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最大的問題是不懂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亂解歷史現象， 當然， 這與犬儒們故意曲解歷史有很大的不同。 不能過度批判。 比如說中國歷代對商人的態度， 被解釋成封建短視， 其實古代中國政府壓制的不是商人， 而是豪強， 也就是利益集團！而商人恰巧成為跨地域豪強並且更積極地滲透政府官員， 侵蝕政府權力而已。 回到反覆強調的資本定義：資本就是控制他人勞動，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信用證。
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必然是戰亂不斷生靈塗炭， 因為中國天災降臨的事後往往覆蓋很大面積， 如果商人地主官僚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天災來臨囤積居奇，土地兼併收買奴隸， 百姓必然會被餓死，不願意餓死就必然造反。 換句話說， 中國商人剝奪了政府的經濟權力之後， 國家沒有可能維持穩定統一任何可能性， 從春秋戰國的民不聊生， 到秦末劉項復辟之後的頻繁戰亂，再到明末犬儒把持朝政勾結官僚斷絕上下溝通，再到滿清後期豪強巨富奢侈無度，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血雨腥風都反覆用鮮血與白骨證明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
非洲與地中海沿岸狩獵搶劫支持的社會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當然，希臘文明是否是文藝復興的時候偽造的？ 這個問題無法繼續討論， 但是希臘羅馬都是奴隸制社會， 根本沒有建立自秦漢以來的公民社會， 也沒有天下蒼生的概念）。
倚天立：東西方資本運行的歷史淵源 商業和商人不同的發展軌跡，揭示了東西方資本運行的歷史淵源
從今天來看，塑造一個文明，原因是很複雜的。
氣候與地理條件決定了一個區域內的人種特點及其飲食結構，飲食結構決定了這部分人群的勞動方式和產業結構，而產業結構（農業、畜牧業、商業、捕撈業等）又決定了這部分人群的民族特性、政治架構、宗教文化等等上層結構的要素。
在地域經濟中，中國最重要的是農業，而歐洲最重要的是商業。
一、在長達幾千年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商人始終未能登場表演並且成為主角
形成這種局面主要有以下幾條原因：
1、自從脫離茹毛飲血以後，華夏民族發祥地這片廣袤神奇的土地，基本上處於北溫帶以內，雨熱同時，物產豐富，因此，華夏先民自然而然選擇了農業來作為自己的生存保障，比四周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並且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農業時代最偉大的文明。
自然而然，華夏民族所有上層建築的要素都是建立在“農業”這個經濟基礎之上的，商業理所當然要被排擠到邊緣位置。
2、商業最核心的要素是“盈利”，然而，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卻是“仁義”，“仁義”是利他的，“逐利”是利己的，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仁義”與“利益”是衝突的，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作為商人，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便是“逐利”，如果一個人經商目的不是賺取利潤，就像一個軍人不想打勝仗一樣荒唐。然而，站在道學家的角度來看，商人逐利必然耍奸使詐、不擇手段，必然“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所以才有“奸商”一詞的道德批判。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孟子則更是直接教育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並告誡弟子要“捨生取義”，因此，在道德品質上有“原罪”的商人，怎麼可能逃得過聖人的鞭撻而登天子之堂？
3、自古以來，如果一個王朝的政權強大穩定，那麼一般來講，中國的版圖便是完整而統一的，小農社會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基本上能自給自足，加上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提倡安貧樂道，不尚奇技淫巧，所以，商品交換的需求相對較小。另外，中國人注重家庭團聚，“父母在，不遠遊”，所以，願意“重利輕別離”的商人的人口更不會太多。
