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健民到林榮基

姜維平

較之於王健民，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比較幸運，一是他可以假裝認罪配合，及時回到香港後，大膽講出真相；二是不論官方如何遮掩，林榮基如何複述描繪，港人普遍相信他是違心地被強迫地前往大陸的，而且更為令港人緊張的是，他們堅信李波等人是在香港被帶走的，也就是說，兔死狐悲，港人感到這種動輒抓人的惡行，正在身不由己地逼近，以前“一國兩制”的屏障似乎已破碎，故此，上街聲援遊行或發表言論同情和關注的人很多，而王健民案則顯得有點冷清。

其實，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中共對流行多年的香港刊物內地發行的趨勢，採取打壓的方式，已進入實質性的動作和收網階段，始於兩年多前的王健民案，當2014年兒童節前夕，王健民被抓時，他的地點是在深圳，執法的警察是深圳公安局的人，儘管他們採取故意叫他的孩子太太都在現場的恐嚇手段，極盡卑鄙和野蠻，但港人似乎反應並不激烈，如同晨鐘書社老闆姚文田一樣，近年警方抓人太多太爛，港人很快就遺忘，但對銅鑼灣書店的一些商人則大為不同，除了前述一些特點，可能還因為港人普遍關注做生意而忽略政治吧。林榮基等人的被抓，使更多經商的港人深感恐懼，他們產生一種朝不保夕的顫慄，強烈要求互保和協作的行動，林榮基的記者會標誌着一種集體抗爭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平心而論，我很敬佩資深媒體人士王健民，而不屑於桂民海之類的書商，他們與健民不可同日而語，健民做得是一項事業，而林榮基等搞的純是一種生意，由於生意只講金錢交換的利益，所以，近年來他們發行的一些書大多格調低下，胡編濫造，東抄西摘，涉嫌侵犯版權，嚴重敗壞了新聞自由和與論監督的聲譽，由於和中共黨內的一些派別聯繫，獲取一點獨家猛料，又觸怒了某些權勢者，故中共高層非常警覺，這大概就是他們不惜跨境抓人的原因吧。假如他們按照香港的法律辦，聘請一些有名的律師，花點小錢，以誹謗或抄襲的罪名去起訴他們，可能效果會更好些，也當然不會引來港人對銅鑼灣書商的同情。

中國的悲劇就在這裡：領導人迷信於大權在握，沒有耐心走法律程序，雖然有點崇拜李光耀，但泱泱大國比新加坡不知大多少倍，派幾個便衣警察去香港或曼谷抓人是很簡單的小事，卻沒想到，或者也不在乎港人普遍的緊張情緒，現在，港人有不少懷念鄧小平的，他提出的“一國兩制”的設想確是一個務實的創舉，但假如他活到今天，可能也不能容忍和坐視港刊和港書遍及內地大街小巷的現實。而這些書的內容對中共來說，通通都是負面的。我舉一個例子，1999年，我到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採訪，當地宣傳部的官員帶我到一處胡同里的書市參觀，那裡大約有1000米長，開小書店的和擺地攤的全是出售港台的盜版書，什麼書都有，幾乎歷年出版的比較有名的著作全有，只是印刷質量太差太糟，但這一點不影響它的銷量，因為它的價格很低廉，據說，許多監獄，看守所，誡毒所，都是印這種書的，這是很多人賴以為生的好工作。而香港原版書的享用者大都是商人和官員。我去黑龍江省七台河市採訪，某副市長請我到家裡做客，他向我展示書架上數以百計的港台版書籍，還一再說都是朋友送的，他幾乎每一本都讀過；另一個當過省委書記岳奇峰秘書的領導，還與我談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感想，令我驚奇的是，他什麼都知道，可見港書對大陸的影響十分深遠。

