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 魯 神 鬼 地 故 土 不 了 情 — 莫言小說透析 湯 振 海 也許是莫言的家鄉濰坊與蒲松齡的故里淄博比肩相鄰，因而他受《聊齋志異》的感染和影響是那麼深厚。《生死疲勞》裡的陰間續斗、變種投胎顯然取法於《聊齋》中的《席方平》、《三生》兩則；《檀香刑》裡的特異功能、透視原形和《夢狼》如出一轍；就連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致辭中，所講的寓言故事也和《聊齋》裡的人物傳奇《孫必振》異曲同工。莫言坦承自己是蒲松齡的傳人。 莫言出生後的21年一直沒有離開過家鄉故土，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是在流傳着鬼怪神魔、奇人奇事的故鄉度過的。兒時在家聽爺爺講狐狸精、老鼠精的故事，少年時就去集市聽說書人講演；他小學沒畢業輟學後，就混跡於成人之中，聽各種各樣的神鬼故事、歷史傳說、志怪佚事。起先是用耳朵閱讀，後來用眼睛看書；莫言是泡在鄉土文化、民間藝術的環境中長大的，所以他的小說里總是夾雜着一種冥冥鬼怪、奇異詭秘的虛幻色調。 與許多奉行現實主義創作信條的中國作家相比，莫言顯然是風格迥異。而這正是他得天獨厚的個性優勢，也是他能和幻覺、魔幻現實主義這些國際文壇流行的創作方法不謀而合、抿縫接軌，從而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原由。 正如諾獎評審團所概括：“莫言將幻覺現實主義和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在這裡不僅莫言還有我們都應銘記和感謝他的母親。每逢莫言要去聽說書人講故事的日子，母親就不給他安排農活；凡是由於看書耽誤了幹活，母親也從不責備他。誰也不會想到，這些小小的寬容卻成就了一名大作家的誕生。1976年莫言入伍時，母親賣掉結婚時的戒指，給兒子買了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莫言就是揣着它們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正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母親才孕育出這位傑出的作家。 莫言坦誠：“我的故鄉和我的文學是密切相關的。民間藝術、民間文化伴隨着我成長，我從小耳濡目染這些文化元素；當我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這些民間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進入我的小說，也影響甚至決定了我的作品的藝術風格。”所以他在獲獎的晚宴上說：“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故鄉中國山東高密的父老鄉親，...我還要特別感謝那片生我養我的厚重大地，...我便是這片水土養育出來的一個說書人。”他長於斯，成於斯，他從頭到腳都是屬於齊魯大地的，生是高密的人，死是高密的鬼。莫言作品裡的人物全都來自這片故土，就是運用的語言文字也是土俗粗獷、極具地方特色的，所以他的描寫是難以取代的，充滿着家鄉的泥土氣息，因而富有原創性。這正是莫言作品的一種獨特的價值所在，也是它獲得海內外讀者青睞的原由其一。 莫言深深摯愛着這片土地，他是其母的孝子，更是故土的赤子。其成名作《紅高粱家族》的卷首語便昭然若揭了這位赤子報答先人的拳拳之心殷殷情：“謹以此書召喚那些遊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醃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裡，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能不供奉被日寇禽獸剝皮凌遲的羅漢大爺、遭豺狼們姦殺懷有身孕的二奶奶、被狗日們用刺刀挑起年僅5歲的小姑姑，還有那些在鬼子血洗東北鄉各村莊橫屍遍地的眾鄉親？！能忘了日本強盜殘害故里同胞的血海深仇？！ 諾獎評委會主席貝爾說：“從來沒有作家如此赤裸裸地描繪過中國整個二十世紀的暴力，包括那些英雄、情人、虐待狂、土匪......特別是力大無窮不可降伏的母親。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沒有理性和沒有同情的世界，也是一個人類失去理智、無力無援和荒誕不經的世界。”荒謬絕倫的大躍進、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物慾橫流的大經商；用兔子的精子給綿羊做人工授精，懷疑這種做法的就成為右派發配流放，通過嫁接來生產鳳凰，騙子出賣假貨可以發財致富，在《酒國》裡，人們最喜歡品嘗的美味佳餚竟是一個烤熟了的三歲嬰兒。