4、在中國歷史上，對於民間資本過多所帶來的危害，統治集團的核心認識得最早、最清楚，所以從春秋開始，中國歷代統治者就開始用“重農抑商”、打壓私商來限制資本對政權的滲透，並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使得商人“雖富無所芳華”，以此防範資本對權力的威脅。秦代，商人不可穿絲綢衣物，漢代，商人申報不實沒收家財，唐時，商人不能入朝為官，到宋朝，商人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至清代，封建衙門的朱漆衙門終於向富商巨賈終於開出了一條縫，才出現了胡雪岩、盛宣懷這樣的官商——紅頂商人。
在限制私商的同時，歷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均重視官營經濟，對產生利潤最大的“鹽、鐵”採用壟斷專營，這樣既能為國家增加收入，又能抑制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物價，目的就是要把經濟命脈控制在政府手中。
據《管子·海王》記載，鹽鐵專賣的“官山海”政策，讓齊國財富迅速積累到政府手中，為桓公霸業奠定了堅實的財政基礎。僅食鹽專賣一項，管仲為齊桓公算了一筆賬：一個萬乘之國，應有1000萬的總人口，其中應納稅的人約100萬，如每人每月徵收30錢，一個月也就3000萬錢，並且還惹得民怨沸騰；但只要每升鹽加價2錢，因為食鹽銷售嚴格按照戶籍實行“計口售鹽”，每月即可多得6000萬錢，遠超過每月30錢高額人頭稅帶來的收入，百姓卻還毫無察覺。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提起世紀經濟史上的一篇具有嚴重穿越性質的奇文《鹽鐵論》。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公元前81年，漢昭帝從全國各地召集賢良文學60多人到京城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共同討論民生疾苦問題，後人把這次會議稱為鹽鐵會議。會上，雙方對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統一鑄幣等財經政策，以至屯田戍邊、對匈奴和戰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規模較大的關於國家大政方針的辯論會。
西漢初，為休養生息，政府開放鹽鐵民營，結果百姓不受其利，政府財政壓力巨大，而經營鹽鐵的商賈富比王侯，“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漢武帝時，為了掌握國家經濟命脈，從經濟上加強封建中央集權，抗禦匈奴的軍事侵擾，打擊地方割據勢力，朝廷推行了以桑弘羊為主所制定的鹽鐵官營、酒榷、算緡、告緡、均輸、平準以及幣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財經政策。這些經濟措施，雖然適應了當時鞏固西漢王朝政權的需要，為西漢王朝奠立了堅實的財政經濟基礎，但是，卻也給農業生產、中小工商業和群眾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與困難，特別是剝奪了地方諸侯和富商大賈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豪強商賈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於是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問題，就成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爭論不休的大事。
在鹽鐵會議上，推崇董仲舒新儒學的賢良文學全面抨擊了漢武帝時制定的政治、經濟政策。第一，他們認為官營工商業“非治國之本務”，實行鹽鐵等官營政策違背了古代聖賢“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的信條，敗壞了古代淳樸的社會風尚，引誘人民走“背義而趨利”的道路；第二，他們認為官府經營工商業是“與民爭利”、“與商賈爭市利”，鹽鐵官府壟斷專營和“平準均輸”等經濟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第三，他們提出“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的極端自由的經濟主張，要求“罷鹽鐵、酒榷、均輸”等官營壟斷工商業政策，促進漢朝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
均輸和平準是漢武帝時期制定的經濟政策，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和調劑物價的兩種措施，均輸就是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負責徵收、買賣和運輸貨物，地方應交納的貢物，折合成錢交給均輸官，均輸官再在各地之間賤買貴賣，調節物價，為國家增加收入，同時也平準則是官府負責京師和大城市的平抑物價工作，賤時國家收買，貴時國家拋售，抑制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物價，但是由於理論的過於理想化，造成了百姓買什麼什麼貴的惡性循環。
