导致整个的国家，成为外国政策的目标，成为政治世界的“客体”，造成国家的灾祸，这是屡见不鲜的。 在每一个健全的国家中，成文宪法的条文，与活生生的体制、活生生的“情况”（仍是前述以运动为喻的“情况”）的实施，相形之下，实在并不重要，因为后者是由时间的体验，情势的递衍，尤其是这国家的民族特性，发展出来的。 故而具体政治上的自然形式，建立得越是有力，则其在未可预知的种种情况中，运作得也愈是稳定，能够操纵自如，进退有序；事实上，到了后来，实际的领导者，是国王，首相，政党党魁，抑或是一个国家并无固定关系的主持人（如南非的罗德智），已根本毫无区别。在上次布尼克战争中，主持罗马政治的贵族集团，从宪法条文的观点看来，似乎并不存在，可是这何碍于其实际的成就？国家的领导者，永远只对少数人负责，这少数的集体，具有政治统御的本能，并能在历史的奋斗之中，代表这些国家中其他的人们。 事实上，明显突出，绝不含糊地，根本只有“阶级国家”�（Class- states)� ——即由某一特定阶级统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当然，这绝不是指那些：个人只是“附从”（attached) 于其间，而非若属于一定阶级的“阶级国家”， 诸如古代雅典的城邦，早起英格兰与西西里的北蛮国邦、1791年国民立宪体系下的法国、与今日的俄国等；两者绝不可混淆在一起。真正的“阶级国家”，是全盘历史经验的外在表现。它永远是只由一个阶级阶层�，以宪政的方式或其它形式，来提供政治上的领导体系。永远是有一个确定的少数集团，来代表整个国家的历史倾向。而在这集团内，又是由一个多少可算是自成体系的少数阶层，以其政治才能（这才能且时常足以对抗宪法精神），来实际从事国家的统驭。在绝大多数情形中，这一少数集团是贵族中的一些精英——例如：统治英国巴力门议会（Parliament) 风格的“士神阶级”（gentry); 布尼克战争时领导罗马政治的“贵族元老”（nobiles); 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的“商人贵族” （merchantdristocracy); 以及巴洛克时代，受过耶稣会训练，从事罗马教廷的外交的教会贵族等，皆是这一类的少数集团 （今天美国的犹太集团算不算？——沐岚问） …… 世上没有什么“最好的”，“真实的”，或“正义的”国家，可以按照计划实施完成。每一个出现于历史的国家，在�历史之流�中，其本身都只存在一次，存在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无论其法律——宪政的外壳�如何坚固，其实都已不知不觉有所不同。故而，诸如：“共和”、“专制”、“民主”等词眼，在每一个不同的例子中，表示的意义都不一样，而这些词眼，被哲学家们或理论家用为确定的概念时，更一变成了一些口号。�国家的历史，�是�观相�的历史，不是系统的历史。他的工作，不是去显示“人性”如何进展，以取得其永恒的权力，以走向自由和�平等、以开展一个超级智慧与超级公正的国家云云； 而是要描述真正存在于显示世界你的政治单元，如何成长，又如何凋萎，并且显示出这些单元，事实上即是一些“进入情况”的实际什么，此外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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