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面或負面的看法，這不奇怪。最近共識網發表的關於林彪的兩篇文章：馬雙有的《彭德懷與林彪之死》和王開石的《林彪真的無人同情懷念嗎？》，筆者都看了。無論是馬雙有先生對林彪以負面為主的評價還是王開石先生對林彪以正面為主的評價，雙方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個人以為，林彪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而不是作為一個軍事人物，其在中國現代史上所起的作用，基本是負面的。這裡涉及到三個原則問題，在此提出和王開石先生商榷。

　　第一個原則：政治道德問題。是光明正大，仗義直言，還是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對政治家而言，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道德。我們知道，無論是從中國皇權社會傳統政治道德的視角而言，還是從現代憲政民主社會政治道德的視角而言，對光明正大、仗義直言的政治家，基本上都會作出正面評價，而對那些口是心非、陰奉陰違的政治家，則基本都會作出負面評價。因為無論最高當權者是誰，作為向最高當局建言獻策的政治家，恪守前一種政治道德者所發揮的作用，於國、於民、於歷史進步，或多或少都是有利的，而後一種政治道德和政治家個人的卑劣品行或陰暗心理血肉相連，它在高層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於國、於民、於歷史進步基本是負面的。

　　而彭德懷和林彪，恰是這兩種政治道德的典型代表。

　　其中的道理，我們不妨用彭德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上疏”的“萬言書”和林彪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作一番對比。當然，這種對比只能將兩者中的“精闢之語”進行對比。

　就在廬山會議接近尾聲的7月14日，彭德懷向毛澤東遞上了自己的“萬言書”。這實際上是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沒有一萬言，只有3000字左右。寫下這封信也可以說是偶然的。本來7月12日彭德懷打算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毛澤東面談，交換一下意見，只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於是萌生寫信的念頭。信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二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後一部分中，彭德懷指出：“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主要問題，特別是全民煉鋼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有失有得’，應該總結髮生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他進一步分析道：“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質的……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出現缺點錯誤，客觀原因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沒有像處理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主觀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有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他還說：“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要徹底克服，還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57至258頁）

　　在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講話中不僅有那個著名的“交學費”的例子，還講了如下一段驚人之語：“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得。無論‘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都不是馬克思主列寧主義。正確的東西，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我們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麼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們世界觀的最主要的一個部分，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唯物主義，就是尊重事實，就是從實際出發，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按條件辦事，按主觀和客觀條件辦事，就是不是單憑願望，而且要估計事情的結果，不僅僅根據需要，而且根據可能。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這樣，我們黨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從小的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才能夠更加好起來，更加強起來。”

　　看了彭林兩人講話中的這個對比，不知網民們有何感想。對筆者個人而言，深感震撼。然而，王開石先生似乎對此不以為意，甚至頗為輕鬆：“林彪事件後，有很多人揭批林彪，指出林彪多次反對毛澤東，此時林彪七千人大會力挺毛澤東也不被人說起了。弔詭的是，林彪七千人大會力挺毛澤東後來又成了林彪一個不良行為了。就事論事，沒有林彪的力挺，毛澤東依然是毛澤東，地位不會有一絲動搖；或者說，林彪即使批毛澤東也沒有什麼用，只能是自取其辱。”

　　我以為，王開石先生的這段話隨意性很大，至少有兩點值得推敲。第一，我們知道，毛澤東和其同僚的關係，是一種“君臣關係”，這種“君臣關係”和中國皇權社會的“君臣關係”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因此，即便從傳統政治道德的眼光來看，如何“挺毛”，如何“反毛”，是有是非之別，善惡之分，忠奸之辨的。像魏徵那樣仗義直言，犯顏直諫，也是在當面反對皇帝，私下裡不過表達了對皇帝的一片忠心，但此舉對社稷民

生都有極大的好處，而像趙高那樣對皇帝百般投其所好，阿諛奉承，表面上

是在“挺皇帝”，暗地裡卻指鹿為馬，殘害忠良，爭權奪利，上下其手，皇

帝被他賣了還為他數錢，像這種表面“挺皇帝”、暗中“賣皇帝”的勾當實

在是禍國殃民的淵藪。不錯，林彪曾多次當面頂撞毛澤東，直抒已見，勇氣

可嘉。但我所說的是在關乎國計民生百姓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上，林彪卻反

其道而行之，像趙高那樣對毛澤東進行了無恥的、令人肉麻的吹捧。試問，

三面紅旗為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主要責任是誰？三面紅旗是誰打出來

的？餓死了幾千萬人，還不是“路線錯誤”？上文中林彪的那一番肉麻吹

捧，把毛澤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其意何在？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

東的這番吹捧，當真對毛澤東用更大的錯誤掩蓋前一個錯誤的禍國殃民之

舉，沒有一絲影響和推波助瀾的作用嗎？這正是我們要推敲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對於三面紅旗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否心中有數呢？有數，儘管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數，但百分之五十的有數，還是可能的。他也開始退卻，也開始採取補救措施。然而，這種退卻和補救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其一，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出現的問題只是操作中的一些差錯或“缺點”，成績和錯誤相比，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最多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其二，作為實踐三面紅旗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絕對不允許將三面紅旗實踐中的問題，扯到路線錯誤上來。為什麼毛澤東特別忌諱說他的路線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高層權力鬥爭歷來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舉凡黨的一把手犯了路線錯誤，就得下台，就得讓位置。陳獨秀作為中共的第一任一把手，不就因為犯了“路線錯誤”而交了權，還弄得灰頭土臉，身敗名裂了嗎？而毛澤東長久高居黨內領袖之位，其合法的理由不正是他一直是黨內正確路線的代表嗎？然而，毛澤東深知，三面紅旗引發的社會災難如此嚴重，往輕里說是工作方法的失誤，往重里說是主客觀相脫離，而黨內任何一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哪一次不是因為“主客觀相脫離”？因此，三面紅旗引發的災難就是左傾路線錯誤造成的惡果，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問題是他毛澤東已經高居全黨一把手位置，他估量沒人敢捅破這一層窗戶紙。可他沒想到，偏偏彭德懷捅破了這層窗戶紙。彭德懷的信對毛澤東究竟意味着什麼呢？第一，把“三面紅旗”實施中所犯錯誤的性質嚴重化了。信中指責這些“左”的錯誤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而比例失調又影響了各方面的階級關係，具有“政治性質”，言下之意，這樣性質的錯誤已經遠遠不是所謂“誇大了些”、“指標定高了些”這些無關痛癢的說辭所能遮掩的，而是違背了客觀規律，破壞了階級關係，而這種性質的錯誤無疑和思想路線出現了問題緊密關聯的；第二，在總結“經驗教訓”問題上，彭德懷所要追究的“根源”遠遠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忍受的限度。信中要求追究“主觀”原因，並直言不諱地指責這個主觀原因就是不實事求是，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的主觀主義。實質上，這些指責是在揭露理論路線的制定者和重大部署的決策者的世界觀出了問題，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接着才是工作方法出了問題。而思想方法出了問題，違背了客觀規律，那麼制定出來的政治路線就必然出問題，必然產生“左”的或“右”的錯誤。第三，信中毫無顧忌地指責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的一路糾“左”、一路退卻根本不夠，認為毛澤東的“亡羊補牢”遠沒有到位，還斷言糾“左”還要花大力氣。那麼，彭德懷認為糾“左”究竟應糾到什麼程度？毛澤東的退卻究竟應退到什麼位置？毫無疑問，“三面紅旗及其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成績和缺點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這是毛澤東必須堅守的底線，毛澤東的退卻已經退到了這條底線，如果彭德懷對毛澤東退卻的限度仍不滿意，那麼彭德懷無疑就在挑明，他認為毛澤東堅守的那條底線仍然是“左”的，還必須繼續退。這樣，就等於說毛澤東關於“三面紅旗”的

整條政治路線都是錯誤的，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彭德懷放出的

這三箭，箭箭擊中毛澤東的要害，儘管彭德懷對這三箭的殺傷力並不知情。

毛澤東忍無可忍了，他必須反擊，而且必須一擊必勝。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急迫地將彭德懷等人一棍打死？現在分析起來，恐怕有如下幾個原因。1、彭、黃、張、周均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幾個常委均沒有“倒戈”，仍站在他這一邊，彭在中央核心中沒有形成勢力。這樣，彭的力量和毛不成對比，完全可以在其羽毛未豐時運用高壓權勢將其

一舉擊垮，速戰速決，不留後患。這是權力鬥爭中最好的結局；2、毛澤東

心虛，不踏實，危機感強烈。毛澤東深知，彭德懷的信實際上代表了黨內一

種普遍存在的情緒，而這種情緒直接產生於他兩年來思想路線的錯誤和重大

決策的嚴重失誤。彭、黃、張、周在黨的高級會議上點燃了這種可怕的情

緒，一旦任其蔓延，將對他在黨內的至高地位產生巨大的威脅。所以一方面

要緊急滅火，另一方面要火速造勢。所謂造勢，就是先聲奪人，在全黨造成反右傾、保衛三面紅旗、保衛毛主席的強大聲勢，從而把黨內這種可怕的情緒淹沒掉，維護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3、果斷搬掉這個政治障礙，以實現他繼續“實驗”三面紅旗的決心。

　　王開石先生說：“沒有林彪的力挺，毛澤東依然是毛澤東，地位不會有一絲動搖；或者說，林彪即使批毛澤東也沒有什麼用，只能是自取其辱。”這話說得太輕率了。其實，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一個小小的彭德懷和他的三個附和者，就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他不得不用一個更大的錯誤來平息這場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到了兩年多後的七千人大會召開時，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性的反右傾運動所造成的更大的災難，鐵一般擺在全黨面前，他毛澤東的危機感更加強烈，儘管與會者仍沒有將

三面紅旗錯誤提升到路線高度上批評，但黨內高中層對三面紅旗強烈的牴觸

情緒，已經使毛澤東感到四面楚歌了。毫無疑問，劉少奇講話中引用的“三

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誅心之語，不僅代表了黨內大部分幹部的心聲，而且

實質上就是為三面紅旗的路線性錯誤定了性。而此時，毛澤東只能一路退

卻，他已經輸光了兩年多前在廬山會議上反擊彭德懷等人的資本。

　　和王開石先生說得相反，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的權位根本不是什

麼沒有一絲動搖，而是岌岌可危，搖搖欲墜。而毛澤東面臨的強烈政治危

機並不是指黨內有人公開跳出來反毛，它真正的可怕之處就在於：三面紅旗已經沒有任何繼續實施的可能，它必然被劉少奇周恩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所取代，也就是說，作為黨內工作主戰場的經濟建設將拋棄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路線，按照另一條路線行進，如果真是這樣，作為制定、實施三面紅旗路線的毛澤東，他還有什麼事情可做？他能不乖乖交出手中的權力嗎？能不大權旁落嗎？要知道，所謂黨內一把手的權力，是用來幹事的，而黨內最高權位所幹的事情無非兩件：制定路線，實施路線。因此，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惟一的翻盤機會，不是怎樣繼續堅持三面紅旗，而是如何炮製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來取代黨內“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恢復經濟路線，並以實施這條政治路線來取代黨內經濟工作的主戰場。而要實現這樣的翻盤，毛澤東最需要的是什麼？是黨內

鐵杆毛派的支持。

在毛澤東眼中，林彪無疑就是黨內為數不多的“鐵杆毛派”，而林彪在七

千人大會上精彩的講話，就像一針強心劑，使坐困愁城毛澤東頓時神采飛

揚，心花怒放。他當即表態：“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

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

搞出來。”

　　事實上，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不僅給了毛澤東“翻盤”的底氣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林彪成了毛澤東的旗手，林的講話像一杆大旗，將全黨對毛的個人崇拜重新召喚、聚焦在這杆大旗之下，成為毛澤東僅在西樓會議幾個月後就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進而通過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全面“翻盤”的雄厚政治資本。可見，林彪這篇講話和其本人在毛澤東權力鬥爭棋盤上的歷史作用，是難以估量的。相比之下，如果在廬山會議上有多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為彭德懷挺身而出，仗義直言，而不僅僅是黃、張、周區區三人為彭辯護，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呢？或者在七千人大會上更多的常委、政治局委員以更加鮮明的方式提出三面紅旗的性質問題，毛澤東還會有以更大的錯誤掩蓋前一個錯誤的信心和底氣嗎？

可惜，中共高層中具備“光明正大、仗義直言”政治品質的人太

少了！這就是毛澤東之所以能一意孤行而暢通無阻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個原則：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王開石先生這樣說：“毛澤東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一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林彪均起了很大作用。沒有林彪在東北的從十萬到百萬的決定性勝利及南下作戰，新中國不知何時建立；沒有林彪堅持抓生產搞建設與“張江”幫對立而“犧牲”，文化大革命不知何時結束——雖然林彪曾支持過文化大革命。林彪輔助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是功，林彪反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功呢？”這是有兩層意思，其一，林彪支持過文革，是過。然而，林彪也反對過文革，表現在“堅持抓生產搞建設”和反對四人幫而犧牲，因而提前結束了文革，因而是功。比較起來，功大於過，功抵銷了過。王先生的這種看法很有代表性，不僅代表了當前學界中“挺林派”的看法，而且很多普通網民對其也有共鳴。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牽涉到原則，其一是其中有政治是非，其二是關繫到歷史真相。

