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每个寒暑假，都是在我奶奶家度过的，我姐姐和我弟弟就不。我后来琢磨明白为什么了，我弟弟小，需要父母照顾，我姐姐大，不仅能照顾自己，还能帮助照顾别人，我不大不小，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所以一放假，马上就被送走。人的一生，难免要做取舍，我父母也一样，而我就是被舍了的那个。

      其实那时候我年纪也不大，也需要别人照料，幼小的心灵真是饱受摧残，每次到我奶奶家的头几天都很失落。晚上躺在炕上，听到铁道边上火车轰隆隆声由远及近，由近而远，几乎消逝那一刻，突然在远处鸣几响汽笛，山高路远，我把脑袋蒙在被子里面，鼻子一酸，偷偷掉几滴眼泪，也是有的。

       我奶奶家离瓦房店很近，也就百八十里地，但背井离乡的感觉不一样，我那时候常常一个娃儿坐在炕上，望着南山出神，幻想翻过峰顶就是瓦房店，但是我知道过了那座山，还有小寺庙，过了小寺庙，还有万家岭，还有松树，还有得利寺，万水千山，遥不可及。其实从瓦房店到许家屯，村镇相连，热闹非常，我二十岁那年，曾经穿了双胶鞋，穿街过集，早晨出发，半下午就跑到了。现在更快，从百货大楼门口打个出租车，全程柏油路面，绿水青山，半个小时就到。但小时候觉得特别寂寥遥远。物理学上说时间是相对的，看来空间也是相对的啊。

       虽然我一个人被送到我奶奶家，心灵受到巨大伤害，直接造成我孤僻、高冷、沉默寡言的性格，五十年后在美国加拿大各种华人聚会上常常格格不入，鹤立鸡群，但是我有幸看到了东北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化演变前的最后一幕场景，虽然支离破碎，但每一个碎片都清晰逼真。

       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少有人见过纺车吧？我就见过。当然我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默默地在我奶奶家最西头的空屋子的炕上落灰了。这东西木制的，一头是一个大轮子，一头是个小线轴，棉花从大轮子那边摇过来，到小线轴这边就成线了。不知道这原理说的对不对（在微信上，已经有人说不对了），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过。听说日本人到了东北，民间的纺织活动就逐渐凋零了，因为日本人带来了的现代化纺织技术，线、布又好又便宜。九一八事变，满洲国建立，日本人全面统治东北是三十年代初的事儿，我看到的那个纺车的时候，说不定它已经在那铺炕上静卧了三、四十年了。

       不过有一个东西我见我奶奶做过，不能说是东西，应当说技艺吧，就是做鞋。当然我没见过全部过程，都是些片段。先是把碎布用什么东西浆好，一层层贴在木板上，在阳光下晒干，干了以后，几层布粘接再一起，变的挺括厚硬，再在脚状的木模上按压出大概的曲线，想来也要在真人的脚上比较，做成鞋面。鞋底的做法我没看见，成型的鞋底也是布的，但更厚更硬。阳光强烈的午后，男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我靠墙坐着看三国，我奶奶坐在炕中间，把鞋面和鞋底小心缝在一起，麻线，锥子，顶针，粗针这些工具我都有印象，老太太一锥、一针、一线地做活，特别是鞋底，用麻线一圈一圈地纳满，材料不值钱，全是功夫啊。

       我前几年跟我妈妈说这个事儿，我说这个技艺失传了。没想到我妈说没有，她就会做，我当时特别激动，说好了让我妈把这个技艺传给我，我老了可以在北京开个鞋铺，手工布底鞋，做好了卖给怀旧矫情的有钱人，后来算算帐，我一个月估计也就能做一两双，我得卖多少钱一双才能靠它吃饱饭啊。男耕女织时代的生活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小芳姑娘在河边会二黑子，塞给二黑一双亲手做的布鞋，其中凝结的执着和付出，如此厚重真实，相比之下，现代生活中任何一种海枯石烂都无法比拟，凑合着可以相提并论的山盟海誓，大概只有“我给你生个孩子吧”这句话了。

       有一个东西则用了很久，一直走进了我的青葱岁月，那就是石磨。石磨有两种，两种我都见过。一种是一个大石头盘，上面是一个滚子；另一种下面一样，也是一个大石头盘，但上面是两个小石头盘。前面那种，滚子中轴凿通了，一个棍子从中间穿过（微信上说了，我这个也说的不对），我叔叔推着棍子，棍子在大石盘上转，把石头盘上的谷物碾碎。第二种应当是干细活的，比如磨面，因为我记得我叔叔把粮食从最上面的石盘中间那个眼里倒进去，再推其中一个石盘，磨好的粮食就从下面挤出来。

