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四五  来源：王企业家

    2009年，胖子宋冬野在豆瓣以独立民谣歌手的身份推出歌曲《抓住那个胖子》，2016年10月13日宋冬野因涉嫌吸毒被警方抓住，“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不要抽陌生人递过来的兰州，里面有大麻。2016年10月13日，抗议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早年的采访中他曾透露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住在纽约的时候，曾有过一段对毒品十分沉迷的日子，不过后来他戒掉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谣创作是紧贴社会政治现实的，鲍勃.迪伦的声音里都是抗议和反对，反观现在的国产民谣，他们既不批评也不抗议，甚至连讽刺和隐喻都很少，是这个时代真的太美了吗？写着无病呻吟空洞无力的歌词，披着看上去特立独行谁也不鸟的民谣外衣，看上去挺美，实际上挺毒，他们不是在吸毒，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毒品。

    国产民谣界都挺没出息的，国产摇滚界更是如此，每次看到那几个著名摇滚歌手摇头晃脑眉头紧锁的样子我都想说，摇你妈，赶紧滚。摇滚的精神就是自由和反抗，但在国摇里从来就没有旗帜鲜明的体现，可这并不妨碍人们意淫出一些味道来，崔健算是国摇充气娃娃里的头牌了，他的歌迷们意淫的不亦乐乎，但他却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歌里有任何社会政治因素，他享受着摇滚教父的光环，却从未扛起摇滚精神的大旗，他的歌迷们也是如出一辙的虚伪，物质时代已经把他们的反叛招安，消费主义的利刃已经将他们阉割，他们还要装逼硬撑着喊着去青楼。

    还有你们热爱的国摇天王汪峰，他开创了国摇界的一个全新单元：鸡汤摇滚！岳摇滚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地下文化以及后现代浪潮，不论是金属、硬金属、朋克还是哥特，都是满满的负能量，现在可好，经过漫长的等待，人类终于迎来了东方使者汪峰老师，他那基于传销手法写就的歌词和大皮裤表演文化形成的鸡汤摇滚，全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嗷………。

    摇滚和民谣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属性和社会符号象征，它既引导也中和社会文化，它坚持批判和嘲讽但从不担负建设意义，它或许看起来混乱喧嚣，但至少它从不会像汪峰一样站上春晚的舞台饱含深情滴演唱《我爱你中国》。摇滚和民谣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转型息息相关，但它从不会宏大叙事，更不会像汪峰导师参与的节目里的伪摇滚一样动不动就喊：我一定会勇敢地唱下去！勇敢NMB，你又不是路边卖唱被城管赶，你又不是唱抗议歌曲被警察抓，你们大唱赞歌需要什么勇气。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是民谣发展的圣地，那时尽管来自英国的披头士已经大红大紫，尽管发型高耸的猫王已经称王称霸，但他们还是被淹没在民谣的浪潮里，因为这场浪潮不仅仅与音乐变革相关，还与社会变革紧密连接。The Byrds的那首《turn!turn!turn!》正是当时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社会需要变革，人的思想需要变革，音乐也需要变革。人们再也无法去信任那高高在上的政府，战争的创痍让每个人都难以自慰。”

    上世纪60年代民谣运动时期，美国的文化形态跟这国的文化形态是一样的，都是“反美国”，不同的是美国人民知道自己反美国什么，比如反对当时的主流文化，比如反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反对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穿着、打扮、品味、生活方式……。Bob Dylan的反主流和Joan Baez 的反战，是当时六十年反对民谣文化的重要论述基础，回首国内我们该反对点什么好呢？也得反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什么？是国产民谣和摇滚以及它们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换言之，傻逼才是中国目前的主流文化，要反就反傻逼。

    上大学那会，看了好多遍《阿甘正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阿甘的初恋女友Jenny，在片中她抱着一把吉他，裸身在酒吧里面唱歌，多年以后才知道Jenny唱的歌是鲍勃.迪伦的Blowin’ inthe wind，这是美国抗议民谣史上很重要的作品，也是我喝酒史上最重要的作品，每次在旅行者酒吧喝多时就会点这首歌。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对当时的美国青年起了巨大的震撼作用，让他们不再是只会约炮打炮的年轻肉体，“他的歌曲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鲍勃.迪伦和乔布斯共同的前女友琼.贝兹也是美国六十年代著名的异议民歌手，经常参加民权运动以及和平示威游行，用音乐来传递理念和凝聚人心。音乐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她只适合赞美爱情，必须远离权力，它可以在反抗权力的过程中塑造灵魂，而一旦和权力媾和就成了奸情，沦为权力胯下的一声呻吟。