在這個城市，沒有人能夠不受誘惑，吃掉了無數個嬰兒。省人民檢察院的特級偵察員丁勾兒奉命去調查。他還沒有到職展開工作，就在煤礦招待所被酒國市宣傳部長、礦黨委書記勸酒灌醉，上廁所時掉進糞坑淹死了。如此這般、林林總總，這些人類本質中最黑暗的種種側面，我們在莫言的作品裡多可以看到；他好像漫不經意， 展現的描寫真實而又荒誕，卻有着強烈的震撼力量和象徵意義。《蛙》描述了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落實計劃生育的故事，堪稱60年的民族生育史。莫言給我們留下了多方位的帶有時代特徵的社會歷史的具象畫面，這就是其小說創作的重要成就之一。 與此同時，莫言作品的主人公多為小人物，他是為弱勢群體鳴不平的。《透明的紅蘿蔔》的主角是一個12歲的黑孩，整日吃力地在運河工地拉風箱，瘦弱的身體前傾後仰。他終年赤腳光脊梁，只穿半條又髒又破的褲子。父親下了關東，繼母虐待他，把他從睡夢中打醒去挑水，小鐵匠歹毒地折磨他。他實在餓得慌，到地里拔了一根紅蘿蔔，被人抓住，押送到工地，工地專門召開上百人參加的批鬥會，圍着黑孩，高呼口號，似乎要把他吞沒掉。 從某種方面來說，小說就應該是小人物的形象畫廊，為小人物樹碑立傳，為小人物搖旗吶喊的。它是正史的補充，又比正史更豐富、更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時代特徵。優秀的文學家大多是小人物的代言人。諾獎頒發給《百年孤獨》的評語為：“像其他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樣，馬爾克斯永遠為弱小貧窮者請命，而反抗內部的壓迫與外來的剝削。” 莫言同樣如此。 莫言和故土有着無法割捨的聯繫，他對這片土地愛恨交織。他關注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尤其是老少爺們、七大姑、八大姨的所作所為，並力圖透視出他們的五臟六腑，把對人性的揭示和表現放到創作的主要位置。他說：“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他所要表現出的乃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共性。他的成名之作《紅高粱》就是針對將人生固定公式化因而導致民族生命活力嚴重衰退的現象，創作出一種與之相對的極富有蓬勃生氣的人物形象極其精神生活，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回長期被壓抑的生命欲望，反映出人的近乎原生態的自然屬性。 而在《生死疲勞》和莫言的其它小說里，我們不但看到人性和階級性、革命性的矛盾衝突，而且也感悟到人性在社會轉型期異乎尋常的變化。生和死本來是自然界和人生的輪迴，人們之所以會疲勞，就是源於人的欲望，“從貪慾起”。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加上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一場場的階級鬥爭，其實質都是為了財產和生產資料的再分配，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及其成果。 改革開放以後，革命的理念過時了，可是獲得解放的不是人本身，而是欲望。以前特別在文革，那是禁慾；而開放後，那是縱慾。革命革得連自己的命都快革掉的人們又走進了新一輪的“生死疲勞。” 為了取得高度的物質享受，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已經不可收拾；當年為了給奄奄一息的國人“提提氣”而鼓吹的生命欲望已經膨脹到恐怖失控的程度。道德淪喪、價值空白的人們都成為物慾的狂熱追求者，並為此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任何手段。今天再也用不到唱什麼“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妹妹已經以驚人的大膽，走得夠遠的了。 正是由於深深紮根於這片大地，莫言才能立得直，看得遠。也正是他和故土血肉相融的不了情，才使他如此深沉地描繪出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圖景。“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報答你的恩情。”莫言對已經和大地化為一體的母親如是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