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田耕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名字极其熟悉，很多学者一提起他就充满了顶礼膜拜的敬意。他那充满霸气和神秘的目光紧紧地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从那些荒山和古坟中挖出来的精美的青铜器、彩陶，乃至于残砖断瓦，他和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曾经主持了我国近代考古学创始期的发言权……他就是日本考古学之父、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京都帝国大学第11任校长滨田耕作博士。 

滨田耕作博士生于1881年2月22日，号青陵。大阪府岸和田市人。滨田耕作是大阪府警察署警察科长滨田源十郎的长子。他的祖上曾是岸和田藩著名的武士。因此之故，他自幼开始接受的并不是传统的汉学教育，而是日本传统武道的教育和训练。成年以后，他曾经说“中国的古书不可信”、“越看中国古籍脑子越乱”等等，假如要是明白他的少年时代出自一名武士家庭，本来是不怎么读日本古籍的，更不要说读很难懂的中国古籍了，我想多少可以理解他在掌握了考古学理论和实证态度之后对中国古书所作的抨击。 
1886年,他在大阪市中之岛小学校读书。后来，因为他父亲工作地点的变迁，他先后在山形市、高松市、徳岛市小学断断续续地读书。1894年开始，他在大阪府立北野中学上学。在此期间，1898年,一向喜欢行侠仗义的他，因为声援自己的好友与学校体育老师之间的矛盾冲突，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他的父亲托了自己在警界的很多关系，终于把他转学到东京的早稻田中学，继续读书。也许，正是他身上具有的那种武士素养和武士道精神才养成了他的那种充满霸气和神秘目光的特殊气质吧？我一直这么主张。 1898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京都市第三高中读书。1902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05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专攻美学美术史。1909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大学文学研究科美学美术史讲座讲师，主讲美术考古学。1913年，他从美学美术史讲座调到东洋史学讲座，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副教授。然后，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的考古学院留学，在著名埃及考古学家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继任者就是著名埃及考古学家惠勒（M. Wheeler）教授，他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留英期间的导师。夏鼐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经常去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从这一角度说，夏鼐先生和滨田耕作博士有同门之谊。1916年，滨田耕作博士留学归国主持设立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这是日本学界第一个考古学讲座。1917年，滨田耕作博士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第一讲座教授。从此以后，以他为核心，以梅原末治、水野精一、角田文卫、末永雅雄、小林行雄等人为骨干，形成了考古学京都学派。 
滨田耕作博士吸收了日本和英国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并且多次前往中国核朝鲜等地进行实地考古学调查和挖掘，对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贡献重大。滨田耕作博士被学术界称之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1931年，滨田耕作博士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级别）。1937年开始，滨田耕作博士就任京都帝国大学第11任校长。1938年7月25日，滨田耕作博士因病在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任上突然逝世。死后被安葬在法然院墓地。 
滨田耕作博士出版的学术著作先后有《希腊纪行》、《南欧游记》、《通论考古学》、《百济观音》、《桥と塔》、《ミハエリス氏美术考古学发见史》、《博物馆》、《考古游记》、《东亚文明の黎明》、《天正遣欧使节记》、《考古学研究》、《日本美术史研究》、《考古学入门》、《东洋美术史研究》、《东亚考古学研究》、《青陵随笔》、《古物概说》、《支那古玉概说》、《陈氏旧藏十钟》、《泉屋清赏》等。从1987年开始，同朋社陆续出版了七卷本的《滨田耕作著作集》。 1989年，岸和田市教育委员会没有忘记他们这位著名的市民，他们整理出版了《滨田耕作日志》，一部出自滨田耕作博士他本人学生时代的学习日记。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在七卷本的《滨田耕作著作集》，有关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论著收录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东亚古代文化》中。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滨田耕作博士和东洋史研究有关的考古学论著几乎全有中文译本。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建立科学的考古学体系。 
滨田耕作博士是留学欧洲的日本考古学的祖师。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就是发源于那里，从对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对埃及文明的考古研究的成功，则使英、法、德三国成为早期科学的考古学的学术基地。 
在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博士的指导下，滨田耕作博士的学术专著《通论考古学》、《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入门》、《东亚考古学研究》则成了他把欧洲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到日本学术界的一个象征。这是他从事东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比如，在对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上，滨田耕作博士的《支那古玉概说》一书，他就力图为其建立科学的玉器考古学，尽管这一努力可能有失误之处。 
在该书一开始，把玉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作用和著录研究史进行了一番总结： 