    音乐本身不是武器，但它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十分巨大，且不可阻挡，在极权时代，抗议歌曲像一颗种子在人们心里种下信念也唤醒自由。在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人物李双泽、胡德夫创作、演唱了《美丽岛》，这首歌贯穿了解严前后的台湾，被各个年代社运人士誉为“自己的歌”，它见证了三十年台湾民主历程，并在各种政治运动与事件（如1990年野百合学运、2000年政党轮替、2006年红衫军倒扁）中被一再唱起。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国摇迷搬出1994年红磡体育馆的那场演出，仿佛1994年的中国摇滚，真是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伦敦朋克俱乐部。中国摇滚当年或许出现过希望的萌芽，但都被组织及时扑灭，就像1996年的那场演出，很多国摇圈的人依然认为是那场演出葬送了中国摇滚的前途，而我的想法却恰恰相反，那场演出反而是给中国摇滚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在那场名为“流行音乐20年”的晚会上，何勇演唱了《姑娘漂亮》，1994年在香港红磡体育场唱这首歌时，他高喊，“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这次他问的是，“李素丽，你漂亮吗？”，他忘了，这次是在北京工体，李素丽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劳动模范。

    很多乐迷要求摇滚去政治化，说音乐不要和政治扯上关系，这是一种常见的自欺欺人的提法，不仅仅在摇滚领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提法：不要提政治。摇滚怎么可能与政治无关呢？摇滚可以是一种大众情绪的表达，也可以为政治所用反控社会情绪，老电影《刘三姐》里，地主莫怀仁就极力禁止百姓唱山歌，这是一种对情绪表达和观念传播的舆论控制手段。摇滚乐在所有的音乐形式里具有极其鲜明的社会表达和引导功能，当年在民主德国，摇滚青年们的群体行为往往会被夸大为叛国，虽然他们并没有什么破坏行为，只是在公开场合大声唱西方的摇滚乐。当时莱比锡党委第一书记就认为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并非只是潮流那么简单，他说，“潮流只是表象，这种潮流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警察进行的审讯已经证明，这些团伙是和西德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他们的情报机构希望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脱离社会，从而容易接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音乐从来就不是无力的，它的能量甚于枪炮，今年一月英国摇滚乐手大卫.鲍伊去世，德国外交部还专门发声明感谢大卫.鲍伊“帮助我们推倒了柏林墙”。1987年柏林墙还立在东西柏林之间，在苏联控制的东柏林，摇滚音乐还是违禁物，1987年6月，大卫.鲍伊决定在西柏林靠近柏林墙的地方举办一场摇滚乐会，这个消息吸引了很多东德摇滚爱好者，他们挤到靠近柏林墙的地方，希望哪怕能听到一点声音。这引起了东柏林警方的恐慌，他们用棍棒驱逐，还逮捕了一些摇滚乐迷，一些年轻人高喊，“必须拆了柏林墙！”。后来，迈克尔.杰克逊和平克.弗洛依德也来到同一地点演出，东柏林政府这次学聪明了，他们举办了一次对抗演出，他们邀请来世界著名的乐队BigCountry、Marillion等，希望借此阻止人们涌向柏林墙。

    摇滚从不避讳政治，政治也无法拒绝摇滚，在第32届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为人称“the boss”的摇滚乐手斯普林斯汀颁奖时说，“我是总统，他则是‘老大’(boss)！”。猫王曾在他和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自己对于整个70年代反传统文化的主导作用，他说美国一系列的文化问题，包括嬉皮文化、共产主义，甚至The Beatles的“文化入侵”，他都可以左右，由此他向尼克松总统进言，“如果让我成为联邦探员，我将发挥我最大的作用，将美国的文化走向管起来……”，虽然当时尼克松表示了呵呵，但摇滚乐以及摇滚乐手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摇滚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同样重要，只是在这存在着一个真摇滚还是伪摇滚的问题，几年前窦唯说“摇滚误国论”，他说“很多人打着摇滚的旗号，想得到的无非是名利。”，他也曾将矛头指向丁武，“我们是纯粹做音乐的，不像有些人打着音乐的幌子蒙骗公众，营造出所谓的摇滚盛世，实则做些给房地产商跑堂会的事。”在窦唯看来，中国的摇滚乐是没有灵魂的，不具备独立、反叛、自由的精神，徒有一具肉身。乐评人颜峻曾经自信满满：“随着迷笛音乐节文化成长起来的音乐群众，他们不是眺望和谈论摇滚乐，而是过着摇滚生活。这个群体是独立时代的英雄。”，他确实盲目自信了，吸毒和滥交不是摇滚生活，民族主义情绪和小粉红不具备独立精神。

    在一个习惯于宏大叙事的社会里，小人物往往迷失，而音乐能够让我们找准位置以及前行的方向，前提是远离国摇，你们那么烂，还有什么脸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