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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長話
在勞教隊有一個我和朱老弟都認識的“同學”,在我們那一群具有相似命運的“同學”中,他可算是一位“成功人士”,其成功的重要標誌是,
他不僅衣兜里有赴美定居的綠卡,更在美國購有私人住房,但他並不屬於高乾子弟或靠父母背景才“先富起來”的類型,現在作為美籍華人,
繼續以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要職老驥伏櫪般的掙着銀兩。
1984年,這位“成功人士”剛剛在成都起步時,我曾經短暫的在他那裡打工,當眼看着他快“發”起來的時候,我便離開了他,
因為我在任何類型的“成功人士”面前,都有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深害怕自己身上的“穢”,濺到他們那身高檔西服上,常常在他縐眉頭之前,
我就自會找個地方去自慚形穢。
作為曾經共同赴難的老“同學”,他曾背着我對本單位的其他同事們說：“張謀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就是很難駕馭。”雖然我和他相處時間不短,
就憑他這句話,我認為他根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對人處事的一項原則,那便是見到動輒想駕馭別人的人,我一定遠遠地避開他,因為我擔心他一旦將轡頭枷到我的肩上,
我就得像一匹累死不討好的馬一樣由他駕馭,那肯定不是什麼有趣的事,不信你可以去問任何一頭挨過鞭子的馬,只是別去問一頭愛撒謊的馬。
1995年盛夏,家裡的電話鈴響了起來,一個陌生的聲音在電話上問我：“你是張謀先生嗎?”“在下正是,請問您是誰?”“我是你的朱老弟呀……”
這時的朱老弟己經59歲了, 像許多精明的中國官員一樣,在退休之前趁自己手中還有權可用,必將自己的“後事”安排得盡善盡美,
無懈可擊。朱老弟早己在該市(原所在縣已提升為市)一家主流報社擔任總編輯一職,目前正以考察的名義,在北京滯留。“我要在全國所有的機場起降一次”,
他在電話上說,當然是公費旅遊者底氣十足的豪言壯語。“此刻我正在首都國際機場”,原來他在北京時會晤了那位“成功人士”,在他那裡打聽到我的電話號碼,
“恨不得馬上見到你,遺憾的是機場己經沒有到成都的機票,我準備先飛重慶,三天之內便到成都來看你……”
擱下電話我便陷入沉思：
難得朱老弟有這樣一份心意,闊別30多年,他的影子在我的記憶中都己逐漸淡漠的時候,他還對我洋溢着那份熱情,特別像他這種在爾虞我詐的官場混了
20多年,竟然還知道人間有值得珍惜的情誼,值得懷念的舊友,用上難能可貴四個字也決不過份。
但我一想到那樁“左手寫信事件”,就好象喉頭上卡着一個蒼蠅般噁心,這時我體會到,人世間屬於友誼愛情這類與純真二字聯繫在一起的無價之寶,
確確實實是經不住玷污的人間精品,如果我們之間不曾發生過“左手寫信事件”,說不定我們像一對同胞兄弟一樣密不可分。
難道朱老弟沒看出我在逃離勞教隊以前對他的冷淡嗎 ?難道他不知道那“左手寫信事件”不僅像一座不可逾越的懸崖峭壁,阻斷了我們之間的推心置腹,
而且更像一劑致命的毒藥毒殺了我們之間相濡以沫的友誼,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因為在人人自危的勞教隊,
我和他之間能培植出那樣一簇友誼的鮮花可說己經是不可多得的了。
我心中暗想,這次朱老弟到來時會不會提到這件我一直耿耿於懷的事件,如果他不提，我是不是主動提一下,如果不明朗化,說不準我倒成為一個把友情當成兒戲的混帳東西。
重逢的一剎 這一年,我愛人在武漢工作,只有我和孩子在家,剛剛吃罷午飯孩子上學走了一會兒,我聽見有敲門聲,趕緊去開門,門外站着一男一女。面前的一位男士
,我一眼就認出了是朱老弟,除了歲月在他臉上刻下條條縐紋以外,幾乎看不出多大的變化。他身後站着的是一位20多歲的女孩,坐定以後,
朱老弟介紹說：“她就是方明。”我以為接下去將會說“是我的秘書”,可他說出來的卻是“我們報社的一位記者。”朱老弟向她介紹我時,叫她稱我為張大哥,
實際她的年齡只夠格當我的侄兒侄女,拔高她輩份也是為了表示他倆也是平輩之人,憑我這雙老奸巨滑的眼睛一看便知,這對男女之間必有某種非同一般的關係。
趁方明去洗手間的時候,朱老弟小聲告訴我：“她跟了我6年多了。”掐指一算,原來我在《新星》上幫她發的幾首詩,