　　我們知道，毛澤東之所以能成功地發動文革，其中起決定性的籌碼，就是全國性狂熱的個人崇拜。但掀起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最大“功臣”是誰？是林彪。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鼓吹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不是一朝即興，而是多年積累。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就對毛澤東投桃報李，開始製造對毛的個人崇拜。而林彪的鼓吹，不僅有精闢的語言，極致的方式，而且能夠與日常工作融為一體，因而產生了獨到的感染力和號召力。

請看，林彪曾多次號召：“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澤東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的頂峰。”不久，林彪又提出了“四個第一”，即所謂的“人的因素第一、政

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為此，毛澤東“龍心大

悅”。1963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

彪的工作，講到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時，又一次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毛澤東的這一讚揚為林彪推行“個人崇拜”提供了助力。1964年2月，毛澤東在接見活動中再次讚揚林彪：“四個第一好。我們在以前也未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

　　有人說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實質上，林彪才是毛澤東發動文

革真正的旗手。而旗手的作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任何人都無法替代

的。在這個問題上，一些“挺林派”們因為林彪當慣了甩手掌柜，並一再

推辭當毛澤東的接班人，便斷言林彪在文革中是所謂觀潮派，逍遙派，殊不知林彪在文革中實質上是毛澤東的一面精神旗幟，沒有這面精神旗幟，毛澤東的文革幾乎就像失去靈魂一樣蒼白。而文革的活力，文革的張力，文革那摧枯拉朽、雷霆萬鈞的造勢，離得開林彪對毛澤東那鮮活獨到、誇張到極致且不容置疑的吹捧語言嗎？這就是毛澤東為什麼迫不及待且幾乎是霸王硬上弓地將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請上二把手位置的真正原因。可見，林彪在文革中發揮的“正能量”，超過了政治局常委或文革小組中的任何一個人，而且這種“正能量”非林彪本人莫屬，黨內任何政治高手，都是無法製造出來的。

　　因此，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一個比三面紅旗更大的罪錯，那麼，林彪在

其中承擔的政治責任可以說超過了周恩來、江青和康生。就是說，雖然林彪

在文革中所做的具體事情很少，但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獨到的政治方式，所

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是極其巨大的。這才是文革歷史真相和本質的一部分。

至於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功”，據說是“堅持抓生產搞建設”，不知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內訌，究竟有多少是圍繞“抓生產搞建設”展開的？除了由林彪主持、陳伯達執筆的九大政治報告中着重提到了經濟建設，而這個報告又被毛澤東否決外，林江之間幾次大的衝突恐怕很少是圍繞這個主題的吧。而那個政治報告之所以被毛澤東否決，除了經濟建設提得過多外，恐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陳伯達起草報告一拖再拖，弄得毛澤東不耐煩了吧。而且這個報告沒出籠就胎死腹中，還沒有和張春橋起草的報告照面呢，談何“鬥爭”呢？為此，就引出評價林彪的第三個原則。

　　第三個原則：林彪集團的政治性質，究竟是屬於“毛主席司令部”麾下的文革派陣營，還是屬於對抗文革的“反文革”陣營?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摩擦和衝突,究竟是屬於同一政治陣營內部的派系鬥爭、權力鬥爭和利益之爭，還是屬於對文革政治逆流的正義抗爭？或者是將文革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努力？對林彪集團的政治定性，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來不得半點含糊。政治定性錯了，歷史真相和歷史本質的黑白就被顛倒了。實質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要舉出林彪事件中那個最基本、最關鍵的歷史事實，就足夠了。

　　王開石先生說：“林彪以自己死不檢討的方式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又有誰能做到呢？毛澤東之下，僅僅一個林彪而已！憑這一點，還有誰有資格批評林彪呢？即使耿直如彭德懷，也還是要檢討自己錯了的，更不用說一些其他的人了。憑這一點，林彪的曲意逢迎、吹捧毛澤東的行為難道不可以一筆勾銷嗎？”

　　這段話，真是糊塗之至。借問，“林彪以死不檢討的方式堅持的那個正確觀點”，又是什麼？難道不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他重彈的那個“老調”——天才論嗎？不就是他首創的四個副詞嗎？這可是他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資本。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最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或最關鍵的政治鬥爭圍繞的主題，不就是這個“天才論”和“四個副詞”嗎？

　　我總是弄不明白這樣一個問題，一些挺林派的學者總是認定廬山會議上林彪發起倒張，完全是出於對江青集團干擾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擊周恩來行為的制約。而當時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結束文革，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注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束政治運動，重建法制，促成社會安定。然而，林彪倒張，果真是為了這個“大

局”而和江青等人作鬥爭嗎？事情恐怕恰恰相反。

　　第一，眾所周知，九大以後，毛澤東翦除了心腹大患劉少奇勢力，已經開始考慮全面恢復社會生產生活正常秩序的問題。提出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正是毛考慮這個問題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因為只有首先恢復人大和各級政府，才談得上恢復被文革打亂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而九屆二中全會的原定議程，就是着重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注意到，九屆二中全會除討論修改憲法這項議程外，另外兩項議程都與這個“大局”密切相關，即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問題。因此，如果林彪真是為了這個“大局”和文革極左派鬥爭，那麼他在廬山會議上的作為就應該是：其一，維護全會三項議程的順利進行；其二，在三項議程中提出自己結束文革恢復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張和看法；其三，如果“文革極左派”們反對這個“大局”，

便和其作堅決鬥爭。然而，林彪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提出了個“天才

論”來和“文革極左派”較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我們知道，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大幅降溫。文化大革命初中期億萬民眾的狂熱，是燒毀一切社會秩序的烈火，而對毛的個人崇拜，則是燃起這把大火的火種。對九大以後的毛澤東而言，主動為個人崇拜降溫，除了針對林彪集團的一面以外，同樣有考慮恢復社會秩序的一面。因此，張春橋“堅決要求在憲法的條文上刪去文革以來中央文件中的‘標準政治用語’”，儘管有挑釁林彪的一面，但也是對個人崇拜降溫的一條重要措施，有利於“大局”的實現。

因此，在這一點上，張春橋無錯，林彪在這一點上向張開刀，

委實大錯特錯矣！

變，就決定了大唐王朝數百年的榮辱興衰。因此，對於當時地位僅次於毛

澤東的林彪而言，他同樣是創造現代中國政治編年史的重量級人物。而且在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這樣面對中國歷史轉折的重要會議上，林彪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足可以改變甚至決定整個中國歷史的走向。而林在這個會議上拋

出的“天才論”以及燃起的二百名中央委員的“激情”和“怒火”，大有重

燃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狂熱之嫌，這種狂熱即便沒有“燒”向全國，在客觀上

也的確起到了把歷史拉向倒退的效果。

　　說穿了，林彪之所以拒不檢討，是因為“天才論”、“四個副

詞”是他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資本，這些政治資本一旦

被毛澤東抽掉，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一切都完了，為了保護這一

政治資本，他不惜在廬山會議上冒天下大不韙，和張春橋實質上和

毛澤東決一死戰。而把林彪拒不檢討的動機美化成“堅持抓生產搞

建設的正確觀點”，真是可笑之極！

　　實質上，民間對林彪的同情，大多都屬於對林彪 “鳥盡弓藏, 兔死

狗烹” 可悲下場的同情。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4/0701/108703.html

林彪事件究竟是什麼性質？——兼與丁凱文先生商榷

2013-11-19 15:05 作者: 大海之聲點擊: 33698次

林彪事件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林彪那篇講話發軔，於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機出逃墜機摔死終結。四十多年來，儘管林彪事件早已“塵埃落定”，但對其歷史真相和歷史性質的質疑呼聲卻越來越高，看來，對林彪事件及林彪本人“蓋棺定論”，似乎仍很遙遠。那麼，林彪事件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眾說紛紜中，眼下至少有三個主要版本。為了深入探討這一問題，不妨將這三種版本簡述一下。

　　第一個版本：中共官方版本。其對林彪集團的定性為：反對九大路線，宣揚“ 天才論”，提出設立國家主席，實際上是自己想當主席，分裂黨，搶班奪權，密謀武裝政變，炮製“五七一工程紀要”反革命政變綱領，妄圖殺害毛主席，叛國投敵，等等。

　　第二個版本：海內外“挺林派”版本。這個版本由大陸和海外一批作家、史學家在研究林彪事件中形成的共識提供。由於這類研究幾乎完全游離於中共官方的學術控制之外，因而得出的結論和中共官方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這個版本對林彪集團的定性可以用國內著名“挺林派”學者丁凱文先生的一句話概括：“筆者深為贊同文革史專家余汝信先生的看法，即‘1970年廬山的這一場鬥爭，是中共黨內相對健康力量與文革極左派的又一次較量。因為文革極左派的背後有毛澤東的支持，黨內健康力量以失敗告終，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惟僅僅五年之後，1976年10月，文革極左派失去了毛澤東這座碩大無比的靠山，變得不堪一擊。在某種意義上說，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變，不過是1970年8月廬山這場鬥爭的繼續。以打倒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而言，1976年10月的勝利者們與其說是繼承了毛澤東的遺志，倒不如說是繼承了1970年8月的失敗者林彪的遺志——儘管1976年的勝利者們決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然而，這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第三個版本：對林彪事件展開“體制外”研究的另一派學者所

提供。該版本着重從中共政權的體制性因素解讀林彪事件。其結論

以國內史學界著名學者高華先生的觀點為代表：“林彪事件是革命

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毛林之爭完全是圍繞權力的一場較量，因為林

彪至死也沒有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所以毛林之爭無所

謂‘對’和‘錯’，完全是塗上革命詞藻的中國古代宮廷密謀政治

的現代翻版。”

　　對於這三種版本，筆者首先亮出自己的觀點：基本同意第三種版本，但並非完全同意，還需要補充。不贊同第一個和第二個版本。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必須從第二個版本說起。

　　一，廬山會議風波的政治性質是什麼？

　　既然林彪事件發軔於1970年秋天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那麼，廬山會議上那場政治風波的政治性質，也初定了林彪事件的政治性質。後來事態的發展，不過是對這種性質的補充和疊加。筆者之所以從第二個版本說起，是因為這個版本對廬山會議政治風波的定性，不僅背離了基本的歷史事實，而且完全背離了史學研究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事理邏輯和情理邏輯，因而稍加辯析，其立論便不攻自破。

　　“挺林派”們憑什麼認定，廬山會議中林彪及其麾下是“黨內相對健康力量”，他們和“文革極左派”的“較量”，是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一場鬥爭呢？丁凱文先生在《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之我見--兼談所謂“林彪集團”》一文中，拐彎抹角進行了如下推理：“概括而言，自中共九大之後，中共中央的實際權力從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央文革碰頭會過渡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從文革初期時的混亂局面過渡到一個較為穩定的制度化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碰頭會的階段性功能已經消失，……那些在文革初期為毛澤東衝鋒陷陣、打打殺殺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們並未掌握實際的權力……出於對這種政治局面的不滿，江青等人不斷以各種手段干擾中央工作，攻擊周恩來與林彪……林彪與江青等人鬥爭的直接導火索是憲法修改中有關條文的討論，張春橋自恃有江青在背後撐腰，堅決要求在憲法的條文上刪去文革以來中央文件中的“標準政治用語”，……吳法憲在憲法修改小組內與張春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吳法憲認為，張春橋的矛頭所向是針對林彪而來。隨後吳法憲得到軍委辦事組以及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支持。面對張春橋這些文革極左派不斷干擾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種種挑釁、發難，林彪等人認為有必要對張春橋這些人予以批評、制約。所以說，廬山上的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它或遲或早都會到來，所不同的是它會在何時以及以何種方式出現而已。”

　　以丁凱文先生的意思，廬山會議上林彪發起倒張，完全是出於對江青集團干擾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擊周恩來行為的制約。而當時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結束文革，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注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束政治運動，重建法制，促成社會安定。然而，林彪倒張，果真是為了這個“大局”而和江青等人作鬥爭嗎？事情恐怕恰恰相反。

