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 助毛为虐 为虎作伥 谄媚求荣 蠹国殃民
1971 - 2016 - 2061 9 · 13
关于林彪正面评价的三个问题
2014-07-02 07:30 作者: 大海之聲 点击: 13158 次
—— 兼与王开石先生商榷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面或负面的看法，这不奇怪。最近共识网发表的关于林彪的两篇文章：马双有的《彭德怀与林彪之死》和王开石的《林彪真的无人同情怀念吗？》，笔者都看了。无论是马双有先生对林彪以负面为主的评价还是王开石先生对林彪以正面为主的评价，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个人以为，林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人物，其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起的作用，基本是负面的。这里涉及到三个原则问题，在此提出和王开石先生商榷。 第一个原则：政治道德问题。是光明正大，仗义直言，还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对政治家而言，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道德。我们知道，无论是从中国皇权社会传统政治道德的视角而言，还是从现代宪政民主社会政治道德的视角而言，对光明正大、仗义直言的政治家，基本上都会作出正面评价，而对那些口是心非、阴奉阴违的政治家，则基本都会作出负面评价。因为无论最高当权者是谁，作为向最高当局建言献策的政治家，恪守前一种政治道德者所发挥的作用，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或多或少都是有利的，而后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家个人的卑劣品行或阴暗心理血肉相连，它在高层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基本是负面的。 而彭德怀和林彪，恰是这两种政治道德的典型代表。 其中的道理，我们不妨用彭德怀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上疏”的“万言书”和林彪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一番对比。当然，这种对比只能将两者中的“精辟之语”进行对比。 
就在庐山会议接近尾声的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上了自己的“万言书”。这实际上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没有一万言，只有3000字左右。写下这封信也可以说是偶然的。本来7月12日彭德怀打算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毛泽东面谈，交换一下意见，只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萌生写信的念头。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后一部分中，彭德怀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有失有得’，应该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他进一步分析道：“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客观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主观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他还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要彻底克服，还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57至258页）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中不仅有那个著名的“交学费”的例子，还讲了如下一段惊人之语：“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得。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够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看了彭林两人讲话中的这个对比，不知网民们有何感想。对笔者个人而言，深感震撼。然而，王开石先生似乎对此不以为意，甚至颇为轻松：“林彪事件后，有很多人揭批林彪，指出林彪多次反对毛泽东，此时林彪七千人大会力挺毛泽东也不被人说起了。吊诡的是，林彪七千人大会力挺毛泽东后来又成了林彪一个不良行为了。就事论事，没有林彪的力挺，毛泽东依然是毛泽东，地位不会有一丝动摇；或者说，林彪即使批毛泽东也没有什么用，只能是自取其辱。” 我以为，王开石先生的这段话随意性很大，至少有两点值得推敲。第一，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其同僚的关系，是一种“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和中国皇权社会的“君臣关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即便从传统政治道德的眼光来看，如何“挺毛”，如何“反毛”，是有是非之别，善恶之分，忠奸之辨的。像魏征那样仗义直言，犯颜直谏，也是在当面反对皇帝，私下里不过表达了对皇帝的一片忠心，但此举对社稷民 生都有极大的好处，而像赵高那样对皇帝百般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表面上 是在“挺皇帝”，暗地里却指鹿为马，残害忠良，争权夺利，上下其手，皇 帝被他卖了还为他数钱，像这种表面“挺皇帝”、暗中“卖皇帝”的勾当实 在是祸国殃民的渊薮。不错，林彪曾多次当面顶撞毛泽东，直抒已见，勇气 可嘉。但我所说的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百姓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林彪却反 其道而行之，像赵高那样对毛泽东进行了无耻的、令人肉麻的吹捧。试问， 三面红旗为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主要责任是谁？三面红旗是谁打出来 的？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不是“路线错误”？上文中林彪的那一番肉麻吹 捧，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其意何在？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 东的这番吹捧，当真对毛泽东用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的祸国殃民之 举，没有一丝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吗？这正是我们要推敲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否心中有数呢？有数，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数，但百分之五十的有数，还是可能的。他也开始退却，也开始采取补救措施。然而，这种退却和补救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其一，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出现的问题只是操作中的一些差错或“缺点”，成绩和错误相比，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最多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其二，作为实践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绝对不允许将三面红旗实践中的问题，扯到路线错误上来。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忌讳说他的路线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历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举凡党的一把手犯了路线错误，就得下台，就得让位置。陈独秀作为中共的第一任一把手，不就因为犯了“路线错误”而交了权，还弄得灰头土脸，身败名裂了吗？而毛泽东长久高居党内领袖之位，其合法的理由不正是他一直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吗？然而，毛泽东深知，三面红旗引发的社会灾难如此严重，往轻里说是工作方法的失误，往重里说是主客观相脱离，而党内任何一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哪一次不是因为“主客观相脱离”？因此，三面红旗引发的灾难就是左倾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问题是他毛泽东已经高居全党一把手位置，他估量没人敢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可他没想到，偏偏彭德怀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彭德怀的信对毛泽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把“三面红旗”实施中所犯错误的性质严重化了。信中指责这些“左”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又影响了各方面的阶级关系，具有“政治性质”，言下之意，这样性质的错误已经远远不是所谓“夸大了些”、“指标定高了些”这些无关痛痒的说辞所能遮掩的，而是违背了客观规律，破坏了阶级关系，而这种性质的错误无疑和思想路线出现了问题紧密关联的；第二，在总结“经验教训”问题上，彭德怀所要追究的“根源”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忍受的限度。信中要求追究“主观”原因，并直言不讳地指责这个主观原因就是不实事求是，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上，这些指责是在揭露理论路线的制定者和重大部署的决策者的世界观出了问题，思想方法出了问题，接着才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而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么制定出来的政治路线就必然出问题，必然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第三，信中毫无顾忌地指责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的一路纠“左”、一路退却根本不够，认为毛泽东的“亡羊补牢”远没有到位，还断言纠“左”还要花大力气。那么，彭德怀认为纠“左”究竟应纠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退却究竟应退到什么位置？毫无疑问，“三面红旗及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成绩和缺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必须坚守的底线，毛泽东的退却已经退到了这条底线，如果彭德怀对毛泽东退却的限度仍不满意，那么彭德怀无疑就在挑明，他认为毛泽东坚守的那条底线仍然是“左”的，还必须继续退。这样，就等于说毛泽东关于“三面红旗”的 整条政治路线都是错误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彭德怀放出的 这三箭，箭箭击中毛泽东的要害，尽管彭德怀对这三箭的杀伤力并不知情。 毛泽东忍无可忍了，他必须反击，而且必须一击必胜。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急迫地将彭德怀等人一棍打死？现在分析起来，恐怕有如下几个原因。1、彭、黄、张、周均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几个常委均没有“倒戈”，仍站在他这一边，彭在中央核心中没有形成势力。这样，彭的力量和毛不成对比，完全可以在其羽毛未丰时运用高压权势将其 一举击垮，速战速决，不留后患。这是权力斗争中最好的结局；2、毛泽东 心虚，不踏实，危机感强烈。毛泽东深知，彭德怀的信实际上代表了党内一 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直接产生于他两年来思想路线的错误和重大 决策的严重失误。彭、黄、张、周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点燃了这种可怕的情 绪，一旦任其蔓延，将对他在党内的至高地位产生巨大的威胁。所以一方面 要紧急灭火，另一方面要火速造势。所谓造势，就是先声夺人，在全党造成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保卫毛主席的强大声势，从而把党内这种可怕的情绪淹没掉，维护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3、果断搬掉这个政治障碍，以实现他继续“实验”三面红旗的决心。 王开石先生说：“没有林彪的力挺，毛泽东依然是毛泽东，地位不会有一丝动摇；或者说，林彪即使批毛泽东也没有什么用，只能是自取其辱。”这话说得太轻率了。其实，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一个小小的彭德怀和他的三个附和者，就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不得不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平息这场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到了两年多后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所造成的更大的灾难，铁一般摆在全党面前，他毛泽东的危机感更加强烈，尽管与会者仍没有将 三面红旗错误提升到路线高度上批评，但党内高中层对三面红旗强烈的抵触 情绪，已经使毛泽东感到四面楚歌了。毫无疑问，刘少奇讲话中引用的“三 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诛心之语，不仅代表了党内大部分干部的心声，而且 实质上就是为三面红旗的路线性错误定了性。而此时，毛泽东只能一路退 却，他已经输光了两年多前在庐山会议上反击彭德怀等人的资本。
和王开石先生说得相反，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权位根本不是什 么没有一丝动摇，而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毛泽东面临的强烈政治危 机并不是指党内有人公开跳出来反毛，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三面红旗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实施的可能，它必然被刘少奇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所取代，也就是说，作为党内工作主战场的经济建设将抛弃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按照另一条路线行进，如果真是这样，作为制定、实施三面红旗路线的毛泽东，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他能不乖乖交出手中的权力吗？能不大权旁落吗？要知道，所谓党内一把手的权力，是用来干事的，而党内最高权位所干的事情无非两件：制定路线，实施路线。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惟一的翻盘机会，不是怎样继续坚持三面红旗，而是如何炮制一条新的政治路线来取代党内“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恢复经济路线，并以实施这条政治路线来取代党内经济工作的主战场。而要实现这样的翻盘，毛泽东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党内 铁杆毛派的支持。
在毛泽东眼中，林彪无疑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铁杆毛派”，而林彪在七 千人大会上精彩的讲话，就像一针强心剂，使坐困愁城毛泽东顿时神采飞 扬，心花怒放。他当即表态：“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 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 搞出来。”
