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出爐，宛如將一塊巨大巨大的石頭投進一個巨大巨大的糞坑，一石激起千層屎。一個星期以來，俺已經被這樣的壯觀場面給看呆了。就像電影《地道戰》裡湯司令說的那樣，“我倒要看看，這中華民族的大糞坑裡，到底能盛多少屎！”

熱鬧看完了，也該坐下來總結一下俺的感受了。我的第一個感受是，除了中共之外，竟然還有這麼多的中國人竟然也是如此不明是非，蠻不講理，即便是已經出國多年的萬維博主，其蠻憨的勁頭兒，與當年的義和團農民仍然沒有顯著的差異。感受之二：中國人用斷章取義，歪曲事實，指鹿為馬，自欺欺人等手段整人的能力，也許是世界上最強的。這不能不拜託咱們的“蔫尬蠱動壞”文化。感受之三：中華民族的阿Q 數量，不應當低於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即７億左右。感受四：中華民族對土地似乎格外地貪婪。即便是幾經坐擁９６０萬了，但是為了爭奪一個小小的島礁，仍然可以不惜死上十億人，並且覺得這樣做很划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塊巴掌大的領土，似乎比阿Q眼中的吳媽還要值錢。一旦開始想了，就必須跟她睡覺，一夜也不能少。感受之五，上帝的確是公平的，它總是把貪婪和愚蠢這兩樣看似毫不相干的禮物，捆綁式地贈予那些貪婪的民族。對此現象，中國古人司馬遷也曾有察覺，所謂“利令智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之所以南海仲裁會讓這麼多的中國人喪失理智，只有一個解釋，這個民族太貪婪。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釋。中國人對南海問題的一面倒態度，進一步印證了我過去的一個看法，即中國的問題，絕對不單純是中共的問題。從統計意義上說，中國人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國人的總體智商絕對是有問題的。具體說，在貪婪這一點上，中共與國人的國民性是一致的。雖然中國人普遍痛恨貪官，但是一旦涉及國際領土問題，官家和民家的貪婪本性一拍即合。近代歷史上，中國人已經受盡了世界列強之苦，如今原本應當本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不肖於欺負弱小鄰國才對。看來，可憐民族必有可恨之處。

然而，在我對照了仲裁結果原文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內容之後發現，其實根本就無需仲裁，因為《公約》本身，已經對九段線做出了足夠明確的否定。這次南海仲裁，只不過是對海洋法公約的一次實例性的例行解讀而已。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個仲裁庭是否具備法律資質，或者法官的國籍是什麼，甚至或者法官是否嫖過娼。除非這個世界上除了聯合國海洋法之外，還存在着另外一部精神上與之相反的匪理，那麼對於九段線來說，無論是誰來判，結果都是一樣的。國際海洋法的法理背後，包含着整個世界對公海的所屬性質，即“海洋屬於全人類”，這一重要理性精神的共識。雖然中國人大可按照習近平的路子，對仲裁法庭玩選擇性反腐或者選擇性嫖娼，但是，要想在法理精神上推翻仲裁法庭的判決結果，比登天還要難。

雖然聯合國海洋法的內容繁多，但是同九段線有關的部分卻是十分地簡單明確，總共不超過三句話：１。任何國家不得對公海的任何部分聲稱主權。（No State may validly purport to subject any part of the high seas to its sovereignty.(Part VII, Section 1, Article 89）)；2。一個國家的領海（territorial seas）自海基線算起不得超過十二海哩（Part II, Section 2, Article 3）；３。一個國家的專屬經濟區自海基線算起，不得過二百海哩（Part V, Article 57）。按照海洋法所劃定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總共占去了世界全部海洋的大約三分之一。因此公海(high seas)，或者叫國際水域，就是指除去專屬經濟區以外的大約三分之二的全部海洋。當然也包括南中國海的大部分。九段線的實質，是劃公海為領海，不僅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先例，而且與海洋法精神存在着剛性牴觸。與其他任何國際仲裁案例不同，九段線主張完全不存在勝算的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世界都不可能單獨為中國開這個先例。

要想把國際海洋法的真實地位說清楚，就不得不聊幾句國際政治。我這裡儘量使用最簡潔通俗的語言。哲學上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反映在國際政治方面，就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所謂現實主義，簡單地說，就是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的。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常態。世界能夠維持和平的唯一有效途徑，是實現兩極或者多極平衡。打個比方，按照現實主義的說法，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好比是一個沒有政府，沒有城管，沒有居委會的生活小區。鄰居之間為了爭地盤和各種其他利益大打出手是不可避免的。維持鄰里和睦的有效手段，是在小區里打出兩個或者多個黑老大來。其餘的家庭，只要緊緊團結在幾個黑老大周圍。就能實現誰也不敢打誰的和平局面。

