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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9岁的公社主任心头压着一种“临危受命”的沉重感觉，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富塘公社党委瘫痪得很厉害，干部群众思想混乱，几个主要领导，有的“靠边站”了，有的躺下来不工作了，千斤重担一下子落到他的肩上。丁天志不是怕担重担的人，更不是没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干革命工作，他从来都是认真负责、雷厉风行。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虽然年纪不大，大大小小的运动经历不少，反右、反“右倾”、整风整社、搞“社教”，都经历过，哪一次不是积极分子？可以说他本人就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理所当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县里抓“小邓拓”和“政治扒手”的各项行动，但紧接着，《十六条》下发了，县里派到各单位的文革工作组撤出了，改派联络员到各单位指导工作，这时候，有些外地学生挂着“红卫兵”的袖章跑到县里搞串联，煽风点火。一下子乱了套，县里几个中学，有人贴“大字报”，有人散传单，有人破“四旧”，搞得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接着又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城里出现了“改组道县县委”的标语，还有“炮轰县委”的大字报。丁天志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冷笑。他是参加过反右的人，明白什么是“引蛇出洞”，怎样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这帮家伙离死也不远了！他想起反右那刻，前几天那帮“右派分子”一个个还人模狗样的大放厥辞，给党提意见，结果上面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县委一个会议，你再看这帮家伙，一个个哭着喊着，找领导解释，作检讨，骂自己，丑态百出——迟了！反动本质已经充分暴露了，露出来的狐疑尾巴想缩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只几天工夫，一个个脑袋衔到裤裆里，连小乃崽都用石头打他们。果不其然，这一次这些“反动标语和大字报”出笼以后，县委连着召开了两次大会，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次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部署“抓右派、促生产”和批斗“政治扒手”。这一次是贫下中农说话了！那些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和“政治扒手”，顷刻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丁天志做梦也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帮家伙居然咸鱼翻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这一下把人的思想彻底搞乱了。县里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一边是受到县委支持的“红战士”（“红联”的前身），一边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革联”的前身），丁天志理所当然参加了“红战士”。令丁天志又没有想到的是，“革联”这个成份严重不纯的群众组织竟然在县里得了势。8月8日，他们抢了县人武部的枪，第二天，县公、检、法机关也被砸烂了，道江镇成了“革联”的天下，他们背着枪在道江镇耀武扬威，到处巡逻，到处发通令，逼得“红联”总部不得不退守营江。但丁天志深信，“革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党不依靠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会去依靠那些屁股上有粑粑的？他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要想进步，要得到党的培养和信用，就必须在运动中好好表现。在运动中好好表现的关键，第一是站稳阶级立场；第二是紧跟上级领导；第三是加强阶级斗争精神。任凭风云变幻，这三条到任何时候都错不了。目前，富塘公社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一、领导班子涣散，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二、“革联”势力渗透严重，特别是紧挨道江镇的东阳大队，不但地富蠢蠢欲动，很多贫下中农也跟着起哄，简直要成了“革联”的天下。关于这一点，区里开会时作了专门的研究，要求公社领导要站出来，采取断然措施，把阶级队伍整理好；进一步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治；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关于“革联”的性质问题，上级领导已经定了性：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革联”已经演变为道县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阶级敌人的总根子。要采取果断措施斩断“革联”伸向农村的黑手，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道路。

把熊贯益控制起来，可以说是富塘公社贯彻区战备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措施，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对东阳大队那些与“革匪”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也是一个严正的警告。

肖XX带领民兵去抓熊贯益时，熊正在田里搞“双抢”。他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都要受到不同形式的批斗，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被触动，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因此更有些忐忑不安。看到公社来人抓他，心里反倒踏实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捉到公社里，日子可能会被留在大队要好过些。因为在公社里接受批斗虽然也要触及皮肉，但比在大队上要轻得多。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捉了去会被杀掉。而且会死得很惨。

8月21日，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支部书记、宣协主席、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会议煽动杀人。

“四巨头”会议之后，8月23日，东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熊贯益死刑，立即执行。为了取得震撼性效果，采取了用炸药炸的办法。据笔者调查，熊贯益很可能是道县“坐土飞机”的第一人，在他之后“坐土飞机”的案例很多，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听说有类似案例。

丁天志说：“我们把熊贯益控制起来，是贯彻区会议的精神，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区里开了（杀人）现场会，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抓一、两个典型，我们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贯益开刀。这是历史的错误，没有理由要求个人来承担责任。不杀熊贯益，就要杀了马贯益；我不批准杀，总要有人批准。何况跟别的地方比起来，富塘公社在‘乱杀风’中只能算一个轻灾区，杀的人比其他公社一个大队都要少。”