　　第三，九屆二中全會理應是中共結束文化大革命、恢復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的重大轉折點，而林彪身為黨的副主席，在這個會議上拋出天才論，重新升溫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究竟意欲何為？難道想把歷史拉向倒退，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初中期億萬民眾對毛澤東個人的狂熱崇拜？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借用對毛的個人崇拜來搞掉江張等文革禍首。說這樣話的人真是太輕率了，要知道，在人們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歷史的形成是只看行動和效果而不問動機的。而對於中國數千年的皇權專制歷史而言，由皇權核心層的“袞袞諸公”創造的政治編年史，則是這部歷史中的一條主線，決定着這一部歷史中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性質和走向。比如唐初的玄武門之變，就決定了大唐王朝數百年的榮辱興衰。因此，對於當時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林彪而言，他同樣是創造現代中國政治編年史的重量級人物。而且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這樣面對中國歷史轉折的重要會議上，林彪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足可以改變甚至決定整個中國歷史的走向。而林在這個會議上拋出的“天才論”以及燃起的二百名中央委員的“激情”和“怒火”，即便沒有“燒”向全國，在客觀上也的確起到了把歷史拉向倒退的效果。

　　第四，這個“把歷史拉向倒退的效果”，當然不是指把中國社會重新拉回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文革狀態”，而是指釀成了中共黨內新一輪的政治鬥爭，從而延誤了歷史進程。問題出在哪裡呢？出在林彪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指控張春橋蓄意貶損毛澤東的威信，即“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吳法憲語，陳伯達引用）”在當時的政治氛

圍中，這個罪名是相當嚴重的，足以令其身敗名裂甚至粉身碎骨。那麼，

張春橋在討論修改憲法會議上說的那一番話，是否真的想“貶低毛澤東思

想”或反對毛澤東本人呢？非也，就是借張春橋一百個膽，他也不敢。也就

是說，從當時張春橋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對毛澤東的忠誠並無問題。如此，

林彪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張春橋的罪名，就是強加的，就是莫須有的，就

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就是無中生有，蓄意發難，挑起事端。就是圖

謀利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借用毛澤東的手除掉自己的政敵。反過來看，

張春橋是無辜“蒙冤受屈”的嗎？是單純的受害者嗎？非也，當初張在修改

憲法時說出的那一番話，自恃有毛澤東作後盾，實質上是向林彪集團拋出的

一個誘餌，設下了一個圈套讓林彪的人鑽，而林彪等人果然中計上當。從某

種意義上說，張春橋這一着更陰險，更“毒辣”。這樣，江青集團拋出誘餌

在先，林彪集團中計上當在後，終於在廬山會議上爆發了一場毫無原則的政

治惡鬥。

　　對於惡鬥的雙方而言，沒有一方是出於“公心”，出於“正義”，出於對文革後期民心所向的“大局”實現的努力。江、張這一派自不須說，對林彪集團來說，拋出天才論，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人為升溫，是出於維

護毛澤東威信的“正義感”或維護“中央正常工作”的“公心”嗎？非

也！恰恰相反，當初掀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的功勞第一，三個副詞

已經成了林彪的政治專利，成了他一筆“功成名就”、大權在握的雄厚政治

資本。九大後毛澤東多次“討嫌”三個副詞，實質上是抽取林的政治資本，

削弱林彪的政治勢力。因此，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重提天才論，實質上出於

林向毛討還政治資本、重新穩固林的接班人地位的私心。而林倒張的真正目

的，則是因為毛曾向林透露了想讓張接周恩來的班的意圖，張顯然成了林彪

集團政治前途上的一大障礙，成了林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後快。

　　因此，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江集團的惡鬥，其政治性質完全是一場爾

虞我詐、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權力之爭。其後果，就是可望結束的政治運

動捲土重來，四屆人大延期數年，人們期望的恢復正常政治經濟秩序的“大

局”姍姍來遲。

　　二，林彪和“五七一”政變計劃沒有關係嗎？

　　廬山會議上，陳伯達僅僅是林彪集團的替罪羊。對林彪集團究竟怎麼辦，是保還是整，直至徹底整垮，毛澤東開始是頗費躊躇的。但是，毛澤東很快下定了決心。毛澤東認為，林彪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所作的動作，已充分表明了林彪的真正意圖：他擔心他這個接班人坐不穩，被江青集團的人奪去，他急切地想整垮自己的競爭對手以完成“接班”的過渡。而林彪勢力的坐大已經掙脫了毛澤東的駕馭範圍，且軍權在握誰也保證不了林不會“犯上作亂”。凡是對君主手中權力的任何覬覦，都觸犯了大忌。這是中國皇室權力鬥爭的千年古訓。因此，毛認為林彪集團已成了自己身邊隨時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成了毛澤東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心腹大患。但是，林彪畢竟是他親手培養並親手欽定的接班人，如今黨章里關於林彪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條文墨跡未乾，就出爾反爾把自己的接班人搞掉，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又如何交待？因此，期間要有一個過渡，一個緩衝，一個讓人接受的過程。

　　對林彪是保還是整，其信號全在於對陳伯達、吳法憲的處理上。在一定的範圍內批判一通，草草收場，不了了之，這個信息傳達的就是保；相反，揪住兩人不放，大做文章，把對兩人的批判逐步推向全黨，那就表明要對林彪集團開刀了。廬山會議以後在處理陳伯達、吳法憲問題上傳出來的一連串信息，表明了毛澤東所下的決心。這裡不妨簡要地梳理一下這一串信息。

　　1970年9月11日，即廬山會議結束後的第五天，周恩來聽取吳法憲的檢討，責問他廬山會議上為什麼不“揭發”陳伯達和他的談話；12日晚，周恩來、康生繼續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其間，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對他們的批評：“毛澤東批評你們有宗派主義。黃永勝是一個頭，你們幾個人，在軍委辦事組，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想你們之間的活動，會前有什麼準備，必須向黨中央、毛主席講清楚。”1959年時毛澤東整彭德懷黃克誠時為他們安上個“軍事俱樂部”的罪名，說明毛澤東對“軍人干政”的極大忌諱，如今他把這頂帽子原封不動地戴在林彪集團的頭上，可見毛澤東對林彪集團在廬山上的“小動作”已經無法容忍了。

　　當年國慶節剛過，林彪借看望毛澤東試探毛澤東的口風，毛澤東趁機示意他對吳法憲不依不饒的決心。林彪不得不向吳法憲面授機宜，要他向毛澤東直接檢討，說清情況，保護同黨，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搞好關係。10月14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檢討上作了重要批示：“作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報告，又找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他還指出，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他所指的“個別同志”就是林彪。

　借吳法憲的檢討，毛澤東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林彪及其同黨。緊接着，毛澤東相繼嚴厲批評了葉群、黃永勝等人。

　　把批判陳伯達的“運動”推向全黨，是毛澤東下決心整垮林彪集團的重要信號。1970年11月1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號召了解他的情況和問題的人，進行檢舉和揭發。安在陳伯達頭上的罪名是“採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這些罪名實際上是統統為林彪集團

準備的。而陳伯達因揣錯“聖意”潛心投機而一念之差鑄成大錯，落得個如

此下場，足見“宮廷”權力鬥爭的殘酷，令人不勝唏噓。為了貫徹《指示》，中共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黨中央和省市領導機關開展“批陳整風”運動。隨後，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關於黨的高級幹部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原著的指示在全黨傳達，《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分別發表了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全國報刊掀起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浪潮。

　　為了給林彪集團上足眼藥，毛澤東一方面對批陳運動不斷加溫加碼，一方面開始對林彪在軍隊的勢力採取組織措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甩石頭”（即寫批示發下去），“摻沙子”（派幹部到林彪控制的機構），“挖牆角”（即瓦解林彪控制的軍事力量）。1970年12月，毛澤東在北京軍區38軍黨委一個《關於檢舉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批示，提出了陳伯達在軍內並無職務，為什麼卻成了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的太上皇的尖銳問題，由此發起召開數百人規模的華北會議，藉機改組了北京軍區黨委，任命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北京軍區原司令員鄭維山、原政委、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受到嚴厲批判。

　　次年1月，批陳運動進一步升級，中央向全黨發出陳伯達的罪行材料，其中牽涉到陳伯達的諸多歷史問題。與此同時，毛澤東借批陳運動中林彪集團的消極態度，開始對其不斷地敲打。2月19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寫道：“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之後，毛澤東又在軍委辦事組的檢討、黃永勝、劉子厚等人的檢討上多次批示，把批陳的弦越繃越緊，一步一步封死林彪集團的退路。

　　當年4月，紀登奎、副總參謀長張才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參加軍委辦事組，實施“摻沙子”；與此同時，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開始着手從政治上、組織上處理林彪的黨羽——四大金剛的問題。儘管林彪和葉群事先進行了策劃，讓其黨羽抱成一團，保住林彪，“死都死在一起”，但林彪仍不放心，會議開始後第四天就從蘇州飛回北京“坐鎮”。4月29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總結髮言，指出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

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去了。”而毛澤東事後在召集這一干人開會時對其

錯誤原因卻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們主要沒有調查研究，三個副詞是我摳了

的。

　　毛澤東用意何在？是給林彪一個面子？還是給事態的發展留有餘地？1971年8月中旬，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帶着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赴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毛澤東關於解決“四大金剛”的指示。林彪被迫對毛澤東的指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最後，周恩來向林彪通報了毛澤東的提議：在十一前後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並告知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正積極籌備這兩個會議。這是毛澤東試探林彪態度的同時，向他傳達的一個信號。本來，九屆二中全會就是為籌備四屆人大召開的，現在突然又提出召開九屆三中全會，那顯然是要解決林彪集團的問題了。林彪意識到，無論對“四大金剛”錯誤原因的剖析多麼輕描淡寫，毛澤東只是虛晃一槍，是當真要拿他林彪開刀了。而就在周恩來一干人抵達北戴河的前一天，毛澤東已經離京去南方巡視，實際上是到各地打招呼，為解決林彪集團的問題作必要的“鋪墊”了。

　　林彪對毛澤東的一步步進逼，採取的是什麼態度呢？林彪多年研究中國帝王的權謀之術，且對毛澤東的整人手段深有心得，他豈能不知道他將面臨的結局！有三種結局擺在他面前。第一種，向毛檢討，以求和解。這樣做雖然丟了“面子”，政治前途也從此完結，但或許還能求得個自保。這個結局林彪似乎也想爭取過，他求見毛澤東未必不是想和毛澤東和解，

然而被毛拒絕了。在中共歷史上，凡即將被毛拋棄的大臣想求見毛澤東以

圖“和解”，往往均遭拒絕，其中恐怕只有劉少奇例外。而毛“拒見”，則

是他決心讓對方倒台的信號。第二種，拒不檢討，死扛到底，任人宰割，

坐以待斃。這倒符合林彪的一半性格，但林彪性格的另一半，則絕不甘心束手就擒，只要還有希望，他仍想賭他一把，拼他一回。第三種：魚死網破，拼死一搏，置死地而後生。而第三種結局也有“三策”：上策，“軾君、奪位、自成大統”，中策：上策失敗，可退而次之：先割土分治，後圖大謀；下策：如兩策均失敗，則“走”為上。

　　從中共官方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來看，所謂“破釜沉舟”的“上策”和“中策”在其中都有策劃。現在有爭議的問題是：林彪有沒有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策劃？或者說他知道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五七一工程紀要》？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結論只能是林彪根本沒有圖謀發動宮廷政變，或根本沒有圖謀殺害毛澤東，關於圍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一切陰謀，都是林彪老婆和兒子搞起來的。至於最後乘機出逃，也是葉群林立果欺騙林彪並強行將林架上飛機的。

　　也就是說，一個如此嚴重的政變陰謀，竟然是一個老太婆和一個乳臭未乾的小青年背着自已的丈夫和父親——一位黨的副主席策劃出來的，林彪自始至終被蒙在鼓裡，竟然對此一無所知。

　　這種嚴重違反情理邏輯的怪事，真有可能發生嗎？

　　傻子也不會相信。

　　因為其中一個最荒誕的邏輯破綻，就在於如果葉群和林立果真能把政變的戲台搭起來，如果沒有主角林彪出場，那麼一切努力都是異想天開，都是形同兒戲，都是水中撈月。

　　比如葉群和林立果將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了，結果林彪對此竟然一無所知，甚至堅拒南下，那麼這個“中央”怎麼立得起來？葉群和林立果所做的一切不是瘋子狂想白痴行為還能是什麼?然而，就在1971年9月12日晚，即離林彪出逃前幾個小時，林立果的“南下計劃”果真到了迫在眉睫的實施階段，如果這個時侯還堅持認定林彪對此一無所知，那麼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林立果、葉群是瘋子、白痴；另一種，廣大讀者、網民是瘋子、傻子。我們不妨從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中摘出一段話來，看看林彪“南下計劃”已經“具體實施”到什麼程度。