事实上，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不仅给了毛泽东“翻盘”的底气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旗手，林的讲话像一杆大旗，将全党对毛的个人崇拜重新召唤、聚焦在这杆大旗之下，成为毛泽东仅在西楼会议几个月后就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进而通过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全面“翻盘”的雄厚政治资本。可见，林彪这篇讲话和其本人在毛泽东权力斗争棋盘上的历史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相比之下，如果在庐山会议上有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为彭德怀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而不仅仅是黄、张、周区区三人为彭辩护，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或者在七千人大会上更多的常委、政治局委员以更加鲜明的方式提出三面红旗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还会有以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的信心和底气吗？
可惜，中共高层中具备“光明正大、仗义直言”政治品质的人太 少了！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一意孤行而畅通无阻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个原则：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开石先生这样说：“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林彪均起了很大作用。没有林彪在东北的从十万到百万的决定性胜利及南下作战，新中国不知何时建立；没有林彪坚持抓生产搞建设与“张江”帮对立而“牺牲”，文化大革命不知何时结束——虽然林彪曾支持过文化大革命。林彪辅助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功，林彪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功呢？”这是有两层意思，其一，林彪支持过文革，是过。然而，林彪也反对过文革，表现在“坚持抓生产搞建设”和反对四人帮而牺牲，因而提前结束了文革，因而是功。比较起来，功大于过，功抵销了过。王先生的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不仅代表了当前学界中“挺林派”的看法，而且很多普通网民对其也有共鸣。而这个问题之所以牵涉到原则，其一是其中有政治是非，其二是关系到历史真相。 我们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发动文革，其中起决定性的筹码，就是全国性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掀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功臣”是谁？是林彪。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鼓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不是一朝即兴，而是多年积累。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就对毛泽东投桃报李，开始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而林彪的鼓吹，不仅有精辟的语言，极致的方式，而且能够与日常工作融为一体，因而产生了独到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请看，林彪曾多次号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不久，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所谓的“人的因素第一、政 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为此，毛泽东“龙心大 悦”。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 彪的工作，讲到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时，又一次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赞扬为林彪推行“个人崇拜”提供了助力。196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活动中再次赞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在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有人说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实质上，林彪才是毛泽东发动文 革真正的旗手。而旗手的作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挺林派”们因为林彪当惯了甩手掌柜，并一再 推辞当毛泽东的接班人，便断言林彪在文革中是所谓观潮派，逍遥派，殊不知林彪在文革中实质上是毛泽东的一面精神旗帜，没有这面精神旗帜，毛泽东的文革几乎就像失去灵魂一样苍白。而文革的活力，文革的张力，文革那摧枯拉朽、雷霆万钧的造势，离得开林彪对毛泽东那鲜活独到、夸张到极致且不容置疑的吹捧语言吗？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迫不及待且几乎是霸王硬上弓地将林彪这个“观潮派”“逍遥派”请上二把手位置的真正原因。可见，林彪在文革中发挥的“正能量”，超过了政治局常委或文革小组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这种“正能量”非林彪本人莫属，党内任何政治高手，都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因此，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一个比三面红旗更大的罪错，那么，林彪在 其中承担的政治责任可以说超过了周恩来、江青和康生。就是说，虽然林彪 在文革中所做的具体事情很少，但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独到的政治方式，所 释放出来的政治能量是极其巨大的。这才是文革历史真相和本质的一部分。 至于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功”，据说是“坚持抓生产搞建设”，不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内讧，究竟有多少是围绕“抓生产搞建设”展开的？除了由林彪主持、陈伯达执笔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着重提到了经济建设，而这个报告又被毛泽东否决外，林江之间几次大的冲突恐怕很少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吧。而那个政治报告之所以被毛泽东否决，除了经济建设提得过多外，恐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陈伯达起草报告一拖再拖，弄得毛泽东不耐烦了吧。而且这个报告没出笼就胎死腹中，还没有和张春桥起草的报告照面呢，谈何“斗争”呢？为此，就引出评价林彪的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林彪集团的政治性质，究竟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麾下的文革派阵营，还是属于对抗文革的“反文革”阵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究竟是属于同一政治阵营内部的派系斗争、权力斗争和利益之争，还是属于对文革政治逆流的正义抗争？或者是将文革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努力？对林彪集团的政治定性，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政治定性错了，历史真相和历史本质的黑白就被颠倒了。实质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举出林彪事件中那个最基本、最关键的历史事实，就足够了。 王开石先生说：“林彪以自己死不检讨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又有谁能做到呢？毛泽东之下，仅仅一个林彪而已！凭这一点，还有谁有资格批评林彪呢？即使耿直如彭德怀，也还是要检讨自己错了的，更不用说一些其他的人了。凭这一点，林彪的曲意逢迎、吹捧毛泽东的行为难道不可以一笔勾销吗？” 这段话，真是糊涂之至。借问，“林彪以死不检讨的方式坚持的那个正确观点”，又是什么？难道不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重弹的那个“老调”——天才论吗？不就是他首创的四个副词吗？这可是他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资本。而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最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或最关键的政治斗争围绕的主题，不就是这个“天才论”和“四个副词”吗？ 我总是弄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挺林派的学者总是认定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起倒张，完全是出于对江青集团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行为的制约。而当时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结束文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束政治运动，重建法制，促成社会安定。然而，林彪倒张，果真是为了这个“大 局”而和江青等人作斗争吗？事情恐怕恰恰相反。 第一，众所周知，九大以后，毛泽东翦除了心腹大患刘少奇势力，已经开始考虑全面恢复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问题。提出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正是毛考虑这个问题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因为只有首先恢复人大和各级政府，才谈得上恢复被文革打乱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而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就是着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九届二中全会除讨论修改宪法这项议程外，另外两项议程都与这个“大局”密切相关，即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问题。因此，如果林彪真是为了这个“大局”和文革极左派斗争，那么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就应该是：其一，维护全会三项议程的顺利进行；其二，在三项议程中提出自己结束文革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和看法；其三，如果“文革极左派”们反对这个“大局”， 便和其作坚决斗争。然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提出了个“天才 论”来和“文革极左派”较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我们知道，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大幅降温。文化大革命初中期亿万民众的狂热，是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烈火，而对毛的个人崇拜，则是燃起这把大火的火种。对九大以后的毛泽东而言，主动为个人崇拜降温，除了针对林彪集团的一面以外，同样有考虑恢复社会秩序的一面。因此，张春桥“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尽管有挑衅林彪的一面，但也是对个人崇拜降温的一条重要措施，有利于“大局”的实现。
因此，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无错，林彪在这一点上向张开刀， 委实大错特错矣！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理应是中共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大转折点，而林彪身为党的副主席，在这个会议上抛出天才论，重新升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意欲何为？难道想把历史拉向倒退，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初中期亿万民众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崇拜？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借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搞掉江张等文革祸首。说这样话的人真是太轻率了，要知道，在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形成是只看行动和效果而不问动机的。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历史而言，由皇权核心层的“衮衮诸公”创造的政治编年史，则是这部历史中的一条主线，决定着这一部历史中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和走向。比如唐初的玄武门之 变，就决定了大唐王朝数百年的荣辱兴衰。因此，对于当时地位仅次于毛 泽东的林彪而言，他同样是创造现代中国政治编年史的重量级人物。而且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样面对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上，林彪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足可以改变甚至决定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而林在这个会议上抛 出的“天才论”以及燃起的二百名中央委员的“激情”和“怒火”，大有重 燃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之嫌，这种狂热即便没有“烧”向全国，在客观上 也的确起到了把历史拉向倒退的效果。
说穿了，林彪之所以拒不检讨，是因为“天才论”、“四个副 词”是他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资本，这些政治资本一旦 被毛泽东抽掉，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一切都完了，为了保护这一 政治资本，他不惜在庐山会议上冒天下大不韪，和张春桥实质上和 毛泽东决一死战。而把林彪拒不检讨的动机美化成“坚持抓生产搞 建设的正确观点”，真是可笑之极！
实质上，民间对林彪的同情，大多都属于对林彪 “鸟尽弓藏, 兔死 狗烹” 可悲下场的同情。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4/0701/108703.html
林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兼与丁凯文先生商榷
2013-11-19 15:05 作者: 大海之声 点击: 33698次