而當時的御史大夫是經濟奇才桑弘羊，他早年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國家壟斷工商業的思想，崇尚法家，他認為工商業在民生中不可或缺，人民生活所需的“養生送終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農商交易，以利本末”，但同時他又認為工商業應該由政府控制，提倡發展官營工商業。由此，桑弘羊堅持國家干涉經濟的政策，對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等重大政策措施採取堅決維護態度，認為它“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佐助邊費”；又可以發展農業生產，“使民務本，不營於末”；還可以“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排富商大賈”，抑制其兼併掠奪，因而絕不可廢止。
實際上，鹽鐵會議爭論的核心，便是以桑弘羊為首的國營壟斷與新儒學倡導的自由經濟之間的觀點衝突，再進一步說，就是如何更好地來調整“權利與資本”的關係問題。
讀到這裡，很眼熟吧？
有時候，真感覺“鹽鐵會議”不是召開在2000多年前的漢昭帝始元6年，而是召開在1978年年底的中共11屆3中全會上。
（以上部分文字，摘自百度）
長久以來，由於中國歷代王朝對商業的過度壓制，扼殺了帶來思想自由、科技創造的寬鬆環境，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與提高，直接凍結了社會生產力前進的根本動力，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使得中華文明在唐宋之後的長期衰落成為了必然結局。
然而今天，西方社會在享受到商業文明帶來的繁榮成果的同時，任由資本聯盟漸漸攫取了社會的公共權力，控制了社會前進的方向，作為幾百年來人類文明發展的領導者，西方社會正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彷徨。可以斷言，如果西方不能在短期內找到根本解決問題的出路，那麼，西方文明必定在不遠的將來又會走向一個黑暗的中世紀。
在此時，總結和對比東西方商業史，尋找東西方文明此起彼落的終極奧秘，為全人類的共同命運探索一種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社會運行模式，就顯得更有必要。
二、商業，是西方現代社會的催生婆
在西亞、北非和歐洲的歷史上，同樣是商人，命運卻跟中國的商人完全迥異。
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完整統一不同，西亞、北非和歐洲直到今天都是割裂的，碎片化的，從某種角度來講，碎片化的世界天生就適合商業的發展。
從公元前10世紀甚至更早時期開始，地中海文明圈的商業貿易就十分發達，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臘人、迦太基人、猶太人、羅馬人、敘利亞人的商隊活躍在地中海西岸、北非和尼羅河流域。據《西方商法史》記載，古羅馬時候的商人已經結成了社團，“帝國初期，商人已結成自己的團體，在城市裡成立了許多工商業協會，如商人協會、船主協會和手工業者協會。”到中世紀，商人在社會分層上已經作為一個龐大的團體或者聯盟出現，與貴族聯盟、農民聯盟、教會聯盟等團體一樣，形成了自己的組織，這個組織的形式就是商人基爾特或者商業行會。當時的商業聯盟已經發展成一個相當龐大、相對獨立，並對貿易活動擁有很大管轄權的機構。它們順利頒布了自己的章程，匯編了自己的商業習慣法，行使自己的審判權和商務仲裁權。
從中世紀晚期到資本主義中期，歐洲的商業貿易表現為幾個新的特點：
1、貿易規模越來越大，貿易範圍越來越廣，商業操作越來越專業化，同時，商團和商團聯盟的勢力越來越大。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比如，在13、14世紀，德意志北部形成了一個商業、政治聯盟“漢薩同盟”，共有160個城市加盟，有漢堡、科隆、不萊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貴族參加，擁有武裝和金庫。1370年，該同盟戰勝丹麥，訂立《斯特拉爾松德條約》，壟斷了波羅的海地區貿易，並在西起倫敦，東至諾夫哥羅德的沿海地區建立商站，實力十分雄厚。
2、商團和商團聯盟的內部管理趨向契約化和法制化，各國、各個時期《商法》逐漸完善，形成了歐洲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基礎。繼“漢薩同盟”之後，歐洲商團相繼在亞平寧半島建立了熱那亞、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幾個商業共和國，形成了現代歐洲憲政國家的基本雛形。
