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風氣篇》

楊道還

社會風氣的勢，理與利

（中）

對於社會風氣的勢，不宜一味屈從。孟子說：“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不屈從，顯然是不“利”的情形。使人得其利的道理容易接受，這是勢利之徒的專利，受其影響的人多。見利而不為所動的道理，不容易被人接受，實行的人就少。當社會風氣惡俗的時候，只能憑籍這少數人的堅持才能逐漸扭轉這個風氣。這樣的堅持就需要有個站得住腳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孔孟之道的一個重要內容，義。孔子說：“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又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這個義，是《孟子》的核心思想。義是比勢和利更高的原則。勢利之徒所能得到的總是一時之勢，樹倒猢猻散；近利小利個人之利，隨着勢來，隨着勢去。而義是常在的，注目於遠利眾利。

孔孟對勢的不經意，與刻意尚行，故意立異於流俗而自高是兩回事，這兩人是非常現實的。“因利而制權”（《文心雕龍·定勢》），“乘利而為制”（《孫子兵法·始計》），是利用勢的益處，孔孟不是不知道，孟子對此與人爭辯尤多。但孟子認為應該“先義後利”，義能生利（《孟子·梁惠王上》）。

孔孟認為，利應該以其道得之，這個道就是正道和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孟子繼承和發展了此意。孟子之書內容遠較《論語》蕪雜，不易貫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孟子與不同學派多人辯論，在指出他們的不足用之時，孟子自己的觀點顯得支離——即不同趨向的發展，讀者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

孟子對利的辯論，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而是“政治”，即，孟子所講的義或利總是有多人利益在裡面的——不是為了君王一人之利益，也不是為了任何一人之利益，而是“眾樂”；不是局域的一群人的利，而是整體天下人的得利的原則。讀者若以自己牟利的經驗去讀孟子（即雅斯貝爾斯所講的“由原初派生出來的東西”），當然會扞格不入，這是《孟子》難讀的另一個原因。孟子對利和勢的論辯一旦理清源頭，是非常簡單的。

義的本身就是宜——人群中的宜，是本該如此的意思，利作為一端已經包含在其中：“義者，利之和也”（《易·乾·文言》）。“和”與衝突相對。存在義人必然有利，使別人不利的不是義人，所以有“義能生利”的邏輯。

至於如何生利，別的方法也能生利生大利，孟子就很不耐煩討論這類的問題，因為這與他所講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講的是人群如何“並育而不害”。打個比方，孟子講的如同是“食，性也”。別人不知道這是根本，卻來與他辯論應該吃什麼大補，吃飽了還要吃是不是性，為了廉潔而餓死等等。孟子不反對大補，貪吃，或追求名聲，他講“好貨”，“好色”都無妨（見《孟子·梁惠王下》），何況這些。孟子就是要講一個何為根本，別人卻來用不相干的東西打岔，難怪他不耐煩。一個笑話中講，醫生給一個肥胖的人建議，晚餐只吃一個饅頭，這個人問，“飯前吃，還是飯後吃”。這樣的不知本末，在饅頭上容易懂，在社會問題上就不容易懂。孟夫子常碰到這樣的本末倒置的人，他如果聽到這個笑話，大概笑不出來。

孟子所講的義，即是現代所謂的“競合”（Coopetition, cooperation-competition theory）。競和爭本來是兩個意思，現代人將其合在一起，就只剩下爭的意思。競的努力，是每個個體自身的努力，各自的發展。爭則是個體間的衝突，爭則不能相容。例如“物競天擇”，解為物“爭”天擇，就有弱肉強食。在自然界，各個物種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才有繁盛的生物圈。物種以各自的生存之道互競，雖然有不同種動物弱肉強食，在沒有人的干預的情況下，這個原因很難導致物種滅絕，即使被捕食物種的生存之道的破壞。競導致生機盎然的平衡，爭只能導致動態的變化。只知道爭，不知道有競，就會只見死道，不見生機。這就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道理。在人群中講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論，就是要人吃人，連禽獸也不如了。老莊孔孟兩千多年前講的道理，現代社會卻要社會實踐碰壁之後，才重新發現。