玉器和铜器皆是中国古代特殊的考古学的遗物，那惊人的技术在世界各国中不易找出同等的例子。玉器自古中国人以为瑞宝，其地位仅居铜器之次，但因玉器上记铭文字不如铜器之多，而样式变化亦少，故考古家之爱玩者亦较少。关于玉器的典籍，先有北宋吕大临之《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亦有玉器录入，但数仍寥寥。南宋龙大渊著《古玉图》一百之多，而图则谓为画家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名手所绘，卷帙虽浩瀚，而材料则极芜杂，多非可信据者，为可憾耳！其后元有朱泽民撰《古玉图》，亦为不足言之作！至清吴大澂出，成《古玉图考》四卷，可谓于玉的学术研究始着端绪。此书考证最为精到，吴氏将其自收集之宝物均图成之。 
然后，他利用化学分析，把玉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类： 
玉是什么？《说文》：“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但从玉佩之装饰视之，其质料之本无何等限制，究不如总名称之为宝石，恰如英语中之Jade。此Jade之意义包含蛇纹岩Serpertine石笔石Agolmotolite大理石Marble等，较切实的话说来，就等同之玉字。在矿物学上之软玉Nephite及硬玉Godeite是也。 
这里，他把玉等同为“究不如总名称之为宝石，恰如英语中之Jade”之说，则明显有了西方考古学解释中国考古问题上的硬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玉学家杨伯达先生就曾批评滨田耕作博士的这一划分“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在此基础上，他以产地、种类与加工法、玉器与石器、圭类、璧类、琮类、玉饰类、葬玉类、其他类九章内容，详细阐述了他的新式的玉器考古学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葬玉类的研究。在这里显示出了他把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及风俗习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他主张： 
古代中国人以为玉是天地之精，且为阳精的至纯之品，于是吞食玉屑以求长寿，假令人不免于一死的话，若把玉放在死者身旁也可令尸体不致朽坏。这种信念跟着道教的发达而更加显明，但按前所引《周礼·典瑞》有“大丧共饭玉含玉”一语来看，死者口中之有玉的含放，早已始于周时。……这类丧玉中最重要之品是含在口里的含玉——琀，从《古玉图》以来，大家早拟定它是蝉形的玉器……但口中为什么要含着这种虫形的东西呢？这理由一时间很难详为解答的。仅就蝉的特殊形态、鸣声和它仅在盛夏一个时间内出现，这几点在上代中国人或作有趣味的观察。形式上也早在三代铜器上发见了蝉蚊，又汉以后的冠饰、带钩等也有蝉的纹样刻上。更把它的翅翼形容为蝉纱，那蝉蜕出的情形用来作解脱秽脱的比喻等。这可知蝉在上代中国人思想与生活上发生很深的关系。 
他又从考古器形图上绘制了琀蝉的考古图形，然后引欧洲汉学家Laufer博士的话说： 
汉人从蝉的退脱复能成虫之义，因“转生”而感悟“再生”的道理，所以把蝉含在口中以寓“Momento mori”（暂死）之意。 
这就已经开始做着以考古解释古代风俗习惯的尝试。 
在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上，他的《爵与杯》一文也尝试着对古铜器爵和斝的造型和定名提出看法：他说： 
中国古代之饮酒器中，最有特殊之形态，因之在古铜器之内具有最华丽的美术品形状者，名曰爵。……具以此器想雀形，表示能飞而不能溺。或如雀之少饮，而戒酗酒之意，惟此非说明爵之起源，不过其后付随之中国学者伦理的解释耳。 
当然，滨田耕作博士发现商周青铜爵的形状和西方古铜器有相似之处： 
铜爵之形成，由汉民族在中国自为之与？抑采取其他民族之形式，或获得暗示与？此非容易解决之问题。惟吾人有宜讨究者，为一器物，即小亚细亚特罗耶城遗迹所发见之黄金之“舟形杯”是也。……凡见其实物者，无论何人，均能唤起其与中国之爵与杯有类似之注意。 
到此为止，他似乎想为殷商铜器西来说提供考古学证据。但是，他也交代可能这只是一件孤立证据，并不能成为定论。发现殷商铜器和小亚细亚特罗耶城遗迹出土之铜器器形相近，这大概是此文意义最大之处。 
第二，利用考古学证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在这方面最为有名的著作就是他的《东亚文明の黎明》一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此书在日本和中国都曾有多种版本出版，其中，中文译本还有《东亚文明の黎明》和《东亚文明の曙光》的微小的书名差异。多个译本的同时出现，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书最初是滨田耕作博士在京都帝国大学和日本其他地方所做的考古学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此书的初稿曾分三次刊发在日本的《历史と地理》杂志上。全书共收演讲稿十三篇，如下：《序言》、《东亚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及其人种问题》、《彩绘土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殷墟的遗物与金石并用期》、《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极盛期》、《铁器的使用与所谓秦式的艺术》、《所谓斯基脱文化及其影响》、《汉代的文化》、《汉代文化的东渐与南满北鲜》、《南朝鲜与西日本的中国文化》、《原始日本》、《日本文化的黎明》。除了最后两篇题目上与中国无涉之外，其他文章全是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滨田耕作博士在序中明确表示： 
想从考古学上，以中国为中心，就朝鲜、日本即东亚的文化源流，基于现在的学术的造诣，有了如何的观察法，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法如何，叙述一个大概。 
在《东亚的旧石器时代》一文中，他列举了欧洲考古学家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发现的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得出了下列结论：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自中国北部到蒙古西伯利亚的地方，制作那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其后期摩斯梯或奥利纳克期的石器相类似的器具的人类，在悠久的古代，曾经栖息过。 
这篇讲稿是1928年出版的，但是一年后，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就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足可以见滨田耕作博士预言的准确。 
在《殷墟的遗物与金石并用期》和《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极盛期》二文中，他在承认自己并不精通甲骨学的基础上，对罗振玉的考古学和甲骨学研究给予了肯定。但是，他利用自己考古学的专长，对石器、陶器和青铜器进行了分类和器型学对比，这种科学的梳理工作，为建立规范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进而，他意识到了考古学在印证中国上古史上的突出作用，他说： 