尽管我们不能苟同丁天志的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道县37个公社，大部分杀人的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杀得特别多的，如四、五百人，很少；杀得比较少的，如一、二十个人，也少；像富塘公社这样只杀24人确确实实要算“轻灾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多的是蚣坝公社，杀524人；第二名是审章塘公社，杀285人。倒数第二名是富田公社，杀24人。)

那么，这个“轻灾区”到底怎么个轻法呢？

还是从东阳说起。东阳大队8月23日率先杀了熊贯益之后，8月26日又杀了一个19岁的四类分子子女梁先莲。据说这个姑娘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长得乖（漂亮），而且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县剧团曾有意招收她，政审没过关。当地村民说：“可惜生拐在地主屋里，不然是个飞得起的角色。”当年道县农村，女孩子一般十七、八岁就订了亲，20岁之前都嫁了人，梁先莲拍满的19岁了，还待字闺中，这姑娘成份高心气却不低，太褛水的她看不上眼，看得上的，人家又不敢沾她的边。要说一个女崽能够长得这么乖也实在难为她了，要是放在前些年，有得这个资格（姿色），公社当领导的、城里穿可可鞋的都会抢起要，可现在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了。人家石秀华石书记，南下干部老革命，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都整得五痨七伤，其他人谁还敢触这个霉头？反过来，梁先莲本人也应当人贵有自知之明，差不多找个人家嫁了算了。她这个样子，有些成份好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会要。老老实实生儿育女过日子，也许逃得过这一劫，至少不会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还害得家里人跟着遭殃。这人呐，一旦没得根索子拴着，就容易身子发飘，招惹是非。那年头，成分高的人家，躲在屋里不出门，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都不一定保得住不出问题。她呐，一个女崽，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挣工分，跟着那帮人“造反有理”，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一个牛鬼蛇神屋里出来的，革什么命？梁先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脱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有人亲眼看到她拿着一个小本子鬼鬼祟祟地跑到道江镇去抄大字报，还有人看见她偷偷摸摸钻进二中参加了“革联”，从二中带着反革命任务回大队搞“串联”。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老鼠舔猫仔屁眼——找死！

对于梁先莲的问题，上关区领导非常重视，（1967年）8月18日，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罗书文（东门公社武装部长）、万光裕（富塘公社植培、“红联”头头）、肖家旺（东门公社植培员、“红联”头头）、何维清（公社干部、红联头头）、左昌赐（上关公社组织干事）等人，专门开会研究过，一致认为，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参加“反动组织”，“进二中接受反革命任务”，是上关区“四类分子翻天”的一个典型代表，必须对其果断措施。会后，由万光裕带领民兵自卫队将梁先莲抓捕归案，关到冯家小学，（当时学校已经停课，冯家小学是上关区民兵自卫队的一个据点。）由肖家旺负责审讯。

具体怎么审讯的，动没动刑，动了哪些刑，由于死无对证，时间又过去了19年，现已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项内容确切无误，就是逼迫梁先莲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动”和在二中接受的“反革命任务”，并揭发“革联”的反动内幕。我不知道梁先莲到底是怎么“交代”和“揭发”的，但估计她很难交代得令人满意，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参加过“革联”。为此事我专门采访过一位原“革联”负责人，他说：”梁先莲参加‘革联’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我们虽然坚持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不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投身文化大革命，但是当时‘红联’攻击我们很厉害，为了避免给‘红联’提供口实，对于农村中四类分子子女一般不接受他们参加‘革联’，主要是在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中发展成员。”

1967年8月25日，区里通知东阳大队派人将反动组织成员梁先莲领回去，交贫下中农处理。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地主阶级孝子玄孙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据说杀之前，出了一点小状况，几个看押他的民兵觉得，看到这号女崽，哪能个不流口水？看那个头发，看那个奶子，看那个屁股，都关在笼子里了，还透着好大一股子骚劲，就这样白白的杀掉，太过于可惜。几个人一商量，反正要杀的，不搞白不搞。想想从前一起在生产队出工的时候，跟她开一点子玩笑，偷空子摸一下她的奶子，掐一下她的屁股，你看她那个鬼样子，就像要强奸她一样，你不是摸不得，掐不得吗？对不起，这一回，我们不但要摸要掐，还要搞你一个痛快，叫你到阎王老子那里还记得我们。

8月26日，梁先莲在惨遭轮奸之后，“坐土飞机”上了西天。(梁先莲杀前曾被轮奸之事，处遗工作组曾立案进行调查，因缺乏证据，无法落实，故作出了不能成立的结论。笔者所记是根据原始控诉材料写成，特此说明。本纪实文字原则上不写未经处遗工作组落实的内容，但因此事在道县流传太广，故记之。)