比如在一篇《論中世紀的商人及商法》中，作者闡述了歐洲商法以《羅馬法》為基礎，從商業交易習慣向成文法向過渡並形成現代商業契約制度的過程。
“11世紀晚期，廣泛的商業活動是與莊園的生產方式和封建的社會政治關係並存的，商人在封建等級體系中獲得了一種合法身份，成為獨立的階層，商人法在商業實踐活動中逐漸產生並得以發展，正是在那時，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漸被人們看做是一種完整的、不斷發展的體系，新出現的商法體系與教會法、王室法、采邑法、城市法相併列，彼此相互獨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一時期商法總體性特性和作用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客觀性，商事關係不同於一般婚姻、家庭、鄰里關係，這種關係的參與主體要廣泛的多，多涉及彼此並不相識而安全由共同的經濟利益而聯繫在一起。從事海上貿易，遠航千里與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進行商業貿易最足以說明此點。在一個相對封閉和凝固的社會中所形成的傳統、習慣、風俗等社會規範顯然不敷要求的。11世紀末12世紀初，歐洲商法已從商業交易習慣過渡到成文法，商法中的各種權利和義務實際上也變得更加客觀、準確，而較少任意、模糊。商法作為客觀規則體系，為商人安排經營活動，期待或預測交易相對人的行為奠定基礎，且商法確立客觀的交易程序，並通過商事法院在對商事糾紛的裁判時引為裁判依據而得以強化。
第二，國際性，11世紀晚期以後，規模巨大的國際集市每隔一定時間就會在全歐洲各個指定的地點或者雲集了各國商人的永久性市場鎮和市場城舉行。較之於地方貿易，跨國貿易常常占優勢，並為一般的商業交易提供一種重要的模式。那個時期的許多商業活動都具有世界性或國際性。商法上的各種權利和義務在地方適用中變得更加統一、更加普遍，而較少差異、也較少歧視。“商人法乃是一種形式上的國際法，基本點在於，有容許簽訂約束性契約的自由，又有對契約安全的保障，還包含有建立、轉移和接受信貸的種種辦法，在整個中世紀時代，貿易糾紛採用商人法這辦法，曾通行於王室法庭、教會法庭、甚至封建領主法庭。對於國際商人和貿易者，商人法尤為必需。商人法至少在理論上，是對所有不同國家商人之間的交易一律通用的。”
第三、創新性，如上文所述，歐洲中世紀第一個法律體系是教會法體系，這個體系不僅以其形式上的邏輯性為世俗法提供了榜樣，而且在內容上教會將羅馬法的‘自然理性’轉化為‘自然法’，在教會社團法、財產法、契約法中包含着大量的取自於羅馬市民法、萬民法的交易規則。教會要求在交易中恪守信用和講求公平，商人們接受了這些概念和原則，並把它們納入到商法當中。在商人自治的大環境下，商人的經營手段會不斷翻新，大量新型的交易方式和經營模式不斷產生，當現存法不備時，商人、公證人或商事法院便根據所謂‘自然法’或‘良心’創製一些新的制度和規則。”
3、歐洲商業在資本主義中期的發展，像潮水一樣一點點地腐蝕着教廷與貴族的藩籬，催生出現代商業模式、銀行業和證券業，並且是“地理大發現”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推動力量。
出於對利益的追求，歐洲商人不辭辛勞，舟車勞頓，奔走於舊大陸的各個角落，熱衷於發現和推銷各種新奇的貨物，刺激着人們對新產品的越來越強的消費欲望，從而間接地資助着科技的發展，同時，也用不斷擴大的市場來為大規模產品製造旺盛的需求，最後牽引着英國工業革命的到來。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後，封鎖了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貿易商道，而香料貿易就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壟斷，他們囤貨居奇，致使香料價格暴漲，讓以肉食為主的歐洲人苦不堪言。正是在在這種背景下，哥倫布才肩負西班牙王室的重任，冒險出海尋找新的商路，最終到達美洲，由此揭開了時間長達兩個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的序幕。而隨着遠洋探索的展開，跨洋的商業活動變得越來越頻繁，海外貿易累積的財富激發歐洲人在美洲和亞洲的殖民事業，從而促使了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
4、揭開歐洲商業史華麗的外衣，我們很震驚地發現，近代史上的歐洲商人，在很多時候與“殖民者”或者“海盜”是同義詞。在整個殖民主義期間，歐洲商人兼殖民者直接和間接屠殺的人口最少超過兩億，遠遠超過了擴張時期的蒙古帝國，堪稱殺人金牌榜上的冠軍。
在還不知道新大陸之前，歐洲商人和羅馬教廷派往非洲、亞洲的傳教士一樣，鼓勵冒險，鼓勵開拓，鼓勵掠奪，充當着殖民主義的急先鋒。而天上掉下個地理大發現，給歐洲商人幾乎帶來了一個既無抵抗更無競爭的天堂般的市場，北美、南美、澳洲、南太平洋群島、東南亞，印度、東非等等地區，資源極其豐富，文明發育程度卻又極其落後，於是，擁有科技代差的歐洲人就像狼群闖進兔子窩、綿羊群，可以恣意縱情地搶劫屠殺，進行種族滅絕，這個時候。歐洲商人從殖民主義的急先鋒，變身成了主力軍。