競合所得到的是富，以富為利。這個利就是莊子所講的“有萬不同謂之富”的富，這樣的富不是整齊劃一，千篇一律所能達到的。在自然界，熱帶雨林物種豐富，而在蒙古高原，即使牧草連天，牛羊成群，也屬於物種貧瘠。在中學，所有的學生都專注於高考的科目，其他知識貧乏，即使能聲稱基礎教育成功，也稱不上富於人才。在大學，所有教授都以某些標準，統一嚴格考核優秀，這樣的大學也稱不上是好的大學。只有那些藏龍臥虎，能夠容納各擅勝場的奇人異士的大學，才是富於教授的大學。這是“好大學在於好的教授”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對於競，李宗吾曾經有個精妙的解釋，他說人的爭有兩種，一種是與自己爭，反求諸己，一種是與別人爭，進攻他人。他主張社會規則應該鼓勵，先要有與自己爭，用力獨深者勝；而不應鼓勵大家混戰，兩敗俱傷。在後一種情形下，即使勝者也可能是個豎子。李宗吾所講的這兩種爭，前者就是競，後者才是爭。以科舉或高考為例，這兩者都是老子講的使民爭的一類東西。在這兩者中勝出的，有很多只會爭的人，過了這個獨木橋，這些人既沒有外在的目標，也沒有內在的動力，即使聰明機智的人，也逐漸頹敗成一無用處的廢物。而用力獨深者，反而經常有被淘汰的情形，這不僅是這些人個人的損失，也是社會的損失。

人群在一起各自為自己幸福努力，是競。宣傳一種善，推銷一種美，人們的發展空間偏狹，就會爭。所以孟子說，唯利為尚，“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裡問題就出在爭，這是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相爭，得到配偶，飽腹即止；而人比動物多了一個層次，心，只能在心“飽”了之後才會停止爭，而心是無限的，爭也無止。即使在人們在數學上只知道三是最大的數目的時候，他們也知道什麼是很多，以至於無限。老子講：“虛其心，實其腹”，是針對這類情形而講。栗本慎一郎的《穿褲子的猴子》關於人類戰“爭”一章，描述了人類特有的極端的爭的現象，卻沒有給出解釋。

對競與爭的真正理解，能夠解釋很多現在中國的社會現象，這裡涉及的問題眾多，不能展開說明，這裡只舉一個例子說明。莊子說：“（言的界限）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莊子·齊物論》）。競的意思是，一種言論思想的自我發展，使之圓融豐足；而爭則是與其他言論思想爭論。現在的很多人不知道有競的存在，只知道有爭——只知道否定之否定，批評之批評才算是有思想——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發展出思想的。要知道，提出那些有效的否定和批評之前，哲學家先是要潛心夠深，有能夠窺破那個機關的深心獨運。

孔子說：“君子不爭”。這句話是對顏淵，原憲，子貢，子路，曾參這樣的人講的，是對有志於道，想達到朴德的儒家君子的人講的，希望他們自競獨深，不拘一格。很多人對此有誤解，認為孔子在講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爭，這是道聽途說，斷章取義了。孔子說，“我戰則克”（《禮記·禮器》），即在戰爭的時候必勝，這哪裡是不爭的束手待斃。孔子的爭，先競後爭，競重爭輕，實際上是講克敵需要我先有克敵的修為。沒有這樣的修為，先機即便是唾手可得，視而不見也無濟於事。不是命運垂青有準備的人，而是沒有準備的人，好事也會變成壞事，因為一件事之成往往在於一線，而敗一件事卻可有很多種。

再好的學術，滿心成見的人，也很難真正理會，更遑論在自身應用。一種好的學術，能理解多少往往在於一個人自己的程度，讀《老子》，《論語》尤其如此。知道這一點，即能知道老莊孔孟之書的印心之用。仁人君子不爭；對於普通人，孔子只希望能夠“使無訟”而已；而孔子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當仁不讓”之必爭，這一部分由孟子繼承並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