总之，殷墟……作为周以前的东西，在其性质上，毫没有什么差池，我们由此，可以说发见了联络中国的古典时代与先史时代的一个“环”。在这一点上，殷墟的发见，与在使联络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先史时代上的作最初的大贡献的休利曼的发见相比较，也没差异罢。 
他郑重地表明： 
在中国，在周、汉时代的灿烂的金属文化发现以前，中国既非无人之地，无论造成它的是汉民族或其他民族，总之，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存在过，这是谁都能推测的。不但如此，近年来的倾向，求人类的初现地于亚细亚大陆的高原地，这更使我们在中国期望着最古的人类的遗物了。 
他的这番话说完不到一年，中国考古学界的成就立刻就轰动了世界…… 
在滨田耕作博士对东洋考古学的研究中，利用考古学来研究中国商周时代的制度史和风俗史，分析商周时代的宗教和思想，是他从事考古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 
当然，也无可隐讳，他的这一研究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却因为过分主张中原文化和满蒙文化的差异性，为当时日本右翼学者的“满·蒙领土非支那”说提供了所谓考古学证据。不管他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而为之，他的考古学研究以及日本侵华期间他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的在中国各地强盗般的考古活动，更拉紧了他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日本陆军中将、战略理论家石原莞尔早在1927年就曾声称：“满·蒙并非汉族的领土，相反其关系与我国却很密切”。而滨田耕作博士恰恰是从这时开始，集中力量从事中国东北满·蒙地区的考古活动。也许，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从事了错误的考古行为后，发表了结论正确的言论客观上助长了他人的错误……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因为受研究专业和考古调查的需要，滨田耕作博士多次往来于中国各地。 
从1910年开始，滨田耕作博士在此后的两年间多次到旅顺刁家屯等地进行汉墓的调查发掘。在此期间，他开始结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沈兼士、马衡等人。 
1911年，为了调查运到北京的敦煌文物，滨田耕作博士等五人组团来到北京。而正是在此期间，滨田耕作博士却独自一人前往洛阳，进行考古活动。 
1921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是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了发展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派人亲自到访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教授滨田耕作博士。请他就北京大学考古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要求和京都帝国大学建立考古学合作关系。 
于是，滨田耕作博士建议先从美术史入手，以美术考古学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建设的基础。一时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美术考古学”成了考古学的代名词和热门课题。这应该说是滨田耕作博士对北京大学和旧中国考古学事业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在考古工作室内从事研究的滨田耕作博士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晚期开始，日本政府为了侵略意图的全面展开，日益注意到了我国东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作用，于是，日本全国从上到下，论证东北地区满·蒙二族及其领地不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观点开始大量出现。诚如上述，日本陆军中将、战略理论家石原莞尔已经发言在先。于是，这股邪风也吹到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博士首先跳了出来，大肆鼓吹“满·蒙领土非支那”说。 
在考古学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滨田耕作博士也立刻关心起整个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了。1927年，由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博士出面牵头，约请北京大学金石学家马衡、沈兼士、朱希祖等先生，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等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了所谓的“东亚考古学会”。具体牵线人是岛村孝三郎先生。当时，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桑原骘藏博士却首先表示：“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发展前景不看好”。事实也果真如此，不到一年，因为中国学者朱希祖先生首先带头，不满日本考古学家的专横和为日本军部服务的功利性，全体中国学者退出了这一学会。1928年，在东亚考古学会会长、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博士亲自主持下，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貔子窝、单砣子、高丽寨、牧羊城等地遗址。这是首次在我国进行的中日联合考古遗址发掘活动，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很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占领，使得对满蒙地区的考古活动成了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日常科研课题。一时间，满蒙考古成了日本考古的辅助和构成之一。1933年5月，滨田耕作博士亲自主持了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发掘。同年7月，在日军侵占赤峰以后，为了配合日本政界和右翼学术界的“满·蒙领土非支那”说的观点并给其提供所谓考古学证据，日本考古学界组织了一次别有用心的所谓“满·蒙学术调查团”，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实地考古调查活动。该团返回日本后，调查报告引起了滨田耕作博士的极大兴趣。于是，带着这一政治目的，1935年6月，滨田耕作博士带队亲临赤峰，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主要成员有三宅宗悦博士、水野精一博士、三上次男先生、岛田贞彦先生、岛村孝三郎等七人组成。