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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长话
在劳教队有一个我和朱老弟都认识的“同学”,在我们那一群具有相似命运的“同学”中,他可算是一位“成功人士”,其成功的重要标志是,
他不仅衣兜里有赴美定居的绿卡,更在美国购有私人住房,但他并不属于高干子弟或靠父母背景才“先富起来”的类型,现在作为美籍华人,
继续以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要职老骥伏枥般的挣着银两。
1984年,这位“成功人士”刚刚在成都起步时,我曾经短暂的在他那里打工,当眼看着他快“发”起来的时候,我便离开了他,
因为我在任何类型的“成功人士”面前,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深害怕自己身上的“秽”,溅到他们那身高档西服上,常常在他绉眉头之前,
我就自会找个地方去自惭形秽。
作为曾经共同赴难的老“同学”,他曾背着我对本单位的其他同事们说：“张谋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是很难驾驭。”虽然我和他相处时间不短,
就凭他这句话,我认为他根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对人处事的一项原则,那便是见到动辄想驾驭别人的人,我一定远远地避开他,因为我担心他一旦将辔头枷到我的肩上,
我就得像一匹累死不讨好的马一样由他驾驭,那肯定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任何一头挨过鞭子的马,只是别去问一头爱撒谎的马。
1995年盛夏,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上问我：“你是张谋先生吗?”“在下正是,请问您是谁?”“我是你的朱老弟呀……”
这时的朱老弟己经59岁了, 像许多精明的中国官员一样,在退休之前趁自己手中还有权可用,必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得尽善尽美,
无懈可击。朱老弟早己在该市(原所在县已提升为市)一家主流报社担任总编辑一职,目前正以考察的名义,在北京滞留。“我要在全国所有的机场起降一次”,
他在电话上说,当然是公费旅游者底气十足的豪言壮语。“此刻我正在首都国际机场”,原来他在北京时会晤了那位“成功人士”,在他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
“恨不得马上见到你,遗憾的是机场己经没有到成都的机票,我准备先飞重庆,三天之内便到成都来看你……”
搁下电话我便陷入沉思：
难得朱老弟有这样一份心意,阔别30多年,他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都己逐渐淡漠的时候,他还对我洋溢着那份热情,特别像他这种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混了
20多年,竟然还知道人间有值得珍惜的情谊,值得怀念的旧友,用上难能可贵四个字也决不过份。
但我一想到那桩“左手写信事件”,就好象喉头上卡着一个苍蝇般恶心,这时我体会到,人世间属于友谊爱情这类与纯真二字联系在一起的无价之宝,
确确实实是经不住玷污的人间精品,如果我们之间不曾发生过“左手写信事件”,说不定我们像一对同胞兄弟一样密不可分。
难道朱老弟没看出我在逃离劳教队以前对他的冷淡吗 ?难道他不知道那“左手写信事件”不仅像一座不可逾越的悬崖峭壁,阻断了我们之间的推心置腹,
而且更像一剂致命的毒药毒杀了我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友谊,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因为在人人自危的劳教队,
我和他之间能培植出那样一簇友谊的鲜花可说己经是不可多得的了。
我心中暗想,这次朱老弟到来时会不会提到这件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件,如果他不提，我是不是主动提一下,如果不明朗化,说不准我倒成为一个把友情当成儿戏的混帐东西。
重逢的一刹 这一年,我爱人在武汉工作,只有我和孩子在家,刚刚吃罢午饭孩子上学走了一会儿,我听见有敲门声,赶紧去开门,门外站着一男一女。面前的一位男士
,我一眼就认出了是朱老弟,除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条条绉纹以外,几乎看不出多大的变化。他身后站着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坐定以后,
朱老弟介绍说：“她就是方明。”我以为接下去将会说“是我的秘书”,可他说出来的却是“我们报社的一位记者。”朱老弟向她介绍我时,叫她称我为张大哥,
实际她的年龄只够格当我的侄儿侄女,拔高她辈份也是为了表示他俩也是平辈之人,凭我这双老奸巨滑的眼睛一看便知,这对男女之间必有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趁方明去洗手间的时候,朱老弟小声告诉我：“她跟了我6年多了。”掐指一算,原来我在《新星》上帮她发的几首诗,
