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想炸死抗战统帅蒋介石
余不洁
毫无疑问，八年抗战期间，最仇恨蒋介石的首先是日本军方，他们最想炸死中国的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这里可以引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句话：“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的抗日意志。”（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
然而，想除掉蒋介石，谈何容易。作为最高统帅，蒋的行踪无疑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日军如何能得到准确消息，并采用有效手段？日军当时几乎掌握绝对制空权，其轰炸机可以肆意而为。通过定点轰炸，杀害蒋介石，大概是当时日军唯一的手段。而如何搞到蒋介石行踪的准确情报，则是行动的关键。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事日益紧张。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无奈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日本飞机的严密封锁和狂轰滥炸而无法成行。8月25日，在最高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向蒋建议，次日英国大使要从南京前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大使汽车上插有英国国旗，汽车也有明显的英国标志，可免日军飞机的轰炸。蒋当时同意此建议，并做了安排。至晚间，蒋始觉此事不妥，遂改变决定。然而，英国大使次日却遭到了日军飞机的攻击身受重伤，坐车被彻底摧毁。显然日军得到了情报，为了杀害蒋介石，竟然不惜冒险攻击中立国的大使坐车。事后，中国政府果然查出内部的日本奸细。
1937年10月22日，蒋夫人在顾问端纳的陪同下，从南京乘车去上海慰劳前线将士。行至苏州郊外时，坐车突遭日机攻击，坐车倾覆，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身受重伤。
1938年5月，蒋介石亲临徐州指挥徐州会战，日军飞机连续多日轰炸徐州，特别是蒋介石的驻地。蒋介石日记云：“敌机猛轰徐州车站与余尝驻之四号房，几成焦土，敌必欲杀余而甘心也。”
1938年7月初，蒋夫人在湖北黄梅县前线劳军返回途中，遭到日军飞机袭击，其座车被毁，本人多处受伤。
1938年7月23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正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大楼内办公，突然遭到日军飞机的攻击。蒋介石夫妇在几个卫士掩护下躲进了楼下的防空壕。日机对着“军委会”大楼反复投弹、扫射，一枚重磅炸弹落在防空壕附近。由于卫士的掩护，蒋介石夫妇均未受伤，只是宋美龄被震昏。掩护他们的3个卫士全部牺牲。
1938年8月12日，日机72架轰炸武昌、汉口，此次轰炸，日机将蒋介石驻地所在的湖北省政府作为轰炸中心，其目的自然指向蒋介石。据蒋介石日记记载：上午十一时敌机六十架轰炸省府，余之位置共落大小炸弹万余枚。侍卫张毓中亲历了这次日机轰炸，他在《侍从蒋介石：我的特勤生涯》一书中写道：“蒋先生自1937年12月中旬，驻节武昌行邸，为时已9月。在此时期，敌机曾多次轰炸武昌，但从未以武昌省政府为目标。而此次突以大编队集中轰炸，显然利用外国谍报人员与汉汗，搜集情报，选定中午午饭时间，想一举达到危害我蒋先生的目的，其用心之狠毒，令人发指。”
1940年2月22日，蒋介石抵达柳州，同日，召开柳州军事会议，蒋介石训话约两小时。参加者有苏联军事顾问、张治中、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诚、商震、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人。会议期间，突来日机数十架对蒋介石驻地羊角山猛烈轰炸。参加会议的李汉魂在日记中记载：“本日日机六十七架大炸羊角山（委座行辕），委座卫士死伤数人，敌之谍报，亦良准也。”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参谋长在重庆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突然遇到日机空袭。炸弹在官邸“云岫楼”及其附近爆炸，当场炸死2名卫士，另有4名卫士受伤。由于蒋介石与参会人员及时躲入防空洞，才幸免于难。侍卫黄毓中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和市郊，但南岸黄山的上空从无敌机踪影。此次恶毒的轰炸，和1938年8月12日中午，日人以大队机群，猛炸武昌‘豹头堤官邸’的情况极为相似，显然是敌人得到了准确情报，想一举达成谋害我蒋先生的阴谋。” 此外，仅在重庆一地，日本空军至少还有另外6次针对蒋介石的“空中清除”行动。
从上述几个事例可以看出，日军对蒋介石的行踪了如指掌，不仅知道蒋介石的行程安排，甚至能准确掌握蒋的驻地坐标。因而日军的炸弹几乎和蒋介石如影随形，至少有两次重磅炸弹就落在蒋介石身边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或者就落在蒋避弹的地洞上头。 那么，这样高度机密的情报日军又是如何得到的？关于轰炸黄山官邸事件，有文章称，是日军在重庆潜伏的间谍通过发现黄山官邸的汽车突然增多，因而断定蒋在召开军事会议，此结论似乎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就算如此，接下去的问题是，间谍又如何把信息快速及时地传递出去的？如果通过谍报电台，则很容被国民政府的反间谍机构发现。毕竟军统和中统在对日情报方面还是有相当成绩的，特别是在破译日本密码电报方面，让美国人都佩服。早在1938年9月到1940年7月间，国民政府曾经聘请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担任军统局顾问，培训破译学员，参与创建密码破译机关。