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滨田耕作博士发现了史前红山文化的遗址。在日本驻华占领军武力和财力的双重支持下，所有考古文物，约计青铜器14件、陶器16件、骨器33件、玉器和石器380件，以及人和动物遗骨数十具和大量其他考古采集品全部被非法运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以后成了该大学考古学陈列室（后增大更名为考古学博物馆）的重要和核心藏品。从此以后，在考古学界，红山文化和滨田耕作博士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连带关系。后来，滨田耕作博士主持出版了《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一书。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作为日本近现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博士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影响到了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 
已故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曾经如此评价滨田耕作博士： 
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 
实际上，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西来说这一问题上，滨田耕作博士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他在《爵和杯》一文中就曾很明确地主张： 
总之，此特罗耶之黄金杯与中国铜爵之类似，不仅不得否认，且与次述之中国耳杯之亲缘，亦得承认之。惟余以今日仅此一例，实无断定中国爵起源于西方之勇气也。不若谓为此系偶然的一致，将来当综合多种资料考察之，始敢断言。 
他只是主张“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并且认为在起源上可能存在着“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是否成为定论，这是至今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彩陶文化的西来说早已经随着对仰韶文化彩陶的考古发掘活动的展开和科研结论而宣告其彻底破产。在北京人、仰韶文化等考古发觉活动还没有得到世界学术界认可的滨田耕作时代，他的若干观点和结论都是在很谨慎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我想特别表明的。 
滨田耕作博士的考古学研究，建立在所谓“东亚文明”这一角度上。在使用“东洋”和“支那”概念为核心的时代，表面看起来，他的这一视野多少还具有若干进步意义在内。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这一视野的提出客观上配合了当时日本政界和军界开始鼓吹“满·蒙领土非中国”说和“大东亚共荣圈”说，则他以“东亚”取代“支那”的概念，有形无形之中成了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国策基准》的考古学证据，直接导致了1938年11月近卫文麿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考古学为政治的服务和互动关系得到了比较积极的配合和印证。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正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滨田稔，也成了侵华日军“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少佐——这是一支专门从事在华发动细菌战的特殊部队，日本战败后，滨田稔又回到京都帝国大学继续读书和研究，并最终成为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滨田稔少佐”一变而为“滨田稔博士”。滨田耕作博士的另一个儿子滨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语言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曾经整理其父的手稿。滨田耕作博士的女儿，嫁给了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滨田耕作、小川琢治、贝塚茂树、小川环树，再加上汤川秀树、滨田敦、滨田稔，看到他们这个大家族就几乎等于看到了京都学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几位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 
成了日本兵的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和学者还有末永雅雄博士、江坂辉弥博士等人。而末永雅雄博士就是滨田耕作博士的考古学研究室的得意弟子。 
直到今天，在日本最有名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滨田青陵赏”。 

由他亲自翻译的蒙特利乌斯(O. Montelius)《考古学研究法》至今也是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入门经典著作。 
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历史时期，有意也罢，无意也罢，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的学术研究直接成了日本右翼政府的学术辅助。这是“学术的京大”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的现实。 
另一方面，滨田耕作博士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古代文学和历史的考古学研究，它开辟了日本田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体系，它打破了前次以往的对古坟时代的日本文化进行纯粹的研究得传统，把佛教建筑和碑刻，乃至于古钱币和古人类学全引入到了日本考古学领域，使他赢得了更高的荣誉和学术影响，他能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和他的这些考古学成就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和本书的研究范围无关，我们就不作任何介绍了。 
但是，这些学术上的成就并不能阻挡和掩盖滨田耕作博士在考古背后的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提供考古学证据的错误行为。坂诘秀一先生就曾专门写有《太平洋战争と考古学》一书，探讨这个问题。该书就专有《大东亚共荣圈の考古学》一章，显然主要是针对滨田耕作博士的东亚考古学的政治目的而来的学术反省和批判。近藤一郎、森浩一等先生也有相关的论文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