理想主義，也叫自由主義或者理性主義。理想主義者認為，娘西皮！如果按照現實主義的說法，咱人類不就跟亞馬遜的猴子一模一樣拉嗎？難道人類真的就找不到一個比猴子更聰明的辦法維持和平嗎？理想主義第一次取得大勝，還要歸功於二戰。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到二戰開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一直是占上風的。那時，理性主義簡直就是烏托邦的同義詞，而且還是個貶義詞。

大體上說，二戰勝利之後的國際秩序，是理想主義者們利用人們對戰爭的殘酷性餘悸未消的機會，趁熱打鐵，迅速地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包括聯合國組織以及海洋法公約等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法。別說，這趁熱打鐵的辦法還真的很管用。如今已經有一百六十多個國家簽署了這個公約。不得不承認，對於理想主義者們來說，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國際法的公信力，首先在於規則的公平性和說理性。例如，這個世界上除了像中國和美國這樣的擁有很長的海岸線的國家之外，還有四十八個像蒙古國這樣的所謂“陸鎖國“。將公海規定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自然會受到這些陸鎖國的支持。瞧，不用搶也有俺一份。如果用功利主義的語言來解讀（因為中國人只懂這一種語言。如果說別的語言，怕被人罵俺狗屁不通，真是沒辦法呀），那就是，海洋法反映了各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南海的問題，不在於哪個國家能否靠着軍事實力獲得一時的占領。而在於占領完了之後怎麼辦。尤其是，當中國公然挑戰現有的並且非常成熟的國際秩序的時候，就必須考慮中華民族的長期預後問題。近代史上，對世界文明曾經造成，或者將有可能造成極大破壞的極端主義思潮，可以大致分為三大類：１。極端宗教主義，例如ISIS;２。極端種族主義，例如納粹德國；３。極端貪慾主義（Avarism），例如成吉思汗。極端宗教主義和極端種族主義，都具有原教旨的特點，屬於極端理性主義的一種。即個體的犧牲，並非是為了純粹的物質利益。而是為了某種超越物質的理念。也許這個理念是反動的，甚至是反人類的。但是，二戰後，德國人通過自我反省，實現了民族的再振興。我相信，將ISIS同普通穆斯林徹底剝離，並最終消滅之，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相比之下，蒙古民族的興衰歷史，有點像當年的恐龍如今退化成為一隻普通的雞一般。像中國和當年蒙古這樣的沒有理念，沒有宗教的貪慾主義文化，屬於一種絕對的世俗文化。這種完全不受的約束的放蕩不羈式的貪婪，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文化都是不相容的。就像非洲獵狗，人人討厭。中國一旦發動戰爭，那麼龍變雞，肯定也將是中華民族的宿命。

愛國主義總是將自己的國家利益，同國際秩序對立起來。我發現，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有點像兔子發情，哪天想交配，哪天懶洋洋，是一件很沒譜的事兒。就連人民哪天可以吃肯塔基，哪天不可以吃，也都要由他們的激素水平來決定。例如，昨天吃肯塔基沒問題，今天吃就是漢奸。愛國賊不僅發情期像兔子，就連膽量也跟兔子一樣小。例如，他們從來不敢到給肯德基發放營業執照的政府部門去鬧，只敢跟普通老百姓和消費者較勁。這算神碼膽量。

將當年的五四運動，與當今的保衛南海運動做一個對比也很有意思。我發現，在通向民主的路上，所有的中國人都要面對一個似乎是無法超越的悖論，我管它叫“趙家樓悖論。”首先，中共很糾結。一方面，它們總是企圖把屁民的造反情緒直接引導到太平洋上去。不幸的是，在在屁民和太平洋之間，還隔着一個趙家樓。中共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讓屁民在不火燒趙家樓的前提下，直接奔太平洋撒丫子而去，然而這幾乎是辦不到的。從這一點來說，習近平的水平，無論跟毛澤東相比，還是跟北洋政府相比，差的都不是一點點。之所以毛澤東讚美五四運動，是因為他自己不住在趙家樓里。之所以北洋政府不主動忽悠學生搞愛國運動，是因為他們知道引火燒身的道理。相比之下，我認為習近平的智商肯定是有問題的。其次，愛國憤青們也很糾結，一方面，中共通過媒體的一面倒的煽動，先給憤青們灌上一肚子氣，然後又不讓他們上街撒氣。就讓他們這樣憋着。您說中共他損不損？太不人道了吧。最後，我個人也很糾結。一方面，我常常罵憤青們一腦子屎。另一方面，我又很同情他們。因為他們都是中共洗腦的受害者。得，俺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只要愛國憤青們能夠在化作炮灰之前，順手也把趙家樓給燒了，那麼咱們之間的恩怨也就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