实际上也为他们这场婚外恋起着牵线搭桥作用,不禁有点做贼心虚之感,立即问他,周美人知道吗?他说当然知道,又说他在市里有两套房子,他和方明一直住在一起,
周美人和儿孙们住另一套房子。
老实说,我对方明的印象不坏,简直不像想象中那种浓妆艳抹搔首弄姿的“二奶”,一身职业妇女的素装,举止中洋溢着农村女孩的纯朴自然,
论容貌她当然与年轻时代的周美人无法相提并论,但一脸的青春光泽还是丰采奕然。
按我原定的计划,这次重逢我将向朱老弟谈出“左手写信事件”给我留下的感情创伤,但当着方明的面这样说显然有损朱老弟的“高大形象”,
反正朱老弟说过要陪我耍几天,日后肯定还有机会,即便他俩终日形影不离,方明也总得再进洗手间。
朱老弟叫方明为我和他的重逢摄一张合影,我也取出我的相机,又让方明替我和朱老弟合照了一张,以便留在我的相机里,我又替他们这对涉嫌重婚者合照了一张。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着些陈年往事,又谈了今后的安排,朱老弟说他存有几十万元钱,计划到成都来买两套房子,
准备把早已退休的周美人也迁到成都来；“我们在一起度过晚年。”说这话时他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芒。他看了看手表说：“今晚上深圳电视台的两位记者请我在成都大酒店吃饭
,干脆你也一起去。”我用索然无味的口气说,现在社会上打着记者招牌的人多得很,谁知道是真是假,
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朱老弟说∶“有啥关系不过是吃一顿饭嘛。”我看他执意要我去,便说∶“这样吧,如果你见着他们后,认为他们是几个正派人,就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立即赶过来,反正也不太远。”
永远忘不了他站在门边说的一句豪言壮语：“大哥, 按你我的健康情况,再活个十多二十年没问题,来日方长，我们在一起好好过……”。
天黑以后,几位邻居相约在我家打小麻将,九点钟左右,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冲进来的竟是方明,她惊惊惶惶地对我说：“张大哥,朱老师不行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朱老师突然从椅子上梭到了地上……我问她：“人呢?”她说他和电视台的几个同志把他送到华西医院去了,
在下楼时我问方明：“什么病这么急。”方明说：“医生说是脑溢血。”我听见这如雷轰顶的三个字,周身泛起了鸡皮疙瘩,想到他专程为我而来,好象我亏欠着他一份情意
,顿时急出了一身冷汗。
我和方明叫了一部出租车,赶紧去到医院。在急诊室,我看见朱老弟躺在病床上,床头上好几种“不知所云”的仪表在闪闪发亮,
似乎并不预示着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而此时的朱老弟,竟发出一阵阵平稳舒缓的鼾声,我想他熟睡时也是这样的吧。
不管鼾声多么舒缓平稳,常识早己告诉了我,脑溢血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个非常致命的病。我叫方明赶快去给周美人挂个电话,
就说朱老弟突发脑溢血正在华西医院抢救，希望他赶紧来成都。我急匆匆地去到医生的办公室,对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请你们尽力抢救(
因为朱老弟几小时前才对我说过他存了几十万元,我也就敢于用财大气粗的调门说话),这位40多岁的医生用见惯不惊的口吻对我说：“老先生,我就对你实话实说了吧,
反正我们这所医院从来没救活过这样的病人”。作为一个外行,我已无话可说。
回到病房,方明告诉我,电话己打通：“师母说他们争取明天早上9点钟赶到。”现在留给我的唯一希望就是朱老弟能活到明天早上9点钟,
让他妻子能和他见最后一面。
我对方明说：“我家里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他妈妈又不在家,我不得不回去照顾他,你就留在这儿陪朱老师一下行吗?
”方明却拉着我的衣服说：“我害怕……”。话还没说完,眼泪却一串串地淌了出来,进而泪水化作了一声嚎啕大哭… …
是为朱老弟而哭吗?为自己的前途茫茫而哭吗?是为她与朱老弟的爱而哭吗?……更使我大惊失色的是她竟在嚎啕中哭出一句：“人家这次来是专程向你道歉的呀!
他说过他一生唯一有愧的事就是用你的名义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
而你待他又如兄弟呀……呜……呜……”简直如晴天霹雳令我战栗不己。我估计方明介入我和朱老弟之间己经很深很深,甚至也看出了我对朱老弟的不冷不热,而这不冷不热
,恰好是我的错,如果因此而导致了他的不幸,那我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了。
待她的哭声稍停,我对她说：“你暂时在这里呆着,我去找个人替我照看孩子,一小时以后我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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