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国共内战败逃台湾之后，民国政府人人都在总结经验教训，“点点滴滴记心头 ”！啊！蒋介石怪美国，特别是怪马歇尔和杜鲁门不支持他；国民党高官怪蒋介石任人唯亲，妇人之仁，军事指挥失败；普通国民怪蒋介石家族贪腐、权贵敛财、政府经济破产；有人说是“失去民心”，“失去知识分子”民主党群起而攻之等等，不一而足。
网右津津乐道民国“黄金十年”，怎么又突然飞快“经济破产”了呢？ 蜜蜂以为：主要当然主要是日本入侵，另外就是权贵集团贪腐，权贵集团贪腐造成美国抛弃蒋介石。凑巧在网络看到这篇文章，转来分享，
国家资本主义的末路:权贵食利葬送国民党
作者：海外视角
正如许多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之后的发展道路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不失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家意志集中全社会资源发展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尤适合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 国民党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上，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但却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之下，由国家资本而官僚资本，进而权贵资本，官僚权贵大发横财，民族资产阶级、民众深受其害，国家沦为寡头政府，一步步使中华民国走上绝路。
1935年的上海外滩街景，各式各样的广告占满了公共汽车的车身，可见当时上海的繁荣，由国民党一党领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造就“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 1927
年初步实现国家形式上统一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对于经济并不怎么在行，
能够依靠的是连襟孔祥熙、妻弟宋子文。 宋子文作为深受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熏陶的国民党内财经专家，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也曾邀请工商界人士出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参与经济决策，曾经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团的虞啸卿、陈光甫、钱新之等人都在国民政府财经系统任要职。 国民政府与资本家合作的自由资本主义，支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 政府之所以与资本家合作，给予其自由，关键在一个字——钱。纵观整个国民政府在大陆二十2年的历史，没有那一年财政不是为赤字，为钱发愁，靠借债维持。1929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平均每年的收入五分之一来自借款、政府公债、银行垫款和透支，1927
年至1934年政府光发行公债就达到146,500万。 通常政府发行的债券在销售时候给银行有一定的折扣，最低能达到六折，在加上每年7-10%的利息，
银行是稳赚不赔的，年收益最高能到25%。这是一笔巨额的、令人垂涎的收益，但反之也成为政府的巨大负担，为平衡预算宋子文殚精竭虑。 继宋
子文之后掌控国民政府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同样为平衡预算发愁，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样的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印钞票。要印钞票，首先要收回铸币权，要有具有足够金融实力的银行支持。 当时的国民政府掌控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一家，实力弱小。实力强大曾为北洋政府控制的私人银行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进入了国民政府的视野，通过向两家银行发行债券，以债券强行入股的形式，国民政府空手套白狼地掌控了两家银行。中央银行也通过债券增资到1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由此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与新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的支柱。 1935年的白银危机，更给了国民政府货币改革的机遇，以四大行发行的法币统一全国货币，印钞票解决赤字问题成为可能，巨额的债券收益也可肥水不流外人田。货币的适度超发不但可以填补财政赤字，也有助于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金融资本的70%，中央银行经理国库，交通银行负责固定资产投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兑换，中国农民银行特许经营鸦片特货，邮政储金汇业局特许经营邮政汇兑，中央信托局特许经营全国信托业务，国有金融企业完全掌控了国家金融命脉，作为经济中枢的金融业，先于其他行业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在掌控金融的同时，一批所谓的“敌产”，曾由北洋政府及地方军阀掌控的企业被收归政府所有，包括铁路、邮政、轮船招商局等等，建立了最初的国有企业。以国有金融企业为核心，国民政府也投资兴建了一批工矿企业，将触角伸向实业。 1927
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推动下，国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史学界将这十年称为“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统治大陆 22年中唯一的建设时期。 十年间，国民政府修筑了浙赣、粤汉、陇海淮南等铁路3，793公里（不包括东北1,600多公里），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