8月29日，杀地主分子何麟。

9月4日，杀梁先莲的哥哥梁先琅（26岁）。

9月10日，杀梁先琅的妻子周平珠（20岁）。像她的小姑子一样杀前也被轮奸，另一种说法是轮奸后被杀人灭口。

东阳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5人，梁家占60%，只留下一个46岁的老母亲和一个3岁不到的小孙子梁月明。人杀后，梁母带着孙子梁月明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某，梁月明亦随继祖父改姓为蒋，梁月明这个无缘得到父母管教的孩子，跟着祖母和继祖父在道江镇慢慢长大，他后来的故事叫人痛感命运的乖舛无常和人性的繁复幽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与读者朋友们好好地聊聊他。

下面，我们到富塘公社五星大队看一看。

五星大队公社化前叫五候村，现在也叫五候村，因村边五老山上的一座古寺——五候庙而得名。《清道光·道州志》记载：唐德宗年间（公元780-805年），名吏阳城被贬迁道州刺使，赴任途中，行至襄阳，有五位童颜鹤发的老人前来迎接，问及何事，曰：唯愿使君能为道州百姓多行好事。问及五老家住何处，曰：“道州城西北五里处。”阳城感谢五老远道相迎，以彩帛五匹赠之。赴任后，问道州城西北五里处是否住着五位老者，旁边的人告诉他，那里只有一口五龙井，并无人住。阳城讶之，亲自前往查访，但见五龙井边撂着五匹彩帛，正是自己所赠。知五位老人为仙人所化，遂立庙祭祀，称为五候。

如此看来，五候庙应始建于唐德宗年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1986年我在道县采访时，到过此庙。岁月的侵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该庙已破烂不堪。庙门是个旧式牌坊，庙里有块断成几截的残碑，上书：“五候庙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当是清代所立。我对着几已空空的神位，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没有任何求愿，只是虔诚的祈祷，纯粹的祈祷。

在我看来，五候庙与其说是道州百姓为五位仙人修建的神庙，不如说是为唐代名臣阳城建的一座纪念碑。唐史载：阳城（公元753-805）唐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县）人。唐德宗年间官授谏议大夫，因弹劾权相裴延龄被贬为陕州剌史，后又迁道州刺史，以博学多才，耿介直言而名重一时。阳城迁任道州剌史后，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得道州民众爱戴。时，道州年年向朝廷进贡侏儒（称为矮奴），供皇家赏玩，为“道州任土贡”。一时道州以侏儒为贵，更有为父母者，以违背人伦天理之手段，残害亲生骨肉，使之成为侏儒。阳城痛心疾首，立志革除。上书德宗：“臣按《六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而无矮奴……”德宗阅罢奏章，终于废除了道州岁岁进贡侏儒的虐政。史称阳城罢侏儒。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一篇脍炙人口的古风——《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奉，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意，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如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太善良了，太容易满足了，一个人只要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就子子孙孙记着他，感激他，歌颂他。

步出庙门，眼前大片的山、大片的水、大片的田畴，置身其间如依偎于母亲的怀抱而回归于婴儿。在这个地方谈论杀人的话题，真的有点不合时宜。

我坐在庙门的石礅上，看着门前空坪上石缝中丛生的杂草，心头一阵恍恍惚惚……

也许是真的得到了五候的保佑，五星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仅杀4人。

（1967年）8月21日，五星大队支部书记蒋龙祥到公社参加“四巨头”会议，回村以后，没有马上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因为蒋支书认为，公社领导讲的是“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他一两个”，但目前看来，大队上的几个分子还没有发现“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的程度，要说“调皮捣蛋”的，贫下中农里头还真有几个，可惜上头又没有开这个口子。当然，这个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因为这是立场问题，话一出口，屁股就坐歪了，屁股一歪就站到了阶级敌人那一边，站到阶级敌人那一边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人民的敌人脑壳就危险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活思想，行动就不免迟缓了一些。

一连好几天没有行动。

后来看到别的公社、别的大队杀得热火朝天，公社又打过两个电话来催要（杀人）数字。再不行动就说不过去了。于是，8月25日，在大队部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公社8·21会议精神。会上，经研究决定杀地富分子胡荣等2人。抓人的时候，却只抓到了胡荣，另一个家伙不知道如何得信跑脱了。蒋龙祥非常生气，指示民兵营长带领民兵追捕。结果还是没抓着。蒋龙祥说：“数字已经（向公社）报上去了，怎么办？再补一个上来吧，报到公社的人数不能少。”经研究决定再杀2个，一个是16岁的周德吉，另一个是25岁的胡荣权，都是地富子弟。之后又杀了一个53岁的中农社员何清明。

杀何清明的情况处遗工作组有专案调查材料。何清明被杀与大队副支书文仕才报复杀人有关，何在“社教”运动中，根据社教工作队的安排提过文的意见，并参加了对文等人“四不清”问题的批判，文怀恨在心，文革“杀人风”中，文仕才借口何清明参加了反动组织“革联”，提出要杀。讨论时，多数支委不同意，但文坚持要杀。此案经过处遗工作组多方查证落实，定性为报复杀人案。