林彪事件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那篇讲话发轫，于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出逃坠机摔死终结。四十多年来，尽管林彪事件早已“尘埃落定”，但对其历史真相和历史性质的质疑呼声却越来越高，看来，对林彪事件及林彪本人“盖棺定论”，似乎仍很遥远。那么，林彪事件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中，眼下至少有三个主要版本。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妨将这三种版本简述一下。 第一个版本：中共官方版本。其对林彪集团的定性为：反对九大路线，宣扬“ 天才论”，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主席，分裂党，抢班夺权，密谋武装政变，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妄图杀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等等。 第二个版本：海内外“挺林派”版本。这个版本由大陆和海外一批作家、史学家在研究林彪事件中形成的共识提供。由于这类研究几乎完全游离于中共官方的学术控制之外，因而得出的结论和中共官方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这个版本对林彪集团的定性可以用国内著名“挺林派”学者丁凯文先生的一句话概括：“笔者深为赞同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的看法，即‘1970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1976年10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1970年8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1976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第三个版本：对林彪事件展开“体制外”研究的另一派学者所 提供。该版本着重从中共政权的体制性因素解读林彪事件。其结论 以国内史学界著名学者高华先生的观点为代表：“林彪事件是革命 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毛林之争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 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 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 的现代翻版。” 对于这三种版本，笔者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基本同意第三种版本，但并非完全同意，还需要补充。不赞同第一个和第二个版本。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必须从第二个版本说起。 一，庐山会议风波的政治性质是什么？ 既然林彪事件发轫于1970年秋天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那么，庐山会议上那场政治风波的政治性质，也初定了林彪事件的政治性质。后来事态的发展，不过是对这种性质的补充和叠加。笔者之所以从第二个版本说起，是因为这个版本对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定性，不仅背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完全背离了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事理逻辑和情理逻辑，因而稍加辩析，其立论便不攻自破。 “挺林派”们凭什么认定，庐山会议中林彪及其麾下是“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他们和“文革极左派”的“较量”，是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一场斗争呢？丁凯文先生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一文中，拐弯抹角进行了如下推理：“概括而言，自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过渡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文革初期时的混乱局面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化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碰头会的阶段性功能已经消失，……那些在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权力……出于对这种政治局面的不满，江青等人不断以各种手段干扰中央工作，攻击周恩来与林彪……林彪与江青等人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宪法修改中有关条文的讨论，张春桥自恃有江青在背后撑腰，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吴法宪在宪法修改小组内与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矛头所向是针对林彪而来。随后吴法宪得到军委办事组以及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支持。面对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不断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种种挑衅、发难，林彪等人认为有必要对张春桥这些人予以批评、制约。所以说，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或迟或早都会到来，所不同的是它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而已。” 以丁凯文先生的意思，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起倒张，完全是出于对江青集团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行为的制约。而当时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结束文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束政治运动，重建法制，促成社会安定。然而，林彪倒张，果真是为了这个“大局”而和江青等人作斗争吗？事情恐怕恰恰相反。 第一，众所周知，九大以后，毛泽东翦除了心腹大患刘少奇势力，已经开始考虑全面恢复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问题。提出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正是毛考虑这个问题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因为只有首先恢复人大和各级政府，才谈得上恢复被文革打乱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而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就是着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九届二中全会除讨论修改宪法这项议程外，另外两项议程都与这个“大局”密切相关，即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问题。因此，如果林彪真是为了这个“大局”和文革极左派斗争，那么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就应该是：其一，维护全会三项议程的顺利进行；其二，在三项议程中提出自己结束文革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和看法；其三，如果“文革极左派”们反对这个“大局”，便和其作坚决斗争。然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提出了个“天才论”来和“文革极左派”较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我们知道，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大幅降温。文化大革命初中期亿万民众的狂热，是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烈火，而对毛的个人崇拜，则是燃起这把大火的火种。对九大以后的毛泽东而言，主动为个人崇拜降温，除了针对林彪集团的一面以外，同样有考虑恢复社会秩序的一面。因此，张春桥“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尽管有挑衅林彪的一面，但也是对个人崇拜降温的一条重要措施，有利于“大局”的实现。因此，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无错，林彪在这一点上向张开刀，委实大错特错矣！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理应是中共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大转折点，而林彪身为党的副主席，在这个会议上抛出天才论，重新升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意欲何为？难道想把历史拉向倒退，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初中期亿万民众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崇拜？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借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搞掉江张等文革祸首。说这样话的人真是太轻率了，要知道，在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形成是只看行动和效果而不问动机的。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历史而言，由皇权核心层的“衮衮诸公”创造的政治编年史，则是这部历史中的一条主线，决定着这一部历史中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和走向。比如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就决定了大唐王朝数百年的荣辱兴衰。因此，对于当时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林彪而言，他同样是创造现代中国政治编年史的重量级人物。而且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样面对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上，林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足可以改变甚至决定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而林在这个会议上抛出的“天才论”以及燃起的二百名中央委员的“激情”和“怒火”，即便没有“烧”向全国，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把历史拉向倒退的效果。 第四，这个“把历史拉向倒退的效果”，当然不是指把中国社会重新拉回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文革状态”，而是指酿成了中共党内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从而延误了历史进程。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指控张春桥蓄意贬损毛泽东的威信，即“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吴法宪语，陈伯达引用）”在当时的政治氛 围中，这个罪名是相当严重的，足以令其身败名裂甚至粉身碎骨。那么， 张春桥在讨论修改宪法会议上说的那一番话，是否真的想“贬低毛泽东思 想”或反对毛泽东本人呢？非也，就是借张春桥一百个胆，他也不敢。也就 是说，从当时张春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并无问题。如此， 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张春桥的罪名，就是强加的，就是莫须有的，就 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就是无中生有，蓄意发难，挑起事端。就是图 谋利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用毛泽东的手除掉自己的政敌。反过来看， 张春桥是无辜“蒙冤受屈”的吗？是单纯的受害者吗？非也，当初张在修改 宪法时说出的那一番话，自恃有毛泽东作后盾，实质上是向林彪集团抛出的 一个诱饵，设下了一个圈套让林彪的人钻，而林彪等人果然中计上当。从某 种意义上说，张春桥这一着更阴险，更“毒辣”。这样，江青集团抛出诱饵 在先，林彪集团中计上当在后，终于在庐山会议上爆发了一场毫无原则的政 治恶斗。 对于恶斗的双方而言，没有一方是出于“公心”，出于“正义”，出于对文革后期民心所向的“大局”实现的努力。江、张这一派自不须说，对林彪集团来说，抛出天才论，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人为升温，是出于维 护毛泽东威信的“正义感”或维护“中央正常工作”的“公心”吗？非 也！恰恰相反，当初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的功劳第一，三个副词 已经成了林彪的政治专利，成了他一笔“功成名就”、大权在握的雄厚政治 资本。九大后毛泽东多次“讨嫌”三个副词，实质上是抽取林的政治资本， 削弱林彪的政治势力。因此，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重提天才论，实质上出于 林向毛讨还政治资本、重新稳固林的接班人地位的私心。而林倒张的真正目 的，则是因为毛曾向林透露了想让张接周恩来的班的意图，张显然成了林彪 集团政治前途上的一大障碍，成了林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江集团的恶斗，其政治性质完全是一场尔 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权力之争。其后果，就是可望结束的政治运 动卷土重来，四届人大延期数年，人们期望的恢复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大 局”姗姗来迟。 二，林彪和“五七一”政变计划没有关系吗？ 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仅仅是林彪集团的替罪羊。对林彪集团究竟怎么办，是保还是整，直至彻底整垮，毛泽东开始是颇费踌躇的。但是，毛泽东很快下定了决心。毛泽东认为，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所作的动作，已充分表明了林彪的真正意图：他担心他这个接班人坐不稳，被江青集团的人夺去，他急切地想整垮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完成“接班”的过渡。而林彪势力的坐大已经挣脱了毛泽东的驾驭范围，且军权在握谁也保证不了林不会“犯上作乱”。凡是对君主手中权力的任何觊觎，都触犯了大忌。这是中国皇室权力斗争的千年古训。因此，毛认为林彪集团已成了自己身边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成了毛泽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大患。但是，林彪毕竟是他亲手培养并亲手钦定的接班人，如今党章里关于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条文墨迹未干，就出尔反尔把自己的接班人搞掉，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又如何交待？因此，期间要有一个过渡，一个缓冲，一个让人接受的过程。 对林彪是保还是整，其信号全在于对陈伯达、吴法宪的处理上。在一定的范围内批判一通，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这个信息传达的就是保；相反，揪住两人不放，大做文章，把对两人的批判逐步推向全党，那就表明要对林彪集团开刀了。庐山会议以后在处理陈伯达、吴法宪问题上传出来的一连串信息，表明了毛泽东所下的决心。这里不妨简要地梳理一下这一串信息。 1970年9月11日，即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五天，周恩来听取吴法宪的检讨，责问他庐山会议上为什么不“揭发”陈伯达和他的谈话；12日晚，周恩来、康生继续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其间，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毛泽东批评你们有宗派主义。黄永胜是一个头，你们几个人，在军委办事组，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想你们之间的活动，会前有什么准备，必须向党中央、毛主席讲清楚。”1959年时毛泽东整彭德怀黄克诚时为他们安上个“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说明毛泽东对“军人干政”的极大忌讳，如今他把这顶帽子原封不动地戴在林彪集团的头上，可见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在庐山上的“小动作”已经无法容忍了。 当年国庆节刚过，林彪借看望毛泽东试探毛泽东的口风，毛泽东趁机示意他对吴法宪不依不饶的决心。林彪不得不向吴法宪面授机宜，要他向毛泽东直接检讨，说清情况，保护同党，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搞好关系。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讨上作了重要批示：“作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他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他所指的“个别同志”就是林彪。
