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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所讲是明恩溥从某一距离“客观”的观察，但其中夹带的种族意味是有害的。明恩溥未必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以作者时代泛滥的社会进化论，殖民主义，及种族主义来讲，这本书虽然可能只是为传福音的必要性提供辩护，但显然也迎合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大众”的“政治正确”的理解，因而这些观察没有引致有意义的结论。种族优秀论，一直要到二战之后，才得以受到抑制，得到反思。作为参照，杰克·伦敦的种族主义短篇小说《黄祸》（Yellow Peril）是1910年发表的，这很能说明一部分美国人，或者说一部分西方人当年的思想状态。

至于鲁迅对明恩溥这本书的推重，鲁迅有他的考虑和根据，他所看重的极可能是其中的真实部分，而不是全盘接受。鲁迅既写出了阿Q这样的人物和《狂人日记》，也写出了“压出皮袍子下的小”的车夫（《一件小事》）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现在的人，只知道鲁迅是个批评者，只看到他对中国人的“绝望”。这其实正是鲁迅所讲，以失掉“他信”为失掉自信，并有“自欺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参与其间的情形。

马斯洛研究人性，主张对人性的认识应从研究那些最伟大的人而来。与此类似，对一个民族，种族的认识，也应该如此，如美国人与林肯，印度人与甘地，黑人与马丁·路德·金。即便不同意马斯洛的观点，也应该兼顾善恶两端。只从恶来看，任何民族种族，都不可避免地落到禽兽或其下。中国人迄今还没有林肯，甘地或马丁·路德·金，这是现代世界中国人不如人的地方，但这并不应导致对中国人的人性和良知的绝望，反而应该报有希望。

（2）

明恩溥这本书能够告诉我们当时一些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当时”和“一些”。司徒雷登他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中写到：“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这是司徒雷登年轻时，1899-1902年(注意这个年份)，的看法。对市场上的大众，这个描述与明恩溥几乎一致，这个看法是客观的，也不难理解，我们今天也能看到与此类似的情形。但市场上的闲人，是浮在社会表面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社会的全体。

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但他并不认为出生在中国使他成为一个中国人；但在日后，他成为一个“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时候，深入这个社会，他的看法就迥异了。国人的大众性格是变化的，并且因为浑厚的历史积淀，富于变化，不是古往今来一成不变的。司徒雷登看到并参与了这一变化过程——即透过明恩溥截面式观察，如何达到对中国人性格的真正认识，这使得他的书，更富意义。

明恩溥这本书，即使在当年的西方，也不能说是上乘之作。罗素在1922发表的《中国问题》，才能称得上是关于中国人的深刻认识。这本书中也谈到了中国人的性格，表面的和深层的。但罗素显然是以一种欣赏赞誉，而非中立的态度描述中国人的性格的——这个态度很接近于现代西方政治正确所要求的态度，但这是在1922年，一战之后的转折年代。

虽然有《中国问题》这样可以让人感觉轻松一点的书，对明恩溥和司徒雷登所讲的也不能掉以轻心，他们所讲也有的确的真实性。如上所言，这个真实性与司徒雷登后期和罗素的认识有出入。这个真实性的具体意义是什么，是理解《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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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观察到，住在中国越久的西方人，越喜欢中国人。显然司徒雷登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多年前，我曾经读到一本关于清末北京琉璃厂的书，其中也有一个例子，惜乎已经不记得书名和人名。此书中这个掌故的主角是一个沉迷于中国文化的美国古董商。这个人喜欢中式的文化礼仪，甚至只穿中式的袍褂。当然这可能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但他的女儿丧夫之后，他把她接到中国，执意让她守节。这件事使他的琉璃厂的中国朋友们也不禁摇头。从这一掌故，也可以窥到一点儿美国当时的父权的情形。

罗素这个观察的关键，在于住在中国久。现在的人习惯于认为在清末民初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麻木的，这可由一些旧相片来佐证。但这个证据是具有误导性的。大多数这样的照片，是从高高在上的角度拍摄的。被拍摄的人，与拍摄者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摄影是什么，因而表现出态度是怀疑，冷漠，疏远的。这就像一些现代学生照表现出的那种冷漠，并非真实。稍晚的庄学本，在三十年代，在更为落后地区，以朋友的态度去拍照，照出的照片就显出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与现代人相差无几。住在中国久的西方人，不再高高在上和陌生疏离，也就更能够从平视的角度欣赏中国人，就像庄学本的镜头所见一样，这是他们另具看法的关键。