　　“ ……1971年9月12日21點多，賀德全、劉世英、朱鐵錚、鄭興和（軍務處副處長）等陸續到了，只有魯珉沒來。王飛說：‘時間很緊，不等了，先開會。主席的身體現在很不好，有人企圖藉機搗鬼，要把林副主席、黃總長等人打成‘林黃’反黨集團，所以林副主席有命令，要黃吳李邱出去一下。明天在廣州召集他們談話，還要召集師以上幹部的緊急會議。黃吳李邱要有人護送，光我們幾個人不夠，要從機關各單位選一些人，擬個名單。明天早晨7點到8點起飛，我們的任務是保證他們安全到達廣州。’

　　法庭傳劉世英出庭作證，劉世英說：‘開始由我負責記錄並抄寫……我們剛剛提出一份名單，於新野就到了會（有監視的意思，因為王飛老往後縮），他看了一下名單馬上就說，這是去廣州的第一批人員，要精幹，說接着還要組織第二批人員去廣州，並且帶家屬去。他特別強調，第一批人員除了空司的人員以外，還要把江騰蛟和隨他一塊去的張發雲、朱鐵笙也寫到第一批名單裡去……以後於新野把我負責記錄並抄寫的一份名單拿去，他在名單的一個地方特別寫了一個‘江’字，而在名單另一個地方特別增加了‘江家’兩個字。‘江’和‘江家’都是直接通知江騰蛟的備忘錄……’

　　法庭出示南逃人員名單的影印件，審判員問：‘這個名單是你寫的吧？’劉世英說：‘這個名單是我寫的，除我寫的以外，都是於新野增加的。周宇馳帶一部分工作人員和家屬，包括我的，於新野的，劉世英的，魯珉的，包括這幾個人。’

　　王飛等人經過研究，確定了25人的名單。分工編組，指定賀德全負責到機場後的現場指揮，魯珉負責掌握飛機的航向，朱鐵錚負責了解機關去的人的思想情況，鄭興和安排車輛，還確定了通知辦法和車輛安排，集合地點等。研究了如何處置黃吳李邱的司機、秘書和警衛的問題。到機場後，不讓司機下汽車，秘書和警衛帶到不同的地方，並確定分別負責給這些人‘做工作’。着重研究了對付警衛員的辦法，先下他們的槍，再‘動員’上飛機。

　　王飛強調：‘無論遇到什麼情況，在機場不能開槍。’

　　於新野掏出一把匕首，交給負責警衛的賀德全。

　　會議中間，王飛叫鄭興和到倉庫取59式手槍30支，子彈2000發。衝鋒鎗2支，子彈200發。為行動隱蔽，除特殊情況，坐一輛大轎車去，由王琢駕駛。

　　這時正在住院的魯珉來了。

　　王飛把魯珉拉到一邊的大沙發上，說：‘副統帥決定黃吳李邱都到廣州去，讓我們組織一個班子保證他們安全到達廣州。副統帥也去，造成南北對峙的局面，劃江割據，以後再創造條件談判。’這話林立果9月11日也講過：‘如果不行就去廣州，那裡的電台就是人民廣播電台。到了那裡，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我們都能占一半。’

　　魯珉一聽又來‘這個’，但不敢發作，只好悶着。王飛掏出手槍，說‘你有沒有這個’，魯珉說‘我有’。王飛說：‘每個人都裝備手槍，讓他們到西郊機場，飛機都準備好了。去的辦法由葉群通知黃永勝到西郊機場，再由黃永勝通知吳李邱。’‘黃永勝不走怎麼辦？’‘不走也得走。’魯珉不想跟着他們南逃，找個藉口跑到樓下，對愛人說：‘你先回去，不管哪兒的電話讓走，都不要走，就在家。’ 魯珉再上樓，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年8月18日）

　　9月12日23點，部署第二天南飛廣州的會議快結束時，周宇馳突然來電話，電話在外屋，於新野接的。周宇馳說：‘總理查問飛機了，北戴河來電話，說暴露了，不搞了，任務取消。剛才講的全作廢，就當今天什麼也沒有講過，各自回家，趕緊把名單毀掉。’賀德全要燒，王飛說：‘別燒，到處是灰，撕碎從馬桶衝下去。’（採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慌亂中卻忘了於新野那裡還有一份名單草稿。”

　　一段史實，有當事人的法庭證詞和舒雲女士的親筆採訪筆記為證，不會有假吧？可見，如果這個即將實施的計劃真的實施成功，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真的把黃吳李邱弄到了廣州，而林彪這個主角卻對此一無所知，並堅拒南下，那麼誰來“登高一呼”自立中央？又由誰來召集那些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這場沒有主角的戲怎麼演？由林立果來演還是由黃永勝來演？因此，從事理和情理而言，這樣大的事情如果沒有林彪首肯，無論葉群還是林立果，是一步也不敢妄動的，否則後果可想而知。

　　不錯，目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林彪親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策劃，一方面因為林彪行事極為隱密謹慎，他不會為後人留下證據的，另一方面，有關當事人（葉群、林立果。林彪只和妻兒密談）已經全部死光，死無對證也。因此，從法律角度而言，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應該作無罪推定。但法律的無罪推定和史學的研究根本就是兩回事。前者講求以證據定罪，後者則是無條件地追尋歷史真相。

　　另外，為了證明林彪本人與政變計劃無關，“挺林派”們也進行了些許邏輯推理，但這些推理也違背了基本的事理邏輯和情理邏輯，因而破綻百出，不堪一駁。

　　丁凱文先生在《真實而沉重的歷史回顧—〈邱會作回憶錄〉述評》一文中說：“林彪事件迄今為止仍被官方定位於‘篡黨奪權、陰謀政變’，但是官方卻列不出林彪‘陰謀政變’的證據。邱會作直接了當地寫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真正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　第一，武裝政變是特殊戰鬥，古今中外都一樣，這種戰鬥來不得半點差錯。我們所看到林彪搞武裝政變的‘證據’，就是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這根本不能說明林彪有什麼問題，這些材料不僅不能說明問題，更不能證明任何問題。我們不要忘記林彪是大軍事家，也是最有實戰經驗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麼武裝政變，就沒有不成功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況。當時，毛主席還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要搞武裝政變，還不是可以隨心所欲，水到渠成嗎？因此，假的東西要說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裝政變要有最有力的指揮。林彪搞武裝政變怎麼好象是小孩做遊戲一樣的？林彪要搞武裝政變，他沒有動用統帥部的任何指揮機構，沒有動用各軍種各大軍區，也沒有動用任何作戰部隊。這樣象搞武裝政變嗎？林彪搞政變都不依靠我們，“林彪死黨”的帽子白給我們戴上了！同樣不要忘記，當時林彪不僅可以通過指揮系統指揮全軍部隊，而且也可以指揮任何作戰部隊。林彪沒有動用任何部隊，這也是搞武裝政變嗎？

　　第三，全國平靜。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政變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為了死的兒戲。那麼，為什麼都說林彪是搞武裝政變失敗而外逃的？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來處理‘林彪問題’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為反革命集團搞政變的頭目，才有處理的根據。’

　　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軍人，邱會作以自己獨到的視角審視這個所謂

的‘林彪政變’事宜，邱的見解可謂真知灼見。事實證明，官方版本的‘林

彪陰謀政變’一說不過就是一個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不錯，林彪身經百戰，幾乎百戰百勝，被譽為“戰神”。然而，林彪以往的“百戰”，是在“師出有名”的情況下光明正大地展開的，他的指揮意志可以毫無阻礙地得到貫徹和執行。但所謂“武裝政變”呢？不僅師出無名，而且必須在一個全軍指戰員都對毛澤東極為崇拜的政治環境中實施的。我們不妨設身處地地假設幾種情況：

　　第一，如果按照“五七一工程紀要”提出的口號，公開打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的旗號發動武裝政變，在全國範圍內林彪能調動多少軍隊呢？恐怕一個軍、一個師都難調動。因為只要林彪和毛澤東公開叫陣，全軍指戰員是倒向他林彪，還是倒向毛澤東？這個問題小學生都能給出答案。只要毛澤東一聲號令，十有八九全國軍民都會對這位林副主席“共討之”、“共誅之”。其實，林彪對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即便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羅列的所謂“基本力量”，也只有“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九師、十八師，二十一坦克團，民航，三十四師 ”，不要說這點軍事力量還不夠全國幾百萬軍隊塞牙縫，就連這點軍事力量，林彪就一定能調得動？特別是在反對毛澤東的旗號下。至於兩個軍的借用力量，就更不靠譜了。

　　第二，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對軍隊的控制達到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過他親自批準的程度，甚至連“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這等小事，也要上報毛澤東。即便林彪栽贓“四人幫”要謀

害毛主席而發起武裝政變，他也絕對調動不了軍隊。因為除了毛澤東，真

正掌握調動軍隊實權的是周恩來。一旦毛澤東真的遇害，周恩來也一定會在

事情調查清楚之後再做定奪。在調查清楚之前，任何人動用軍隊必遭周恩來

的嚴厲彈壓。試想，連林彪本人的座機的調動情況都難逃周恩來的“法

眼”，他林彪能越過周恩來調動軍隊嗎？邱會作所謂毛不在京京只剩周林便

可輕而易舉地發動政變的推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首先中央警衛部隊和北京

的衛戍部隊根本不會聽林的，只會聽周的，其次只要周恩來坐鎮，軍委辦事

組的黃吳李邱就不敢輕舉妄動，或者不會聽林的。

　　第三，軍委辦事處的黃、吳、李、邱，雖然在政治上是林彪的同黨，但絕不是林的心腹和死黨。尤其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批陳運動，已經使四員

大將如驚弓之鳥。林彪心裡清清楚楚，如果讓這四員“愛將”在關鍵時刻在

他和毛澤東之間進行選擇，這些傢伙鐵定要倒向毛澤東。因而林彪在出逃的

最後一刻也沒有將“五七一工程”計劃向這四員愛將交底。只有出現這兩種情況這四員“愛將”才可能倒向他林彪：一種，謀殺毛澤東成功，連周恩來也支持他林彪，或者在殺害毛澤東的同時控制住了周恩來；另一種，另立中央成功並形成割據局面，即使這樣，也必須使用某種脅迫手段才能迫使四員愛將“就範”。

　　因此，林彪極為清醒：公開打出反毛的旗號進行武裝政變，他或許連一兵一卒都難調動，簡直形同夢囈。只有在謀殺毛澤東並嫁禍成功之後，才有爭取周恩來的支持併合法“接班”的可能。但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毛澤

東對林彪的戒心極深，行蹤詭秘，防範甚嚴，謀殺談何容易。而搞暗殺，

對林彪來說，絕對是外行。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一下林彪在“弒毛”和“政變”問題上首鼠兩端、舉棋不定的矛盾心態。

　　其一，無論公開政變還是弒毛，勝算都幾近於零。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林彪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對毛的基本態度是：決不檢討，死扛到底，任其宰割，束手待斃。然而，林彪並不真正甘心束手待斃，只要還有一線希望，他也真想搏他一回，賭他一把。

　　其二，葉群和林立果正是抓住了林彪不甘心聽天由命的軟肋，才攛掇林彪贊同制定弒毛和政變計劃。然而，林彪深知“弒毛”的難度，或許不在於計劃的周密和“手段”、“技術”的到位，而在於在“人心向毛”的社會大環境下，恐怕極少有甘心為他效力的死黨或“死士”。因此，在制定計劃的過程中，林彪始終是消極的，只有在妻兒多次鼓動之下，才勉強介入。對於這個計劃本身，林本人從不抱多大希望，頂多持“死馬當作活馬醫”、“碰碰運氣”的態度，因而，在具體措施的制定和落實上，他過問不多，或根本不過問，或只在關鍵問題上拿主導意見，比如一旦南下另立中央，必須由林彪親自拿出人事安排的有關計劃，而對於葉群和林立果其他建議和方案的細節安排上，基本持聽之任之的態度。

　　其三，但林彪深知此舉事關重大，關繫到全家人的性命問題，因此，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知情和保密範圍，是由林彪嚴格規定的。其中，決不能將此事告知黃吳李邱，必定是林彪始終堅持的保密原則。這是林彪把這四個人“看透了”的結果。而依葉群和林立果的性格，他們早就會按捺不住，攛掇黃吳李邱參與進來了。實際上，五七一工程計劃的知情範圍極為狹小和嚴密，基本上局限在林立果那幫中下級軍官的死黨範圍內，直到林彪等人出逃後才暴露出來，說明這正是林彪老謀深算的結果。

　　其四，“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起草肯定有林彪的授意。因為其中政治性質的綱領憑葉群、林立果、於新野、周宇馳等人的社會閱歷和政治視野，是根本制定不出來的。在這個政變計劃的主心骨——林彪還沒有表態同意或授意的情況下，葉群、林立果、於新野等人就擅自製定政變計劃，這是極不合情理的，也是極其荒謬的。因為這個計劃決不是小孩過家家，更不是紙上談兵，是需要林彪出面主持實施的。而從五七一計劃的內容看，無疑是林彪對中國政治問題多年思考的結晶。正像鄧小平在江西“流放”期間在“鄧小平小道”上長期思考才會有改革開放之後的“總設計”一樣，林彪思考的許多問題和鄧小平有“重疊”之處。然而，一遇“謀殺”和“政變”的具體實施問題，林便表現出明顯的信心不足。因為他深知這些具體計劃可行性接近於零。可以斷定，林不止一次打過退堂