12，000多公里（不包括东北）； 修筑公路超过4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0万公里，尚有65，979公里未完工； 国民政府交通部设立邮电总局，
各地建立分局，局长、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全国长途电话线路超过4万8千公里。 1931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9.3%，其中钢铁工业更
是达到40%，1936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6.12亿元，是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中国还实现了关税自主，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镇江、厦门的英国租界、天津的比利时租界。 十年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国家资本已经在交通运输中的铁路、公路、空运、邮电等部门垄断乃至独占地位，但其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仍很弱小，并且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厂矿等需要大额投资的重工业、基础设施领域，而当时的中国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的是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这样的轻工业。就算是在工矿业中国家资本也不占主导，据统计1936年中国国家、民营工矿业资本总额为13.76亿元，其中国家资本只有2.06亿元，仅仅占15%。 总的来看，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以国家力量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开始走上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可以说没有这十年的发展未来的八年抗战将更加艰难。 不过国家资本在显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正面功效时，其与生俱来的追求垄断的本性也开始显现，以金融业为中心向民营经济伸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即是一例。
抗战中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十年的黄金时期由此结束。短短一年之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为了开发西部资源坚持抗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转隶经济部，专责后方的资源开发、工矿企业，在自己创办工矿企业之外，鼓励其收购合并公私工矿企业。 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筹建，次年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国防经济调查研究及创办国防重工业，力图在中
西部地区建立重工业区，以应对国防需要。 1935年，与军委会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获得钨、锑等稀有金属的垄断专营。卢沟桥事变后，又获得汽油、煤炭、国防物资运输的专营，以及协助私营工矿企业内迁。国民政府拿出每年预算的1%，以及允许从钨锑垄断贸易中抽取部分利润，用作建设资金，据统计自1936年起至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获得收入折合抗战前法币1.8亿元。 以充足的资本为后盾，有“战时所需之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
业、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的政策便利，资源委员会大展拳脚，无论国企、民企只要被看上只有乖乖合并的份。截至1945年，资源委员会下属工矿企业79个，其中28个来自吞并的公私企业，30个与地方合办，自己创办仅21个，而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仅有16家工矿企业。1942年时资源委员会总资产高达法币8亿元，约占整个大后方工业资本（不包括军需工业）的40%，占国有资本的55%。 资源委员会高歌猛进，国民政府其他机构也未放弃这场权力与资本的盛宴。财政部下属的中国银行创办了雍兴实业，总资本2,000万法币，下属18家企业经营遍及纺织、面粉、机械、皮
革、制药、火柴等。其中仅纺织一项就拥有纱锭过10万枚，占当时后方纱锭总数的三分之一，1942、1943两年棉纱产量更占到40%。粮食部与中央信托
局、中国农民银行合办中国粮食工业公司，资本1,000万法币，是当时后方最大的粮食加工企业。交通部、铁道部也有交通工具制造、电厂、煤厂、酒精厂等
22家，资本过法币1亿。至于资源委员会的东家经济部，其对工矿企业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达到4亿法币。 乘着抗战统制经济的东风，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国民政府大力投资工矿企业，掀起一波国进民退的高潮，大批民企破产或被吞并。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民企”，同样高歌猛进，疯狂发展，中国建设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1934
年，因与蒋介石产生矛盾，而辞去公职的“国舅”宋子文，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注册资本法币1,000万，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内
的11家商业银行为主要股东，个人股不到9%。宋子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弟宋子良为协理。作为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抗战前主要致力于债券发行，凭借良好的政府关系，至1937年就为国民政府代理发行债券2.6亿，获利上千万。其间也曾为企业发行债券，近代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就曾因资金困难出现危机，在建设银公司帮助成功发行抵押债券500万渡过难关，建设银不但获得了债券发行收益，还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永安公司10%的股份。 1937
