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當“逃離北上廣”和“逃回北上廣”的話題在網上熱議時，公眾號“城市數據團”發表了一篇爆文《逃離你終將衰落的家鄉》。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動的大數據為依據，得出了一個殘酷的結論：大都市就像抽水機，不停地從落後省份抽取勞動力，或許將來的某一天，我們就會像今天的日本一樣，無數村莊和城鎮凋零衰敗，但東京和大阪都市圈繁華依舊。在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大都市將毫不留情地吸乾周邊地區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夠生存。這現實殘酷嗎？不，因為這是年輕勞動力自己用腳投票所投出來的結果。

      的確，中國貧富差距情況嚴重到了不忍目睹的程度——有錢的越來越有錢、窮人則越來越窮。大都市和縣城農村相比，商業資源、教育資源、人力資源相差甚遠，無數年輕人離開家鄉、湧入大都市，以期改變生活現狀。但是高房價和戶籍制度又令他們幾乎夢碎，結果又把很多打工者又趕出大城市，或者他們的下一代再次複製着他們的生活模式。

      聞名世界的中國高成本教育，又導致家庭收入成為進入大學的一個極高門檻，從而貧窮家庭大學入學率大幅下降。於是在前途無望之際，窮人們無可奈何形成“拾荒大軍”或屈居地下室……甚至憤然上演自殺或互殘社會大悲劇。

      其中的典型悲劇有，今年8月份甘肅外出打工者李克英的28歲妻子楊改蘭，被發現給4個孩子喝了農藥並用斧頭砍傷他們之後自殺。李克英在附近城市打工，每年寄回家三、四千元人民幣，這是一家六口一年的生活費。然而，僅因為這三、四千元錢，當地官員取消了他們的低保資格。

      另有典型悲劇是，香港開放網本月16日報道，在北京有16萬“拾荒大軍”，有的在那裡過着同樣生活已經20年。文章用“貧窮的瘟疫正在跨代蔓延”來形容他們的情況。對這類人群的孩子來說，讀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北京開設打工子弟學校，但是一旦校長換人就可能隨時取消資助，甚至向他們索要以前的學費。

      公開資料顯示，沒有北京戶籍的家長們如果想要送孩子在北京上學，需必須持有“五證”，分別是家長的“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的戶口簿、在京暫住證、家長的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而有傳媒今年8月末報道，非北京戶籍人士要想集齊“五證”並非易事，而且政策細節隨時變化，甚至會被要求證明“這個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等。

      另據中原市場研究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的北漂一族中，平均每天有2.5戶選擇購買地下室，大多數的是為了讓孩子上學。數據顯示，8月份北京地下室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33700元，比二手房價格低28%。其中40%的地下室成交單價為每平方米3萬至5萬，25%為每平方米2萬以內，20%在2萬至3萬。

      《鳳凰財經》在文章中提到，“對於底層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導致了他們對教育的絕望”，一些農村貧困地區的民眾甚至放棄了高等教育。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在1978年至2005年間，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人數越來越少。80年代中後期，北京大學內來自農村的學生占30%；90年代後期人數比例開始下降；2000年後僅占到10%左右。

      另外，農村學生的人數比例與學校知名度有關，而知名度的低的大學的就業前景不佳。2012年復旦大學來自農村的新生占比為10.36%，同濟大學占比18.98%，天津大學28.14%，吉林大學32.27%，西北師範大學59.85%，南昌大學43.68%，喀什大學（原喀什師範學院）56.98%。

      還有學生或家長因無法支付大學學費，選擇自殺。2002年，陝西寶雞市的丁先生，在兒子拿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7,000多元的學費清單時，從7樓跳樓身亡。

      2003年夏天，陝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女兒以高分考上東北師範大學，但第一年學雜費為1萬元人民幣。景統仕喝下農藥，並在臨死前告訴家人：“我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

      2004年8月2日，遼陽農民孫守軍，因交不起兒子每年5,308元的學費，在家中喝下殺蟲劑自殺，並留下遺書“我兒⋯⋯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

       公開資料顯示，1990年代相繼進行的“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導致中國教育界成為一個暴利行業。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間，中小學亂收費高達2000億元；大學學費暴漲了20倍，本科四年最少花費2.8萬，相當於一個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的純收入。