鼓，葉群和林立果也不止一次在精神上“綁架”林彪“繼續”進行。這也

許就形成了林彪對“五七一工程”計劃的消極態度：對其綱領和框架贊同，

但對其實施方案和行動細節索性“大撒手”。

　　其五，毛於九月十二日突然回京前後，林得知這一消息，知道“弒毛”計劃已經失敗，他對葉群和林立果是怨恨的。他知道事情的敗露只在早晚，如果葉群和林立果不是一味攛掇他搞這個五七一，也許事情的結果不會這麼糟。正像廬山會議上如果不是葉群一再攛掇他發表那個講話，也不會敗得那麼慘。然而怨恨已經無用，或南逃或北上，已經是他唯一的生路。他也想乾脆不走，讓毛將他整死算了。但在最後關頭，人的求生本能還是讓他“屈從”了妻兒的勸說，登上了飛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綜上所述，“弒毛”和政變陰謀的制定，儘管葉群和林立果的攛掇是很大的促成因素，但林彪是脫不了“擔綱”這個干係的。不過林彪比妻兒清醒的地方就在於：他明知此事不可為，但也不妨碰碰運氣。或許於“萬一”中僥倖成功。因為林彪內心深處是不甘於束手就擒的。

　三，林彪反張和鄧小平反“左”是一回事嗎？

　　丁凱文先生說：“如果我們認真地從中共的體制上找因素的話，我們不得不說，中共這個體制本身就是封建皇朝的現代翻版。”

　　既然丁先生承認中共體制就是封建皇朝的現代翻版，那麼，他為什麼又否認高華先生的結論：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鬥爭僅僅是“權力鬥爭”，林彪集團的“弒君政變計劃”是“中國古代宮廷密謀政治的現代翻版”呢？丁先生給出的回答是：“ 林彪在九大召開前，就認為文革運動已告一段落，國家應該穩定，還是要發展生產力，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林彪的這一指導思想正是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依據。對於江青一夥干擾中央工作，肆意攻擊周恩來等領導人，林彪敢於站出來予以批評，敢於在毛澤東在世時‘太歲頭上動土’，對江青等人的活動予以制約。如果林彪不是出於公心，何必與文革極左派過不去呢？與他們同流合污不是更安穩更安全嗎？如果說，葉劍英、鄧小平等人在毛死後大反‘四人幫’是正確之舉，憑什麼就認定林彪在毛生前反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舉措就僅僅是‘權力鬥爭’，是‘中國古代宮廷密謀政治的現代翻版’呢？

　　那麼請問丁先生，九大以後，林江之間的磨擦，究竟在哪些問題上屬於“要不要國家穩定、要不要發展生產力、要不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個大是大非上的爭論？。不錯，九大以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矛

盾日益激化，但矛盾的焦點，真的是林彪要搞生產，求穩定，江青還要繼續

搞政治運動嗎？比如“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

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和吳法憲，並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黃吳二人寫檢討。”像這一類磨擦的性質，不是權力之爭還是什麼呢？退一步說，在九屆二中全會這樣一個

重要的關係全國政治走向的會議上，林彪集團除了拿出“天才論”以外，他

拿出過一個關於發展生產恢復秩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議題來和“四人

幫”作鬥爭的嗎？

　　丁先生老是拿文革中林彪採取的一些穩定軍隊防止四人幫插手軍隊的措施說事，但事實證明，只有當四人幫插足林彪的“地盤”、動了林彪的“奶酪”，或者需要保護他的黨羽時，林彪才對文革極左派出手。除此以外，只要是毛澤東的“亂軍意圖”，林彪則一律緊跟。這裡有林辦秘書張雲生的親歷為證。“1967年的4月份，全國範圍內的政治形勢急劇地向極左的方面傾斜。在青海，被壓倒的‘八一八’派由於中央正式為他們平了反，成了響噹噹的造反派。他們不僅揪出了趙永夫，而且進而衝擊了當地駐軍單位。在四川，由於中央文革把在‘文化大革命’前被專政的劉結挺、張西挺從監獄裡放了出來，並為他們以及四川地區‘二月鎮反’時抓起來的形形色色‘造反’分子全部翻了案，這使四川的形勢來了個顛倒。那些被中央文革平反而出的‘左派’組織，對不支持他們的當地駐軍嚴重對立，關係迅速惡化。

　　在其他各地，由於駐軍‘只能支左而不能支右’，結果是各個部隊都支持自己認為是‘左派’的那一派；而沒被部隊支持的另一派，恰恰是中央文革承認的‘真正左派’。這樣一來，那些‘真正的左派’便與部隊對立，認為當地解放軍不是支左而在‘支保’。有些地方的駐軍，不斷受到地方另一派群眾組織的衝擊。而在執行‘八條’命令期間被打成‘壞頭頭’的那些人又大都得到平反，他們反轉來衝擊軍事領導機關比當初更為厲害。

　在各種情況下，全國當時僅有的一支有組織的力量——人民解放軍，又趨不穩了。4月初，從廣州來的黃永勝求見林彪。他們談話中間，林彪打鈴叫秘書去。

　　‘首長打鈴了嗎？’我去林彪的會客室問道。‘是的。’林彪說，‘根據你們了解的情況，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係比較緊張。’我說。‘為什麼呢？’‘我一下子說不清楚。’‘這確實是個問題。’林彪又轉問黃永勝，‘你看應當怎麼辦？’‘我看就是重申八條，貫徹八條。’黃永勝說。‘只靠八條是不解決問題了。’林彪笑着搖搖頭。‘現在需要有個新的東西，向全軍發出一份新的命令，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那樣也好。’黃永勝附和着說。‘好，’林彪拿定主意說，‘再搞上幾條，張秘書作一下記錄，準備再搞個軍委命令。’他接着一邊思索一邊說，黃永勝也偶爾插上一句半句，我作了記錄。林彪口述東西喜歡‘一、二、三’，這次也是如此，但講來講去，他自己記不住數了。他問：‘多少條了？’我說：‘十條了。’林彪說：‘十條就夠了。那次是八條，這次是十條。’林彪於是向我布置：‘把它整理一下，譽清後給葉群，讓她送中央文革去討論一下。’

　　這個上午，葉群還在睡覺。等她中午起床以後，我把林彪口授的十條給了她。她看了看，連飯都沒顧上吃，就拿着‘十條’上釣魚臺找陳伯達、江青去了。林彪的新十條，中心意思是‘正確對待群眾’。其中規定，部隊遇到群眾組織衝擊時，要耐心做好‘送上門來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絕對不準開槍；要在各方面給：‘革命左派’群眾組織以支持，不准和群眾對立；不准隨便捕人；要防止趙永夫那樣的野心家篡奪軍隊領導權，等等。這正中了釣魚臺那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過了。‘中央文革對首長提出的十條非常滿意。’葉群從釣魚臺開會回來，興致勃勃地對秘書們說：‘鉛印的修改稿清樣很快就會送來，你們要抓緊講給首長，好使他儘早批給主席。文革小組的人們提出，上次發八條的規格那麼高，這次無論如何不低於那次才行。’

　　清樣確實很快送來毛家灣。可能由於葉群事先已給林彪吹了風，林彪聽我念了這個修改稿後，立即揮筆在上邊批上：‘即呈主席審批。’毛主席也批得很快，批語比‘八條’時少幾個字，但仍有‘很好’，規格不低。整開白道林紙鉛印並套紅印上毛主席批語的軍委‘十條’命令，幾天內貼至全國各地。‘十條’的發布，等於是給衝擊部隊的那一派群眾組織鼓勁加油，兩派的武鬥不斷升級。不久後以中央名義發的‘六三通令’，要求‘要文斗，不要武鬥’，但毫不濟事。於是有人編了個順口溜：‘八條硬，十條軟，六三通令白瞪眼’。我把各地武鬥情況向林彪報告後，林彪輕鬆地拉着長聲自言自語說：‘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

　　這就是林彪那句名言“文化變武化”的出處，而“文化變武化”的緣由

之一恰恰有林彪本人的大手筆——取悅於毛澤東和文革左派的“十條”！

　　好吧，我們就從中國“封建皇朝”傳統的“道統”規則出發，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剖析一下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鬥爭性質”。

　　中國皇權專制體制內的權臣內鬥，的確有兩種性質。一種，兩派之爭純粹為了爭權奪利，完全從雙方的權欲、私慾出發，即便牽涉到一些關繫到社稷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也多為幌子，一旦社會公共利益和黨派政治利益或個人權力發生衝突，便總是以“小我”犧牲“大我”；另一種，在兩派的權力鬥爭中，其中的一派儘管也有黨派私利和為權力而爭，但和對方鬥爭的焦點，都基本圍繞在國家社稷民眾等社會公共利益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因此，這一類性質的鬥爭便有忠奸、是非、正邪之分。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即便在專制性質的“皇權”社會，也仍然存在着特定歷史範圍內的是非之分，正邪之分，善惡之分。比如中國老百姓數千年來都十分看重的“忠臣”“奸臣”之分，就貫穿着十分嚴格的政治道德標準。所謂“忠臣”，其第一標準當然是對皇帝效忠。但對皇帝的效忠，則主要表現在輔佐敦促皇帝以社稷人民為重的正確的治國方針上。當皇帝因貪圖個人享受或濫用權力或重用“奸臣”而“禍國殃民”時，“忠臣”就要為國為民力諫皇帝“改邪歸正”。與此同時，所謂“忠臣”的個人品德還要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匡扶正

義，心繫百姓。對皇權傾心輔佐，絕無半點覬覦之心。而所謂“奸

臣”者，則一味迎合皇帝貪圖享受或好大喜功的私慾而阿諛奉迎，吹牛拍

馬，以皇帝的寵愛換取個人的私利或權欲的滿足。奸臣毫無國家社稷人民的

大局觀念，且個人政治品質極為惡劣，他們口是心非，兩面三刀，踐踏正

義，殘害忠良，搬弄是非，顛倒黑白，為了一已私利或私慾可以出賣任何國

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同時他們對皇帝也無半點“忠心”可言，討

取皇帝的歡心只是利用其權力為自己謀私利。甚至對皇帝的權位抱有不可告

人的野心。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弒君篡位”、“賣國求榮”往往是“奸

臣”的專利。因此，中國皇權時代歷代王朝的“忠奸之爭”和“忠奸之

分”，是中國老百姓區分政治上的是非、正邪、善惡標準的一條主線。

　　無疑問，按照這條標準衡量，林彪顯然是中國老百姓心目中

的“奸臣”。不說其他，就說林彪的政治品質，也是令人鄙夷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七千人大會上，面對數千萬老百姓餓死的天大

人禍，林彪居然還能對毛澤東作出那樣肉麻的吹捧，足以說明他

顛倒黑白，口是心非，居心叵測，品德惡劣。而當毛澤東發動文

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浩劫”時，林彪則充當旗手，

起到了推波助瀾、為虎作倀的惡劣作用。

　　不錯，九大以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發生了一系列磨擦和爭鬥，直至廬山會議上總爆發。然而，林江之爭怎麼可能跟“鄧江”之爭相提並論。文革後期鄧小平出山以後，其主持的整個“整頓”工作都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糾偏”，都是在為“恢復生產、恢復秩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個國家社稷人民的大局努力，而鄧小平和“四人幫”發生的一系列爭論和鬥爭，都是緊緊圍繞這個“大局”發生的。當毛澤東發起“批鄧”並逼着鄧小平“承認、擁護文化大革命”時，鄧小平則光明磊落地戲

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以示立場。試問，在林彪和江青的齬齟中，究竟有

幾回是圍繞“國家社稷人民”之個大局的？廬山會議上的“總爆發”是圍繞

這個大局嗎？“天才論”是圍繞這個大局嗎？

　　挺林派們說，“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是提出了那個大局問題嗎？對此，筆者只能連說三聲可惜。可惜之一，這個“大局”只是在一個政變陰謀中出現的，而中國的老百姓對“朝廷中”“弒君奪位”的“陰謀詭計”，一向表現出道義上的“不齒”；可惜之二，這個政變計劃中的“大局”，始終沒有見着陽光，也就是說，這個計劃的主人在陽光下的主要政治活動，或者與這個“大局”無關，或者與這個“大局”“逆行”，這個“地下”的“大局”絲毫不能證明“主人”的“高風亮節”，只能成為“主人”言行不一的反諷；可惜之三，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大局隱於謀逆之中”？有。秦王李世民誅兄殺弟，逼退父皇，實現了唐朝盛世的大局。中國老百姓照樣信奉李世民為“千古一帝”。然而李世民的“輝