年开始建设银公司不再满足于代理发行债券，将目光转向实业，通过参股控股蚕食公私企业。首先被看中的是三家国企，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首都电厂、戚
墅堰电厂、淮南煤矿，三家企业经过多年经营规模实力与盈利能力都属行业前茅、国企中的典范，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私有化的。就像许多侵吞国有资产一样，首先得将企业弄得经营困难，才好名正言顺地出售。 1937年5月9日，建设委员会突然宣布三家企业发展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无法解决，提请国民政府允许引入民间资本，推荐由建设银公司负责相关事宜。三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火速批准了计划，饬令将两家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股份公司，煤矿及铁路两局改组为淮南矿路股份公司。两公司资本1,000万，除保留200万官股外，全部由建设银公司募集民间资本充实，其中建设银一家所占股份就接近50%，取得了两家
公司的控制权。 几天之内，三家国企完成私有化，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原因何在，都是自己人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江浙财团大佬张静江，同时还是建设银公司监事长，常务理事李石曾、张嘉璈为公司常务董事。三家企业私有化后，又有一批建设委员会高官进入建设银公司任职，包括事业处处长秦瑜、设
计处处长潘铭新等。大家都是自己人，揩国家的油何乐而不为。 在整个抗战时期，建设银公司一边吞并实业，一边担当外国援华的通道，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它还完成了自己的私有化，成为宋子文等少数权贵掌控的企业。建设银公司原本由11家银行占主导私人资本极少，从性质上来说也算是国企，但到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有银行所持股份的低价隐秘转让给包括孔宋家族在内的权贵，其国有股已不足5%，完全成为权贵渔利的工具。 抗战八年，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凭借国家资本，以权力为后盾，在统制经济政策之下大力扩张，国进民退。而与此同时，权钱结合的权贵资本也没闲着，凭借权力内外勾结、暗箱操作，将优质的国企私有化，化公为私，大发横财。追根溯源，其资本原始积累期的代理国家债券发行、创办企业，都离不开权力的开道。孔祥熙就曾令中央银行向其私有的裕华银行，授予1亿法币的无抵押担保贷款额度，为其扩张打开资本之门。
政府“劫收”官僚资本大发横财
抗战的胜利是国家资本的另一场盛宴，沦陷区一切与伪满、汪伪、日寇相关的动产、不动产，工矿企业、房地产、金银外币、银行、铁路、公路及各种物资，都被冠以“逆产”之名，全部收归国有，由国家处置。 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安排，经济部负责工矿企业，交通部负责公路、铁路、航运、空运及邮政，财政部负责银行，中央信托局负责房地产的接收。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各部委根本没按计划办，谁先接收就是谁的，谁胳膊粗就是谁的，经常是一个地区经济部接收一遍，财政部再接收一遍，交通部再接收一遍，甚至军方还插手接收一
遍，无论逆产非逆产只要被看上了，就是逆产，被接收。 接收后的处理方式包括归接收单位所有、发还原所有人、移转、标卖，除发还外基本都是由
接收单位自行处置，尤其是移转、标卖猫腻尤多，低价内定自己人中标是常事。根据经济部长王云五的一次报告，经济部共接收厂矿企业2,411家，其中仅
127家发还，标卖、移转681家。国家资本吃肉大发横财，权贵资本喝汤获益不小，民族资本、升斗小民深受其害。 截至1946年底，除东北外全部逆产接收处理工作完成，刨去各种国防军用物资及军方接收的资产，国民党政府接收逆产总资产折合战前法币232,456万元。而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建设的大后方，仅工矿业投资就有20亿美元，约合战前法币155,882万元。不过由于东北同时存在中共、苏联红军、国民政府三方接收，总体接收资产总额很难说的清楚，不过仅沈阳一地接收资产总额就折合战前法币33,216万元。 老资格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按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只能接收工矿企业，
实际上在其接收的292家企业中，除了电力、钢铁、煤矿、机械、化工、水泥、电工、金属矿、石油之外，还包括台湾的13家制糖企业，平津、台湾、东北的
12家造纸企业，以及37家其他行业企业，总资产折合战前法币24,216万元。资源委员会所接收的企业，几乎囊括了日本在华兴办企业的精华，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矿、抚顺矿务局、东北电力公司、华北钢铁、天津化学等等。 经济部下属的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虽没有资源委员会资格老，但其在接收中同样获得大丰收。1945年12月，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将其接收的112家纺织、印染及相关的机械、化工、木工等企业，整合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这
一中国纺织行业的巨无霸。1947年其拥有纺锭170余万枚，线锭33万余枚，布机4万余台，分别占全国的39.26%、70.7%、60.9%；当年布
匹产量1612万匹，占全国的40%。作为国民党政府首屈一指的特大型的国有企业，中纺公司董事长法定由经济部长出任，总经理同时兼任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
主任，被授予全国纱布的收购与分配的特权。背靠政府，一手垄断生产，一手垄断分配，高额利润可期。1946年中纺公司盈利10,000亿，1947年也有
