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董胜今-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1949年冬到次年春天,我参军不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随营学校，这所学校的功课就是行军作战,教室就是血肉横飞的战场。那时，我16岁，身高1.60米左右，一副还没发育成熟的样子。不论值勤放哨,急行军.夜行军，我都能得到互助友爱的照顾。当年每个战士必须缠在腿上的绑腿,常常是老战士帮我捆绑。记不得是哪次遭遇战中丢失了还是其它原因，只记得我是全连唯一没有背包的战士。老实说，那支笨重的79步枪和上百发像指头那样粗长的子弹，已经使我这个刚刚脱下学生制服的新兵不堪重负了。

晚上宿营,战友们都躺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我则嘻皮笑脸地钻进任何一个被窝里去为战友暖脚。我们从不洗澡,很少换衣服,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这是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生活小事。

不久,我染上了一身虱子,看见我一脸惶惑,山东籍老班长告诉我:“这叫光荣虫,不参加革命想长还长不上哩！”这光荣虫的幽默在部队里到也十分流行。可令人烦恼的是,这种专吸人血的小虫子生育力极强,它们在我内衣内裤的褶缝里传宗接代,在我的皮肤上吃食玩乐,甚至个别的虱中好汉竟爬出衣领,在我的颈项上炫耀示众,弄得我肉体和精神都很不舒服,我顾不得光荣不光荣,下决心解决这个向题。

第二天大清早,我脱下内衣内裤夹在腋下,在炊事员生火煮饭的时候,来到行军锅旁,假装发扬互助精神，帮他们添柴烧火,乘机将星罗棋布着虱子的内衣内裤扔进熊熊烈火之中,只听得那一阵噼噼啪啪虱子的爆炸声,我的快乐甚至波及到皮肤:“这就是吸血鬼的下场”,我在心里说。

到了晚上,我才知道麻烦来了,因为我不可能穿着棉衣棉裤或者光着身子钻进战友的被窝,为难中，老班长从他的枕包里抽出一套内衣裤,帮我度过了难关。只不过没多久,它又成了光荣虫生儿育女的新窝点,这不要紧,反正我己经有了消灭它们的好办法。

后来,我们告别了战争,我也告别了光荣虫。五十年代那欣欣向荣的景象令我陶醉,偶尔在洗澡换衣服时,想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而又窃取了光荣称号的虱子怎样被我焚尸扬灰的顽童作为, 颇有几分洋洋自得。那年头,在稍有教养的群体里,长虱子将被认为是一种羞辱,光荣虫地位的置换证明着社会的进步,我想我永远不会再让这种讨厌的虫子来运载我的光荣感了。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仍不免幼稚天真。

终于在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我中了“阳谋”,被划为极右份子,不久便送劳动教养。那年头的劳教可不像今天的劳教,有一个一年至三年的时限,监管干部在宣讲政策时只是茏统地说:“好久改造好了好久解除劳教。” 而我们感受到的是直到1961年秋天,我已劳教了三年多,两百多人的一个中队,只解除了一个经常替干部理发的“份子”。不难理解,当他手执锋利的修面刀,在干部那险要的喉头刮来刮去的时候,难道还不足以检验他的改恶从善吗?不过右派们心里明白,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并不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份子,而是偷.摸.扒.骗类的坏份子。

面对眼前的严峻,加上我找附近的农民买了点吃食就被指称为违犯纪律被捆绑受刑,使我气愤至极,便决心逃跑,心想抓回来判个3、5年徒刑,到满刑时我也才30左右,反正有期徒刑总比无期劳教强。似乎已经深思熟虑,我便风风火火地逃离了劳教队。

