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切·格拉瓦的傳奇和真實故事豐富多彩，維基百科中文的翻譯就是一篇不錯的典型介紹[1]，最權威的史料是Anderson所寫厚達814頁的傳記，特別包括對許多當事人的採訪[2]。

切對家庭（兩任妻子、五個孩子、以及父母、兄弟、親戚）不近人情、不負責任，但這是多數革命家、特別是南美革命戰士的通性，沒有什麼人責難。

切親自處決數百名已經投降或者根本沒有參加軍事對抗的古巴前政府官員，實際上替本國人卡斯特羅兄弟擔當罪名[3]。但他自告奮勇，因為他親歷了沒有“先下手為強”的危地馬拉左翼總統阿本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暗中策動下被推翻的教訓：“我們不先幹掉他們，他們就會幹掉我們”[4]；“刑警隊的處決對古巴人民不僅必要，而且是人民的迫切要求”[5]。正如聖·鞠斯特在1789年為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辯護的那樣：“只有革命的政府才能實施革命的法律”，以革命的名義施行任何非人道的罪行，沒有妨礙虔誠的天主教修女教徒把切作為“羔羊”耶穌來崇拜。流亡到美國的古巴作家Samuel Farber指出：切和別的古巴領導人在游擊戰後並不是因為必須，而是有意識地作為一項政治選擇，轉向了權威的國家共產主義[6]。

作為“司令官”，切在剛果、玻利維亞的行為違背自己總結出來的游擊戰原則，怪不得周恩來指出他是“脫離群眾”，“不依靠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不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來逐步取得勝利”，“不管有無條件，以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7]。作為政治家，切在古巴畢竟是“國際主義友人”，不可能違抗本國人卡斯特羅兄弟，所以連古巴國籍也聲明放棄了；切在國際上也被蘇聯和蘇聯控制下的南美共產黨拋棄了。不過，深謀老算的卡斯特羅其實也不過是中美蘇對抗的一個棋子而已，而這些“國家領導人”共同的本性就是欺壓本國的民眾、以本國民眾的命運與外國的同類豪賭。

作為個人，當切還在剛果打游擊時，老奸巨滑的卡斯特羅竟然公布了切的遺言，實際上宣判了他的“就義”（死刑），使他不可能出現在公眾面前了。在六個月的躲藏期間（布拉格或短期化裝回古巴），切完全成為古巴秘密警察的一個棋子，連自己的命運都不能自主了。他躲在布拉格沮喪地總結剛果的失敗[8]和人生的悲劇，是否想到了被革命拋棄了的“先知”托洛茨基等人的命運呢？[9]所有的政治都是過場，只有那些不理解他為之獻身的愚昧農民[10]才是他的真正朋友。“最後，有一件事深深地影響我與別人的關係：…就是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告別信。這讓我的同志們…僅僅把我作為與古巴有聯繫的外國人。…有些事我們已經無法共享了，…和那些對個人最神聖的事情：他的家庭、祖國和人生。這封為我在古巴內外帶來了頌揚的信把我和戰士們分割開來了”[11]。是啊，誰還這麼傻願意為了切的個人英雄主義國際名聲去賣命呢？悔恨沒有戰死在剛果，切現在只能乞求卡斯特羅給他物色一個就義的刑場了。

卡斯特羅欺騙玻利維亞共產黨書記Monje，請他們在玻利維亞的邊界為一個“共同的朋友”暫時提供一個“過境之地”以便“進入阿根廷開展游擊戰”[12]。切已經被蘇聯指責為“托洛茨基分子”、“毛分子”，在莫斯科控制下、勉強還維持着合法地位的玻利維亞共產黨盡到了最大的“國際共產主義”的義務，為切提供了營地，但在Monje親自與切見面後就不再聯繫了，因為切不僅要“解放”玻利維亞人民，還要自認“玻利維亞全國解放軍”ELN司令，像卡斯特羅制服古巴共產黨那樣要把玻利維亞共產黨至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不過，正是因為被斷絕了一切外部援助可能，切回到了自身，以“開闢南美的越南戰爭”的革命道德制高點要求中蘇兩大社會主義超級大國和解共同對抗美帝國主義。但是，在他的革命英雄主義大放光芒的最後階段，卻把希望寄託給“世界和平的冠軍”羅素[13]，實際上承認了對游擊戰、武裝革命和所有政治運動的絕望。在生命的盡頭，切居然沒有準備好留給自己的最後一顆子彈，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敵人。據活捉切的高地印地安人士兵Huanca中士說，切面對槍口喊道：“不要射擊！我是切·格瓦拉，對你來說我的活人比死屍更有價值”[14]。難道此時切又萌發出人性的求生欲望？

據飛到現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派員Rodrigueze[15]說，美國政府想“讓游擊隊領袖在任何條件下都活着”，他也考慮到把切帶到美國控制的巴拿馬去接受審判，但又想到過去放走卡斯特羅的教訓[16]，就沒有阻止玻利維亞總統就地槍決的命令，而是發電報到美國等待進一步指示，直到聽到致命的槍擊[17]，浪費了時機。可憐的CIA連切與卡斯特羅的政治特性都分不清楚，要是CIA有足夠的情報和智能，不僅讓切活下來，還把切放回古巴，中南美洲就回到了美帝國後院的歷史了。後來西點陸軍校成立人文學部，才慢慢明白美國應該從老牌的英帝國學習“放手”讓殖民地獨立的政策。[18]

