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本人回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最初是在莘莊北橋那裡的一家中日合資企業做了三個月左右的臨時翻譯。當時是日本一家上市公司（好像叫東方紡織之類的名字）與那家合資企業合作建設一條生產線，生產包裝食品用的保鮮薄膜。那條生產線里使用了部分德國設備，由德國工程師在現場負責監督指導安裝。中日德三方人員共同建設生產線，為了避免出現雞同鴨講不知所云的情況出現，需要找個翻譯溝通語言。德國人說不必用德語，可以用英語交流；日本人對英語不怎麼有自信，想找一個懂英日中三國語言的傢伙充當翻譯，本人中文是母語，自然可以應付；日文也馬馬虎虎能夠湊合；英文嘛，說來慚愧，其實就會點皮毛，日常會話而已，但由於本人持有加國護照，而日本人認為：加拿大人豈有不會英文之理，所以給予本人令人感動的高度信任和期待，結果本人便濫竽充數，去那裡充當了三個月的“鬼子”翻譯。 我在那裡的工作是為日方負責該流水線安裝工程的一個三人小組做翻譯。那個三人小組之下有若干下屬的日本會社承包流水線不同部分的安裝業務。那三個月裡除了那個三人小組成員之外，在流水線擔當設備安裝業務的日本人來來往往於日本上海之間的前後有幾十人次之多。隨工程所需，有的呆的時間較長，有的三五天而已。這些日本人都住在莘莊附近一個叫春申路的車站邊上的賓館裡。那段時間我每日早早去賓館等候三人小組，會合之後叫出租去相距三站路遠的工廠，晚上工作完畢又常常與他們一起去吃飯喝酒應酬，三個月中幾乎朝夕相處，與三人小組成員自然變得熟稔，與其中一個主要負責者還成了朋友。此外因工作關係與其他在現場工作的許多日本人，還有德國工程師，以及在日本人指揮之下實際揮汗安裝機械設備的許多民工也有不少接觸，在與他們接觸和交談過程中對他們工作之餘在上海的業餘生活也有了些許了解，其中使我感到好奇和印象深刻的是有關他們在上海尋偶或者說尋找另一半的活動和話題。 日本人德國人和外地民工，雖說來自不同國度不同地方，國籍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然而也有相同之處：都是離鄉背井，都是單身赴任，生活單調，精神空虛，最關鍵的都是男人，而且大多身強力壯如狼似虎。所以對於尋找另一半的需求或欲望高度一致，飯桌上的話題也常常三句不離女人。但在實際操作方面，我發現日本人德國人和外地民工各有不同方法或特色，解決問題的途徑可謂大相徑庭。 先說說日本人吧。日本人在上海尋找另一半的途徑簡而言之是花錢尋找臨時情侶。我去賓館接三人小組，沒過兩日便在賓館大廳見到有日本人與依着講究塗脂抹粉的年輕女人一同走出電梯穿過賓館大廳到門口攔截出租車。日本人先替女人叫來出租送走，然後與其他二三夥伴合坐其他出租前往工廠上班。有的女人上車前還與日本人相擁接吻，狀如夫妻。賓館前台服務人員對此似乎司空見慣，毫無意外或驚訝之表情。那賓館裡住着幾十個日本人，前台服務人員不懂日語，有幾次前台經理因有事需與房間中的日本人溝通，請我幫忙打電話。我之後問其賓館何以有來路不明女人與日本人交往，他笑而不答，那表情意味深長，意思大約是“你懂的”。但我不懂並好奇這些女人語言不通，如何與那些日本人相識並進而發展交易的。後來與日本人一同吃飯，聽他們聊天和交換情報及心得，便略知大概情形之一二了。 原來那些女人分幾種情況：最多的是直接給房間裡的日本人打電話推銷自己送貨上門。她們通常都學會了幾個關鍵的特殊日語詞彙，然後以蹦單詞的方式，開門見山直奔主題，迅速使日本人明白她們的身份技能和目的，碰上膽大又按捺不住的日本人便會順利成交。之後膽大的先行者將經驗與人脈資源傳授介紹給因謹小慎微而有心無膽的後進者，於是許多日本人和小姐便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了。這種情況的關鍵之處在於小姐如何會知道日本人的房間電話號碼，日本人相信小姐與賓館相互默契暗有合作，聯想到賓館前台經理曖昧而意味深長的表情，我以為不無可能。 第二種情況，是日本人去類似KTV之類場所娛樂時結識的女孩，熟識之後逐漸發展成特殊關係。三人小組裡有兩個便是屬於這種情況。一個是年過五十的老同志，已無膽量與來路不明的小姐周旋，但他依然老驥伏櫪壯志不已，從KTV里結識了一個女孩，後來帶回賓館同居，每日據說付與女孩幾百元。此老同志白日裡上班時精力不濟，時常哈欠連連瞌睡不斷，成為其他日本人背後取笑的對象，說他只有晚上才會全力以赴努力工作。有一回，老同志神秘兮兮地將我拉到一旁，說有一私事求我幫忙，結果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有日語寫就的若干情話，他要我翻成中文，還要求我用日文假名標出中文讀音。他當時的那張似乎不好意思又滿臉堆笑的臉十分生動使我難以忘卻。另一個是成了我的朋友的那一位。三十六七歲，是那項工程的技術負責者。他休日時曾邀我去日本人群居的虹橋開發區吃日本餐，去那裡的高檔KTV邊唱歌邊與穿着性感且會說日語的女孩唱歌喝酒聊天。成為朋友之後，他不僅對我說了許多工廠里日本人之間的諸多人事矛盾，並與我商談如何了斷他在上海陷入尷尬的情感問題。原來他也有一個KTV結識來的女孩，開始只是逢場作戲，後來卻彼此動了真情。可是他在日本有太太，還有一個剛讀小學的兒子。他既感愧疚於家人，卻又不舍也不忍傷害上海這裡的這個女孩。頗感糾結。 第三種情況大概只有情場老手才能如魚得水。流水線上有一個日本人四十來歲，外形挺拔英俊。此君在日本離了婚，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他說他來中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尋找女人。他不去KTV之類的娛樂場所，卻專在類似永漢日語學校之類的私人所辦日文學校門口等候女孩，看到喜歡的，便上前搭訕，主動提出願意免費教對方學習日語。以此方法居然屢試不爽，前後交往了好幾任中國女友。有一次他身體不適前往閔行一醫院就診，電話其女友，女友居然從上海趕往醫院為其做翻譯，使他大為自滿和得意。 九十年代我在日本學開車，有一次聽幾個教開車的日本人聊天，其中一人說中國如何如何封閉，說他聽說日本人如果在中國買春被公安捉住，輕則坐牢，重則槍斃。還要我對此無稽之談給予證實。我在與上述情場老手聊天時想起此事，講與他聽，他露出極其不以為然的輕蔑表情說：那種沒見識的“巴嘎”，知道什麼中國的事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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