借吴法宪的检讨，毛泽东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林彪及其同党。紧接着，毛泽东相继严厉批评了叶群、黄永胜等人。 把批判陈伯达的“运动”推向全党，是毛泽东下决心整垮林彪集团的重要信号。1970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进行检举和揭发。安在陈伯达头上的罪名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些罪名实际上是统统为林彪集团 准备的。而陈伯达因揣错“圣意”潜心投机而一念之差铸成大错，落得个如 此下场，足见“宫廷”权力斗争的残酷，令人不胜唏嘘。为了贯彻《指示》，中共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随后，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原著的指示在全党传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 为了给林彪集团上足眼药，毛泽东一方面对批陈运动不断加温加码，一方面开始对林彪在军队的势力采取组织措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甩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掺沙子”（派干部到林彪控制的机构），“挖墙角”（即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38军党委一个《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提出了陈伯达在军内并无职务，为什么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尖锐问题，由此发起召开数百人规模的华北会议，借机改组了北京军区党委，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原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受到严厉批判。 次年1月，批陈运动进一步升级，中央向全党发出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其中牵涉到陈伯达的诸多历史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借批陈运动中林彪集团的消极态度，开始对其不断地敲打。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之后，毛泽东又在军委办事组的检讨、黄永胜、刘子厚等人的检讨上多次批示，把批陈的弦越绷越紧，一步一步封死林彪集团的退路。 当年4月，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参加军委办事组，实施“掺沙子”；与此同时，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着手从政治上、组织上处理林彪的党羽——四大金刚的问题。尽管林彪和叶群事先进行了策划，让其党羽抱成一团，保住林彪，“死都死在一起”，但林彪仍不放心，会议开始后第四天就从苏州飞回北京“坐镇”。4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总结发言，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 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而毛泽东事后在召集这一干人开会时对其 错误原因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你们主要没有调查研究，三个副词是我抠了 的。 毛泽东用意何在？是给林彪一个面子？还是给事态的发展留有余地？1971年8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着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解决“四大金刚”的指示。林彪被迫对毛泽东的指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最后，周恩来向林彪通报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十一前后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并告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积极筹备这两个会议。这是毛泽东试探林彪态度的同时，向他传达的一个信号。本来，九届二中全会就是为筹备四届人大召开的，现在突然又提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那显然是要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了。林彪意识到，无论对“四大金刚”错误原因的剖析多么轻描淡写，毛泽东只是虚晃一枪，是当真要拿他林彪开刀了。而就在周恩来一干人抵达北戴河的前一天，毛泽东已经离京去南方巡视，实际上是到各地打招呼，为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作必要的“铺垫”了。 林彪对毛泽东的一步步进逼，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林彪多年研究中国帝王的权谋之术，且对毛泽东的整人手段深有心得，他岂能不知道他将面临的结局！有三种结局摆在他面前。第一种，向毛检讨，以求和解。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政治前途也从此完结，但或许还能求得个自保。这个结局林彪似乎也想争取过，他求见毛泽东未必不是想和毛泽东和解， 然而被毛拒绝了。在中共历史上，凡即将被毛抛弃的大臣想求见毛泽东以 图“和解”，往往均遭拒绝，其中恐怕只有刘少奇例外。而毛“拒见”，则 是他决心让对方倒台的信号。第二种，拒不检讨，死扛到底，任人宰割， 坐以待毙。这倒符合林彪的一半性格，但林彪性格的另一半，则绝不甘心束手就擒，只要还有希望，他仍想赌他一把，拼他一回。第三种：鱼死网破，拼死一搏，置死地而后生。而第三种结局也有“三策”：上策，“轼君、夺位、自成大统”，中策：上策失败，可退而次之：先割土分治，后图大谋；下策：如两策均失败，则“走”为上。 从中共官方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所谓“破釜沉舟”的“上策”和“中策”在其中都有策划。现在有争议的问题是：林彪有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或者说他知道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结论只能是林彪根本没有图谋发动宫廷政变，或根本没有图谋杀害毛泽东，关于围绕《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切阴谋，都是林彪老婆和儿子搞起来的。至于最后乘机出逃，也是叶群林立果欺骗林彪并强行将林架上飞机的。 也就是说，一个如此严重的政变阴谋，竟然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背着自已的丈夫和父亲——一位党的副主席策划出来的，林彪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这种严重违反情理逻辑的怪事，真有可能发生吗？ 傻子也不会相信。 因为其中一个最荒诞的逻辑破绽，就在于如果叶群和林立果真能把政变的戏台搭起来，如果没有主角林彪出场，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异想天开，都是形同儿戏，都是水中捞月。 比如叶群和林立果将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结果林彪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甚至坚拒南下，那么这个“中央”怎么立得起来？叶群和林立果所做的一切不是疯子狂想白痴行为还能是什么?然而，就在1971年9月12日晚，即离林彪出逃前几个小时，林立果的“南下计划”果真到了迫在眉睫的实施阶段，如果这个时侯还坚持认定林彪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林立果、叶群是疯子、白痴；另一种，广大读者、网民是疯子、傻子。我们不妨从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摘出一段话来，看看林彪“南下计划”已经“具体实施”到什么程度。 “ ……1971年9月12日21点多，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军务处副处长）等陆续到了，只有鲁珉没来。王飞说：‘时间很紧，不等了，先开会。主席的身体现在很不好，有人企图借机捣鬼，要把林副主席、黄总长等人打成‘林黄’反党集团，所以林副主席有命令，要黄吴李邱出去一下。明天在广州召集他们谈话，还要召集师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黄吴李邱要有人护送，光我们几个人不够，要从机关各单位选一些人，拟个名单。明天早晨7点到8点起飞，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 法庭传刘世英出庭作证，刘世英说：‘开始由我负责记录并抄写……我们刚刚提出一份名单，于新野就到了会（有监视的意思，因为王飞老往后缩），他看了一下名单马上就说，这是去广州的第一批人员，要精干，说接着还要组织第二批人员去广州，并且带家属去。他特别强调，第一批人员除了空司的人员以外，还要把江腾蛟和随他一块去的张发云、朱铁笙也写到第一批名单里去……以后于新野把我负责记录并抄写的一份名单拿去，他在名单的一个地方特别写了一个‘江’字，而在名单另一个地方特别增加了‘江家’两个字。‘江’和‘江家’都是直接通知江腾蛟的备忘录……’ 法庭出示南逃人员名单的影印件，审判员问：‘这个名单是你写的吧？’刘世英说：‘这个名单是我写的，除我写的以外，都是于新野增加的。周宇驰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包括我的，于新野的，刘世英的，鲁珉的，包括这几个人。’ 王飞等人经过研究，确定了25人的名单。分工编组，指定贺德全负责到机场后的现场指挥，鲁珉负责掌握飞机的航向，朱铁铮负责了解机关去的人的思想情况，郑兴和安排车辆，还确定了通知办法和车辆安排，集合地点等。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司机、秘书和警卫的问题。到机场后，不让司机下汽车，秘书和警卫带到不同的地方，并确定分别负责给这些人‘做工作’。着重研究了对付警卫员的办法，先下他们的枪，再‘动员’上飞机。 王飞强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机场不能开枪。’ 于新野掏出一把匕首，交给负责警卫的贺德全。 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仓库取59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为行动隐蔽，除特殊情况，坐一辆大轿车去，由王琢驾驶。 这时正在住院的鲁珉来了。 王飞把鲁珉拉到一边的大沙发上，说：‘副统帅决定黄吴李邱都到广州去，让我们组织一个班子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副统帅也去，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划江割据，以后再创造条件谈判。’这话林立果9月11日也讲过：‘如果不行就去广州，那里的电台就是人民广播电台。到了那里，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我们都能占一半。’ 鲁珉一听又来‘这个’，但不敢发作，只好闷着。王飞掏出手枪，说‘你有没有这个’，鲁珉说‘我有’。王飞说：‘每个人都装备手枪，让他们到西郊机场，飞机都准备好了。去的办法由叶群通知黄永胜到西郊机场，再由黄永胜通知吴李邱。’‘黄永胜不走怎么办？’‘不走也得走。’鲁珉不想跟着他们南逃，找个借口跑到楼下，对爱人说：‘你先回去，不管哪儿的电话让走，都不要走，就在家。’ 鲁珉再上楼，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9月12日23点，部署第二天南飞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慌乱中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草稿。” 一段史实，有当事人的法庭证词和舒云女士的亲笔采访笔记为证，不会有假吧？可见，如果这个即将实施的计划真的实施成功，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真的把黄吴李邱弄到了广州，而林彪这个主角却对此一无所知，并坚拒南下，那么谁来“登高一呼”自立中央？又由谁来召集那些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场没有主角的戏怎么演？由林立果来演还是由黄永胜来演？因此，从事理和情理而言，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林彪首肯，无论叶群还是林立果，是一步也不敢妄动的，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不错，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彪亲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一方面因为林彪行事极为隐密谨慎，他不会为后人留下证据的，另一方面，有关当事人（叶群、林立果。林彪只和妻儿密谈）已经全部死光，死无对证也。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应该作无罪推定。但法律的无罪推定和史学的研究根本就是两回事。前者讲求以证据定罪，后者则是无条件地追寻历史真相。 另外，为了证明林彪本人与政变计划无关，“挺林派”们也进行了些许逻辑推理，但这些推理也违背了基本的事理逻辑和情理逻辑，因而破绽百出，不堪一驳。 丁凯文先生在《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一文中说：“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 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 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不错，林彪身经百战，几乎百战百胜，被誉为“战神”。然而，林彪以往的“百战”，是在“师出有名”的情况下光明正大地展开的，他的指挥意志可以毫无阻碍地得到贯彻和执行。但所谓“武装政变”呢？不仅师出无名，而且必须在一个全军指战员都对毛泽东极为崇拜的政治环境中实施的。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假设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的口号，公开打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的旗号发动武装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林彪能调动多少军队呢？