      對此，“微信號水木然”發貼說：“大部分時候，你會看到很多像我一樣的窮人，但是我想說的是：我窮，並不是因為不努力。而是我根本就無法選擇你所在的圈子和環節。同樣，你會看到很多有錢人，他們顯得那樣的毫不費力，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努力。”就此話題，“微信號水木然”還展開來暢談。

      晉惠帝執政時期，有一年發生饑荒，百姓沒有糧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觀音土，許多百姓因此活活餓死。消息被迅速報到了皇宮中，晉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聽完了大臣的奏報後，大為不解。“善良”的晉惠帝很想為他的子民做點事情，經過冥思苦想後終於悟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曰：“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

      美國廢除黑奴前，美國南方種植園的白人奴隸主特別喜歡榜出一個黑人模範，說他辛苦工作，任勞任怨，所以每個月可以多獲得一些糧食和報酬。而對於那些吃不上飯，對奴隸主不滿的人則批評他們工作不認真，沒法養活自己的家人是因為自己工作不夠努力。

      這兩個故事，前一個傻，後一個壞。“為何不取消對窮人的補貼和福利以激勵他們上進”這一問題就兼有前者的傻勁和後者的壞勁。它不僅把窮人之所以窮完全歸結於窮人不努力不上進，是活該，而且認為只要取消了對窮人的補貼，窮人就會上進努力工作，整個社會的效率就會為之提高。我想，他們大概是把自己當成奴隸主了。

　　現在很多大學畢業生喜歡標榜自己的痛苦。比如說早上七點鐘起床去上班，晚上十點才回家，比如說為了考研筆記做了整整一抽屜，一大早去圖書館占座，把真題集一頁頁翻過去，唰，唰，唰......可是，他們困了可以靠在辦公椅上休息一會，餓了可以去學校食堂吃一頓再回來工作，在溫度適宜的空調房裡書桌里電腦前，做着和書籍有關的事情。

      難道，這就叫“努力”和“痛苦”了嗎？

      請問可悲可笑可恥的“祖國的暖男”們：你知道太原富士康流水線員工忙的時候每個小時要加工900個產品，平均每個產品的加工時間不能超過4秒，整整10個小時的上班時間裡，每一秒鐘都必須站在那裡聚精會神地做着機械又重複的工作，很多員工說“感覺像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嗎？

      然而他們不會離開，因為他們知道富士康就是流水線工廠中的麥肯錫，離開了這裡他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單位了。幾十米之隔的富士康保安常常羨慕地看着他們，表示自己也想去做工人，但因為犯錯太多，只能來做保安。2012年，一個普通的富士康工人如果一天只工作10個小時，那麼他的工資是“令人羨慕”的1800元。所以他們平均每周工作時長超過60個小時。　

      大同黑煤窯的工人的工資就稍微要高一點。每天6點天沒亮就要下去拉煤，一直拉到晚上沒辦法工作了為止。從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把幾十斤重的煤運上來，一名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百元左右的報酬，大致等於什麼事都不用做的實習生每天的報酬。除了工作環境艱苦，工人們還要面對礦難塌方、老闆拖欠工資、自己身體扛不住等風險。即使如此，在被問到是否辛苦時，從四川農村來的陳姓工人還是這樣說：“這裡比在家鄉要好上１０倍，這兒干一年，比得上在家鄉干６年”　　

      珠穆朗瑪峰腳下的夏爾巴人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嚮導服務，他們為登山者背負行李輜重，遇到危險的難以翻越的障礙搭人牆讓雇主通過。這樣，他們每年可以賺取4000美元的工資。為了這換算成人民幣4萬元不到的收入，許多夏爾巴人都死在了登頂珠峰服務的路上。“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實上最後能活下來都靠運氣。”夏爾巴人巴桑說，“這就是我們的工作，也是我們唯一賺錢的方法。”　　

      那麼，當你吹着空調、坐着地鐵、上過大學、用過電腦，在城市裡做着還算體面的工作時，面對着這些為了基本的生存掙扎的底層人民，又有什麼理由說：“應該取消窮人的福利來激勵他們上進呢？”而且，社會即將分層，階層正在固化，而你們這些“飽漢哪知餓漢飢”的“祖國暖男”，你們仍能繼續無知無畏的高歌"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