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化历程的终点 —— 斯宾格勒如是说
文/ 沐岚
“两种灵魂”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的第十三章《城市与民族》中第一节。在这一节中他把城市与乡野各比喻成一种“灵魂”，通过追踪和分析人类文明变化发展的足迹提出了“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在所有的文明中，这些城市，是人工的，数学的，都发展成棋盘似的整齐形式， 是完全与土地隔离的产物，“跟本是灵魂消逝的象征。” 他指出：“‘世界都市，真如石砌的巨像，矗立在每一个伟大的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终点。”他认为城市本和植物一样，其发展与其它基于“风景”上的高级文化形式的发展没什么不同。但是“文明”时代的巨型城市，则剥除了它的灵魂，使城市不再根植于风景的泥土中。 斯宾格勒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怪异现象：世界都市—— 作为完全解放心智的容器，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到了文化的后期，否定土地，否定一切自然，不想与自然发生关系。那些巨大的国际都会，世界都会，不能容忍其他事物侧卧其旁，于是便着手灭绝了乡村风景。曾几何时，城市曾一度谦逊地置身于风景的图像中，安分守己，如今却自行其是，睥睨自如。建筑一堆无形式可言的建筑载体，一不断增值的兵营式公寓，和只供实用的房舍，蚕食了日渐衰没的乡村。而且经过不断清除和重建，摧毁了古老时代的庄严高贵的景观。他指出从乡村破产而脱颖而出的城市，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从的历程和意义。不了解这点，便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 斯宾格勒预见了在公元2000年左右，城市会设计成容纳一二千万人的规模，这些城市散布在庞大的乡野之间，而交通及传播的景象，会令他们那个时代人感觉光怪陆离，不可思议，近于疯狂。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住在城市的中央，否则，他就不像是一个都市人，这种“杂居主义”，导致了“高楼的世界”。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娇柔蹩脚的生存状态，使个人的“自然宇宙之脉动”， 越来越衰弱，“觉醒意识中的张力”越来越危险。 斯宾格勒对比了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异，认为农民才是永恒的人类，独立于各大文化之外。真正的农民，其虔诚信仰，要较基督教的信仰更为古远（当然很多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乡野也会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乡野的灵魂是质朴野旷，则城市的灵魂以心智和金钱为代表，市民的本性和石砌的市景一样，“表现出全然的冷酷与理智。” 以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为例，他认为农妇的母性机智和直觉和动物是一样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觉脉动”。她们天生就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们所渴盼的天职，都包括在“母亲”一词之中。而城市妇女有的则是灵魂的冲突，婚姻只是她们为了获得“相互了解”的手段。她们反对生孩子，无论美国妇女的爱游乐，巴黎妇女恐失情人的焦虑感，都好比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只是为了她“属于自己”。斯宾格勒认为这些城市妇女“全都只属于自己，也全都没有丰沃的生命力”。当到了反对生育只重理智的伦理阶段，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阶段。 “文化人类所堆成的整个金字塔，乃告消失”。它自其顶点开始崩陷，首先是世界都市，然后是乡野城市。 于是斯宾格勒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是每一个伟大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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