近代歐洲商人的貿易史，就是一部鮮血淋漓的掠奪史、殺戮史和罪惡史。
●非洲黑奴貿易
18世紀上半葉，加勒比海的聖多明各島共輸入非洲黑奴280萬人，每運送1個奴隸至美洲，最少要直接和間接犧牲10個左右的黑人，按此比例來計算，僅此一項就意味着非洲大陸有近3000萬左右的人口損失。
“而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末，奴隸貿易歷時400年，在這期間被運送到美洲的黑人至少有1500萬人；因“獵奴戰爭”互相殘殺，從內地到沿海途中折磨致死的，以及在橫渡大西洋被拋棄海底等等而死亡的奴隸更遠遠地超過運送到美洲的數目。據統計，17～18世紀，非洲人口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20世紀初則下降為十三分之一。連綿不斷的奴隸貿易和“獵奴戰爭”，使原來繁華的城市變成了荒涼的村落、商路遭到了破壞、整個整個部落被滅絕，致使非洲的農牧業和手工業完全衰落了。奴隸貿易和獵奴戰爭還破壞了西非、中非和東非各族人民歷史發展的正常進程，中斷了國家形成過程。”（摘自《殖民時代黑奴貿易大全》）
在這裡，非洲大陸最少損失了1億以上的人口。
●美洲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上一個冰河時期從亞洲跨越白令海峽到達美洲的黃色人種，20世紀80—90年代，美國一些嚴謹的學者依據史料重新推算出，當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時，在整個北美洲和中美洲居住的印地安人共約有160種方言，總人口在3000萬至l億之間。到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各個“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總人口只剩下不到80萬。
在殖民主義期間，西班牙所屬的領地有1300萬印第安人被殺，葡萄牙所屬的領地有1000萬被殺，在美國中東部，大約450萬人被殺，在後來美國西進運動中，又有100萬左右被殺。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在這裡，美洲印第安人最少損失了3000萬以上的人口。
●1771年，在英國人橫徵暴斂下的印度孟加拉邦經歷了一次饑荒，3000萬總人口中就死了1000萬。莫臥兒帝國末代皇帝被俘虜，英國人在他面前砍下他兒子的腦袋，喝着他兒子的鮮血，得意洋洋地說：“不喝他們的血，我們的靈魂會不得安寧”。
殖民主義期間，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美國人在澳洲、南太平洋群島、中國台灣、琉球群島、菲律賓、婆羅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阿富汗等等殖民地，屠殺的人口更是不計其數。
●直到今天，西方武裝商人在侵略戰爭中充當幫凶甚至主角、用被侵略者的鮮血來牟取暴利的本質，仍然沒有改變。
2004年3月31日，4名據說是商人的美國人在伊拉克費盧傑附近被打死，屍體在被車輛拖行焚燒後，懸掛在橫跨幼發拉底河的北橋上，這一畫面通過媒體迅速傳遍世界，最終引發美國發動“第二次費盧傑戰役”，重兵圍剿費盧傑，造成了城市毀滅和巨大的平民傷亡。事後外界才得知，這四名美國人是美軍承包商黑水公司的雇員，他們進入費盧傑時，全副武裝，橫衝直撞，跟美軍士兵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才遭受到伊拉克反美武裝的攻擊。
正因為這次次費盧傑戰役，一個美國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才浮出水面，外界才對美國的“軍事承包”有所了解。
2002年，幾名海豹突擊隊的幾名退役軍人創立了“黑水公司”，2005年，“黑水”一舉斬獲安保領域最大的蛋糕——超過5億美元的美國國務院“全球駐外人員安保合同”，成為美國在伊拉克最大的安保承包商。到2006年，“黑水”年收入飆升至10億美元。“黑水”的客戶包括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美國國務院、聯邦調查局、美國國家安全局等機構。美國派駐伊拉克最高級別官員、總統特使布雷默，如果沒有黑水的保護，根本不敢離開美軍控制的“綠區”。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訪問阿富汗時，全程均由黑水的武裝人員護駕。
“黑水公司”被外界稱為“影子軍隊”，在伊拉克擁有從武裝直升機到裝甲車在內的各類重型武器，其武裝人員上千人，大部分成員來自美國或者其他北約國家的特種部隊，接近海豹突擊隊的規模，並根據美國總統駐伊拉克特使布雷默允許，享有刑事豁免權，因此，“黑水”的雇員十分囂張，在伊拉克槍殺了大量平民，並在“虐囚門事件”中充當美軍的得力助手。
例如，2004年4月4日，“黑水”雇員指揮美軍士兵在納傑夫向示威平民開槍，導致數百人喪生，但官方對外公布的只有30人死亡。
順便說一下，2005-2006年，美國卡斯特戰鬥保安公司一些前雇員，指責公司同事，說他們為了讓公司車隊在交通擁堵時儘快通過，不惜開槍射殺平民，並開車從一輛載有兒童的平民車輛上軋過。