1967年10月10日在地方醫院的清洗間陳列的切的遺體照片顯示出一個先知被八個軍官、士兵和記者圍繞其中[19]，一個盤桓美洲的幽靈、一個激勵世界的革命之神誕生了。不管是蘇聯的導彈還是卡斯特羅的深謀老算都不可能保住古巴的獨立與安全，死而復生、死而永生的切才是古巴和中南美的保護神，成為波利瓦爾之後的第二個南美解放者。與行屍走肉的古巴官僚、自行瓦解的蘇聯帝國和各種形形色色的（中國特色、南斯拉夫特色、朝鮮特色、越南特色、阿拉伯特色，等等）一黨專制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相比，只有已經身居權貴卻又回到戰士隊列的切才求仁得仁、死得其所、重於泰山[20]，不僅洗刷了個人的責任(responsibility)、過錯(mistakes)和罪行(crimes)，也擺脫了生為人的人性原罪(human sin)[21]，才因此得到南美民眾和世界各階層人士的紀念。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22日[22]第一稿，2016年10月14日修訂]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7%C2%B7%E6%A0%BC%E7%93%A6%E6%8B%89

[2] 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7. ISBN 0-8021-1600-0.此書出版時，被切斷雙手秘密埋葬的切的屍體尚沒有被找到。當年，切的屍體被找到並被運回古巴安置在專門設立的紀念館。2006製作的電視劇The true story of Che Guevara, A&E Television Networks以此書作者為主講，還補充了挖掘遺體等場面。

[3] 切作為國家銀行行長和工業部長推行國有化、“掠奪掠奪者”但沒有受到多少指責，部分原因是他自己也只拿250元的工資。他也沒有直接參與關閉報社以及壓制卡斯特羅派以外的社會主義團體等政策。見趙京，“古巴安那祺運動的歷史與教訓”（2008年11月24日）：“安那祺主義的刊物指出卡斯特羅與Batista一樣，只關心權力，不尊重承諾，但幾乎所有的Batista的反對派都認為卡斯特羅是必要的、暫時的、可控制的政客”。

[4] 切對來訪表示擔憂的老朋友Mitrani醫生語。在這一點上，Mitrani再也不可能與過去的切和好了。Anderson, p.476.

[5] 1959年2月5日，至阿根廷Lopez信。Anderson, p.375.

[6] The Politics of Che Guevara: Theory and Practic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我沒有讀到原書，這裡的引用來自書評Wayne Price, Che Guevara’s Authoritarian Vision.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68, Fall 2016.

[7] 周恩來1971年5月31日在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8] 切剛逃出剛果幾天，軍事強人蒙博托發動政變上台，開始了32年的獨裁統治，直到1997年被在南京軍校受過訓練的卡比拉推翻（2001年被刺殺後由其兒子繼位）。蒙博托和卡比拉除了各自的部落，也得到法國、美國等外部的支持，與革命相去甚遠。卡比拉是唯一被切認為有能力的領導人，但也不願意配合切的“搗亂”行動。非洲的主要問題是內部獨裁和部落衝突，與古巴的游擊戰經驗沒有多少關聯。

[9] 洛伊“探索新社會主義的切·格拉瓦”（《十月評論》2013年第2/3期第47頁）：“只是到了2006年，這些批評才在古巴出版。這些文章寫於1965年至1966年，當時他呆在坦桑尼亞和布拉格，正是他在剛果的任務失敗後，臨行玻利維亞以前。…蘇聯垮台前，可能有一些壞的外交上的原因，要把它們隱藏啟開。但1991年後，這些筆記代表什麼樣的‘危險’呢？”

[10] 下面將會提到：正是山地農民出賣和活捉了他。

[11] Anderson, p.673.

[12] 其時，推翻庇隆勢力的阿根廷軍方剛還政於民，讓反對軍方、獲得多數選票的政黨上台。切的母國阿根廷並沒有推動武裝鬥爭的條件。

[13] 寫信要求他成立國際基金支援“玻利維亞解放運動”。Anderson, p.707.英國的羅素沒有訪問古巴，倒是法國的薩特訪問過古巴與切會談，稱切為“我們時代最完全的人”，大概正好符合他的存在主義定義：“人只不過是他自己的製造，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Sartre,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The Wisdom Library, 1957. p.15.

[14] Anderson, p.733.

[15]革命後繼續對抗卡斯特羅政權的古巴人。1960年4月，他乘西班牙大使的座車逃進委內瑞拉大使館，4個月後以外交通行證離開古巴。Anderson, p.508-509.

[16] Anderson, p.737.

[17] 同時被害的還有一個有中國血統的秘魯游擊隊首領Chino Chang。

[18] 在二戰期間就打游擊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的領袖陳平比卡斯特羅、切等更老牌、持久，但他的傳奇沒能超出馬來半島。

[19] 真有“饒了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所作所為”之感。事後，玻利維亞總統等參與殺害切的官員都沒有逃脫“切的詛咒”，不得好死。

[20] 可惜切沒有條件學習第一國際、巴黎公社等社會主義運動的精髓，包括隨時更換領導人、領導人工資不超過普通工人兩倍、等。以這些社會主義的基本知識，切早就該與所有國家社會主義“新階級”統治集團（包括卡斯特羅）一刀兩斷了。

[21] 人類歷史上只出現極少的這種為社會不公“背負十字架”擺脫人性原罪的機遇。例如，美國歷史上安那祺主義者沙科和萬塞提的冤案、芝加哥安那祺主義殉難者在絞刑架前的人生哲理：“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時刻”。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迸發出類似的人性光芒，這也是我在日本被各種國家權力出賣、迫害後選擇安那祺主義的背景。

[22]以此文特別祝賀一個海軍士官生的18歲生日，勉勵美國、中國、日本等國家的新一代人生活在和平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