我所在的劳教队名叫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108中队,这个支队三年多来一直在修铁路, 前三年所修的内（江）昆（明）和成（都）昆（明）两条铁路都是中途下马,半途而废。事发的当时，我们正修筑的是广(元)旺(苍)铁路，我从驻地旺苍县快活场出发,经过四天的惊险历程,在我逃到重庆的当晚,因食物中毒交错了伪造证件而被查夜的公安抓获,我没有必要在审讯中交待右派劳教份子的不利身份,便作为社会游民被派出所送到邮局巷游民收容所。在等候登记时,侧边有经验的游民悄悄告诉我:关押一段时间后要送回原籍。我想,不论是送回我那右派诞生地还是劳教队,都将是好马不愿吃的回头草。我便用童年时代学会的湖北话,向审讯干部编造了一套真真假假的湖北经历,并诳称是来川做打火石生意的,这在当年属轻微投机倒把行为,视情节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社会现象正证明着“饥寒起盗心”的颠扑不破,各类作案者充斥大街小巷,一旦这些失足者再一次失足,民政部门管辖的收容所将是比公安部门管辖的派出所更令他们响往的地方。因而这里的熙来攘往.摩肩擦踵就不难设想。幸好这幢楼房解放前是座大型仓库,五米左右的室内空间高度和大开着的窗户保证了人们的呼吸,否则这密集的人口定会窒息而死。

每到晚上游民们列队报数,数到第8名时就将这八个人编成一个当晚的睡觉单元,为首的将领得破棉被一床,破草席一张,8个人就一个紧贴一个横躺在草席上,“床”与“床”之间留有30公分间隙,算是夜间上厕所时的临时通道。所幸当年中国同胞个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否则一床棉被无论如何也罩不下这8个成年人。我和这些三教九流拥挤在被窝里,无疑为虱子的出境旅行提供了方便,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染上了它,但有一点决不能含糊,那就是这一批新迁入的虱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称为光荣虫了。

按重庆市有关当局的安排,凡四川省内的游民将分批遣回原籍,外省籍的在积累到三、四十人的批量时,便送往綦江县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 到那里去一边劳动一边调查你的来龙去脉。一个多月在小偷扒手包围之中,我丢失了身边的全部生活日用品,每天两顿早晚各喝一碗玉米稀粥,又使我失去了十多公斤体重,换得的是一个湖北佬的称号和几百只来历不明的虱子,我便带着它们去到了游民改造农场。这农场虽然冠有改造二字,但并无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除连以上领导为正式干部外,班、排头目均为改造好了的游民。一周以后,摸清了来去路线,我带着属于自己的一身虱子从那儿逃出,直奔天津企图去投靠亲友,后在天津被捕,劳教队派人去将我押回。

这时,广旺铁路和此前修的内昆.成昆铁路一样.再次中途下马,筑路支队又迁移到灌县（今都江堰市）修成(都)汶(川)铁路,我就被关押在灌县公安局陈家巷看守所。据说案情重大,乃单独囚禁在黑牢里,这两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白天漆黑无光,入夜则灯火通明,除了偶尔提出审讯以外,我被锁囚在这斗室内吃喝拉撒睡。我唯一可以在不违犯监规的前提下干的事也许就是逮虱子,我的耐心堪称一流,白天睡足觉,晚上在100W的强光照射下,对仅有的一套发着汗臭的内衣裤进行拉网式的清剿,对每一个褶缝,每一处边角,甚至每一个针眼都一而再再而四地搜索,为时40余天,亲手掐死大小虱子439只(不包括虱卵)。享受到胜利者才能拥有的快感,在漫漫的黑暗中调剂了寂寞无奈。

