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国的难民政策一直是我诟病的。尽管一直都有断断续续的各种新闻信息的馈入，却因为时间，精力，着重点的局限，从来没有想要系统地归纳整理。每当批判莫大妈的祸害时，总是被俺是凡平以居住在德国的“权威”发言噎得一愣一愣的。何清涟的这篇文章比较清晰的阐述了德国最近的难民政策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我一直想说却力不能及的好文章。特转帖在此与大家分享。标题我做了改动，只为吸引眼球。

何清涟：德国的戏剧：默克尔王座下的民意基础

作者: 何清涟

9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本党柏林败选后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时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难民政策。因为近一年对德国有密集观察，我认为，昔日“欧洲女王”的这番话，与其说是缘于她对难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说缘于王座不稳产生的危机感。因为柏林毕竟是德国左派大本营，那地方原本没有德国选择党（AfD）一点立足之地，基民党败选可视为德国政治的转折点。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有民意基础

有人将德国的难民困境归因于默克尔一人，但我认为，德国陷入难民危机，有默克尔个人的因素，但她绝非一个人在“战斗”，支持她守住难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国一众左派，以及德国公法媒体罔顾事实的赞歌；给她信心的，是欧美长期奉行、且已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霸权，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声。她在这些力量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台灯光让她完全不愿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现实。

默克尔宣布接收难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计很多人都“忘了”两个多月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国电视一台一个谈话节目中，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难民小女孩里姆在节目中向默克尔陈情，她一家人从黎巴嫩到德国避难已经4年，很可能被遣返。针对里姆的述说，默克尔回答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时，政治就是很残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人。如果我们说‘你们都来吧’、‘你们都从非洲来吧’，我们将无法承受。有些人必须要回去。”这一回答令里姆当场哭泣。这段2分钟的视频让默克尔受到了汹涌如潮的指责，认为她太冷血。

8月24日，内政部属下的移民局经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国基本法给予避难的个人权利的条款，对叙利亚申请避难者单个进行审理，而是给予所有叙利亚人庇护，将“都柏林规则”废除，且移民局还将此内部操作方式于8月25日在推特上公开。此外，德国还撤销了驱逐此前避难被拒的叙利亚难民的决定。9月5日，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让所有难民进入。她的这一决定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支持，被誉为“尊重欧洲团结大局的一举”，全世界的左派更是为之沸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政府首脑纷纷向默克尔表示敬意，并声明要向德国学习，欢迎难民来本国。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赞誉，欧洲女王默克尔很难再保持冷静，面对接收无上限的犹疑，她在9月20号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能做到”。德国民间的“欢迎文化”成为主流，民调显示，86%以上的德国人都表示欢迎，谁要是提出疑问，重则被骂为纳粹、种族主义，轻则被斥责为没有人道关怀。一些德国专家更是争先恐后地论证：难民将极大地解决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甚至臆想出叙利亚难民中有不少医生、工程师等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人。有报道说，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的统计，如今身处希腊的叙利亚难民，竟有高达4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会说英语，这就减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碍。而实际上，开姆尼茨工大的研究显示：自愿参加智力测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难民，即对德国民众所宣传的“难民工程师”，实际水平只相当于实科学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经济学Wößmann教授的调查显示，只有10%的难民是受过高等教育，其余基本不会读写，是母语功能性文盲。

默克尔的名声在这时达到顶峰，成为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最高的热门人选。

“默克尔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权，应该怪谁？

难民到达接收国，其处事方式是在接收国政府与民众的接触中形成的。难民变成享有法外特权的群体，是政府主导，但不能说每道命令都是默克尔亲自下达的，比如难民在商场拿东西不付费不算偷窃，应该说是各州政府的规定；凡难民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强奸、伤人、偷窃，媒体出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考虑绝不报道，这是多年来政治正确约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征用住房安排难民时，强行将原德国住户（包括一些年迈退休老人）的租约解约。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会贴上人道标签。

上述现象，我在《德国的戏剧：“政治正确”高于国家安全》提及过。难民们动辄就是“我们是默克尔的客人”，并以此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对医护人员施暴，有的还高叫“真主至大”将刀架到医生脖子上，要将医生斩首，或重伤医生，导致医生住院，由于种种暴力行为频发，有的医院被迫为医生集体订购自卫武器，让医生带着武器进手术室，不少医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极其的避难者暴力-越来越多的医生购置武器》）凡此种种，只能说是德国社会惯出来的。

政治正确被发展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岁的是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后的经历为证。格伦在今年1月被性侵后报警，她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还在脸书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一些女中学生被难民性侵后不报警，也是出于和格伦同样的考虑。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怕也只有在德国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发生的咄咄怪事，考虑到这位女子是个职业政客，可以推想德国政坛左得离谱。

司法部门对难民的犯罪行为，也很少予以惩治。一位22岁的厄立特里亚人因各种犯罪行为被报案/起诉189次，但总是被释放。前一向，这年轻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检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释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释放 - 德国司法如此阻挠警局》）

动物农庄有句著名的话：“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难民潮以后，德国实现了这种“平等”。对难民这种法律上的特殊宽纵，既害了德国社会，也害了这位年轻人。因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结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震惊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国汉堡，斯图加特等十余个德国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类似集体性侵事件），就是在难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惩 治的社会氛围中发生的。

政治正确的子弹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如果说民众缺乏眼光与通盘考虑所需要的知识，有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但是，在政治正确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很少有知识分子愿意出头。个别愿意担负起社会瞭望者责任的，往往被政界、媒体与民意三重压力碎成齑粉。我在《德国的危机：“政治正确”下的媒体失灵》中以原柏林市财政部长、经济学家、原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为例，讲述了他被政治正确的子弹密集射杀的往事。2010年，萨拉辛出版了《德国的自我毁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过对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德国正在走向毁灭。因为这本书，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德国各界不在意他讲的是不是事实，而在意他这本书的“政治不正确”。指责他的人马当中，主力是德国政界和媒体，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是领军人物。萨拉辛不仅被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局严辞谴责并辞退，犹太人社团对他进行严厉谴责，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欧洲其他国家媒体也对他发出激烈批评。

短短20多天内，萨拉辛失去了社会声誉、工作以及犹太人的族群认同，即使如此，民众的愤怒仍然如波涛汹涌，不断有民众将其称为“种族主义者”，要求其“闭嘴”。现在，萨拉辛当年的预言全部实现了，但德国朝野无人向他道歉。

有了萨拉辛被政治正确子弹射杀的先例，德国知识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发生后，才有一些人站出来陆续发表各种言论，讨论难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读者，考虑到政治正确对德国民众的裹挟力时，不要忘记汉娜·阿伦特在二战后反思屠杀犹太人时，提出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恶”意指极权体制下人们在意识形态裹挟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欢迎文化”虽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众在意识形态裹挟之下一种无思想、无责任的行为。反思欧洲难民潮的缘起，批评默克尔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意识形态裹挟下大行其道的“欢迎文化”。

（本文德文资料由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 女士翻译并核查，特此鸣谢）

受沐岚的启发，特附上Don King挺Trump的精彩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