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钱理群教授评价：《星火》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的空白，若没有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中国独立制片人胡杰说：《星火》是大饥荒中极为罕见的地下刊物，对人民公社把农民变为农奴和奴隶进行了活体解剖式研究：学术界对此刊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认识


　　老高按：上个周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其“明镜书刊”节目，让我简要介绍了电子书《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并将文字稿发表在其网站。我转贴在这里，供更多的朋友了解。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现居美国的华人女作家、社会调查工作者依娃，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将这一书稿推荐给明镜集团，介绍耄耋之年的作者谭禅雪的经历，不仅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牵线搭桥，而且主动承担了书稿的文字整理（作者写有两部书稿，需要合二为一）、安排有关照片等等繁难的任务。
　　此前我已经介绍过，依娃自己就是逃荒者的后代——她母亲原籍甘肃，家中饿死多名成员，由外祖母带着尚未成年的她逃到陕西，在大饥荒过去之后才生下依娃。她过去对家史一无所知，来到美国，接触了揭露大饥荒真相的《墓碑》，对杨继绳甚至很反感，认为是“抹黑中国”。后来她得知家史之后，才发愤从美国多次回到甘肃、陕西，由近及远，搜集大量苦难例证，写出了《寻访大饥荒幸存者》《寻访逃荒的妇女娃娃》《寻访人吃人见证》三本厚厚的翔实的口述历史书。而这本《星火》也凝聚了她的心血。
　　作为一个关心历史的爱好者、关心中国过去和未来的读者，我对依娃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仍然不许追究的“反革命集团案”

　　作者：索菲，法广

　　1960年9月，甘肃省天水地区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的“反革命集团案”，多达43人被捕，远在上海的林昭也牵涉其中。最后她与另外两人在文革中被判死刑，文革之后全被平反。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谭蝉雪女士编著的电子书《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这次节目，我们请参与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做一个介绍。

　　

　　《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

　　法广：高伐林先生，这本书，书名“星火”，是否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
　　高伐林：书名“星火”，直接原因，是当年这些为民众苦难“鼓与呼”的志士所创办的地下油印刊物就叫“星火”——他们取这个刊名，确实就寓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期望。在中国大陆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不难想见，必然会被打成“反革命刊物”加以扑灭。燎原未成事实，“星火”却通过这本书保留下来，但愿传之久远。

　　法广：他们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份地下刊物？他们是些什么人？
　　高伐林：说起来，这个刊物倒正是一批大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产物。其中主要骨干，张春元、向承鉴、顾雁、苗庆久、谭蝉雪等等，多是兰州大学的学生，个别的是青年教师。他们在1957年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期间，上了中共“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大当，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武山、天水等地农村监督劳动。乡亲们对他们不错，但是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诞闹剧和大饥荒的惨痛悲剧，亲眼看到了大批农民饿死。他们想过、也试过向上反映真实情况，但这些人本来就是“因言获罪”，反映情况又有谁会听、会信？他们不甘沉默，自己撰写文稿、刻写钢板、油印邮寄……不过，《星火》只出版了一期，第二期还在筹备之中，就被破获了。

　　法广：这唯一的一期《星火》，有什么內容？
　　高伐林：有张春元所写的《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中国农村剖视之一》，向承鉴所写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他们在筹办的过程中，与慕名已久的林昭取得联系，得到林昭的支持，林昭将自己的一首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交给他们，在创刊号上刊出了。从这些标题，不难想见其內容：反映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沦落为农奴的深重苦难，探索如何帮助农民、也帮助祖国找到出路。
　　在那个比罐头禁锢得更严密的年代，在那个中国贫瘠偏僻的农村，以他们的年龄和身分，不可能拥有多么丰厚的精神资源，既不可能了解高层方略、中国和世界大势，也不可能获得马列主义之外的思想武器——好不容易才偷偷得到一份可供参考的南斯拉夫改革文件。但他们是以青春的良知和热血来寻找真相、追求真理，一份薄薄的油印刊物，让我感到沉甸甸的。

　　法广：他们后来遭到什么样的厄运呢？
　　高伐林：1960年9月，国庆节前夕，当局一夜之间在武山、天水张开天罗地网，随后又在上海抓人。此案一共逮捕了43人，包括大学教师、研究生、大学生、干部和农民，后来多被判重刑，从无期徒刑到三年不等，向承鉴坐牢18年，顾雁17年，苗庆久20年……还有人被判管制。尤其是，文革期间本案主犯和被牵连者，共被处决三人。

　　法广：被处决的，都是什么人？
　　高伐林：其中一位，就是与本案有关的林昭，1968年被害；另外两位，是1970年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里同一天遇难的：一位是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他作为一个正直的基层官员，对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也器重这些“右派”学生的胆识；另一位，就是《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他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在朝鲜战场上担任汽车兵出生入死，在轰炸中受重伤，复员后给首长开小车。作为调干生，他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不幸遇到反右，在劫难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督劳动中，他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在杂志上发表，长春电影制片厂甚至打算投入拍摄，但一打听作者是个“右派分子”而作罢。从一个革命军人到殉道的思想者，张春元求索的经历值得后人铭记。

　　法广：这样一个案件，文革之后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
　　高伐林：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此事发生在“一穷二白”的大西北。不过，还是有一批志士仁人苦苦努力，让其不致于湮没。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评价说：《星火》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的空白。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中国著名的独立制片人胡杰说：《星火》杂志是中国大跃进饥荒时期极为罕见的重要的民间地下刊物。它对大跃进饥荒的灾情和民怨有现场的记录，并对人民公社运动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研究和思考。它对人民公社把农民变为农奴和奴隶进行了活体解剖式的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学术界对《星火》刊物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认识。

　　法广：此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什么人呢？
　　高伐林：她今年已是82岁高龄了，当年她是张春元的未婚妻，是这一案件的同案犯、幸存者。1956年她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开始，她坐了14年牢。平反后她调到敦煌研究院主攻敦煌民俗，先后出版过七部专著。
　　谭蝉雪退休后，定居上海，历经十二寒暑，多次重返兰州、天水等地搜集关于本案和当事人的资料，要给历史存证，到2010年，终于在有关部门的档案库中找到了最重要的证物——公安部门作为罪证保存的《星火》杂志原件。但当她好不容易编著了书稿，掏出五万元自费印出一些给有关当事人和子女做纪念時，却被当局不由分说全部没收……
　　钱理群教授说：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我们期待已久的书……他们逼问着：你的心是颤动的，还是死的？你的血是热的，还是冰的？你的灵魂是圣洁的，还是脏的？

　　法广：http://cn.rf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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