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一次去美国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参加一个陨石学和宇宙化学的国际会议，有很多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会议期间，常常看到德国学者们聚在一起，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什么，不时的迸发出哄堂大笑之类的声音。他们用德语交流，旁边的外国学者包括美国学者都听不懂，想插话也插不进去。后来我略带疑惑的问我的导师、一位犹太裔的美国教授，说这些德国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有那么好笑、值得他们那么专注的讨论？犹太教授略通德语，说他们说的是德国队刚刚如何赢了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他们这些德国佬！指导教授不无羡慕、又略带无奈的告诉我们。

美国人不仅从经济、产业、科学和技术的角度观察和学习德国人的先进经验，还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考察德国的世界竞争力。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也曾探索过德国人的成功秘诀（Steven Rattner），希望看看欧洲的制造业大国怎样能够给美国以启示和借鉴。

研究发现，德国人把他们的经济成功归功于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共同努力，德国朝野的齐心合作。德国政府，尤其是在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任期内，推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的举措。有趣的是，施罗德在2005年向德国议会推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叫做“2010议程”（Agenda 2010）的改革计划。但等到施罗德在2005年秋天提前召集大选的时候，他却落选了。民主政府比专制政府好得多的地方是，不会因为人走就茶凉，施罗德走了，他的“2010议程”却得以保留，并且这个项目因为削减了德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福利的因素，削减失业福利以鼓励就业，对企业松绑，与工会谈判，成功的刺激了德国的经济。

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他们做最基础的，最关键的部件，所以，他们不显山、不露水，无声无息的，就征服了全世界的制造业。当今的中国恰恰相反，还没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呢，就敲锣打鼓、胡言乱语，说什么已经“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云云。德国人的低调、务实、脚踏实地，则真正的令人敬佩。就像德国人最喜欢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所生产制造的，是东西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We make the thing that goes inside the thing that goes inside the thing。）那意思是说，比方说一架喷气飞机，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做的，但飞机里的动力设备里的控制系统里面的关键器件，却是德国人做的！这些公司还往往是中小型公司，因为是中小型企业，是家族或私人控制的，他们就会专注于长期的成长，而不是短期的利润。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公司、中国公司，都很难做到的。中美公司都过多的关注于短期利润、股市表现，就很难放眼于公司长久的战略。

德国制造业专精的两个领域，一个是“机床”或“母机”（machine tool），主要由中小企业垄断，这是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发展制造业时离不开的。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给自己的对手提供武器，但德国人做得滴水不漏；另一个是占了德国GDP二成的优良汽车品牌，从奔驰、宝马、到奥迪、保时捷。这两点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精明强干的德国人，可以从两个极端，一个在微观，在关键设备中的关键部件中的关键器件方面；一个在宏观，在最外在、最表面，和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品牌上，同时击破了全球消费者的软肋和钱囊。

德国的出口业与中国大不相同，他们提供的产品和制造能力，没有办法被其他国家所取代，甚至日本也无可奈何；而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和制造能力，很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取代。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也是由此而来。中共政府推动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举国创业，也是在试图走出这个困境。但从中国和德国的对比看，走出这条路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

德国经验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发达国家即使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逐渐兴起、试图赶超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优势、保持彼此的距离、保持自己高度的竞争力。

美国《华尔街日报》（WSJ）的一个报导（Chase Gummer）在探究德国制造业成功背后的故事时发现，公—私研究机构的合作，或者政府—民间研究机构的配合，是德国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推动力。

实际上，美国也在学习这样的合作。奥巴马政府已经向国会要求拨款10亿美元，以创立一个全国性的制造业创新的网络，把公司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联系起来，共同开发新的制造业技术。项目中有至少15个政府—民间研究机构的合作，由政府出资。目前已经建立起了4个联合机构，包括在俄亥俄州的一个专注于3D打印技术的实体。

奥巴马计划的蓝本，是效仿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Society）”，后者是一个政府出资、互相联系的研究机构群组，他们为德国高科技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立下汗马功劳。“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上千项技术专利，包括人们熟悉的MP3音频制式。“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名称来源于约瑟夫．弗劳恩霍夫（Joseph von Fraunhofer），他本人除了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新发现之外，还成功的兴办了一个制造望远镜的公司。现在，在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有67个研究机构在积极运作，从计算机算法到细胞生物学，到木材加工技术，包罗万象。并且，他们不专注于基础研究，而是聚焦于见效快、能够迅速实现商业价值的应用研究。

德国政府对“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投入，每年高达28亿美元，占协会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是私人企业的投入。这些研究机构的管理者，主要是一群工程学教授，他们都有丰富的业界经验，协会的两万多雇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德国大公司如保时捷和奥迪的高管，许多也是从这个协会出身的。协会鼓励雇员创立新公司，并把协会开发的技术卖出去！这对聚集人才是一个很大的吸铁石。

该协会的人员组成、资金来源、运作方式，看起来很容易抄袭复制。但仔细想想，如果在中国推广这样的机构，恐怕完全做不到跟德国人一样廉洁、有效、高效。原因无他，还是政治体制、社会机制，和人员素质的问题。所以，世界各国的制造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如果想赢的话，还有太长太长的路要走；即便是不要输，也需要跟德国人学上很长一段时间。◇

责任编辑：刘菁

本文转自500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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