恐怕一个军、一个师都难调动。因为只要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叫阵，全军指战员是倒向他林彪，还是倒向毛泽东？这个问题小学生都能给出答案。只要毛泽东一声号令，十有八九全国军民都会对这位林副主席“共讨之”、“共诛之”。其实，林彪对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即便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罗列的所谓“基本力量”，也只有“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不要说这点军事力量还不够全国几百万军队塞牙缝，就连这点军事力量，林彪就一定能调得动？特别是在反对毛泽东的旗号下。至于两个军的借用力量，就更不靠谱了。 第二，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军队的控制达到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过他亲自批准的程度，甚至连“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这等小事，也要上报毛泽东。即便林彪栽赃“四人帮”要谋 害毛主席而发起武装政变，他也绝对调动不了军队。因为除了毛泽东，真 正掌握调动军队实权的是周恩来。一旦毛泽东真的遇害，周恩来也一定会在 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定夺。在调查清楚之前，任何人动用军队必遭周恩来 的严厉弹压。试想，连林彪本人的座机的调动情况都难逃周恩来的“法 眼”，他林彪能越过周恩来调动军队吗？邱会作所谓毛不在京京只剩周林便 可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的推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中央警卫部队和北京 的卫戍部队根本不会听林的，只会听周的，其次只要周恩来坐镇，军委办事 组的黄吴李邱就不敢轻举妄动，或者不会听林的。 第三，军委办事处的黄、吴、李、邱，虽然在政治上是林彪的同党，但绝不是林的心腹和死党。尤其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运动，已经使四员 大将如惊弓之鸟。林彪心里清清楚楚，如果让这四员“爱将”在关键时刻在 他和毛泽东之间进行选择，这些家伙铁定要倒向毛泽东。因而林彪在出逃的 最后一刻也没有将“五七一工程”计划向这四员爱将交底。只有出现这两种情况这四员“爱将”才可能倒向他林彪：一种，谋杀毛泽东成功，连周恩来也支持他林彪，或者在杀害毛泽东的同时控制住了周恩来；另一种，另立中央成功并形成割据局面，即使这样，也必须使用某种胁迫手段才能迫使四员爱将“就范”。 因此，林彪极为清醒：公开打出反毛的旗号进行武装政变，他或许连一兵一卒都难调动，简直形同梦呓。只有在谋杀毛泽东并嫁祸成功之后，才有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并合法“接班”的可能。但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毛泽 东对林彪的戒心极深，行踪诡秘，防范甚严，谋杀谈何容易。而搞暗杀， 对林彪来说，绝对是外行。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下林彪在“弑毛”和“政变”问题上首鼠两端、举棋不定的矛盾心态。 其一，无论公开政变还是弑毛，胜算都几近于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林彪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对毛的基本态度是：决不检讨，死扛到底，任其宰割，束手待毙。然而，林彪并不真正甘心束手待毙，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也真想搏他一回，赌他一把。 其二，叶群和林立果正是抓住了林彪不甘心听天由命的软肋，才撺掇林彪赞同制定弑毛和政变计划。然而，林彪深知“弑毛”的难度，或许不在于计划的周密和“手段”、“技术”的到位，而在于在“人心向毛”的社会大环境下，恐怕极少有甘心为他效力的死党或“死士”。因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林彪始终是消极的，只有在妻儿多次鼓动之下，才勉强介入。对于这个计划本身，林本人从不抱多大希望，顶多持“死马当作活马医”、“碰碰运气”的态度，因而，在具体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上，他过问不多，或根本不过问，或只在关键问题上拿主导意见，比如一旦南下另立中央，必须由林彪亲自拿出人事安排的有关计划，而对于叶群和林立果其他建议和方案的细节安排上，基本持听之任之的态度。 其三，但林彪深知此举事关重大，关系到全家人的性命问题，因此，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知情和保密范围，是由林彪严格规定的。其中，决不能将此事告知黄吴李邱，必定是林彪始终坚持的保密原则。这是林彪把这四个人“看透了”的结果。而依叶群和林立果的性格，他们早就会按捺不住，撺掇黄吴李邱参与进来了。实际上，五七一工程计划的知情范围极为狭小和严密，基本上局限在林立果那帮中下级军官的死党范围内，直到林彪等人出逃后才暴露出来，说明这正是林彪老谋深算的结果。 其四，“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起草肯定有林彪的授意。因为其中政治性质的纲领凭叶群、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等人的社会阅历和政治视野，是根本制定不出来的。在这个政变计划的主心骨——林彪还没有表态同意或授意的情况下，叶群、林立果、于新野等人就擅自制定政变计划，这是极不合情理的，也是极其荒谬的。因为这个计划决不是小孩过家家，更不是纸上谈兵，是需要林彪出面主持实施的。而从五七一计划的内容看，无疑是林彪对中国政治问题多年思考的结晶。正像邓小平在江西“流放”期间在“邓小平小道”上长期思考才会有改革开放之后的“总设计”一样，林彪思考的许多问题和邓小平有“重叠”之处。然而，一遇“谋杀”和“政变”的具体实施问题，林便表现出明显的信心不足。因为他深知这些具体计划可行性接近于零。可以断定，林不止一次打过退堂 鼓，叶群和林立果也不止一次在精神上“绑架”林彪“继续”进行。这也 许就形成了林彪对“五七一工程”计划的消极态度：对其纲领和框架赞同， 但对其实施方案和行动细节索性“大撒手”。 其五，毛于九月十二日突然回京前后，林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弑毛”计划已经失败，他对叶群和林立果是怨恨的。他知道事情的败露只在早晚，如果叶群和林立果不是一味撺掇他搞这个五七一，也许事情的结果不会这么糟。正像庐山会议上如果不是叶群一再撺掇他发表那个讲话，也不会败得那么惨。然而怨恨已经无用，或南逃或北上，已经是他唯一的生路。他也想干脆不走，让毛将他整死算了。但在最后关头，人的求生本能还是让他“屈从”了妻儿的劝说，登上了飞机，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综上所述，“弑毛”和政变阴谋的制定，尽管叶群和林立果的撺掇是很大的促成因素，但林彪是脱不了“担纲”这个干系的。不过林彪比妻儿清醒的地方就在于：他明知此事不可为，但也不妨碰碰运气。或许于“万一”中侥幸成功。因为林彪内心深处是不甘于束手就擒的。
三，林彪反张和邓小平反“左”是一回事吗？ 丁凯文先生说：“如果我们认真地从中共的体制上找因素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是封建皇朝的现代翻版。” 既然丁先生承认中共体制就是封建皇朝的现代翻版，那么，他为什么又否认高华先生的结论：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斗争仅仅是“权力斗争”，林彪集团的“弑君政变计划”是“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呢？丁先生给出的回答是：“ 林彪在九大召开前，就认为文革运动已告一段落，国家应该稳定，还是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林彪的这一指导思想正是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依据。对于江青一伙干扰中央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领导人，林彪敢于站出来予以批评，敢于在毛泽东在世时‘太岁头上动土’，对江青等人的活动予以制约。如果林彪不是出于公心，何必与文革极左派过不去呢？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是更安稳更安全吗？如果说，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毛死后大反‘四人帮’是正确之举，凭什么就认定林彪在毛生前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举措就仅仅是‘权力斗争’，是‘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呢？ 那么请问丁先生，九大以后，林江之间的磨擦，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属于“要不要国家稳定、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大是大非上的争论？。不错，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矛 盾日益激化，但矛盾的焦点，真的是林彪要搞生产，求稳定，江青还要继续 搞政治运动吗？比如“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 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像这一类磨擦的性质，不是权力之争还是什么呢？退一步说，在九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 重要的关系全国政治走向的会议上，林彪集团除了拿出“天才论”以外，他 拿出过一个关于发展生产恢复秩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议题来和“四人 帮”作斗争的吗？ 丁先生老是拿文革中林彪采取的一些稳定军队防止四人帮插手军队的措施说事，但事实证明，只有当四人帮插足林彪的“地盘”、动了林彪的“奶酪”，或者需要保护他的党羽时，林彪才对文革极左派出手。除此以外，只要是毛泽东的“乱军意图”，林彪则一律紧跟。这里有林办秘书张云生的亲历为证。“1967年的4月份，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形势急剧地向极左的方面倾斜。在青海，被压倒的‘八一八’派由于中央正式为他们平了反，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不仅揪出了赵永夫，而且进而冲击了当地驻军单位。 在四川，由于中央文革把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专政的刘结挺、张西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并为他们以及四川地区‘二月镇反’时抓起来的形形色色‘造反’分子全部翻了案，这使四川的形势来了个颠倒。那些被中央文革平反而出的‘左派’组织，对不支持他们的当地驻军严重对立，关系迅速恶化。 在其他各地，由于驻军‘只能支左而不能支右’，结果是各个部队都支持自己认为是‘左派’的那一派；而没被部队支持的另一派，恰恰是中央文革承认的‘真正左派’。这样一来，那些‘真正的左派’便与部队对立，认为当地解放军不是支左而在‘支保’。有些地方的驻军，不断受到地方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冲击。而在执行‘八条’命令期间被打成‘坏头头’的那些人又大都得到平反，他们反转来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比当初更为厉害。 在各种情况下，全国当时仅有的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人民解放军，又趋不稳了。4月初，从广州来的黄永胜求见林彪。他们谈话中间，林彪打铃叫秘书去。 ‘首长打铃了吗？’我去林彪的会客室问道。‘是的。’林彪说，‘根据你们了解的情况，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我说。‘为什么呢？’‘我一下子说不清楚。’‘这确实是个问题。’林彪又转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黄永胜说。‘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了。’林彪笑着摇摇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向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那样也好。’黄永胜附和着说。‘好，’林彪拿定主意说，‘再搞上几条，张秘书作一下记录，准备再搞个军委命令。’他接着一边思索一边说，黄永胜也偶尔插上一句半句，我作了记录。林彪口述东西喜欢‘一、二、三’，这次也是如此，但讲来讲去，他自己记不住数了。他问：‘多少条了？’我说：‘十条了。’林彪说：‘十条就够了。那次是八条，这次是十条。’林彪于是向我布置：‘把它整理一下，誉清后给叶群，让她送中央文革去讨论一下。’ 这个上午，叶群还在睡觉。等她中午起床以后，我把林彪口授的十条给了她。她看了看，连饭都没顾上吃，就拿着‘十条’上钓鱼台找陈伯达、江青去了。 林彪的新十条，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其中规定，部队遇到群众组织冲击时，要耐心做好‘送上门来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绝对不准开枪；要在各方面给：‘革命左派’群众组织以支持，不准和群众对立；不准随便捕人；要防止赵永夫那样的野心家篡夺军队领导权，等等。这正中了钓鱼台那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过了。‘中央文革对首长提出的十条非常满意。’叶群从钓鱼台开会回来，兴致勃勃地对秘书们说：‘铅印的修改稿清样很快就会送来，你们要抓紧讲给首长，好使他尽早批给主席。文革小组的人们提出，上次发八条的规格那么高，这次无论如何不低于那次才行。’ 清样确实很快送来毛家湾。可能由于叶群事先已给林彪吹了风，林彪听我念了这个修改稿后，立即挥笔在上边批上：‘即呈主席审批。’毛主席也批得很快，批语比‘八条’时少几个字，但仍有‘很好’，规格不低。整开白道林纸铅印并套红印上毛主席批语的军委‘十条’命令，几天内贴至全国各地。‘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鼓劲加油，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不久后以中央名义发的‘六三通令’，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毫不济事。于是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八条硬，十条软，六三通令白瞪眼’。 我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报告后，林彪轻松地拉着长声自言自语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这就是林彪那句名言“文化变武化”的出处，而“文化变武化”的缘由 之一恰恰有林彪本人的大手笔——取悦于毛泽东和文革左派的“十条”！ 好吧，我们就从中国“封建皇朝”传统的“道统”规则出发，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剖析一下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斗争性质”。 中国皇权专制体制内的权臣内斗，的确有两种性质。一种，两派之争纯粹为了争权夺利，完全从双方的权欲、私欲出发，即便牵涉到一些关系到社稷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多为幌子，一旦社会公共利益和党派政治利益或个人权力发生冲突，便总是以“小我”牺牲“大我”；另一种，在两派的权力斗争中，其中的一派尽管也有党派私利和为权力而争，但和对方斗争的焦点，都基本围绕在国家社稷民众等社会公共利益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因此，这一类性质的斗争便有忠奸、是非、正邪之分。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便在专制性质的“皇权”社会，也仍然存在着特定历史范围内的是非之分，正邪之分，善恶之分。比如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都十分看重的“忠臣”“奸臣”之分，就贯穿着十分严格的政治道德标准。所谓“忠臣”，其第一标准当然是对皇帝效忠。但对皇帝的效忠，则主要表现在辅佐敦促皇帝以社稷人民为重的正确的治国方针上。当皇帝因贪图个人享受或滥用权力或重用“奸臣”而“祸国殃民”时，“忠臣”就要为国为民力谏皇帝“改邪归正”。与此同时，所谓“忠臣”的个人品德还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匡扶正 义，心系百姓。对皇权倾心辅佐，绝无半点觊觎之心。而所谓“奸 臣”者，则一味迎合皇帝贪图享受或好大喜功的私欲而阿谀奉迎，吹牛拍 马，以皇帝的宠爱换取个人的私利或权欲的满足。奸臣毫无国家社稷人民的 大局观念，且个人政治品质极为恶劣，他们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践踏正 义，残害忠良，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为了一已私利或私欲可以出卖任何国 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同时他们对皇帝也无半点“忠心”可言，讨 取皇帝的欢心只是利用其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甚至对皇帝的权位抱有不可告 人的野心。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弑君篡位”、“卖国求荣”往往是“奸 臣”的专利。因此，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的“忠奸之争”和“忠奸之 分”，是中国老百姓区分政治上的是非、正邪、善恶标准的一条主线。 