煌”是要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中國政治鬥爭中的一條重要規則：成王敗

寇。林彪政變成功，或許真能當“李世民第二”或“鄧小平第二”，可惜，

他沒成功。因而他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恐怕永遠只能是“寇”。

鄧小平與林彪不往來，彼此極度厭惡有何恩怨

據鄧榕說，父親跟十大元帥中的九人都有來往，唯獨林彪除外。毛澤東本人也注意到了兩人的對立。鄧小平曾說，毛澤東在1966年把他叫去，讓他跟林彪見一面，與林合作共事。鄧小平同意去見林彪，但交談並沒有解決兩人之間的問題，反而使他們各行其道。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澤東把林彪元帥和鄧小平視為他的兩個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確實，周恩來在1965年秋天曾對他的至交王稼祥說，毛澤東正在考慮兩個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鄧小平。

　　因此，高華先生認為林彪事件的政治性質只能是“中國古代宮廷密謀政治的現代翻版”並沒有錯。當然，林彪事件的主要責任應由毛澤東負。因為他就是這個“現代宮廷體制”的始作俑者。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1118/95511.html

林彪真的是文革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嗎？

2013-08-19 08:23 作者: 大海之聲點擊: 11137次

　　近期，王年一、何蜀、陳昭三位先生在其合寫的文章標題中，為林彪進行了一個驚世駭俗的定位：“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這個定位不僅推翻了中共官方對“林彪集團”的審判結論，而且顛覆了林彪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心目中的“奸臣、諂臣”的形象。據我所知，此文的三位作者中，至少已故的王年一先生是全國知名的文革史、林彪的研究權威，此文如此立論，顯然應有充分的史料和論據支撐。然而，縱觀全文，筆者難免有些失望。倒不是文中所引史料並無新意，而是作者在史料和結論之間主觀臆斷太強，缺少必要的邏輯聯繫。筆者無意評價全文，只想對林彪在文革中的講話這一小小的“口子”挖掘一下，看看林彪在文革中究竟是不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

　　文章開宗明義，就把立論推向讀者：“‘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製造個人迷信上花了大氣力；‘文化大革命’中，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又說了許多阿諛奉承的話。這些都是事實，但卻不是全部事實（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講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並經毛澤東審定的）。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表現，我們認為他是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

　　恕直言，這個開場白就有破綻數處。首先，何為“觀潮派”？何為“逍遙派”？“觀者無語”，這是旁觀者置身事外的底線；而“逍遙者”，則游離於物事人事之外，尤其對其諸多“是非”一律不予“置喙”，以免捲入其中，兩相對照，在文革前文革中為毛澤東製造個人迷信“花了大力氣”，說了許多“阿諛奉承”的話的林彪，即便前面加上“特殊”這個形容詞，也難和“觀潮派、逍遙派”扯上關係吧？其次，就因為林彪吹捧毛澤東製造個人迷信不是全部事實，只是部分事實，就能推翻在這些“部分事實”基礎上成立的“部分”結論、判斷和評價？第三，不錯，林彪在文革中相當一部分公開講話，不是他本人的作品，是按別人的稿子照本宣科，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公開講話是他本人的創意，也就是說，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高位的林彪，即便在部分公開講話中表達出自己的“創意”，也會為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瀾”釋放出“巨大”的“正能量”，這一點，我想文章的作者不會否認吧？既如此，以林彪的部分講話不是他本人所作就得出林彪是一個觀潮派逍遙派的結論，是否顯得太輕率了呢？

　　好吧，我們就從林彪在文革中的“講話”說起。

　　文章認定林彪是“觀潮派、逍遙派”最有力的證據，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澤東強加給他的：“經過毛澤東和江青集團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反覆宣傳，一般人都相信林彪當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鑽營、篡黨奪權的結果。其實，這是完全違背歷史真實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強加給全黨、全國的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而林彪卻一開始就不想參加，一再推託，請了‘病假’，躲在大連‘療養’，是毛澤東強令他參加的。‘在全會臨時增加的改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過程中，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候選人名單，他把林彪排列在緊靠自己的第二位。’……然而，林彪卻並不想干‘取代劉少奇作毛澤東的接班人’這種角色。‘林彪一度表現得誠惶誠恐，推辭再三，乃至正式寫了（辭職的）書面報告’ 。在‘接班人’已成為全會一致擁護的決定之後，林彪仍在幾個重要場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在全會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覆作了類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表示：‘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接班’是他按組織原則被迫接受的，而‘隨時準備交班’則是他主動公開提出的。”

　　不錯，這是一段經多方論證可算確鑿無疑的史實。然而，運用這一段史實來證明林彪是文革的觀潮派、逍遙派，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因為這段史實同時包含一個邏輯反證：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急切、如此執着、如此不容置疑地選定林彪作為支持他文革的一號“種子”？難道周恩來還不足以擔當如此重任？如果是藉助於林彪在軍隊中的統帥地位，那麼當時老帥們還沒有死，其中就沒有一個能代替林彪者？毛澤東何等精明，何等深謀遠慮，他會選擇一個只願意做甩手掌柜的“觀潮派、逍遙派”來當自己

的“二把手”？顯然，只有當林彪在文革中能夠起到任何人無法起到的作

用，只有當林彪能給毛澤東以旁人無法做到的鼎力支持，毛澤東才堅定不移

地選定他。當然，毛澤東對林彪的疾病纏身，對林彪的“不問事”、“不做

事”，是心知肚明的。可見，毛澤東起用林彪，並非指望他在文革去做什麼

諸如起草“五一六通知”之類的具體事務，而是讓林彪為他去做文革旗手，

讓林彪以黨內軍內“二把手”的身份，為他在文革中進行政治上的“擔

綱”。那麼，如何當“旗手”？怎樣“擔綱”？對毛澤東來說，也許只需林

彪像在七千人大會上那樣發表幾篇“精彩絕倫”講話，就能基本達到目的。

至於文革中其他具體事務，林彪做或不做，都無所謂。當然，由林彪管着的

軍隊，也令毛澤東放心，因為軍隊畢竟是文革的中流砥柱。

　　那麼，林彪對毛澤東意圖，是否領會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實，林彪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文革之初，他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規模巨大非同凡響的政治風暴，就在“五一六通知”通過的第三天，他就迎合毛澤東，拋出了那篇著名的“五一八”講話。說老實話，筆者看完這篇半個世紀前殺氣騰騰的“文獻”，仍然感到驚心動魄。不妨摘引幾段：“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都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的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的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單位，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是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政變，現在成為了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的：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結合，有的和外國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攻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大亂大鬧。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了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間，每年平均十一次。”

　　“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

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

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

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

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麼能不知道？羅瑞卿就

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來。他冒充擁護

毛主席，他在晉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線，比王明路線還王明路線，超

王明路線。一九三八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路線，他參加了這次會

議，會後他還把蔣介石說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誠的擁護蔣委

員長。’他說，‘抗戰最堅固的中心是蔣委員長。’他還說，‘國共兩黨

之間，要互助互愛互讓，反對利用困難，與政府（即國民黨政府）為難。’他在延安裝着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彭真在東北拒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沒有戰爭打算，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他沒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味道，不搞階級鬥爭。他不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把幹部和主力派到農村去建立根據地，戀戀不捨大城市，不願離開大城市。撤出瀋陽，還賴在郊區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撫順，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農村安家，不準備打，只準備和。在東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拼，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他藉口照顧山頭，實際上是培植他個人的實力。他不注意補充主力，只是從散兵游勇中收編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隊，後來這些部隊都叛變了，成了‘座山雕’。他說反山頭，就是他在搞山頭，招降納叛，搞他自己的軍隊，搞小圈子，搞‘桃園三結義’。北京市水都潑不進去，針也插不進去。黨內搞黨，黨內搞派。毛主席、周總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覺，我也有感覺。”

　　林彪這篇講話，給人以什麼樣的感覺呢？筆者略為總結，歸納如下：其一，在理解、領會、探究、揣摩甚至發揮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思想、思路、立場、目標等等方面，費了大力氣，花了大功夫，且理解“深刻”，運思獨特，發揮超然，其“政治戰略眼光”確有“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深度、廣度和氣魄，毛澤東極為倚重的，正是林彪這種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旗手”高度；其二，林彪極為聰明，對毛澤東在這次運動中要整的那些視為心腹大患的“政敵、宿敵乃至假想之敵”，表達出極端的“革命義憤”，不僅剝其“畫皮”，而且挖其“老根”，大有

斬草除根、永絕後患的“煞氣”和決心，不過，也順手對他和葉群的私敵

陸定一夫婦放出一箭，其“誅心之論”中閃爍的刀光劍影和切齒大恨，哪

有“觀潮派、逍遙派”那一份與已無關的“冷眼”和淡定？倒像閻羅殿中那

個只知催命的崔判官。我想，以林彪當時的身份，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的場合講出這樣一番驚心動魄、咬牙切齒的話來，其“殺傷力”有多大“當量”？文章作者大抵不會和“觀潮派、逍遙派”們的閒言碎語等量齊觀吧？其三，非常可惜，林彪這驚天動地的一炮，卻沒有打中靶心，打偏了。不僅如此，猶如“擦槍走火”，弄不好會引來“自傷”天來橫禍。正是這篇講話，不僅沒有“正中”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下懷”，反而引起毛澤東的猜忌。原因很簡單，其時文革的序幕還沒有完全拉開，文革“主

攻方向”的敵人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林彪將文革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認作防

止“政變”，尤其是宮廷政變，顯然是自作聰明，把毛澤東的“聖意”全然

弄錯了。事實上，文革之初打倒的那些人，根本沒有任何“政變”意圖，

而文革最後的主攻目標劉少奇那個所謂的“司令部”，也根本沒有任何“政變”的跡象，這一點，毛澤東心裡清清楚楚，毛澤東要“修理”的，是黨內由上而下的那一幫“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1966年國慶節，葉群（林彪夫人）將她培養的學毛著典型顧阿桃帶到天安門城樓大殿，

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不過，總算有驚無險，毛澤東將自己對這篇講話的不安和猜忌，及時向林彪進行了“坦誠”的暗示。請看這一段史料。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澤東處談話。看了毛澤東7月8日給江青的信後，建議找林彪談談。經毛澤東同意，7月14日，從上海飛大連與林彪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京後修改5月18日的講話。15日，周恩來返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想必大部分網友已經看過，現將其中對林彪五一八講話感到不安的主要段落摘引如下：“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的很兇，簡直吹的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中國的“君臣關係”，其兇險程度難以估量，深得其中三味的林彪，如果看了毛澤東的這封信，會作何感想？其內心的震撼、驚悚和恐懼，還用得着去“推測”嗎？我在上篇博文《破解林彪事件須有相應的邏輯框架》一文中寫道：

在“權位”面前，林彪委實是一個“兩面人”、矛盾體。林彪多年來飽經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靜厭動，對官場博弈權力迷徑早已心灰意冷，“敬而遠之”，這的確是林彪真實的一面；但林彪決不因此徹底甘於寂寞，只要機遇到來，他仍然經不住權位的誘惑。否則，他就不會悉心揣摩、迎合毛澤東，就不會苦思權謀之術、“為臣之道”。也就是說，林彪時常處於“兩個魂兒”輪流值班的矛盾之中：當“病痛難忍、伴君如虎而紅塵皆看破”的魂兒值班時，他對“臨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實的；當“有權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兒值班時，他對“臨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諉，就是“欲擒故縱”、“以退為進”的“韜晦”之計了。

　　因此，有理由相信，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接班人”、“二把手”重任的反覆推諉，和周恩來向他轉達的毛澤東的這封信有關，林彪的心思極重極深，驚魂未定之際，“第一個魂兒”跳出來值班，也在情理之中。其實，林彪性格中有兩樣“硬貨”，一樣是強硬，一樣是決斷。這兩樣“硬貨”，完全可以幫助林彪徹底了斷對權位的“非份之念”，可惜，在高位重權的強烈誘惑之下，這兩樣“硬貨”往往被其擊得粉碎。這正是林彪的悲劇所在，這不，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接受了“中央決定”不久，他的另一個魂兒就在值班了。其重大表現，就是他在當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拋出的講話。可以說，這個講話凝聚了林彪“全身解數”的思考和大量的心血。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先來看看林彪醞釀這一類至關重要的講話的習慣和過程。