关键的问题在于，蒋被日军飞机攻击过许多次，就算中国到处都有日本间谍，难道他们都能够在第一时刻就能发现蒋的行踪？显然不可能。除非这个日本间谍就在蒋介石的身边，而且，还经常跟随蒋出行。从谍战的视角来看，如果一个间谍反复发送情报，很难长期隐蔽自己。特别是如此机密的情报，知情者极为有限，很容易被反间谍机关锁定。由此猜测，假若在蒋介石身边存在日本间谍的话，显然不会是只有一个间谍小组，因为这样很快就暴露了。进而可以推测蒋介石身边应该存在多个独自工作的日本间谍。但这样的猜测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毕竟蒋介石身边都是中国人，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他们中的若干多人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出卖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此事明显不大符合情理。由此可以推断，经常向日本人泄露蒋介石行踪的不可能是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
那么，是否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力量想除掉蒋介石取而代之？不可否认，国民党内部的确存在着几个有实力、有野心的人物，一直反对蒋介石。蒋介石同这些人也曾经兵戎相见，比如桂系、粤系、晋系、西北军、东北军等领袖人物，其中个别人物后来投奔了中共，比如李济深、李宗仁等。无论如何，这些人似乎不能排除借刀杀人的嫌疑。不过，让他们宁可自己陪葬，也不放过蒋介石，好像这些人还没有这么大的决心。毕竟这些人想除掉蒋的目的是取而代之，并不想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排除那些同时和蒋介石一同面临死亡威胁的重要人物。比如参加柳州军事会议的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诚、商震、薛岳、余汉谋、李汉魂这些人，比如参加黄山官邸军事会议的各战区司令长官等，如卫立煌、阎锡山、顾祝同、张发奎、李宗仁、陈诚等。这里边有资格有能力取代蒋的人物主要是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这几个，其他人大概不具备那样的实力。这样看来，可以基本上排除国民党高层向日本人泄密的可能性。
不过，国民党这些高层领袖可能清白，但是，他们身边能够接触机密的人是否忠诚却很难说。一般而言，国民党人是民族主义者，只知道国家民族，不懂得阶级矛盾；而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不知道国家民族，只知道阶级。所以，彭德怀打完百团大战后，被迫在党内做检查，自认是民族大义模糊了阶级立场。毛泽东更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有过准备15万精兵打击蒋介石的计划。对于中共而言，最主要的敌人始终都是蒋介石。抗战八年，中共军队消灭的国军部队要远远大于消灭的日本军队。可以推断，想除掉蒋介石的人，除了日本人之外，一定还有中共。尤其是类似欲将国民党高级将领一网打尽的手法，除了日本人之外，就只有共产党才可能。肯定地说，在国民党内部，特别是国民党高层，中共的地下人员要远远多于日本间谍。其中最著名的，如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此人还在白的推荐下出任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中校参谋杨德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等等，还有一位沈安娜，专门负责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政会议速记。这个名单可能会很长很长，而且，这还仅仅是中共后来公开的部分，相信还有许多依然没有解密。
关于国共内战中中共地下人员渗透国民党高层的故事，我们见的太多了。中共对宣传这类事情至今还乐此不疲。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很少见到在抗战期间，中共对国民党内部的地下人员的工作有所宣传。可以肯定，那时的中共地下人员绝对不会冬眠。特别是，前边介绍的几个著名中国地下人员，如果中共需要，他们绝对有可能从白崇禧、李宗仁、卫立煌身边得到蒋介石开会的准确情报，并且可以通过潘汉年方便地将情报送给日本人。当然，真相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1955年，中日关系依然冰冻。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前日本陆军中将远誊三郎，并互赠礼物。远誊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始至终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直到战争结束前不久才晋升中将，他大概是最早获得毛泽东接见的旧日本军人。远誊三郎在中日战争中长期出任中级军官，在日军中并无太大的影响力。战争期间他最值得一书的事情，便是在1941年8月30日，作为第3飞行团长亲自乘机飞临重庆、指挥空袭蒋介石黄山官邸。如果得逞，他将成为改写中日战争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他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真正的幕后“英雄”恐怕永远都不愿意被世人知道。
参考文献： 唐学锋：炸弹 一次次投向蒋介石 杨天石：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