今天,人们在电视上或生活中偶尔也会看到犯人,他们在仪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剃着光头。根据我国劳动改造条例而制定的监规纪律共7章42条, “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增加了“5报告10不准”,其内容详尽到“保守劳改队的机密”,却并无支言片语涉及到犯人的发型问题,也正因为有这样重要的依据,我才能说六十年代灌县看守所的犯人都可以蓄留头发。具备了蓄留头发的条件以后,才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惩罚犯人的方式:对那些有轻微违犯监规的犯人,监管干部便大吼一声:“剃花脑壳！”违规犯人便乖乖地去到训话室,那里有类似刽子手的同犯在等着,他领来理发推子,三下五除二地便在受刑者的头上绘(推)出连印象派画家都将为之惊叹的图形──个完美无比的花脑壳。似乎是主管干部特别欣赏这种惩罚带来的美感,因而隔几天总会有一两个花脑壳在犯人中展现,为枯燥的监狱生活增色添彩。我曾经怀疑过,这个看守所能例外地允许犯人蓄留头发,是不是为了满足这位主管干部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偏爱,只不过他的偏爱给我带来的却是难言之苦。因为留着头发,等于给虱子提供了保护区,我不可能拥有镜子或者能照见自己犯容的一盆水,又怎么可能捕捉深藏在自己发丛中的虱子,更何况它们的个头甚至不会大过一粒芝麻。

我咬牙切齿地忍受着它们在我的头上快乐逍遥。

凡力所能及之处的虱子都被我逮光了,更显得百无聊赖。这时,只要看守兵拨开直径20公分的门洞查房,我就要求看报学习,这个促进思想改造的要求起码不算无理取闹,但从未得到恩准。直到某个吉日良辰,某位看守民警竟然从门洞里给我塞进一份8开小报,仔细一看,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编印的一份《新生报》,顾名思义,这是专门提供给劳教份子以上.死刑犯以下极需获得新生的人等学习的报纸,这份几十分钟就能看完的报纸,是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它具备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我连续看了十多天。

某夜,我坐在“床”上,用双膝托起这张报纸,正企图从字里行间找出点错别字或病句以提高我的文化素质,突然感到头皮发痒,我下意识地伸手到头上抓搔,忽听得报纸上叭的一响,在响声指引下,我眼睛一亮,赫然一个虱界的“相扑运动员”在报纸上蠕动,这一意外发现对我所作的贡献,决不会亚于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而后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我无比激动地处死了“相扑运动员”,然后立即张开十指,狠狠地在头发中抓搔,刹时刻出现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惊心动魄,兴奋中将这批失足者送下了黄泉。此后的一段时日,我每天都多次如此这般地搔头消遣,到后来落下的虱子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估计发丛中最后一枚虱卵脬出的幼虱己被我擒杀,我才基本结束了这场扫荡,其间共掐死虱子一百四十四只。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灭尽自已头上的虱子而感到十分自豪,它也许是我这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一生中,唯一干过的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并非我故意亵渎这崇高的词汇,确实一时找不到更恰当的词)。

8个月后,我调出了黑监,虽然仍旧是独居关押,监房面积却比黑监大两三倍,光线也很充足,犯人则睡在地板上。我还在为逮尽虱子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发现在我所睡的地板的夹缝里,正暗藏着一批吸血更凶猛且更为难以逮捉的害虫,那就是臭虫,也许因为它没有寄生在人们衣服上的本领,虽然它的色彩比虱子美丽鲜艳,却未能享受到光荣的称号,相反用那个臭字的命名来使人“嗅”而生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它们又进行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只因与本篇主题无直接关联,这里不再赘述。

1965年我上诉失败,只得背负着叛国投敌罪判处的18年徒刑去到了劳改队,那就是地处大凉山的雷马屏农场,因为其地理位置在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交界处,便以这三个县名的第一个字组成这个农场的简称(众所周知,犯人中什么型号的怪物都有,竟有人以雷马屏三字的谐音称它为“你妈屁”农场)。这农场深藏在一片茂密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之中,它也是中国同胞在人定胜天的斗争中大自然最后坚守的一个森林据点,人类的足迹难以踏入。正如我们这批新犯押至农场的当晚,管教科长训话时说的:“这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四周的原始森林比高墙电网还管用。”插翅难飞的犯人在里面主要从事农田和茶叶生产。

