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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经历、履历相似，但政治立场却很不同。唐德刚可谓三人中最亲共的，去中国参加官方的什麽会议。他歌颂共产中国的崛起和能耐，也写过肉麻吹捧邓小平的文章。在美国政治上，没见过唐德刚有什麽论述，只读过他公开抨击老友夏志清的文章，说夏老跟他随口发泄的几句对黑人犯罪的不满是种族歧视，以此展示他自己的“政治正确”。用什麽“歧视”这个伪命题来攻击政敌是左派惯用的手法。

夏志清则一生坚定反共，在纽约的反共活动中，常见夏老的身影。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夏志清也跟他那一辈的多数华人学者不同，他是清晰的右派（保守派），明确支持共和党、小政府、自由经济，对福利制度深恶痛绝。

董鼎山跟唐德刚类似，是亲共的路子，但比较低调，跟国内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所以一路都能在官方报刊发文章，更在美国的亲共《侨报》等有专栏。在美国政治上，董鼎山是清晰的自由派（左派）。当然，他的左倾（反对资本主义）是他亲共（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在人品上，最老的唐德刚最玩世不恭，谈吐作文都有一种流里流气的调子，甚至粗话连篇，很难让人把他跟“教授”的身份连到一起（当然了，如今玩世不恭的流氓教授已经比比皆是）。说实话，唐德刚的亲共并不特别，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以前就没几个不亲共的，现在则更多人受不了北京红地毯茅台酒的诱惑。唐德刚的最大不同，是他的痞气，这点在那一辈海外华人学者中倒是比较少见的。大概就因为有这种“气质”，唐德刚才会跟台北的流氓文人李敖“意气相投”，因为他们到一起就可以插科打诨，惺惺相“嬉”。

从学术成绩上来讲，唐德刚主要有几本“口述历史”，其中《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比较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是因为对唐德刚的兴趣，而是对胡适。

胡适当年曾跟唐德刚有过几次谈话（唐说做哥伦比亚大学项目），结果就被唐德刚“卖”一辈子。我看过他那本《胡适杂忆》，感觉很不好，主要是受不了他写胡适那种流里流气的调子，而且其中有些内容感觉不那麽地道、实在，因为和其它来源中了解的胡适不吻合，以致我曾想写一篇叫做“胡适认识唐德刚倒死霉了”的文章。

胡适是中国文坛少有的绅士，被唐德刚这种痞气的人以拿到“独家资料”的权威身份写一顿实在不是好事。因为唐德刚跟胡适是两类人，相互绝不可能真正理解、沟通和欣赏，被这种人写，就等于被这种人践踏和耍弄了。这里胡适本人当然有一定责任，跟唐德刚这种人一接触，就应该感觉到他是哪类人。当然，有人推断，当年那个普通留学生唐德刚在大名人胡适面前一定是毕恭毕敬，而那时期的胡适则比较寂寞。但自胡适离开纽约回台湾任中研院长之后，再没跟唐德刚有过任何联系，也没请唐博士回台参加任何学术活动，更别说请他回台任教等。这起码可推测胡适对唐德刚并不感冒。

三老中夏志清是老顽童，常常口无遮拦，随口像孩童那样评论，某某是好人，某某是个坏人，但他不说粗话脏话（起码我没听过），品行里也没有唐德刚那种痞气和“精明”，是个真诚的性情中人，经常很幽默，如果别人听懂了他的幽默，他就会像孩子样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欣赏有才华的人，过于偏爱能写点东西的女性，以致多次被精明的“女作家们”给利用和耍弄了。

夏志清以中国文学评论出名，但对他的捧张爱玲、贬鲁迅，我完全不认同。因为这两个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张爱玲是写小市民的小说家（写得阴暗到令人无法忍受），而鲁迅是思考中国文化整体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者的份量天壤之别！把两者对等，都属荒唐，再褒张贬鲁，那就不可思议了。夏教授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其它方面似乎头头是道，但到了张爱玲和鲁迅，我个人认为，是错得一塌糊涂。

和唐老、夏老相比，董鼎山可谓谦谦君子。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起码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正经人。他的左倾是随西方知识分子的大流。他那些给中国人介绍的西方的东西，当然基本都是从左倾立场出发，左派欣赏和推崇的，而且也只局限于对一些作品的皮毛介绍，几乎完全没有框架性的东西，也严重缺乏他个人的独立评析。但无论如何，他的勤于笔耕，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写到93岁，前后近80年，去世前三天还在报上发专栏，可谓写到最后一口气，这点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但董鼎山走后，他的追思会是由纽约的共产党《侨报》办的，侨报副刊主编主持，中共领馆文化官员亲临。他去世前，中共领事已专程去探望，等于盖棺论定，你是我们的人。由共产党的报纸给董鼎山办追思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绝不是光荣。

对纽约“三老”，我只跟董鼎山没见过面，却只跟他打过两次笔仗，每次都是他先“发难”，我是防守回应，都是针对董鼎山和他的弟弟、翻译了《1984》的董乐山反目为仇的事。在董鼎山去世之际，我翻出这两篇文章重读一遍，觉得两场笔仗都是该打的。纽约三老去世，代表著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董家兄弟之争，代表的是人类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争论。所以在此附上这两篇跟董鼎山笔仗的文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