无疑问，按照这条标准衡量，林彪显然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 的“奸臣”。不说其他，就说林彪的政治品质，也是令人鄙夷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数千万老百姓饿死的天大 人祸，林彪居然还能对毛泽东作出那样肉麻的吹捧，足以说明他 颠倒黑白，口是心非，居心叵测，品德恶劣。而当毛泽东发动文 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时，林彪则充当旗手， 起到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恶劣作用。 不错，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了一系列磨擦和争斗，直至庐山会议上总爆发。然而，林江之争怎么可能跟“邓江”之争相提并论。文革后期邓小平出山以后，其主持的整个“整顿”工作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纠偏”，都是在为“恢复生产、恢复秩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国家社稷人民的大局努力，而邓小平和“四人帮”发生的一系列争论和斗争，都是紧紧围绕这个“大局”发生的。当毛泽东发起“批邓”并逼着邓小平“承认、拥护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则光明磊落地戏 称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以示立场。试问，在林彪和江青的龉龃中，究竟有 几回是围绕“国家社稷人民”之个大局的？庐山会议上的“总爆发”是围绕 这个大局吗？“天才论”是围绕这个大局吗？ 挺林派们说，“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是提出了那个大局问题吗？对此，笔者只能连说三声可惜。可惜之一，这个“大局”只是在一个政变阴谋中出现的，而中国的老百姓对“朝廷中”“弑君夺位”的“阴谋诡计”，一向表现出道义上的“不齿”；可惜之二，这个政变计划中的“大局”，始终没有见着阳光，也就是说，这个计划的主人在阳光下的主要政治活动，或者与这个“大局”无关，或者与这个“大局”“逆行”，这个“地下”的“大局”丝毫不能证明“主人”的“高风亮节”，只能成为“主人”言行不一的反讽；可惜之三，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大局隐于谋逆之中”？有。秦王李世民诛兄杀弟，逼退父皇，实现了唐朝盛世的大局。中国老百姓照样信奉李世民为“千古一帝”。然而李世民的“辉 煌”是要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条重要规则：成王败 寇。林彪政变成功，或许真能当“李世民第二”或“邓小平第二”，可惜， 他没成功。因而他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恐怕永远只能是“寇”。
邓小平与林彪不往来，彼此极度厌恶有何恩怨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因此，高华先生认为林彪事件的政治性质只能是“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并没有错。当然，林彪事件的主要责任应由毛泽东负。因为他就是这个“现代宫廷体制”的始作俑者。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1118/95511.html
林彪真的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吗？
2013-08-19 08:23 作者: 大海之声 点击: 11137次
近期，王年一 、何蜀、 陈昭三位先生在其合写的文章标题中，为林彪进行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定位：“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这个定位不仅推翻了中共官方对“林彪集团”的审判结论，而且颠覆了林彪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的“奸臣、谄臣”的形象。据我所知，此文的三位作者中，至少已故的王年一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文革史、林彪的研究权威，此文如此立论，显然应有充分的史料和论据支撑。然而，纵观全文，笔者难免有些失望。倒不是文中所引史料并无新意，而是作者在史料和结论之间主观臆断太强，缺少必要的逻辑联系。笔者无意评价全文，只想对林彪在文革中的讲话这一小小的“口子”挖掘一下，看看林彪在文革中究竟是不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文章开宗明义，就把立论推向读者：“‘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制造个人迷信上花了大气力；‘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又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事实（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讲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经毛泽东审定的）。 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恕直言，这个开场白就有破绽数处。首先，何为“观潮派”？何为“逍遥派”？“观者无语”，这是旁观者置身事外的底线；而“逍遥者”，则游离于物事人事之外，尤其对其诸多“是非”一律不予“置喙”，以免卷入其中，两相对照，在文革前文革中为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花了大力气”，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的林彪，即便前面加上“特殊”这个形容词，也难和“观潮派、逍遥派”扯上关系吧？其次，就因为林彪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不是全部事实，只是部分事实，就能推翻在这些“部分事实”基础上成立的“部分”结论、判断和评价？第三，不错，林彪在文革中相当一部分公开讲话，不是他本人的作品，是按别人的稿子照本宣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公开讲话是他本人的创意，也就是说，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的林彪，即便在部分公开讲话中表达出自己的“创意”，也会为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澜”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这一点，我想文章的作者不会否认吧？既如此，以林彪的部分讲话不是他本人所作就得出林彪是一个观潮派逍遥派的结论，是否显得太轻率了呢？ 好吧，我们就从林彪在文革中的“讲话”说起。 文章认定林彪是“观潮派、逍遥派”最有力的证据，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强加给他的：“经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复宣传，一般人都相信林彪当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钻营、篡党夺权的结果。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林彪却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是毛泽东强令他参加的。‘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然而，林彪却并不想干‘取代刘少奇作毛泽东的接班人’这种角色。‘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辞职的）书面报告’ 。在‘接班人’已成为全会一致拥护的决定之后，林彪仍在几个重要场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在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作了类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表示：‘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接班’是他按组织原则被迫接受的，而‘随时准备交班’则是他主动公开提出的。” 不错，这是一段经多方论证可算确凿无疑的史实。然而，运用这一段史实来证明林彪是文革的观潮派、逍遥派，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这段史实同时包含一个逻辑反证：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急切、如此执着、如此不容置疑地选定林彪作为支持他文革的一号“种子”？难道周恩来还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如果是借助于林彪在军队中的统帅地位，那么当时老帅们还没有死，其中就没有一个能代替林彪者？毛泽东何等精明，何等深谋远虑，他会选择一个只愿意做甩手掌柜的“观潮派、逍遥派”来当自己 的“二把手”？显然，只有当林彪在文革中能够起到任何人无法起到的作 用，只有当林彪能给毛泽东以旁人无法做到的鼎力支持，毛泽东才坚定不移 地选定他。当然，毛泽东对林彪的疾病缠身，对林彪的“不问事”、“不做 事”，是心知肚明的。可见，毛泽东起用林彪，并非指望他在文革去做什么 诸如起草“五一六通知”之类的具体事务，而是让林彪为他去做文革旗手， 让林彪以党内军内“二把手”的身份，为他在文革中进行政治上的“担 纲”。那么，如何当“旗手”？怎样“担纲”？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需林 彪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发表几篇“精彩绝伦”讲话，就能基本达到目的。 至于文革中其他具体事务，林彪做或不做，都无所谓。当然，由林彪管着的 军队，也令毛泽东放心，因为军队毕竟是文革的中流砥柱。 那么，林彪对毛泽东意图，是否领会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实，林彪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文革之初，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规模巨大非同凡响的政治风暴，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三天，他就迎合毛泽东，抛出了那篇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说老实话，笔者看完这篇半个世纪前杀气腾腾的“文献”，仍然感到惊心动魄。不妨摘引几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 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 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 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 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 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 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 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 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 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 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林彪这篇讲话，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呢？笔者略为总结，归纳如下：其一，在理解、领会、探究、揣摩甚至发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思想、思路、立场、目标等等方面，费了大力气，花了大功夫，且理解“深刻”，运思独特，发挥超然，其“政治战略眼光”确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深度、广度和气魄，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正是林彪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旗手”高度；其二，林彪极为聪明，对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要整的那些视为心腹大患的“政敌、宿敌乃至假想之敌”，表达出极端的“革命义愤”，不仅剥其“画皮”，而且挖其“老根”，大有 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的“煞气”和决心，不过，也顺手对他和叶群的私敌 陆定一夫妇放出一箭，其“诛心之论”中闪烁的刀光剑影和切齿大恨，哪 有“观潮派、逍遥派”那一份与已无关的“冷眼”和淡定？倒像阎罗殿中那 个只知催命的崔判官。我想，以林彪当时的身份，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的场合讲出这样一番惊心动魄、咬牙切齿的话来，其“杀伤力”有多大“当量”？文章作者大抵不会和“观潮派、逍遥派”们的闲言碎语等量齐观吧？其三，非常可惜，林彪这惊天动地的一炮，却没有打中靶心，打偏了。不仅如此，犹如“擦枪走火”，弄不好会引来“自伤”天来横祸。正是这篇讲话，不仅没有“正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下怀”，反而引起毛泽东的猜忌。原因很简单，其时文革的序幕还没有完全拉开，文革“主 攻方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林彪将文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认作防 止“政变”，尤其是宫廷政变，显然是自作聪明，把毛泽东的“圣意”全然 弄错了。事实上，文革之初打倒的那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政变”意图， 而文革最后的主攻目标刘少奇那个所谓的“司令部”，也根本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毛泽东要“修理”的，是党内由上而下的那一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1966年国庆节，叶群（林彪夫人）将她培养的学毛著典型顾阿桃带到天安门城楼大殿， 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不过，总算有惊无险，毛泽东将自己对这篇讲话的不安和猜忌，及时向林彪进行了“坦诚”的暗示。请看这一段史料。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想必大部分网友已经看过，现将其中对林彪五一八讲话感到不安的主要段落摘引如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中国的“君臣关系”，其凶险程度难以估量，深得其中三味的林彪，如果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会作何感想？其内心的震撼、惊悚和恐惧，还用得着去“推测”吗？我在上篇博文《破解林彪事件须有相应的逻辑框架》一文中写道：