●在這裡，我們不能不提到一個在東西方近代史上名聲卓著的“東印度公司”，那兩個罪惡遍及亞洲、非洲、美洲乃至全球的嗜血饕餮，它們在資本主義近代史上的血腥歷史，便是歐洲產業資本在沒有節制或者阻止下為所欲為、魚肉大眾的典型縮影。
（鑑於篇幅原因，也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罪惡歷史已為中國公眾熟知，所以，我們就不在這裡贅述討論。）
“這世界上有許多幽默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覺得他們不像土著人那麼野蠻。”
——馬克·吐溫
5、隨着財富的聚斂，歐洲商人的政治地位越來越高，漸漸形成了強大的金權階級，他們對內可以操縱政府機構通過對他們有利的法律條款，使得政府的國家功能完全為其傾斜，對外他們可以用國家的名義發動戰爭，奪取其他弱小國家及其人民的巨額的貿易利潤，以至於最後他們完成了從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的嬗變，通過建立私營的中央銀行，最終控制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進而完全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權。
6、與宗教類似，商業思維也同樣塑造着西方文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塑造着現代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逐利，就是西方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是東方人打開西方文化密碼箱最重要的一把鑰匙，離開這一條，你永遠看不穿西方人的狡詐騙局，永遠讀不懂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看破了這一點，我們就明白了西方社會從個體到群體行為的終極目的，也就更能體會到中華文明的仁慈與高貴。
我們從一件事情上來看東西方文明在看待道義角度上的差別。
據錢其琛回憶錄《外交十記》記錄，1991年4月，法國外長迪馬在89年政治風波之後訪問中國。當時法國總統為密特朗，法國還沒有回到北約的軍事一體化，與中國關係還不錯，但是迪馬來了之後卻說法國準備向台灣出售護衛艦，在遭到中國領導人反對以後，法國外長總共說出來3條辯解理由：
（1）護衛艦是防禦性的，而非進攻性的。這筆生意對法國船廠來說，是一宗大買賣。
（2）美國已賣給台灣四艘護衛艦，法國作為主權國家，在這類問題上不應受到歧視，不能讓美國獨占便宜，單個發財。
（3）美國在同中國建交後，可以通過簽訂協議向台灣出售武器，而法國遠遠早於美國同中國建交，難道因為當時未簽署售台武器協議，現在就不能向台灣出售武器了？
其實，迪馬的理由綜合起來就是一句話：美國人已經從你中國身上割了一塊肉，你中國人不能不讓我也來割一塊肉，否則就是不共平，違反了利益均沾原則。
對中國人來說，法國人的邏輯並不新鮮。1899年，美國勢力進入東亞，但中國已被列強瓜分，美國覺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於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先後向英、俄等六國政府發布照會，在承認列強在華“勢力範圍”和已經獲得的特權前提下，提出要求“利益均沾”。起初各國並不贊成，但英國同意之後，其他各國亦相繼同意，於是美國也加入了對中國的瓜分狂潮。
沾滿血淚的歷史已經遠去，但是在現代資訊發達的今天，普通中國人仍然常常驚詫於歐美政治人物的言而無信的超極“變臉”本領，終於漸漸認識到，原來被崇洋派吹上天的西方政治文化中所謂的“信義”、“契約精神”，說到底就是張擦屁股的手紙，用完就可以扔掉；也終於理解了，西方人一天到晚簽訂和約，目的就是為了一天到晚的背叛。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所以，在無數次目睹中國外交恪守諾言而屢受欺騙之後，許多清醒過來的國人經常希望中國能夠“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至於常有網友開玩笑說：“看見祖國學會耍流氓，我就放心了。”
實際上，中國人對於迪馬的狡辯耿耿於懷，是因為中國人判斷失誤對錯的標準是“良心”，是“信義”，是“公理”，但是，迪馬卻覺得很委屈，因為他們對錯的標準是“利益”。這屬於典型的“雞同鴨講”。迪馬覺得法國人比美國人賺得少，所以認為不公平，至於說他該不該來賺這個錢，不是由他來考慮的問題，而是你中國人的問題，是你中國人有沒有不讓別人來賺這個錢的能力問題。
什麼？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見利忘義？不義之財？對不起，聽不懂，我們西方人詞典里找不到這些充滿道德批判意味的詞彙，我們只知道“認錢不認人”、“認錢不認理”。你們中國人說的“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屬於農業時代的陳腐觀念，今天在power（強權）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是在所難免的。
