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永远不能原谅，

         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2014-04-30 18:04:23

一般来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里，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坏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史。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叶剑英为例。他从1965年倒罗开始，就是一个造反派。造了罗瑞卿的反以后，又继续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别叫人反感的是，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开文艺晚会。大多数与会干部惴惴然不知所措，叶帅却心情愉快，当场表演了评弹。转过年去，第二次批罗会期间，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又赋“将军百战身名裂”一词讽刺之。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叶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叶执掌华南地区大权，强调地区特点，执行后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的方针，被中央认作右倾、地方主义，冯白驹、方方等大将纷纷落马，叶仅以身免。在罗瑞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罗织了一个“双陈案”，将广东公安厅长陈泊、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说他们是英国特务。广东省公安厅系统逮捕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押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于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给他们翻案。但陈泊本人未必知道。他们到死也未看到光明。知道了这些历史典故，我们再看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令人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早就介入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份，他派遣大批军区干部参加驻南京大学的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他指使梁杜吴三人于11月份反戈一击，揭发了工作队整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后来受到张春桥的表扬。此后，许还多次揭发了江苏省委的“罪行”。1967年“二月逆流”后，谭震林被批判。使其雪上加霜的是在南京军区有人揭发他是“叛徒”，而被打倒。许世友对这一揭发是支持的，因为我在当时的小报上看到，江青有一次说，许世友同志又立了新功，揭发了谭震林的叛徒问题！

江苏一二六夺权，受到以许为首的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当日出动四个连的兵力予以支持。31日造反派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军区派副司令员饶子健出席并讲话。

夺权之后，军队正式介入文革，许世友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镇反”等问题，造反派于1967年夏进行“倒许”运动。这些矛盾与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可视为造反派的内战。

现在将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反革命夺权”（徐景贤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这个）。如果上海夺权是反革命性质的，江苏的夺权也应是反革命性质的，许世友就是反革命后台。当然也不能说是许世友政治投机，他是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不能对许的行为予以特别的指责。当然也不能像许多书籍和回忆文章所描绘的，将许说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于掌握材料关系，本文主要叙述前一件事。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南京市志》）

南京一百万人口， 抓了27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共打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

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 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但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

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72年许世友派吴大胜送中央政治局中负责清查五一六的纪登奎一包材料，揭发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江苏五一六的总头子，说1967年2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交给他任务，在江苏发展“五一六”，还说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是在中南海戚本禹办公室接受任务的。这都是很离谱的材料，因为1967年2月还没有五一六，而戚本禹根本没有办公室。（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当然识字不多的吴大胜未必能认识到其中的矛盾。

杜方平被作为江苏省五一六的重要头目长期关押审查。在监狱中，他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组部给杜方平摘去了五一六的帽子，落实了政策，送回南京军区安排工作。然而，前往北京迎接杜方平者并没有将杜送回南京，而是把他挟持到安徽省的一个县人武部软禁起来，他总共被监禁近10年。（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遭遇的一次浩劫，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是江苏省在浩劫中的浩劫。许世友的种种恶行，不仅是残害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反党乱军。但令人可悲的是，直到如今，这个作恶多端的人物仍被肆意美化，将他的种种恶行解释为对毛泽东的忠心和他“疾恶如仇”的性格。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反党乱军、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中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事影响深远。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他还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在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得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学习甘肃会宁经验。当时许多城市组织干部下放农村，但是大部分采取五七干校形式。只有江苏省强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我的一位朋友，父亲是南京市内一位普通理发匠，也被下放。全省涉及人口近三千万。他们在农村没有根基，对农村生活也不习惯，农村也没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们生活都很艰难甚至悲惨。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主要是南京，却居无定所，到处搭棚子，靠讨饭为生。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墙上挖的洞中，成为南京区别于其它大城市的特殊风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许世友和韦国清是永远应被诅咒的两个坏人。韦国清的主要罪行是他命令军队屠杀了将近十万造反派。但我只说许世友不说韦国清是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在尽力美化许世友，为其涂脂抹粉，将其说成是反文革的英雄，李文卿的书就是典型。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反文革成为露脸的事。但是许世友哪一天反文革了？从文革开始那一天，他就派出军区人员参加工作组进驻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以后，许世友和造反派暗通款曲，指使梁杜吴临阵倒戈，置江苏省委于难堪地位，后又大力支持江苏省一二六夺权。哪一件事是反文化大革命的？

更重要的是，许世友所办的两件大事：抓五一六和下放居民，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是，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参与者，而且是许多罪行的制造者，而绝对不是在反对文化大革命。

拿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李文卿的书和其它许多回忆录站在什么立场上肯定许世友？他们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肯定许世友的。许世友无限忠于毛泽东，盲目的忠，愚蠢的忠。我不是毛的粉丝，也不愿完全否定毛，但是，现在已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用是否忠于毛来判断是非了。江苏省千万被诬为“五一六”的群众、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更多的被驱赶的普通城市居民，他们的悲惨经历都放在历史天平上，和“忠于毛”比较，孰轻孰重呢？

                            许世友上将全家福

                 许世友和夫人田普在南京长江大桥上

             1977年12月，许世友与长孙女许道江在广州合影

      子女许建军、许援朝、许丽、许桑园、许华、田小兵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