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纳粹德国崛起的原因，学界针对不同面向都有深入研究。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多年来致力于分析纳粹使用的语言，他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一书中指出：「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粹的语言比它的军队和盖世太保更可怕——军队和盖世太保心甘情愿地为第三帝国「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纳粹的语言、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及其对未来的应许。
毛语言和毛思维，主宰中国人心灵世界
语言被独裁者当作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使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克莱普勒呼吁人们千万不要忽视语言在缔造极权体制过程的关键作用：「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
从同样的角度分析中共的统治术和权力模式，许多难题即可迎刃而解。中共党内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无疑是毛泽东。毛操一口难懂的湖南土话，在公众场合演讲的能力和效果未必赶得上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但毛的书写能力优于希特勒——如果说希特勒主要靠广播演讲征服德国的人心，那么毛泽东则主要靠毛选和语录征服中国的人心（在收音机普及的二十世纪，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如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古巴的卡斯特罗等人，都喜欢对民众发表长篇广播讲话，偏偏毛泽东极少这样做）。
文革时代，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孔不入。在毛漫长的造反和独裁生涯中，文革并非一次「偶然而短暂的变异」，乃是毛主义的「最高升级版」或「高度浓缩版」。文革研究不能单单研究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正式上演的十年，而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其「前因」追溯至中共建党之初，将其「后果」延伸至正在预演「二次文革」的习近平时代。文革之前的时代，可称之为「前文革时代」；文革之后的时代，可称之为「后文革时代」——今天的中国并未走出毛的阴影和文革的阴影。
中共历届领导人，无不染上「毛毒」
毛的语言结构和精神结构，仍在主宰着从习近平到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最多引用毛语录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政治斗争手腕和对世界的看法都直接来自于毛。习近平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那些被称为「小粉红」的盲目爱国的年轻人，那些到日本驻华使馆门口喊口号、扔砖头的民众，那些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脸书上发表谩骂言论的中国人（他们掌握了翻墙技术，很多都是1990年代出生的），或许都没有在文革时代生活过，却是文革精神毒素的受害者。若想解救他们，必须先弄清楚毒素从何而来。
俄裔美国学者潘佐夫在《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指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毛，那就是，毛「通过欺骗和暴力，把极权的社会主义强加在苦难已久的中国人民身上，逼迫他们坠入血腥的社会实验深渊。数亿人因此吃尽苦头，数千万人更因饥荒和镇压而死于非命。整个世代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成长。」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一个「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长大的人，习的所作所为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
毛肉身已死，精神却未死。如储百亮、狄雨霏在〈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一文所言：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发动的清洗运动、狂热和群众冲突，在他之后继任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不同程度地染上「毛毒」。比起多年与毛共事的邓小平以及不曾与毛亲身接触过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对毛的精神遗产更有兴趣。毛与习之间的血缘纽带，是毛式语言和思维方式——一位政治观察家指出，多名北京党内外民主人士都认为，最高领导人热衷于长串的外国书单，但是「除了正式文件外，他所有的即席谈话，都是毛时代的一套言论」。
习近平在出访时列举的那些体现欧美文明最高水平的书单，对他而言，如同油浮在水面一样；真正像盐溶入水中一样渗透到他骨子里的，是文革文化和文革语言。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宣称，他在农村插队时就读过莎士比亚。英国女王信以为真，特别送给他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学者艾晓明在博客发表文章〈怎样告诉别人你读过书〉，揭穿习的谎言：「学者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三十一种也在1954年面世。1970年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习近平哪里知道莎士比亚的书有这些不同的版本。
那个时代，在中国农村读莎士比亚是要冒风险的，就像在白色恐怖的台湾读鲁迅一样。如果没有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气，不可能去读西方文化经典。艾晓明指出：「那个年代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习近平显然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他只读过毛选，他的「武器库」里只有这一种「武器」。
习近平对毛语言，有出于本能的热爱
据《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报导，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引用若干毛的经典名句，例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等等。官媒以此赞美习「理论功底深厚」，其实这仅仅是当年中学生红卫兵的水平而已。
在其他公开场合，习引用毛原话的次数数不胜数，如「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等。习对毛语言的引用，很多时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的语言、文体和思想，已内化到习近平的血液和骨髓中，毛就像进入其体内的有生命力的病毒，习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宿主」。
毛泽东通过控制中国人的语言，进而控制中国人的灵魂。作家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指出，毛文体这种「粗鄙蛮横的口号式语言污损了优雅精致的文人白话，无产阶级专政的语言充满了牛皮、大言与谎言，毛对此负有责任。在中共统治了几十年后，毛文体就像一种蔓延开来的语言毒素，已经严重地污染了中文写作。」文革在名义上早已结束，但毛的语言方式仍然充满活力地存在于整个华人社群之中，就连香港和台湾的政治辩论中，也常常批评对方使用「文革语言」。
习近平对毛语言有一种出自本能式的热爱。不是习近平的文胆的文风影响了习近平的语言方式，而是习近平的文胆为之撰稿的时候，竭力揣摩习近平的语言方式——服侍三代总书记的王沪寜，给江泽民写稿时模仿江泽民的口吻，给胡锦涛写稿时模仿胡锦涛的口吻，给习近平写稿时当然模仿习近平的口吻。所以，习近平的文稿是研究「被文革污染的文体」的范本。
政治语汇消长：习近平向毛时代回归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一党专制的权力格局之下，最高领导人的语言风格迅速被大小官媒「克隆」（clone）和传播。长期研究中共政治语象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钱钢指出，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迷恋口号、习惯动员。政治表述是政治发展的风向标，通过观察这些「关键」词汇的诞生、消长与衰亡，可以从中读出中共政治的发展方向。