這就是原本極度崇拜歐美科學精神的梁啓超在民國八年遊歷歐美之後、對弱肉強食的西方文明極度失望的根本原因，他在《歐遊心影錄》裡，鼓勵着當時還跪拜在西方文明前的無數國人：
“我的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
這也就是1978年中國再度開放國門後，許多中國人在“自信——自卑——再自信”的輪迴之後，“自乾五”群體急劇增加的根本原因。
宗教與商業，是建造西方文明大廈最粗的兩根柱子。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
“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所以，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創業興趣和成功率與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種相互關係。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實際上，韋伯的這種觀點，雖然要比後來宣稱“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結之路”的淺薄狂妄的弗蘭西斯·福山要來得委婉一點，但卻仍然充滿了西方學者普遍缺乏哲學縱深感的技術主義的片面和武斷。
韋伯說的“SPIRITOFCAPITALISM”，直接翻譯為“資本主義精神”，雖然指的是一種屬於意識形態範疇的因素，但卻是指物化了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制度。韋伯意思就是說，新教倫理延伸了西歐、北歐與北美地區早期教徒的資本主義精神，而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最後又物化成現有的整個先進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今天這種理想的資本主義是新教徒“以合理地計算收支，有條理地安排生產經營活動”所帶來的結果。韋伯認為，這種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與新教徒那種井井有條、系統安排的入世禁欲主義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義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一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之一，由此，韋伯辯解說，今天的理想的資本主義並不是通過搶劫、掠奪等暴力手段得到的原始積累，完全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在滴血”。
從本傑明·富蘭克林到馬克斯·韋伯，他們認為新教徒的虔誠、勤奮、節儉和追求秩序等優秀品質支撐起了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這種表述應該站得住腳，但是卻非常不完整，對於缺少的那部分，韋伯要麼沒有認識到，要麼就是故意隱瞞。
實際上，除了新教倫理以外，資本主義精神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支撐，那就是我們上面所論述過的，歐洲商業傳統的內在精髓同樣鑄就了今天的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世界。
今天，我們很難去理解殖民時代歐洲商人的罪惡行徑與新教傳播之間的共生關係，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都在18、19世紀的歐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取得了輝煌成果，商業殖民者負責占領被征服地區人民的物質世界，而傳教士則負責占領被征服地區人民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了後來的一句名言：“五百年前，他們擁有《聖經》，我們擁有土地；而五百年後，我們擁有了《聖經》，而他們則擁有了土地。”
用《聖經》換土地，這樣的好買賣，傻瓜才不會幹。
說得簡單一點，殖民商人就是去搶錢殺人，而宗教的好處則是在讓你搶錢殺人之後良心上不受譴責，不管幹了多大的壞事，你只要在十字架下懺悔一番，給教堂繳納十分之一的贓款（什一稅），你就被神赦免了，照樣可以上天堂，永遠享受“奶和蜜”。所以，在你走出教堂之後，你就再沒有精神負擔，可以繼續去搶更多的錢，殺更多的人，反正上帝會把你的雙手洗的乾乾淨淨，因為他收了你的金幣，他實際上就是你的同盟。
宗教與商業，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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