　　關於這篇講話的起草過程，林辦秘書張雲生有着完整的回憶，摘引如下：“1966年10月中旬的一個下午，葉群從外邊回來，急匆匆地召集秘書開會。她說：‘主席決定最近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大區和各省、市委的第一書記參加。主席讓首長在會上講講話，另叫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在會上作兩個月運動的總結。首長要講話，講什麼？負責講文件的老趙和老張要幫助‘拉’個‘條子’。你們要抓緊，不要誤了事。’ 會後我問老趙：‘主任講拉條子，拉什麼條子？’‘拉條子就是寫簡要的講話提綱’，趙秘書解釋說，‘因為提綱用的語言非常概括，是一條一條式的，所以首長和主任都習慣說拉條子。’‘你過去拉過條子嗎？’‘我也沒真正幹過。首長講話不願用稿子，向來喜歡自己順口講。聽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軍委辦公廳費了好大的勁給他準備了一份講話稿，他根本沒用。他後來在大會上的講話，就是自己的條子，一發揮就是一大篇。‘518’講話時我趕上了。主任叫我們幾個秘書幫助拉條子，結果是白費勁。只有主任找人幫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變材料，倒還用上了。’‘我們這次幫助拉條子，不又是白費勁嗎？’‘肯定白費勁。’‘那為什麼還要搞這種無效勞動呢？’‘都是主任張羅。她說，不管用不用，反正得準備。就是用不上，對首長講話有點啟發也是好的。’‘咱們干吧！幹什麼樣算什麼樣。’……‘把條子念給我聽聽。’林彪坐在他的會客廳的沙發上，看來情緒還好。……我和趙秘書坐在林彪對面的沙發上，由我開始念那已經拉

好的‘條子’。‘都是些廢話！’我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攔住。他顯然

對這個‘條子’很不滿意：‘這是在作官樣文章，不是拉條子。你們寫的那

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夠了。不要寫那些連成片的

話，不要抄報紙上的那樣官樣詞句。真正有用的話，有幾句就夠

了。’……

在林彪即將出場講話的那天早晨，葉群才叫我們把新拉的‘條子’給林彪送去。林彪看後的反應如何，我們不便去問。但聽內勤透露，林彪在那個早晨是夠忙乎的，他守着一疊白紙，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陣，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別人弄不懂含義的大字，然後將這張白紙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後又在另一張白紙上寫幾個字，同樣推到地上；……地毯上到處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紙，最後由林彪命令內勤將它們拾起，並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順序。這就是他的講話‘條子’。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記錄稿，我在不久後就看到了。正如原來所料，我們準備的東西他根本沒用。只有一句像是我們‘條子’上的話，那就是他開頭講的：‘這次會議，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繼續。’”

　　都說林彪是一介武夫，不懂理論，其實非也。林彪讀書，涉獵甚廣，政治的，軍事的，哲學的，歷史的，尤其對馬列經典著作，精研細讀的也有不少。拉幾張“條子”就能作出一篇洋洋灑灑、條理清晰、通俗生動、別開生面的講話，說明林彪的功底不凡，這個本領，連林彪身邊的秀才們都望塵莫及。而最重要的，則是林彪對毛澤東歷次政治運動的思想、理論、動機、思路的獨特領會和深刻闡釋，具有相當的“開創性”，深得毛澤東賞識。這篇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顯然避開了“五一八講話”的偏差，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歷史意義”深入淺出的“開掘”，的確達到了“別有洞天”、“爐火純清”的境界。因此，用“製造個人迷信、無原則的吹捧”來概括林彪的這類講話，實在流於膚淺。為了節省讀者的時間，這裡從林彪的這篇講話中少許摘幾段“精彩”的。

　　“廣大群眾轟轟烈烈，從學校到社會，從文化的領域影響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各方面，收穫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穫。黨內揪出了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搞臭了很多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還挖出很多潛藏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破獲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電台、黃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確實是觸及了人們的靈魂。大破舊思想，大立新思想，這是一個深刻的大革命，社會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變化。毛主席的思想在這次運動中得到很大的宣傳，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對整個社會的教育，對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經過這次運動，不少青少年可能培養成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思想，社會意識，世界觀，風俗習慣，政治觀點，法律觀點，藝術觀點，藝術中間的電影、戲劇、造型藝術、文學，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來叫做文化。我們為什麼要搞這個文化革命呢？要搞這個社會意識領域裡面的革命呢？決定的因素，就是因為我們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思想是從那裡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認為，思想是從物質來的。社會意識是從社會的存在來的，從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的占有制度來的。全國解放以來，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我國社會的占有制根本變化了。原來是地主的田地，我們沒收到農民手上，以後又轉到集體化。這是農業所有制經過的兩個變化：地主所有制變為農民個體所有制，又變為農民集體所有制。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經過種種的過渡階段，變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現在要準備取消定息。經濟基礎既然發生了變化，我們的社會意識形態這個上層建築，一定要跟着變化，一定要趕上去。如果我們不趕上去的話，就妨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鞏固，就會使我們進步緩慢，就會使新的社會生產力不能得到發展，就會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鞏固，就會走到資本主義復辟，就會使保護社會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權遭到顛覆，就會使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被推翻，就會走到修正主義統治中國，使中國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關係無產階級政權能不能鞏固、革命成果能不能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政治問題。”

　　“我們同修正主義領導的國家不同。他們片面地搞機械化；我們搞革命化，也搞機械化，我們用革命化來領導機械化。……由於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這樣，兩條路線的問題就必然產生。關於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大家這兩天都清楚了。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的對立。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全國照他們的這條路線執行嘛。可是，歸根結底，毛主席的路線總是要勝利的，因為它是真理。”

　　“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儘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因此，我們應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創造性。這次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規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說的紅衛兵，不是我們規定的，是群眾創造的，隨後就變成全國性的了。很多東西都是群眾搞起來的。我們先當群眾的學生，向他們學習，集中他們的意見，然後再來推廣，再當先生。先從群眾中來，再貫徹到群眾中去，這就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一貫的做法。這一代青年，是我們革命勝利十七年教養出來的孩子。他們現在二十歲左右。他們大多數思想很敏感，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確革命路線的領導下，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觀，無產階級世界觀。我們在文化革命中間，應該信任這批青年群眾，他們這批闖將，小闖將。這種闖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我們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難”的問題，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一闖，情況就清楚了，決心就好下了。”

　　請看，林彪如此“創意”、如此精彩、如此“虔誠”地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澤東能不歡心，能不賞識，能不“重用”嗎？而通過林彪這樣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人物之口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進行概括力、號召力、感召力極強的詮釋，對毛澤東而言，這就是“政治擔綱”。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819/90096.html

破解林彪事件須有相應的邏輯框架

2013-08-15 08:08 作者: 大海之聲點擊: 8303次

　　最近看了不少有關破解林彪事件的文章，其觀點各異，眾說紛紜，甚至對同一件事實，都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斷和評價。概括起來，通過對目前已經公開的有關林彪事件史實的“梳理”，基本形成了兩大對立的流派和觀點，一方是：基本否定“林彪集團”的存在，否定林彪有“篡黨奪權”和策劃“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認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過是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即便林立果和葉群真的策劃了謀害毛澤東和準備實施所謂“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陰謀，也是背着林彪搞的，林彪對此一無所知，且是毛澤東逼出來的。因此，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審判結論必須推倒重來，重新做出結論，還林彪和歷史一個公正；另一方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步步緊跟毛澤東”，實質上對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他大肆吹捧毛澤東並竭力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起了很壞的作用，文革造成的巨大災難，林彪難咎其責；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衝突，不過是雙方爭權奪利的權力鬥爭而已，至於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立果葉群小艦隊策劃的謀害毛澤東和實施軍事政變的陰謀，是確有其事的，林彪也應該是知情的甚至是擔綱者。因此，林彪集團是存在的，他們政變奪權的陰謀也是基本事實，林彪的案不能翻。

　　雙方的立論都以公開披露的史實為據，為什麼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和結論呢？我以為有如下幾種主要因素干擾：其一，因大量的檔案資料沒有解密和第一當事人的故去，致使林彪事件的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撲朔迷離，許多判斷和立論只能以猜測和推理作出；其二，現有的公開史料相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一群當事人的回憶和敘述，因受當事人情感、立場、身份、視野及知情面的局限，這些史料難免在真實性和全面性上大打折扣，甚至相當一部分真偽難辨，自然會影響研究者作出正確全面的判斷，甚至起到誤導作用；其三，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缺乏歷史高度和哲學高度，就事論事，視野偏狹，難免一葉障目，盲人摸象；其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由於存在着比較強烈的情感傾向和立場傾向，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難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採用、強調一部分對自己觀點和結論有利的史料，而淡化甚至隱去另一部分對自己觀點、結論不利的史料。總之，由於這幾種主要因素的干擾，任何研究者都難免有局限性，區別只在於這種局限性的多少而已。要想把研究的局限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以為，除了儘量占有詳盡全面的材料和儘量克服自己的主觀傾向之外，還有更為關鍵的一點，即把林彪事件放到一個具有相當歷史高度和哲學高度的邏輯框架中去看，這樣可以避免盲人摸象的局限性，找出事件各個環節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凸顯事件真相的整體輪廓。

　　那麼，這個邏輯框架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以為，林彪事件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背景極其深隱，且深得中國數千年政治鬥爭的傳統基因，因而要掌握它的整體輪廓，這個框架非得要四條邏輯框邊架構不可，這四條框邊即：政治邏輯；歷史邏輯；人性邏輯；情理邏輯。也就是說，整個林彪事件只有在這四條框邊架構起來的羅輯分析中，才會顯現出它的廬山真面目。

　　筆者不揣冒昧，嘗試着用林彪事件深遠時代背景中的多種歷史因素之磚，按上述四條邏輯邊框進行“經緯編織”。

　　第一，中共建國後毛澤東時代的大陸政體，如果除去一些時代差別，在政治本質上仍然是中央集權制的“君主獨裁”政體，而不是毛澤東以後的寡頭“威權”政體。也就是說，這種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制的“君主獨裁政體”，其合法性和穩定性幾乎完全取決於處於其權力金字塔頂尖的“君權”的狀況。而“君權”的狀況，又取決於金字塔頂層——最高權力核心層的狀況。文革前中共核心層的狀況是：處於最高獨裁地位的毛澤東自感已大權旁落，而以自己的副手劉少奇為首的“群臣”以及整個官僚體系，已自成一體，尾大不掉，隨時可能取而代之。毛澤東認為，要徹底解除自己面臨的權力危機，惟一的辦法就是對核心層進行大換血，對整個官僚體系進行大洗牌；

　　第二，儘管毛澤東強烈的危機感中有諸多猜忌和錯覺的成分，但這種危機感也絕非空穴來風。中共的現代專制政體和中國皇權專制政體最大的時代區別之一，就是兩者最高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不同。後者完全可以在血緣關係中合法地傳承，前者只有在“正確的理論和路線”的招牌下才可以獲得合法性。而一直以黨內正確路線代表自詡的毛澤東則剛剛在“理論路線”上走了麥城，他的“三面紅旗”導致了巨大的民族災難，在為他收拾殘局的以劉少奇為首的“一線群臣”面前，他的“三面紅旗”已經顏面掃地，無以為繼，完全喪失了經濟建設這個黨內工作的主戰場。因此，要大換血、大洗牌，談何容易。僅僅依靠他多年積累起來的領袖權威和個人威望，是遠遠不夠的，釜底抽薪的辦法，必須擎起另一杆理論路線的大旗，在黨內開闢另一個“主戰場”，把經濟建設這個主戰場擠掉。而這杆理論路線大旗，必須以劉少奇為首並追隨其的一線群臣為假想敵，這個新的主戰場，也必須為自上而下整個官僚體系的大換血、大洗牌而打造。然而，這樣大的動作，幾乎是自毀長城，談何容易！儘管在中國皇權時代也有君主這樣做過，比如朱元璋；但那時皇帝本身就有對群臣生殺予奪的大權，朱元璋只需對群臣抓住把柄甚至捏造罪名“殺、殺、殺”即可收到人頭滾滾“宿敵盡除”的奇效，但毛澤東不行，他必須大張旗鼓地把這杆理論路線大旗打出來，才可以收到“動員號召全國人民”之奇效。因此，他必須找到一名得力的旗手。而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各旗手則非林彪莫屬；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

　　第三，毛澤東選中林彪，並非全部因為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那一番令毛

澤東刻骨銘心、沒齒不忘的講話，還有如下重要原因：其一，在戰爭年

代，儘管林彪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和毛澤東不止一次發生分歧，甚至公開頂撞過毛澤東，但平心而論，林彪在眾多中共將領中，對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是領會得最深刻、運用得最得心應手的一位，因而他對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也有一份發自內心深處的敬佩和折服，而這一點，正是毛澤

東認為林對他忠誠的主要依據；其二，林彪因長期患病而懶問國事，但每每

在黨內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卻給予毛澤東以鼎力支持。比如1959年廬山

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曾一口氣給彭德懷扣上數頂帽子，說彭“這回是

招兵買馬，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馮玉祥式的人物。”令毛澤東痛

哉快哉，後來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講話就更不用說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