再讲一讲李家园大队的杀人情况。

李家园大队是富塘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共杀7人，其中自杀1人。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就是这个大队的贫协主席，他是以贫下中农代表的身份担任公社文革主任的。说到杀人又得从8月21日公社召开的“四巨头”会议说起，支书吴永茂到公社参加会议回来后，于8月25日召开支委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杀5人。次日，又召开全大队基干会，具体部署，当晚开始杀人。

8月26日杀4人：地主分子魏正福（男，50岁）、唐原娥（女，50岁）两公婆，地主分子聂连杰（男，44岁）、地主分子陈仰瑞（男，51岁）。

魏正福和唐原娥是“坐土飞机”炸死的。据知情者说：“因为别的大队杀地富，坐了‘土飞机’，所以我们大队开会研究时，支委陈帮学（已故）提出也让他们‘坐一坐土飞机’。当时大队的人没有什么经验，晓不得怎么搞，就把魏正福两公婆背靠背用绳子捆在一砣，中间插一包炸药，装上雷管，牵一根引线出来，就跟修水库炸石头一样，把引信一点燃，结果炸药放得太多了，炸得血肉满天飞，那个场面嚇死人。”

大概是场面过于惊心动魄，接着杀聂连杰和陈仰瑞时，有人动了怜悯之心，提出杀了算了，别“坐土飞机”了。好，不坐就不坐，就用刀砍了。

第二天（8月27日）又杀两人：富农分子文绍富（47岁）和他的老婆杨月英（45岁）。

本来大队开会研究名单时，没有杨月英。妇女主任李瑞娥带着一帮女民兵把她也捆了来，已经捆来了再放就不合适了，只好一起杀掉算了。

富农分子陈发寿看到魏正福两口子被炸的惨状，嚇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自己哪天被杀，一天到晚神神道道地念：“我留个全尸就好！要给我留个全尸就好！”9月1日，民兵到他家通知他到大队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一敲门，陈发寿以为要杀他的来了，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脖子，上吊自杀了。

8月29日，富塘公社在李家园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有300多人参加，主旨是制止滥杀。会议的召开有两个背景，一， “红联”营江前指牵头，于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虽然这个会议最后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大会，会后很多地方搞了平衡杀人和补火杀人，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但也有部分区社还是召开了制止滥杀的会议，富塘公社可以算是其一。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6950部队之一部奉命进驻道县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制止杀人，已于8月29日上午进入道江镇。笔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从8月21日到29日，富塘公社一连开了四个会议。前三个是动员部署杀人的，第四个是制止杀人。这四个会议全部是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的。尽管笔者对这个说法还有一些疑问，但，无论怎么说，8月29日李家园这次会议应当算是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至少是一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唐咸书在会上说：“今后不准再乱杀人了，谁杀谁负责。实在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整材料报上级批准，批准以后才能杀。”

但在会议快结束时，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站起来说：“开会讲的听他那么多，各大队自己考虑，有调皮捣蛋的，杀几个也要得。头发打湿了总要剃，该杀的还得杀，贫下中农同意杀，不要报公社，自己决定。”

会后，立埠等大队又抓紧时间杀6人，其中立埠大队杀3人。

立埠大队在“杀人风”中属于行动比较迟缓的大队，最大的问题出在领导班子比较涣散上。8月21日，公社召开各大队“四巨头”会议，只有大队长曹发开去参加了。回来以后，一直拖到8月27日才开会传达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时，又因为有人思想右倾，没能达成一致，最后决定先将四类分子何告昌、何仁胜两爷崽，还有一个中农何润胜三人关起来，请示公社后再作处理。

没想到去抓人的时候，3个家伙全逃跑了。太明显了，肯定是出了内奸，走脱了消息。这个内奸是谁呢？简直吃了豹子胆，公社领导早就说了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本来要严肃追查，可是一看可能当“叛徒”的嫌疑犯太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查得不好伤了和气，查出问题来又得杀人，也就网开一面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给通风报的信。）

8月29日，公社在李家园开会，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公社领导在会上讲了立埠逃跑的三个坏东西，两个在梅花落网，一个被清溪的民兵抓住，要大队去领人。与会者一阵哄笑，搞得立埠大队的干部感觉到很有点颜面扫地。开完会，把人领回来以后，当天晚上，支书何富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3人。由于公社领导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罪大恶极一定要杀的，要先报材料，开会时大家都不吭声。大队贫协主席何能昌看到这帮人一个个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心里有气，就站起来说：“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字，杀！他们不逃跑还可以宽大，逃跑了抓回来的，还留得么？你们怕负得责，我来负责，以后要作检讨我去作。”既然贫协开了口，还有什么可说的，当晚，便将3人杀害，抛尸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