在平视的角度上的西方人，不是从社会之外，看到社会风气；而是身在其中，得以看到一个个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未必喜欢中国的社会风气，但可以喜欢中国人的性格。但他们沉浸进去，他们就分辨出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正如房龙在伦勃朗传里，写到自己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的经历。房龙说，他本以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但从切近看，他们中也有很多令他尊敬的人。只有穿过落后的文明反射出的假象，才能真正认识人，而从这里才能看到文化的真相。

（4）

作为哲学家，罗素的学识和眼光也胜于明恩溥。只从他的一句话，就能看出：“显而易见，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人性本来非善非恶。但社会人的性格有善有恶，是常变的，而不是稳定不变的。由社会人组成的社会，其整体社会风气由于人性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因应，因而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是时代特征而非人性特征的反射。罗素所讲的是引起人性应变，形成社会风气的三个主因，并不只限于中国人或中国社会。

李宗吾曾说：“战国时候，兵伐扰攘，人心险诈，与现在的情形是一样。嬴秦继起，政令烦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乱，也与现在的情形一样。到了汉朝的时候，人心忽然淳朴起来了，这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异，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就把元气培补起来了。”（《宗吾臆谈·厚黑杂谈七》）李宗吾这段话所讲的，正是历史上社会风气在一两代人间迅速转变的例子。至于其原因，他讲的“第一”，即是政治；“第二”，正是经济。李宗吾没有列出文化来，是因为他将这两者皆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在两者之先。没有文化的社会，风气只能是粗陋或者败坏的，从而又影响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正如罗素所言，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政治和经济，是文化的外化，物质外壳。没有文化的内核，政治和经济就如沐猴而冠。没有基本的政治或经济条件，不能建立基本的文化；但只有政治或经济的基础，甚至政治或经济发达，也不足以建立优秀的文化，不是水到即会渠成。前者如丛林中的情形或饥不择食的人。在朝不保夕或饥寒交迫的动荡社会中，人或者坐而待毙，或者铤而走险，即使有文化也难以留存，当然就谈不上建立和发展文化。文化需要一点儿有恒的积累。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换作现在的情形，就是有中产阶级，有民主。后者如监狱中的情形和暴发户。监狱使人窒息，用庄子的比喻说，鸡在笼中，“神虽旺，不善也”。又如一个笑话：“一个妇人征婚，要找一个‘好’男人。一个人回信说，他每天准时起床早点，工作８小时，就回到住处，从不外出闲逛。妇人要求立刻见面，这人回信说，目前不行，等到他出狱就可以了。”这样的社会中，所谓文化，只能是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有品位和判断力，这不是真正的文化。经济发达而无文化，就会物欲横流，也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暴发户村俗不可耐：暴发并非罪过，世上多有突变的事情，但以此持户立家，却没有善罢的例子。刘邦是个暴发的例子，但他一听到“能在马上治天下否”的问题，立刻改容求教，才保住他的门户。

再使风俗淳，必须有切实的文化和脚踏实地的文化人，单凭民主的社会制度，或者科技发达的工业经济，无法达到。文化不是政治和经济的附庸，而必须有自身的独立性。这个具独立性的文化是从民族精神发展而来，反应民族的真正性格，而不是政治和经济的反射出来的影子。汉初文化上黄老无为，与秦朝的思想禁锢相反，因此形成文景之治，才有风俗淳朴，即中国人性善这一方面的影子。先秦诸子的学术在这一时代如同种子，也得以自行发展，汉代因此培育了极多的各类人才，社会风气才由此回转。余英时说：“在我看来，‘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朱熹的历史世界》序言）余英时此处的传统和现代都是就文化而言。没有传统，现代的毛将焉附？当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衰微到历史的极点，中小学甚至没有专门介绍诸子的课程，这一点连日本人都不如。以日本人翻译的词汇，来理解舶来的，往往自相矛盾的西方概念，来现代化思想，岂非笑话？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真正瓶颈。

以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具备时代的观察，去为一个民族性格下一个定义，难以准确。清末民初，正是政治和农业经济困弊，传统文化式微，战乱频仍的阶段，明恩溥的观察，只是这样的情况下的一个片段。他所讲的如果归之于中国人的性格，难说公允；但归之于社会风气，就是有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