一點，林彪聰明，對“毛澤東思想”能悉心琢磨，因而有諸多獨到領會，且

能“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特別是在宣傳、運用、普及“毛澤東思想”方

面，創意非凡，獨闢蹊徑，“事半功倍”，且“忠心耿耿”，而這一切，在

毛澤東麾下的“群臣”中，惟有林彪才做得到；

　　第四，儘管林彪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有一份發自內心的敬佩和折服，但對毛澤東在黨內的個人獨裁性質也看得清清楚楚。不僅如此，對林彪本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把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看得和中國皇帝的個人獨裁如出一轍，也就是說，林彪壓根兒就不相信什麼馬克思主義，在他看來，中共政權的政治體制，和中國皇權時代的“朝廷”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中共核心層中“高級幹部”和毛澤東的關係，在性質上和皇帝與群臣的關係是一樣的。正因為林彪對這一點看得異常透徹，所以他才為自己在中共核心層的“政治坐標”進行了可悲的定位。且看他的幾條讀書“札記”：“古策：(1)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頂用；一刻千金——搶時間，早一刻則禮到意到，遲了被動”。“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的稱號，……跟着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

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但是，對於毛澤東實行個人獨裁的那一套，林

彪是否真心擁護呢？非也。特別是建國後，林彪對毛澤東擅權的種種倒行逆

施，內心是十分反感、厭惡的，且有自己真實的看法。然而，正因為林對自

己進行的可悲的政治定位，令他不得不把真實的想法深深地隱藏起來，長期

戴上“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面具。而這個面具絕對不僅僅是個面具的問題，

一旦戴上，林彪就不得不把自己永遠地定格在一味阿諛奉迎的“諂臣”的歷

史坐標上；

　　第五，然而，正是這種內省性的、強迫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定位，導致林彪的人格發生分裂。也就是說，林彪是具有雙重人格的人。黨內幾乎一致公認，“群臣”之中，惟有彭德懷和林彪敢於公開頂撞毛澤東。然而在老百姓眼中，為什麼彭德懷成了“冒死直諫、為民請命”的“忠臣”？

而林彪則成了阿諛奉迎、笑裡藏刀的“奸臣”？其實，林彪個性孤傲、冷

僻、寡言、決斷、陰鬱、不拘小節，且帶有幾分不管不顧的直率，除了在文

章、講話和極少數公開場合挖空心思拋出對毛澤東那些“語不驚人誓不

休”阿諛奉承之詞外，他壓根兒就不善於像和珅之類的“諂臣”們那樣

對“聖上”當面拍馬溜須，巧言令色，博取歡心，且能在眾多皇親國戚和文

武大臣中上下其手，巧妙周旋，左右逢源。因此，如果用“諂臣”來類比林

彪，他是不夠這個格的，至少只夠半個格。而對林彪而言，要想在君臣關係

中玩火，不善當面阿諂則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儘管這個缺陷決定了葉群在林

葉“夫妻店”中承擔了特殊角色，而葉群張揚的個性和圓滑的手腕作為“互

補”，也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林彪的這個缺陷，但要想完全“解決”林

彪的這個缺陷，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林彪正是因為這個“缺陷”而必然地

走上了政治絕路。

第六，林彪的“雙重人格”，表現在多方面。而其“核心”方面，則表現在對“權力”的得失進退上。人們總在追問，林彪對“毛澤東接班人”這個至高權位，究竟有沒有興趣？他真的想當這個“接班人”嗎？他對毛澤東的一味吹捧，他的政治投機和苦心經營，最終目的是否真的是“篡黨奪權”，對毛澤東取而代之？其實，如果武斷地把這些結論強加在林彪頭上，那麼顯然有失公允有失客觀，但在這些問題上一味地為林彪開脫，完全否認這些論斷，認為林彪在“權位”面前壓根兒就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那同樣有失公允有違真相。因為在“權位”面前，林彪委實是一個“兩面人”、矛盾體。林彪多年來飽經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靜厭動，對官場博弈權力迷徑早已心灰意冷，“敬而遠之”，這的確是林彪真實的一面；但林彪決不因此徹底甘於寂寞，只要機遇到來，他仍然經不住權位的誘惑。否則，他就不會悉心揣摩、迎合毛澤東，就不會苦思權謀之術、“為臣之道”。也就是說，林彪時常處於“兩個魂兒”輪流值班的矛盾之中：當“病痛難忍、伴君如虎而紅塵皆看破”的魂兒值班時，他對“臨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實的；當“有權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兒值班時，他對“臨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諉，就是“欲擒故縱”、“以退為進”的“韜晦”之計了。有人說，林彪的“臨肩大任”，幾乎每每都是毛澤東強塞給他的，林彪從來沒有主動索取。其實，這正是林彪的“馭君之道”。蔣介石對孫中山也用過同樣的手法。林彪如果真想在政治舞台上徹底退隱，只需像朱德那樣對官場是非徹底裝聾作啞，不聞不問，當個名副其實的“甩手掌柜”即可，即便“是非”找上門來，便一味地“檢討”，便可自保。而林彪病魔纏身則是更好的藉口，又何必如此刻意揣摩“聖心”，迎合“聖意”，且每每在“政治關頭”給“君主”以“意外的驚喜”呢？那麼，林彪從事政治投機，是否始終如一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比如，“瀟灑”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覬覦於對“聖上”的取而代之？筆者並不這樣認為。林彪工於算計，思維敏捷，審時度勢時頭腦極為清醒。對於自己的所謂政治目標他從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到了什麼山唱什麼歌，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船至橋頭自然直”，罕有忘乎所以的非份之想。即便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他對張春橋的發難，也是自保的成分為主，說他急於搶班奪權真是冤枉了他。筆者以為，其時林彪頭腦極為清醒，他已經強烈地意識到毛在黨章上許給他的那個承諾已經離他漸行漸遠，幾近畫餅，而不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

　　第七，林彪沉靜專注，運思極深。而他的真實思想總是層層包裹，從

不輕易外露。然而，林彪行事還有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具有刪繁就

簡、“直奔主題”的非凡才能。跟隨林彪多年的衛士李文普回憶：林彪愛

看書，有時同一本書讓他買三四本，劃出重要的內容，讓內勤剪下來貼到大本上，或製成卡片。買幾本《共產黨宣言》，看一次剪貼一次，最後剪得只剩幾句話。林彪說：就記住“大機器大工業”就行了，得其精粹。砍去繁枝茂葉，直取主幹——無論是打仗、讀書還是處理日常事務、權力博弈中的“步步緊跟”以及打壓政敵的政治鬥爭，林彪總是能駕輕就熟地撥開繁枝細節，抓准事情的要害。這種旁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非凡才能固然導引林彪每每獲得成功，但有時“細節”也能決定成敗。當然，對於林彪而

言，重要的、關鍵的細節他很少疏漏，但一個刪繁就簡的行家，難免會疏漏

重要的細節。中共九大黨章中關於毛澤東評價的三個副詞已被毛澤東本人刪

去，如此重要的細節偏偏被林彪疏漏了，恰恰是這個細節導致林彪在九屆二

中全會上對“聖心”作出了錯誤的判斷，最後翻了船。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長江的遊艇上

1968年，毛澤東在北京

　　第八，對於中國皇權時代的君主獨裁而言，君權面臨的覬覦和挑戰，會來自多個方面：如皇室血親關係中的手足至親（在君權的繼承上具有合法性）；外戚勢力；權力核心層中的文武權臣；藩鎮；外族和敵國勢力；農民起義。而對建國後的毛澤東而言，他的至高權力面臨的挑戰，則主要來自他麾下的“權臣”。這是中國皇權政體和中共現代專制政體的重大區別。因此，建國以後，如何駕馭“群臣”，如何防止黨的核心層內權臣勢力對他毛澤東至高權威的挑戰和覬覦，是毛澤東極為關注的問題。而毛澤東時代的“君臣關係”有兩種狀態：一種，核心層的“群臣”一致尊崇毛澤東的最高權威，且群臣內部並無明顯的派系出現，處於相對團結狀態，對毛澤東而言，這當然是最理想的“君臣關係”。反所謂“高饒聯盟”，可看作毛澤東為維繫這種理想的君臣關系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價。但這種“和諧狀態”也有其致命的弊端：如果核心層內部的大部分“群臣”自成一體，尾大不掉，並和“聖上”分庭抗禮，那麼“君主”就會“大權旁落”，難以逆轉。七千人大會以後，儘管事情遠遠沒有那樣嚴重，但毛澤東自以為“大權旁落”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不得不“挽狂瀾於既倒”了。另一種：雖然核心層的“群臣”都尊崇“君主”的權威，但群臣內部出現明顯的派系分裂，且彼此明爭暗鬥，各不相讓，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出現這種狀況，對於“君主”而言，並不可怕，相反，可以充分利用兩派的矛盾，達到相互制衡、便於駕馭的目的。而群臣分為兩派甚至更多派系的最大好處，就是他們不可能聯手對付君主。其實，這種君主對群臣派系的制衡之術，中國早有祖傳。在中國皇權時代，利用宮內外的派系矛盾玩弄制衡之術、使各派之間的權勢在相互傾軋中得到有效制約，達到任何一派的勢力都不可能坐大到竊取、架空君權的效果，或者任何一派勢力都離不開皇帝的支持和調度，這是中國君主們為駕馭群臣、杜絕僭越，保住皇權的慣用伎倆。然而，這套權術並不是每個皇帝都玩得轉的。或者說，把這套權術玩得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的皇帝並不多見。這需要有政治洞見，有駕馭才能，有心計，有智謀，還要有足夠的資歷、聲望和威

信。同時，對群臣派系的制衡駕馭之術也形同玩火，既然是兩派互斗，且雙

方都想將對方置於死地，那麼，雙方的任何一方，都會絞盡腦汁地反過來試

圖以駕馭皇帝來打壓對方，一旦“君主”着了“反駕馭”的套兒，那麼後果

極其可悲，輕則在一派對另一派的“凱旋”中大權旁落，形同傀儡，重則連

同失敗的一方被一鍋端，連身家性命都難保。因此，對毛澤東而言，在對黨

內兩派的制衡、駕馭中，他必須守住兩條底線：一條是路線底線，其中任何一派膽敢突破他的路線底線，則徹底翦滅之，絕不留後患；另一條是駕馭底線，即只准手下兩派被他所制衡、運動、駕馭，而決不允許任何一派對他本人進行反運動、反制衡、反駕馭。

　　第九，中共九大以後，在毛澤東想像中已經“自成一體、尾大不掉”的劉少奇“集團”慘遭“覆滅”，文革中毛澤東依靠的“兩桿子”勢力充實了中央權力核心層。而“兩桿子”之間的齟齬在九大前後已經出現，這還是圍繞黨內權力再分配剛剛產生的，好在雙方基本上“利益均沾”，勉強算得上“皆大歡喜”。然而，在不久的政府權力的再分配上，雙方的裂痕還能彌合，彼此還能“握手言歡”嗎？總之，九大以後，毛澤東麾下“槍桿子”“筆桿子”兩派政治勢力的形成和對決，已成定局。然而，在毛澤東心目中，兩派力量在黨的核心權力天平上並不平衡。吳法憲回憶說：“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槍桿子”在黨的核心層坐大，成了毛澤東一塊新的最大的心病。他不想讓這股勢力在政府權力的再分配中繼續坐大，以防“尾大不掉”，這就是他反覆強調在四屆人大中不設國家主席的真正初衷，這也是他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迅速倒向“筆桿子”一方的主要原因。

　　第十，在中國的君主獨裁體制中，舉凡被有為君主駕馭的權力核心層中

群臣派系鬥爭，都是極為險惡的政治漩渦甚至權力陷阱，一旦進入，便成騎

虎之勢，身不由已，無法解脫。此間，各派的得失榮辱，生死存亡，似兩牛

角力，懸於牴牾中一寸一厘的攻守進退之中。其後果，則非勝即敗，非生即

死，非興即亡，非榮即辱，全身而退者、安然出局者幾乎沒有。在這個漩渦

中，凡被淘汰出局者，下場都極為可悲。因此，一旦雙方勢均力敵的均衡對

峙局面被打破，則各方無不竭盡全力拼死一搏以免出局。這類權力鬥爭的殘

酷性，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已被反覆證明。可見，廬山上的一場牴牾雖

然事發偶然，但釀成一場生死搏鬥卻事在必然，林彪作為“槍桿子”一派的擔綱者，無論有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一旦捲入這個險惡的政治漩渦，就身不由已，勢如騎虎，其中大量的“動作”，實質上出於一種政治求生的本能掙扎。

　　上面幾條，只是筆者例舉的幾條破解林彪事件的邏輯經緯，並不是全部，或許還有更重要的被疏漏掉了。筆者以為，只有各位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找到全部邏輯經緯並有序編織，尤如畫家打上方格的畫布，則林彪事件中各種撲朔迷離的情節、環節、細節、各類當事者在事件中的位置和作用，才可能在這張畫布上有序歸位，從而勾勒出林彪事件真相的基本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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