在“权位”面前，林彪委实是一个“两面人”、矛盾体。林彪多年来饱经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静厌动，对官场博弈权力迷径早已心灰意冷，“敬而远之”，这的确是林彪真实的一面；但林彪决不因此彻底甘于寂寞，只要机遇到来，他仍然经不住权位的诱惑。否则，他就不会悉心揣摩、迎合毛泽东，就不会苦思权谋之术、“为臣之道”。也就是说，林彪时常处于“两个魂儿”轮流值班的矛盾之中：当“病痛难忍、伴君如虎而红尘皆看破”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实的；当“有权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诿，就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了。
因此，有理由相信，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接班人”、“二把手”重任的反复推诿，和周恩来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关，林彪的心思极重极深，惊魂未定之际，“第一个魂儿”跳出来值班，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林彪性格中有两样“硬货”，一样是强硬，一样是决断。这两样“硬货”，完全可以帮助林彪彻底了断对权位的“非份之念”，可惜，在高位重权的强烈诱惑之下，这两样“硬货”往往被其击得粉碎。这正是林彪的悲剧所在，这不，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接受了“中央决定”不久，他的另一个魂儿就在值班了。其重大表现，就是他在当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的讲话。可以说，这个讲话凝聚了林彪“全身解数”的思考和大量的心血。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林彪酝酿这一类至关重要的讲话的习惯和过程。 关于这篇讲话的起草过程，林办秘书张云生有着完整的回忆，摘引如下：“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急匆匆地召集秘书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老赵和老张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我问老赵：‘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因为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习惯说拉条子。’‘你过去拉过条子吗？’‘我也没真正干过。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没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找人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材料，倒还用上了。’‘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肯定白费劲。’‘那为什么还要搞这种无效劳动呢？’‘都是主任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准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咱们干吧！干什么样算什么样。’……‘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他的会客厅的沙发上，看来情绪还好。……我和赵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我开始念那已经拉 好的‘条子’。‘都是些废话！’我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拦住。他显然 对这个‘条子’很不满意：‘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 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 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样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 了。’……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我们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我们不便去问。但听内勤透露，林彪在那个早晨是够忙乎的，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后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记录稿，我在不久后就看到了。正如原来所料，我们准备的东西他根本没用。只有一句像是我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他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都说林彪是一介武夫，不懂理论，其实非也。林彪读书，涉猎甚广，政治的，军事的，哲学的，历史的，尤其对马列经典著作，精研细读的也有不少。拉几张“条子”就能作出一篇洋洋洒洒、条理清晰、通俗生动、别开生面的讲话，说明林彪的功底不凡，这个本领，连林彪身边的秀才们都望尘莫及。而最重要的，则是林彪对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的思想、理论、动机、思路的独特领会和深刻阐释，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深得毛泽东赏识。这篇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显然避开了“五一八讲话”的偏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深入浅出的“开掘”，的确达到了“别有洞天”、“炉火纯清”的境界。因此，用“制造个人迷信、无原则的吹捧”来概括林彪的这类讲话，实在流于肤浅。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这里从林彪的这篇讲话中少许摘几段“精彩”的。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请看，林彪如此“创意”、如此精彩、如此“虔诚”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泽东能不欢心，能不赏识，能不“重用”吗？而通过林彪这样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人物之口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进行概括力、号召力、感召力极强的诠释，对毛泽东而言，这就是“政治担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819/90096.html
破解林彪事件须有相应的逻辑框架 2013-08-15 08:08 作者: 大海之声 点击: 8303次
最近看了不少有关破解林彪事件的文章，其观点各异，众说纷纭，甚至对同一件事实，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和评价。概括起来，通过对目前已经公开的有关林彪事件史实的“梳理”，基本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流派和观点，一方是：基本否定“林彪集团”的存在，否定林彪有“篡党夺权”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认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即便林立果和叶群真的策划了谋害毛泽东和准备实施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阴谋，也是背着林彪搞的，林彪对此一无所知，且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因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结论必须推倒重来，重新做出结论，还林彪和历史一个公正；另一方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实质上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他大肆吹捧毛泽东并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了很坏的作用，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林彪难咎其责；而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冲突，不过是双方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而已，至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叶群小舰队策划的谋害毛泽东和实施军事政变的阴谋，是确有其事的，林彪也应该是知情的甚至是担纲者。因此，林彪集团是存在的，他们政变夺权的阴谋也是基本事实，林彪的案不能翻。 双方的立论都以公开披露的史实为据，为什么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呢？我以为有如下几种主要因素干扰：其一，因大量的档案资料没有解密和第一当事人的故去，致使林彪事件的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扑朔迷离，许多判断和立论只能以猜测和推理作出；其二，现有的公开史料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一群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因受当事人情感、立场、身份、视野及知情面的局限，这些史料难免在真实性和全面性上大打折扣，甚至相当一部分真伪难辨，自然会影响研究者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甚至起到误导作用；其三，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缺乏历史高度和哲学高度，就事论事，视野偏狭，难免一叶障目，盲人摸象；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由于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情感倾向和立场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强调一部分对自己观点和结论有利的史料，而淡化甚至隐去另一部分对自己观点、结论不利的史料。总之，由于这几种主要因素的干扰，任何研究者都难免有局限性，区别只在于这种局限性的多少而已。要想把研究的局限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以为，除了尽量占有详尽全面的材料和尽量克服自己的主观倾向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即把林彪事件放到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和哲学高度的逻辑框架中去看，这样可以避免盲人摸象的局限性，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事件真相的整体轮廓。 那么，这个逻辑框架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林彪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极其深隐，且深得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的传统基因，因而要掌握它的整体轮廓，这个框架非得要四条逻辑框边架构不可，这四条框边即：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人性逻辑；情理逻辑。也就是说，整个林彪事件只有在这四条框边架构起来的罗辑分析中，才会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笔者不揣冒昧，尝试着用林彪事件深远时代背景中的多种历史因素之砖，按上述四条逻辑边框进行“经纬编织”。 第一，中共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政体，如果除去一些时代差别，在政治本质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独裁”政体，而不是毛泽东以后的寡头“威权”政体。也就是说，这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独裁政体”，其合法性和稳定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处于其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君权”的状况。而“君权”的状况，又取决于金字塔顶层——最高权力核心层的状况。文革前中共核心层的状况是：处于最高独裁地位的毛泽东自感已大权旁落，而以自己的副手刘少奇为首的“群臣”以及整个官僚体系，已自成一体，尾大不掉，随时可能取而代之。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除自己面临的权力危机，惟一的办法就是对核心层进行大换血，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大洗牌； 第二，尽管毛泽东强烈的危机感中有诸多猜忌和错觉的成分，但这种危机感也绝非空穴来风。中共的现代专制政体和中国皇权专制政体最大的时代区别之一，就是两者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后者完全可以在血缘关系中合法地传承，前者只有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招牌下才可以获得合法性。而一直以党内正确路线代表自诩的毛泽东则刚刚在“理论路线”上走了麦城，他的“三面红旗”导致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在为他收拾残局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群臣”面前，他的“三面红旗”已经颜面扫地，无以为继，完全丧失了经济建设这个党内工作的主战场。因此，要大换血、大洗牌，谈何容易。仅仅依靠他多年积累起来的领袖权威和个人威望，是远远不够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必须擎起另一杆理论路线的大旗，在党内开辟另一个“主战场”，把经济建设这个主战场挤掉。而这杆理论路线大旗，必须以刘少奇为首并追随其的一线群臣为假想敌，这个新的主战场，也必须为自上而下整个官僚体系的大换血、大洗牌而打造。然而，这样大的动作，几乎是自毁长城，谈何容易！尽管在中国皇权时代也有君主这样做过，比如朱元璋；但那时皇帝本身就有对群臣生杀予夺的大权，朱元璋只需对群臣抓住把柄甚至捏造罪名“杀、杀、杀”即可收到人头滚滚“宿敌尽除”的奇效，但毛泽东不行，他必须大张旗鼓地把这杆理论路线大旗打出来，才可以收到“动员号召全国人民”之奇效。因此，他必须找到一名得力的旗手。