正因為如此，賺錢紅了眼的桂民海，林榮基等人才冒着風險，去勇港地開拓廣大的內地市場。王健民以為辦刊觀點不是太激烈或者比較中立，官方不會與其翻臉，甚至可能還有互相包容合作的空間；同樣類似的，林榮基，李波以為不參與政治，只想借書發財；桂民海以為秘密地搞點小道消息使書籍有“賣點”，自己藏在背後，也不要知名度，就是悶聲發大財，多買點房產什麼的，中共不在乎。但實際上錯了，書籍撰寫，編輯，發行是一種缺一不可的連帶程序，少一環不能產生社會政治的和經濟的效果，中共不可能放任批評他的書籍，暢通無阻地進入自己的領地，只不過以前胡溫是弱勢人物，周永康主管下的公檢法司有意“放水”，叫不利的與論攪和他們，而習李則不同，習是萬千權力集於一身的領導，他的下級是緊密環繞而團結無二的，於是，就發生了從王健民到銅鑼灣書店的事件。

作為一名媒體人士，我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論在香港還是大陸，一個公民都有辦刊物出書的神聖權利，但大陸的《憲法》與《刑法》不咬弦，前者有言論自由的條款，而《刑法》卻懲罰和制裁類似上述行為的人，這就為權勢者壓制言論杜絕評論而提供了所謂法律依據。王健民等人就成了犧牲品，這種被作踐不是以整個生命，而是生命中最寶貴和青春的一部份為代價，他的一部分被囚禁和殺“死”，是人類良知的切齒之痛。我不知道這種狀況會維持多久，但我知道，港人和內地人一直都在尋找一種警方所能容忍的底線，因為嘴巴只吃飯不講話要憋死，而口語變成文字就推動了傳播，一旦公開發表就要承擔責任，而牢獄之災又是文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我看來，林榮基的確是在內地被抓的，李波不好下定論，我傾向於大陸公安便衣赴港逼迫他回內地的說法，桂民海也可能類似，這些細節一時說不清，我不敢推斷，但我較相信林榮基關於“中央專案組”的故事，這一稱呼回應了人們包括我在內，對王健民案的疑問，他曾轉告家人，自己或是被某人指使而遭受迫害的，香港某網媒老闆與其打官司不成而找人報復他；或是《臉譜》和《新維月刊》一些稿件揭露廣東官場腐敗，傷害和觸怒了既得利益者。這些因素可能都有，但是，最根本的因素還是上面最高層對港媒創辦人或發行人的即定方針變了：以前是“分別對待”，有團結，有打壓，有不理，如今都一視同仁：全部給我拿下，統統閉嘴。

於是，有了創辦《開放》雜誌的名人金鐘的激流勇退，有了與警方秘密來往多年，依然不違背良知的《前哨》老闆劉達文和他們的分道揚鑣；也有了另一個辦了香港書店多年，但更多時間隱身多倫多的黃先生的明智之舉，總之，大陸公安抓人的恐懼已深入香港人的骨髓，王健民是美籍港人，而桂民海是瑞典籍，李波是英籍，姜野飛是聯合國認可的“政治難民”，等等，這些中共都因經濟奇蹟而忽略，只要他們認為這些文人或書商違背當地法律，就一律嚴懲不貸，而且，他們也不在乎國際與論，似乎反對聲浪越大，他們搞得越狠，這一點都與以前皆然不同。

我多次講過，這種嚴厲打壓文人的直接後果是：萬馬齊喑究可哀，雖然，目前《前哨》，《爭鳴》等雜誌還在辦下去，可能不久的將來，香港會越來越少，言論自由的空間會進一步壓縮，“一國兩制”的最終結果，不是專制戰勝民主與法制，就是正好相反，只有天知道會發生什麼，兩年前我可以隨意與朋友健民電話聊天，去年我也斗膽去香港拜見劉達文，但如今健民已在看守所的羈押中困苦度日，而《前哨》老闆也盡顯疲憊與失落，遠望毗鄰大陸的香港，我只能一聲長嘆：東北的老家是回不去了的，而香港已不再“芬香”，還是少去的好，也許再過幾年，擺放香港大街小巷的，全是歌功頌德的媒體，筆者想賺點稿費買咖啡都難，一下子想起林榮基的話：“賣書不成賣便當”，忽然流下淚兩行。

2016年6月21日於多倫多。

自由亞洲電台2016年7月5日首發。

姜維平博客2016年7月6日轉發。

更多文章請看姜維平個人網站：

www.jiangweiping.com

轉發請註明出處,聯繫作者:pwj@gmail.com

weiping5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