钱钢说，中共政治词汇可以用深蓝、浅蓝、浅红、深红来分类。深蓝是被中共批判的强烈自由化词汇（如：多党制、轮流执政），浅蓝是官方不倡不禁的温和自由化词汇（如：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浅红是官方的门面修饰用语（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深红则是露骨的毛时代用词（如：刀把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后三类语汇的使用频率，可以显示中共宣传领域的严厉或松懈。
钱钢以三组浅红词语（党内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三组浅蓝词语（宪政、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做观察，得出结论：2014年以来，这三组原本为官方所用的浅红色词语被打入浅蓝，官方基本不再提及。原本可以出现在市场化媒体的浅蓝色词汇，直接被打入深蓝禁区，媒体不得再使用。而深红词语，如「刀把子」、「阶级斗争」等毛时代的粗鄙词汇，则一个接一个复活。
由此可见，习近平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停滞在毛时代，他甚至不愿用「后毛时代」中共在口头上接受的普世价值当作面具或遮羞布，他的「自信」乃是恢复毛主义的自信。正像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程映红所说，习近平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就是：「我野蛮是因为我文明了，所以我有资本野蛮。你能拿我怎地？我文明又是因为我坚持了我的野蛮，所以我这个文明是独特的，现在你不也只好认可了吗？这种情况下的野蛮其实是蛮多于野。蛮不讲理，强词夺理，云遮雾罩中抛下的高端政治语言越来越像码头上的切口、江湖上的行话甚至按摩院里的风月艳词，一点身份的忌惮都没有。」习近平的语言具有典型的反逻辑和反法治精神之特征。
毛主义或毛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毛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否定了文革等毛发动的政治运动，却将毛主义或毛思想列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不仅写入党章，而且成为宪法序言的一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因为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下台。如果剥离官方对毛主义的修辞润饰，毛主义大致可解读为：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阶级斗争维持政权，政治上一党垄断权力，经济上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外交上输出革命，将中国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或一群寡头的独裁统治。
个人崇拜再起：从海外喊出习近平主义
毛死掉之后，再没有哪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用自己的姓名命名某种「主义」，习近平却要打破这种「过于谦虚」的局面。虽然中国官方尚未提出「习近平主义」，但北美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率先刊出了一篇署名「文扬」（作者为在香港的智库「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章〈习近平主义早晚亮相成必然〉，似有投石问路、出口转内销之意。
这篇文章写道：「官方文件中避免直接提『习近平主义』……但人们实际上完全可按照『习近平主义』来简化理解『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冗长表述。如果哪天『习近平主义』在中国官媒上正式亮相，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当『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成为一个时代潮流，『习近平主义』也就成为了一个应运而生的必然事物。」作者进而指出：「能被称为『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可能还是别的东西，也就是可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并列的『习近平主义』。」
这篇文章似乎有意打破中共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刻意抹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直接将习近平与马克思和毛泽东并列。如果说这只代表作者个人的想法，背后没有特别的力量运作，恐怕没有人相信。作者最后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唯一的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以及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集团中唯一的世界大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家的特殊道路，正是『习近平主义』所代表的。」这里显示出习近平对外实施话语和思想扩张的野心：当年，毛输出革命，让第三世界国家风起云涌，让美苏两强疲于奔命；今天，习则输出「中国模式」，并伴随着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经济目标，使中国在非洲、中亚和南美等欠发达区域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新殖民主义者」。
这篇文章的作者文扬成为首先提出「习近平主义」的「先知」，而《世界日报》成为首先发表「习主义」的媒体。耐人寻味的是，首次提出「习主义」的学者，不是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等要害部门的文胆，而是一名在海内外学界籍籍无名的作者；首先发表「习主义」的媒体不是中央级的《人民日报》、《求是》等党媒，而是具有台湾统派背景的《世界日报》。习近平上台后，处理港台问题的手段强硬激起两地民众本土认同之反弹，却偏偏以港台背景的作者和媒体发布习近平主义，是否可以显示他在港台亦「众望所归」呢？
习近平主义的三大要点
那么，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所谓「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从未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授权。「人民」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左翼概念，如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所论：「作为民族主权的基础，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毛泽东一生最热衷的事情，就是以「人民之父」的名义改造和规训人民。同样，在习看来，人民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橡皮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是顺民、便是暴民。习本本不想顺应民心，而要征服民心。
如果说真的存在「习近平主义」，我将其概括为三个要点：首先，在共产党内部，以反腐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写毛时代结束后三十年来中共「寡头集体统治」之模式，回归毛式个人独裁。
其次，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镇压，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间社会，缔造由「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原子化的个体」二元组成的国家主义结构；「中国梦」的核心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第三，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直接挑战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帝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体制」和「天下观念」，至少在东亚成为第一霸权。
「习近平主义」的三个层面，恰好与在文革中基本定型的毛式语言和思想模式的三个层面遥相呼应：五四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激进理想主义；痞子、流氓和游民的「小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幽暗和最劣质的部分）；「两千年皆秦制」的帝王个人专制模式。习毛之精神同构，就在这三个方面渐次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