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各旗手则非林彪莫属；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三，毛泽东选中林彪，并非全部因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一番令毛 泽东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讲话，还有如下重要原因：其一，在战争年 代，尽管林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不止一次发生分歧，甚至公开顶撞过毛泽东，但平心而论，林彪在众多中共将领中，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领会得最深刻、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位，因而他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有一份发自内心深处的敬佩和折服，而这一点，正是毛泽 东认为林对他忠诚的主要依据；其二，林彪因长期患病而懒问国事，但每每 在党内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却给予毛泽东以鼎力支持。比如1959年庐山 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数顶帽子，说彭“这回是 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令毛泽东痛 哉快哉，后来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就更不用说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林彪聪明，对“毛泽东思想”能悉心琢磨，因而有诸多独到领会，且 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特别是在宣传、运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 面，创意非凡，独辟蹊径，“事半功倍”，且“忠心耿耿”，而这一切，在 毛泽东麾下的“群臣”中，惟有林彪才做得到； 第四，尽管林彪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折服，但对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独裁性质也看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对林彪本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把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看得和中国皇帝的个人独裁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林彪压根儿就不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中共政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皇权时代的“朝廷”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中共核心层中“高级干部”和毛泽东的关系，在性质上和皇帝与群臣的关系是一样的。正因为林彪对这一点看得异常透彻，所以他才为自己在中共核心层的“政治坐标”进行了可悲的定位。且看他的几条读书“札记”：“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 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但是，对于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的那一套，林 彪是否真心拥护呢？非也。特别是建国后，林彪对毛泽东擅权的种种倒行逆 施，内心是十分反感、厌恶的，且有自己真实的看法。然而，正因为林对自 己进行的可悲的政治定位，令他不得不把真实的想法深深地隐藏起来，长期 戴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面具。而这个面具绝对不仅仅是个面具的问题， 一旦戴上，林彪就不得不把自己永远地定格在一味阿谀奉迎的“谄臣”的历 史坐标上； 第五，然而，正是这种内省性的、强迫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定位，导致林彪的人格发生分裂。也就是说，林彪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党内几乎一致公认，“群臣”之中，惟有彭德怀和林彪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然而在老百姓眼中，为什么彭德怀成了“冒死直谏、为民请命”的“忠臣”？ 而林彪则成了阿谀奉迎、笑里藏刀的“奸臣”？其实，林彪个性孤傲、冷 僻、寡言、决断、阴郁、不拘小节，且带有几分不管不顾的直率，除了在文 章、讲话和极少数公开场合挖空心思抛出对毛泽东那些“语不惊人誓不 休”阿谀奉承之词外，他压根儿就不善于像和珅之类的“谄臣”们那样 对“圣上”当面拍马溜须，巧言令色，博取欢心，且能在众多皇亲国戚和文 武大臣中上下其手，巧妙周旋，左右逢源。因此，如果用“谄臣”来类比林 彪，他是不够这个格的，至少只够半个格。而对林彪而言，要想在君臣关系 中玩火，不善当面阿谄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尽管这个缺陷决定了叶群在林 叶“夫妻店”中承担了特殊角色，而叶群张扬的个性和圆滑的手腕作为“互 补”，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林彪的这个缺陷，但要想完全“解决”林 彪的这个缺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林彪正是因为这个“缺陷”而必然地 走上了政治绝路。
第六，林彪的“双重人格”，表现在多方面。而其“核心”方面，则表现在对“权力”的得失进退上。人们总在追问，林彪对“毛泽东接班人”这个至高权位，究竟有没有兴趣？他真的想当这个“接班人”吗？他对毛泽东的一味吹捧，他的政治投机和苦心经营，最终目的是否真的是“篡党夺权”，对毛泽东取而代之？其实，如果武断地把这些结论强加在林彪头上，那么显然有失公允有失客观，但在这些问题上一味地为林彪开脱，完全否认这些论断，认为林彪在“权位”面前压根儿就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那同样有失公允有违真相。因为在“权位”面前，林彪委实是一个“两面人”、矛盾体。林彪多年来饱经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静厌动，对官场博弈权力迷径早已心灰意冷，“敬而远之”，这的确是林彪真实的一面；但林彪决不因此彻底甘于寂寞，只要机遇到来，他仍然经不住权位的诱惑。否则，他就不会悉心揣摩、迎合毛泽东，就不会苦思权谋之术、“为臣之道”。也就是说，林彪时常处于“两个魂儿”轮流值班的矛盾之中：当“病痛难忍、伴君如虎而红尘皆看破”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实的；当“有权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诿，就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了。有人说，林彪的“临肩大任”，几乎每每都是毛泽东强塞给他的，林彪从来没有主动索取。其实，这正是林彪的“驭君之道”。蒋介石对孙中山也用过同样的手法。林彪如果真想在政治舞台上彻底退隐，只需像朱德那样对官场是非彻底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当个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即可，即便“是非”找上门来，便一味地“检讨”，便可自保。而林彪病魔缠身则是更好的借口，又何必如此刻意揣摩“圣心”，迎合“圣意”，且每每在“政治关头”给“君主”以“意外的惊喜”呢？那么，林彪从事政治投机，是否始终如一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比如，“潇洒”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觊觎于对“圣上”的取而代之？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林彪工于算计，思维敏捷，审时度势时头脑极为清醒。对于自己的所谓政治目标他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到了什么山唱什么歌，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至桥头自然直”，罕有忘乎所以的非份之想。即便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张春桥的发难，也是自保的成分为主，说他急于抢班夺权真是冤枉了他。笔者以为，其时林彪头脑极为清醒，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毛在党章上许给他的那个承诺已经离他渐行渐远，几近画饼，而不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 第七，林彪沉静专注，运思极深。而他的真实思想总是层层包裹，从 不轻易外露。然而，林彪行事还有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具有删繁就 简、“直奔主题”的非凡才能。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李文普回忆：林彪爱 看书，有时同一本书让他买三四本，划出重要的内容，让内勤剪下来贴到大本上，或制成卡片。买几本《共产党宣言》，看一次剪贴一次，最后剪得只剩几句话。林彪说：就记住“大机器大工业”就行了，得其精粹。砍去繁枝茂叶，直取主干——无论是打仗、读书还是处理日常事务、权力博弈中的“步步紧跟”以及打压政敌的政治斗争，林彪总是能驾轻就熟地拨开繁枝细节，抓准事情的要害。这种旁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非凡才能固然导引林彪每每获得成功，但有时“细节”也能决定成败。当然，对于林彪而 言，重要的、关键的细节他很少疏漏，但一个删繁就简的行家，难免会疏漏 重要的细节。中共九大党章中关于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副词已被毛泽东本人删 去，如此重要的细节偏偏被林彪疏漏了，恰恰是这个细节导致林彪在九届二 中全会上对“圣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最后翻了船。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江的游艇上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第八，对于中国皇权时代的君主独裁而言，君权面临的觊觎和挑战，会来自多个方面：如皇室血亲关系中的手足至亲（在君权的继承上具有合法性）；外戚势力；权力核心层中的文武权臣；藩镇；外族和敌国势力；农民起义。而对建国后的毛泽东而言，他的至高权力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来自他麾下的“权臣”。这是中国皇权政体和中共现代专制政体的重大区别。因此，建国以后，如何驾驭“群臣”，如何防止党的核心层内权臣势力对他毛泽东至高权威的挑战和觊觎，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而毛泽东时代的“君臣关系”有两种状态：一种，核心层的“群臣”一致尊崇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且群臣内部并无明显的派系出现，处于相对团结状态，对毛泽东而言，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反所谓“高饶联盟”，可看作毛泽东为维系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但这种“和谐状态”也有其致命的弊端：如果核心层内部的大部分“群臣”自成一体，尾大不掉，并和“圣上”分庭抗礼，那么“君主”就会“大权旁落”，难以逆转。七千人大会以后，尽管事情远远没有那样严重，但毛泽东自以为“大权旁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挽狂澜于既倒”了。另一种：虽然核心层的“群臣”都尊崇“君主”的权威，但群臣内部出现明显的派系分裂，且彼此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出现这种状况，对于“君主”而言，并不可怕，相反，可以充分利用两派的矛盾，达到相互制衡、便于驾驭的目的。而群臣分为两派甚至更多派系的最大好处，就是他们不可能联手对付君主。其实，这种君主对群臣派系的制衡之术，中国早有祖传。在中国皇权时代，利用宫内外的派系矛盾玩弄制衡之术、使各派之间的权势在相互倾轧中得到有效制约，达到任何一派的势力都不可能坐大到窃取、架空君权的效果，或者任何一派势力都离不开皇帝的支持和调度，这是中国君主们为驾驭群臣、杜绝僭越，保住皇权的惯用伎俩。然而，这套权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玩得转的。或者说，把这套权术玩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皇帝并不多见。这需要有政治洞见，有驾驭才能，有心计，有智谋，还要有足够的资历、声望和威 信。同时，对群臣派系的制衡驾驭之术也形同玩火，既然是两派互斗，且双 方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那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会绞尽脑汁地反过来试 图以驾驭皇帝来打压对方，一旦“君主”着了“反驾驭”的套儿，那么后果 极其可悲，轻则在一派对另一派的“凯旋”中大权旁落，形同傀儡，重则连 同失败的一方被一锅端，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因此，对毛泽东而言，在对党 内两派的制衡、驾驭中，他必须守住两条底线：一条是路线底线，其中任何一派胆敢突破他的路线底线，则彻底翦灭之，绝不留后患；另一条是驾驭底线，即只准手下两派被他所制衡、运动、驾驭，而决不允许任何一派对他本人进行反运动、反制衡、反驾驭。 第九，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想像中已经“自成一体、尾大不掉”的刘少奇“集团”惨遭“覆灭”，文革中毛泽东依靠的“两杆子”势力充实了中央权力核心层。而“两杆子”之间的龃龉在九大前后已经出现，这还是围绕党内权力再分配刚刚产生的，好在双方基本上“利益均沾”，勉强算得上“皆大欢喜”。然而，在不久的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上，双方的裂痕还能弥合，彼此还能“握手言欢”吗？总之，九大以后，毛泽东麾下“枪杆子”“笔杆子”两派政治势力的形成和对决，已成定局。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两派力量在党的核心权力天平上并不平衡。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枪杆子”在党的核心层坐大，成了毛泽东一块新的最大的心病。他不想让这股势力在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中继续坐大，以防“尾大不掉”，这就是他反复强调在四届人大中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初衷，这也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迅速倒向“笔杆子”一方的主要原因。 第十，在中国的君主独裁体制中，举凡被有为君主驾驭的权力核心层中 群臣派系斗争，都是极为险恶的政治漩涡甚至权力陷阱，一旦进入，便成骑 虎之势，身不由已，无法解脱。此间，各派的得失荣辱，生死存亡，似两牛 角力，悬于抵牾中一寸一厘的攻守进退之中。其后果，则非胜即败，非生即 死，非兴即亡，非荣即辱，全身而退者、安然出局者几乎没有。在这个漩涡 中，凡被淘汰出局者，下场都极为可悲。因此，一旦双方势均力敌的均衡对 峙局面被打破，则各方无不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以免出局。这类权力斗争的残 酷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已被反复证明。可见，庐山上的一场抵牾虽 然事发偶然，但酿成一场生死搏斗却事在必然，林彪作为“枪杆子”一派的担纲者，无论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旦卷入这个险恶的政治漩涡，就身不由已，势如骑虎，其中大量的“动作”，实质上出于一种政治求生的本能挣扎。 上面几条，只是笔者例举的几条破解林彪事件的逻辑经纬，并不是全部，或许还有更重要的被疏漏掉了。笔者以为，只有各位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找到全部逻辑经纬并有序编织，尤如画家打上方格的画布，则林彪事件中各种扑朔迷离的情节、环节、细节、各类当事者在事件中的位置和作用，才可能在这张画布上有序归位，从而勾勒出林彪事件真相的基本轮廓。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81489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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