       我凭印象，画了两个磨的结构，第一个石磨的上面那个滚子，我故意把里面那头画的细点儿。我觉得理论上这样的滚子，推的时候才会一直围着中心转，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我记不住了。时间太久了，我看到我叔叔用石磨磨面，大概就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中国石磨磨面的最后一幕，很快，我再回去的时候，磨还在，孩子们在上面蹦蹦跳跳，但我叔叔却挑着粮食，到队里的磨坊去磨面了。磨是电动的，在村头的一个水渠旁边，里面有粮食和豆油的香味，墙上有一个电闸，黑白两色，一推一拉，电机轰轰作响。

       去年回瓦房店的时候，在街边儿买了块大豆腐，卖豆腐的大姐，咳，我以前都是叫大妈的，卖豆腐的大姐说她家的豆腐是自己做的，徒手挖了一块儿让我尝尝。我看了看大姐的手指头，刚要拒绝，大姐身形一晃，一把豆腐塞到我嘴里来，豆腐进嘴，轰隆作响，我一下子想起来什么是真正豆腐了。尼玛现在商场里卖的这些白嫩水滑的豆腐，别听他们怎么说，都是假的，不知道里面添了什么东西，真正自己用大豆做的豆腐，就是大姐三个手指捻着的这块儿，看上去粗、厚、沉甸甸，白中略黄，色泽自然，咬下去口感结实有力，汤汁饱满，滋味醇厚，有大豆的味道，隐约还有些田野的芬芳。

       刚开始大姐跟我说我还不信，什么她家的豆腐，是自己家的大豆，自己磨，自己做的，等我吃了她的豆腐就信了。我小时候看到我叔叔们过年的时候做豆腐，做豆腐脑。做豆腐那套东西我也见过，十字架的木头上挂着布筛子，叫豆腐包，磨好的豆汁倒在布筛子里，吊在房梁上，下面接着一个大盆，摇啊摇啊，流下来的是豆浆，上面的就是豆渣。豆渣最后做成豆饼，豆浆放在大锅里煮，用卤水点，就凝结成型，最后变成豆腐脑和豆腐了。我猜豆腐脑和豆腐本是一种东西，区别在于卤水的控制，记得豆腐还有后面的程序，应当是包起来压制成型，或者我记错了，前面说过的摇啊摇的时候，留在豆腐包里的就是豆腐？不管怎么说都不是很复杂，要不是像我四叔那种智商是做不出豆腐来的。

       微信里又回复了，说豆腐这个我也说错了。

       所有的这些我小时候在我奶奶家见过的东西，现在都不见了。东北农村的生活，已经完全城市化了。年轻人都已经离开了乡村，搬到了城市，变成工人、商贩、出租车司机。老一辈虽然仍然和土地打交道，但其耕作的方式也变成工业化的集约生产，专业分工、产供销结合，和整个经济体系紧密链接。像我奶奶家那个屯子，叔叔婶子们只种苹果，粮食、青菜、油肉都是从商店里买，豆腐也是买的，雪白水嫩，似是而非，跟大连大商商城里卖的的塑料盒豆腐没什么两样。

       我有时候回家，跟我叔叔说起我对以前那些日子的怀念，我叔叔也很感慨，说那个时候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父母健在，阖家团圆，丰衣足食，没有什么心思。不过真让他回到过去，他可不愿意，就说用那个石磨磨面的事儿吧，他到现在都记得磨一天面下来腰酸腿疼那个劲。他说他还记得他跟我爷爷说过，前街二大爷家磨面都是驴拉的，咱家为什么不能买头驴。我爷爷跟他说，二大爷家没有儿子才买驴拉磨的，咱们家有你，要驴干什么。

      我曾经想找几样以前的东西做个纪念，问过我叔叔，纺车啊，豆腐包啊，那些木头东西烂的烂、坏的坏，每次整修房子都扔一些，现在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石磨，他知道在哪。他把我带到村头，拉着我走到马路中间，跺了跺脚，指着脚下说就在这，这里原来是个大壕沟，那年屯子里添沟修路，大家把石磨都推到沟里垫路了，现在屯子里也没什么人了，路也荒了，你要是要这磨，叔找几个人，给你挖出来，你拉北京去吧。我说算了，这要还是在你院子里，我也就是照个像罢了，劳动那么多叔叔大爷，还拉到北京，我有那功夫，请他们喝酒吃饭好不好。

      于是我请村子里的叔叔大爷喝酒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埋在荒废了的马路下面的石磨和我叔叔说他不想回到过去的话，就像我以前看过的一幅获奖摄影作品，一个头戴斗笠的女人在细雨濛濛中插秧，你眼中挂在墙上凝固了的奇巧美景，可能却是别人日复一日的无奈人生，而无论是挂在墙上的美景，还是埋在地下的石磨，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