7,000亿。1948年，中纺公司资产膨胀到金圆券11亿，约合2.75亿美元，如果当时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中纺一定名列前茅。 抗战后的几年，国家资本通过接收，迅速在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尤其是重工业几乎是独占，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只是其中的典型。依靠垄断，国家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民营企业深受其害，大失人心。 （过去一直说中国没有要日本的战争赔偿，其实日本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华南台湾的投资和工业企业电站铁路城市建设投资 ，被国民政府接收，包括收回台湾和东海南海岛屿，也应该看作是战争赔偿吧？——蜜蜂）
权贵食利将政府推上绝路
抗战期间，在物资紧缺、统制经济、大发纸币、权贵食利合力之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抗战胜利后，为了缓解物资短缺、通货膨胀，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宣布废除统制经济政策，完全放开市场。企图以大量进口物资缓解短缺，抑制通货，却因此给了权贵又一次捞钱的机会，扬子建业、孚中实业就是其中的典型。权贵的参与，不但未使经济形势好转，反而使通货膨胀加剧，肥了权贵，亏了党国，失了天下。 扬子建业公司，大名鼎鼎，1946年1
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1亿法币。总股本100万股，其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独占24.9万股，其余大股东包括杜月笙、范绍增、赵季言、顾心逸、姚文凯等上
海滩名人，孔令侃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独家代理美国60余家公司产品的进口，其下属的利威汽车独家代理美国雪佛兰、奥斯汀汽车的进口，每辆进口成本不到1,200美元的汽车，其售价常年在5,000美元以上，获得了三倍以上利润。1948年蒋经国打虎查封了扬子公司在上海的仓库，虽未发现违禁日用品的囤积，却也曝光了其进口量的巨大，其中仅汽车就有100辆，零配件几百箱。 孚中公司相对名气不显，同样也是成立于1946年1月，由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发起，孔祥熙任名誉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任董事长，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实际掌控公司。公司总股本1亿，孔祥熙、钱新之、宋子良三人合占三分之一。孚中公司独家代理美国13家公司的产品，其中仅钢铁一项就占全国总进口量的90%。汽车也是孚中公司的主打产品，早
在公司成立前宋子良就获得了吉普车的独家代理权，仅1946年就进口吉普车700余辆、旅行车数百辆，获利颇丰。此外，孚中公司还垄断了猪鬃、茶叶、桐油、生丝等工业原材料的出口。 孚中公司虽然有大量的独家代理进口业务，但反映在其账簿上的却是销售业务的连年巨亏，盈利极少。1947年全年亏损77亿，依靠外汇兑换差价获取的80亿其他收入，才勉强盈利3亿。盈利少了，国货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这些国有大股东自然分红极少，1946、
1947两年的股东分红为2312.1万元、19,530万元，从数额来看不算少，却拖到1948年12月才予以发放。在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天一个样的
时代，到分红发放时超过两亿的法币只能兑换一百多美元，对于国有大股东来说，股票仅比废纸好一些。与对国有大股东的吝啬成反比的是，对个人股东的大方，董事长钱新之一次获得的分红就有8,000美元，还曾获得交通补助2,400万法币。 权贵买办公司垄断进出口，获利丰厚，为了规避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利用官方外汇汇率的偏低再捞一笔，买办商行通常在获得法币后最短时间内利用特权兑换为美元外汇。以工业原料硫化元为例，一担硫化元进口成本
为40美元，出售所得的法币按官方外汇牌价，却可以换的500美元，又可订购12.5担的硫化元。1947年7月29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4版
披露，孔宋家族的扬子、孚中公司套取外汇超过3亿美元，舆论一时哗然。虽然第二天《中央日报》登文澄清，是编辑将小数点弄错，将数额放大百倍，实际只有
300多万美元。无论是3亿还是300万，毋庸置疑扬子、孚中都从中获利丰厚。 《中央日报》的小数点错误，故意也好，无意也罢，都从侧面体现出社会对权贵资本不顾民生，依靠特权大发横财的憎恨。民情汹汹，社会掀起倒宋倒孔风潮，国民政府的处置无力，大失民心，埋下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伏笔。 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声讨权贵资本，也传导到了美国，美国政府发现其对华援助为权贵套取，杜鲁门异常愤怒，不查封了被怀疑为国民党政府权贵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还停止了对华援助，这对全靠美国输血吊命的国民党政府是致命的，不到一年即败亡。 纵观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22年统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并在抗战前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国家资本在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下，畸生出官僚资本、权贵资本，所谓的国有企业就成了官僚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比比皆是，肥了官僚权贵，亏了国家、民众。官僚权贵食利，一步步将国民党政府推上绝路。 ～～～～～～～～～～～～～～～～～～～～～～ 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在台湾国民党一致声讨宋子文孔祥熙“发国难财”，罢了他们的官，蒋介石认识到这些了？应该是认识到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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