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十月招生简章公布时，我尚在高中念书。老师们奔走相告：在校生可以参加高考喔。我有点无动于衷，不相信真有这种好事。学校做出决定，从３００名应届高中生选出３０名，集中培训两周，准备参加高考。选拔科目：数、理、化、语文、政治。考试结果，我的数理化还说得过去，政治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二。我的班主任对在同一学校教数学的妈妈说：“康乐就是闭着眼答卷，也不至于差到这地步。”无论如何，或许是因为我的数理化成绩，我还是被选入了３０人训练班。

离高考只剩两周了，什么培训恐怕都来不及了。我们这帮人，生在六Ｏ年，先天不足，六八年入小学，九年来，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多一半时间。记得培训班开始前，我问我妈：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什么是二元一次方程，我妈说：你初中就学过了，我硬说老师没讲过。

培训班开始了，老师们干劲比学生大。学校选出十几位各科最出色的老师，每位老师给一天时间，内容形式老师自己掌握。老师们翻出文革前的教材考题，稀奇古怪，听得我们云里雾里，考得我们垂头丧气。有几位老师，从早讲到晚，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还不肯罢休。

十几天很快过去了，我的数理化或许有点模样了，可政治怎么办？爸爸说：不用急，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原来这两周，爸爸四处收集、摘抄，整理了足有一本书厚的政治题。可怜父母心啊。整整两天，我把自己关在爸爸的办公室，死记硬背那些符号，压根不知说的什么。我那时是个极端单一心眼的人，对时事、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当年那些政治题于我如天方夜潭。在我读书的生涯里，那两天最艰苦，最刻骨铭心。

高考开始了，第一天上午考的什么不记得了（语文？）。下午考数学，我的拿手戏，不慌不忙坐进教室，考卷到手，却什么都忘了，全不会。有一题，我妈妈前一晚刚教了我，就是记不起公式，稀里糊涂做了一遍，一点把握没有。回到家里，我妈见了我好高兴：“昨晚刚教了你的题，肯定作对了。”我一句话说不出，只知道流眼泪，妈妈才知道事情不妙。碍于明天还有考试，妈妈鼓励道：“不要紧，今天没考好，明天的考试还应该认真对待。”

第二天的理化，好象还有政治，本是我头疼的科目，却考得一路顺风。但因为前一天数学的惨相，我无法为第二天的成绩而高兴。

七八年春节前几天，通知书开始来了。一些好事的家长学生，每天去邮局等信查信，谁谁的通知来了，很快传遍全城。家乡是个小县城，似乎人人都知道哪个孩子是哪家的。

除夕那天，另一位在校生接到了川大的通知书。川大也是我的第一自愿，却不见我的通知书。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在我十七年的生命里，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希望，也真正体会到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坐失良机的痛处。我当时根本不相信半年后还有凭考试上大学的机会。过去，我从来没有把上大学同我连在一起过，教师的子女，加上地主出身，在那个年代是社会的最低层。尽管我深知这点，但从不为此伤脑筋，世界生来就如此，我能有什么办法，恰好可以为自己不努力做借口。但现在不一样了，凭成绩上大学，考不上，只能怪自己，这正是痛之所在，也是心之不甘所在。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躲在家里看书，什么心思也没有。快到中午了，一位朋友闯进家里，大声地喊：“你们家可以过个好年啦！”我们急不可耐：“什么事？”“康乐的通知来了，是川大。”

那一刻，我的心情，我想同那年每一位接到通知书同学的心情一样，如愿以偿了，以为天底下上了大学便再不会有烦恼了。

午饭后，爸爸等不及邮递员送信来，自己跑到邮局取信。回来后让我猜是什么系？数学？当然不是。物理，也不是。猜不着。爸爸说：“是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化学是数理化中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更没听说过分析化学。不过在当时，有大学上比什么都强，哪还顾得上什么专业。

那天下午，是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看到父母脸上按耐不住的喜悦，我真的很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终于做了一件让父母宽慰的事！去年，我弟弟的儿子为学校的作文，问我爸爸：“爷爷，什么是你一生最高兴的事？”我爸爸不加思索地说：“大女儿七七年考上大学。”

直到今天，我依然以自己是七七级大学生为荣。我本不属于这帮人，但命运却让我赶上了这班车。就因为如此，我始终觉得同七七级这帮人有缘分。愿七七级大学生们如２０年前一样，事事如愿以偿。

1997年底， Rolla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