每个中队都有几个木工,负责伐木为修房舍做农具之用。当然,这里盛产香樟木,干部们的箱箱柜柜桌椅板凳也用得着。每十天休息一天,犯人们暗暗祈祷,希望这一天没有义务劳动,可惜这种祈祷很难得到应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神灵是愿意佑护囚犯的。农忙时与天斗争有种种突击任务,农闲时安排每人到伐木场运一根100斤左右的圆木回来交队上验收。去伐木场,需要穿过茂密的树丛,很少有人不被荆棘撕破衣服或刺伤皮肉,也很少有人不被蚂蝗叮咬流血不止。年轻力壮者最少需时半天,老弱者到晚上班组还得派人打着火把去接他。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三年发一套粗布棉衣,衣裤上都以红色油漆印上“雷马屏”三个赫然醒目的大字，以此标志来区别人民群众。

又据说犯人们用布的标准已超过了普通公民每年7尺的定量,只不过这些布料质地之低劣有如农村家庭作坊的产品,哪里经得住肩挑背磨荆棘勾扯,犯人的衣衫褴褛就不难想象。但是,为了遮羞抗寒又不得不对衣服进行疤上重疤的缝缀修补,虽然没有学过《步兵战斗条例》却极富“利用地形地物”经验的虱子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工事”竟然是被攻击者为它们“修筑”的。

虽然我一度自认为在抵抗虱子侵扰方面有过不俗的表现,但自从收到判决书后我便知道,这下半辈子将和虱子们结下难解之缘了,因为似乎是命中注定,我将长期和肮脏.疲累甚至丑恶联系在一起,而虱子的生存也常常离不开这些词汇。

在劳改农场,犯人睡的是大通铺,生活上形成一种株连关系,紧张繁重的劳动,使你丧失捕捉虱子的耐心,在个人的生存价值被彻底否定.尊严受到粗暴蹂躏的痛苦中,对作为身外之物的虱子多数人都采取满不在乎听之任之的态度,因此,虱子家族的“虫”丁兴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里的犯人有一种内部约定,冬天的烤火柴各班组的犯人自行利用工余时间积累,一般是每个犯人供烧柴一晚,用于夜间进行认罪服法讨论、相互揭发批斗时烤火用,凉山是著名的多雨地带,学习时除了站着接受批斗的犯人以外,其余的都可以在千篇一律发言的同时,顺便将白天打湿的衣服鞋子烤干,我发现比我先到农场的老犯常常把烤烫了的衣服,在火苗上方大力抖动,这时必有少数隐蔽不当的虱子因高温造成眩晕而跌入火坑,也会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我认为他的这种操作方法和我火烧内衣内裤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身上的虱子也会长成气候,也可以用这种“高温疗法”,只是一定得掌握好火候,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可以更换的内衣内裤了。

所幸的是,再没见到过欣赏花脑壳的监管干部,犯人一律剃光头,而且是用剃头刀在头皮上类似铲草除根的方式刮出来的光头。这对政府和犯人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一方面光头给犯人制造了一个一眼就能看出的特征,易于广大群众辨别真伪,便于缉拿归案；另一方面又铲除了虱子的栖息之地,确保了犯人头上的平安无事。有一句歇后语说: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换一个说法便是,犯人头上的虱子,跑不脱的。

总之,在往后的十多年里,可恶的虱子一直依附着我,直到1980年平反出狱。

在返回原单位的途中,我回到家里看望年迈苍苍的高堂老母,阔别23年的母亲噙着泪水按古老习俗的要求对我说:“快去洗澡换衣服,别把霉气带到家里。”洗完澡换上家人准备的“非犯人服装”(又一次找不到恰当的词),母亲再一次按古老习俗的要求令我把带回的衣服全部烧掉,以摆脱霉气对我的困扰。我取来剪刀,剪下了衣服上“雷马屏”三个红漆大字准备加以珍藏,因为无论如何,它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劳改服在燃烧,虱子在爆响,这响声多像30年前那个16岁的顽童解放军战士,在行军锅旁听到的声音,只不过今天刚刚脱下劳改服的“前战士”,腥风血雨的漫长岁月,己将他折腾成一个身心憔悴的老头子了。

不是为了虱子,而是为了苦难,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