實際上也為他們這場婚外戀起着牽線搭橋作用,不禁有點做賊心虛之感,立即問他,周美人知道嗎?他說當然知道,又說他在市里有兩套房子,他和方明一直住在一起,
周美人和兒孫們住另一套房子。
老實說,我對方明的印象不壞,簡直不像想象中那種濃妝艷抹搔首弄姿的“二奶”,一身職業婦女的素裝,舉止中洋溢着農村女孩的純樸自然,
論容貌她當然與年輕時代的周美人無法相提並論,但一臉的青春光澤還是丰采奕然。
按我原定的計劃,這次重逢我將向朱老弟談出“左手寫信事件”給我留下的感情創傷,但當着方明的面這樣說顯然有損朱老弟的“高大形象”,
反正朱老弟說過要陪我耍幾天,日後肯定還有機會,即便他倆終日形影不離,方明也總得再進洗手間。
朱老弟叫方明為我和他的重逢攝一張合影,我也取出我的相機,又讓方明替我和朱老弟合照了一張,以便留在我的相機里,我又替他們這對涉嫌重婚者合照了一張。
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談着些陳年往事,又談了今後的安排,朱老弟說他存有幾十萬元錢,計劃到成都來買兩套房子,
準備把早已退休的周美人也遷到成都來；“我們在一起度過晚年。”說這話時他臉上洋溢着自豪的光芒。他看了看手錶說：“今晚上深圳電視台的兩位記者請我在成都大酒店吃飯
,乾脆你也一起去。”我用索然無味的口氣說,現在社會上打着記者招牌的人多得很,誰知道是真是假,
我不想去湊這個熱鬧。朱老弟說∶“有啥關係不過是吃一頓飯嘛。”我看他執意要我去,便說∶“這樣吧,如果你見着他們後,認為他們是幾個正派人,就給我打個電話,
我就立即趕過來,反正也不太遠。”
永遠忘不了他站在門邊說的一句豪言壯語：“大哥, 按你我的健康情況,再活個十多二十年沒問題,來日方長，我們在一起好好過……”。
天黑以後,幾位鄰居相約在我家打小麻將,九點鐘左右,有人敲門,打開一看,衝進來的竟是方明,她驚驚惶惶地對我說：“張大哥,朱老師不行了!
”我吃了一驚,忙問她怎麼回事,她說,吃飯的時候吃着吃着朱老師突然從椅子上梭到了地上……我問她：“人呢?”她說他和電視台的幾個同志把他送到華西醫院去了,
在下樓時我問方明：“什麼病這麼急。”方明說：“醫生說是腦溢血。”我聽見這如雷轟頂的三個字,周身泛起了雞皮疙瘩,想到他專程為我而來,好象我虧欠着他一份情意
,頓時急出了一身冷汗。
我和方明叫了一部出租車,趕緊去到醫院。在急診室,我看見朱老弟躺在病床上,床頭上好幾種“不知所云”的儀表在閃閃發亮,
似乎並不預示着有什麼緊急情況發生。而此時的朱老弟,竟發出一陣陣平穩舒緩的鼾聲,我想他熟睡時也是這樣的吧。
不管鼾聲多麼舒緩平穩,常識早己告訴了我,腦溢血對一個老年人來說是個非常致命的病。我叫方明趕快去給周美人掛個電話,
就說朱老弟突發腦溢血正在華西醫院搶救，希望他趕緊來成都。我急匆匆地去到醫生的辦公室,對醫生說,不管花多少錢,請你們盡力搶救(
因為朱老弟幾小時前才對我說過他存了幾十萬元,我也就敢於用財大氣粗的調門說話),這位40多歲的醫生用見慣不驚的口吻對我說：“老先生,我就對你實話實說了吧,
反正我們這所醫院從來沒救活過這樣的病人”。作為一個外行,我已無話可說。
回到病房,方明告訴我,電話己打通：“師母說他們爭取明天早上9點鐘趕到。”現在留給我的唯一希望就是朱老弟能活到明天早上9點鐘,
讓他妻子能和他見最後一面。
我對方明說：“我家裡還有一個9歲的兒子,他媽媽又不在家,我不得不回去照顧他,你就留在這兒陪朱老師一下行嗎?
”方明卻拉着我的衣服說：“我害怕……”。話還沒說完,眼淚卻一串串地淌了出來,進而淚水化作了一聲嚎啕大哭… …
是為朱老弟而哭嗎?為自己的前途茫茫而哭嗎?是為她與朱老弟的愛而哭嗎?……更使我大驚失色的是她竟在嚎啕中哭出一句：“人家這次來是專程向你道歉的呀!
他說過他一生唯一有愧的事就是用你的名義給周總理寫過一封信,
而你待他又如兄弟呀……嗚……嗚……”簡直如晴天霹靂令我戰慄不己。我估計方明介入我和朱老弟之間己經很深很深,甚至也看出了我對朱老弟的不冷不熱,而這不冷不熱
,恰好是我的錯,如果因此而導致了他的不幸,那我真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了。
待她的哭聲稍停,我對她說：“你暫時在這裡呆着,我去找個人替我照看孩子,一小時以後我就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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