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与“中央专案组”

姜维平

不久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谈及“中央专案组”的言行，我认为这一信息非常重要，林案是新近才发生的，他这样年纪的人记忆还是不错的，从复述的整个故事情节看，这是相当可信的，这就颠覆了以前的一些判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善良人对中共高层严厉打压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观点，我曾认为这种打压，未必来自于习近平，它很可能涉及高层权斗，是地方官员故意抹黑习近平所为，如今看来，林荣基所言似乎洞开了一扇窗户，中共“大外宣”政策较之于江胡时代，有相当大的变化，随着领导人强势地位的确立，由过去的软硬兼施，有拉有打，而转变成一言九鼎，重拳出击。由此推断，“大外宣”变成“大铁拳”，将进一步挤压港澳及海外的與论空间，中共后集权时代的特怔尽显无遗。

以前软硬兼施的原因

众所周知，由于邓小平无法彻底解决香港的问题，不得不留下“一国两制”的现状，这就造成了专制与法制的不断冲突，虽然香港没有民主，但因英治而历来拥有法制，过去司法保证言论自由，就使一些中共不喜欢的报刊，在香港回归后继续存在，有的还办得相当不错，可以说，创办人名利双收，内地许多消息也通过香港“出口转内销”，连中共官员内斗也找香港媒体当“出气孔”，特别是在胡温时代，江泽民退而不休，胡锦涛成了“儿皇帝”，故江也希望港媒对胡有所制约，反过来胡温也另有所图：有一些在中共官媒没办法发出的文字，则可转到香港测试风向，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也就成全了相当多的一些文人。

据笔者观察，居住在港澳及海外的文化人，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表里如一地追求民主法制，故办刊办报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受益为辅；另一种正好倒过来，比如，桂明海之类的“政治抄书匠”，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中共有关部门对此一定了如指掌，因为吃“言论自由”这碗饭，作者或办刊人的消息透明度比较高，针对每一个人的特点，他们采取的办法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伸缩力，有的言辞太激烈的就严控，有的语调比较婉转的就收买，一拉一打，多年来是比较有效的，比如，有的人某一些书还未出版，就马上被官方知道，他们层层汇报，如果某位领导不喜欢，不想让他问世添乱，就找关系给出版社或作者施压，如果对方提出经济损失的问题，就予以解决，当然这笔钱也许是不小的数目，但对“不差钱”的中共而言，是九牛拔一根毛的小事。如此安抚，皆大欢喜。

此一时，彼一时也

世界上所有的事没有不变的道理，由于中共恐惧于言论自由，并有上述情况的存在，就滋生一种生意，即，通过出版敏感的书籍与中共谈交易，有时拿到的银子不比卖书赚得少，很可能还产生一种令人眼红的暴利，于是，这种勾当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热闹。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改写了这段历史，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第一，习已大权在握，胡的“裸退”逼走了江，习头上没有人遥控，他不需要香港與论的“风向标”；第二，由于习王强力反腐打老虎，得罪了不少官员，他们都有能力和必要在港找到言论的“出气孔”，而一些赚钱欲望强烈的文人，也乐于对接，与其暗通款曲，于是，加上读者的好奇心，一些批评甚至诽谤，诋毁习的书籍大行其道，还有的用漫画的形式，索性把他画成“猪”，这种有辱人格的方法，自然也激怒习近平及其团队。

我想，所谓“中央专案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吧，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习近平当上中共最高领导人，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有褒有贬是正常的，有些评论虽然尖锐，但都是可以视为與论监督，但有一些纯属骂人和发泄不满的东西，也是不好的，它败坏了言论自由的名声，给对方提供了把柄，如果习都能包容地面对，当然会给自己加分，但中共是一个很难接受批评意见的统治集团，即使习不在意，当他权力鼎盛之时，环绕着他的团队热衷于“拍马屁”的人想必不少，也绝对不会容忍别人的批评，何况，类似姜野飞那样的污辱人格的漫画，很容易使领导人失去心理平衡，因此，或许是习的某一个批示，或许是他的某一段言辞，也可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都可能引发“中央专案组”的出现。

“大外宣”变脸的后遗症

这一细节显示了中共最高层对以往“大外宣”策略的改变：它变的异常强硬，不再有什么利益谈判的“封口费”，也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你敢到处乱写乱编，我垮境抓捕绝不手软，象姚文田的案子，王健民的案子，阿海的案子，李波的案子，等等，虽是情节略为不同，本质都是一样的。于是，打破国内地域限制而抽调公安人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分赴海内外各地，也就水到渠成了，可能他们把每一个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国安的人都组织起来，内定一些目标，任命一个头目，专门负责某一个人的案子，然后，经常汇总由上级决定处理结果。所以，姜野飞关在重庆，林荣基曾关在宁波，等等。

其实，现在回想，两年前发生的王健民案，已暴露出外宣强硬的利剑之锋，他原供职于香港《亚洲周刊》，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想创办属于自己的刊物，《脸谱》和《新维月刊》的诞生，也足证他确有这份能力，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深圳，平安地往来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甚至有人怀疑他有官方背景，称其媒体为“香港党媒”，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是原先的“政法王”周永康窥视胡锦涛的大权，想叫薄熙来接班，故意“放水”给包括王在内的一些港刊，以便浑水摸鱼，而单纯的文人并没有意识到风险，随着周永康的倒台，习的位置高升，新的“政法系”的官员并不喜欢港刊，甚至视为肉中刺和眼中钉，对王健民就翻脸不认人，新领导一声令下，王健民就失去了自由。

至于后来的阿海案，李波案，林荣基案，等等，海内外报道连篇累牍，我不必重复，之所以香港與论对书商的关注度比记者王健民要高，大概是因为垮境抓人的办法使港人不寒而栗，越过香港人所能委曲求全的底线吧。毫无疑问，假如中共的官员能按照香港的法律，以诽谤或抄袭的罪名，请律师起诉一些人，效果可能比如今要好，因为中共“不差钱”，而且，很容易抓住一些粗制滥造，东抄西摘的“八卦书”的把柄，但可悲可叹的是，中共历来是一个法制观念淡薄，不讲法制而只认强权的政党，他的领导人也习惯于抓人封口，于是，就接连发生了打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波及香港及东南亚的故事。

当然，这种强势做派很容易立竿见影，前几天，有一位熟悉香港出版业的朋友来看我，他告诉我说，现在，香港的政治图书凡是比较敏感的，既使有出版社斗胆出版，也没有发行公司愿意销售，甚至连路边的地摊小贩都不敢涉足。以前，内地人来港主要是带“政治八卦书”回去，如今，海关查得滴水不漏，蒙混过去的可能性极小，也就是说，香港的媒体逐步变得自律而胆怯，一概是莺歌燕舞的催眠曲，我认为，从眼前看，对大权在握的习是“耳不听心不烦”的好事，但长远看是坏事，因为封锁了不同的批评声音，挤压了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就等于逼迫不满者更强烈的，也许是非理性的反抗，而且，过多的虚假吹捧也会助长领导人的失误，等失去一切诤友的建议，离凄然垮台就不远了。更为重要的，这一近似疯狂的举动，也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使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渐行渐远。习近平，惜哉!

2016年6月29日于加拿大。香港《前哨》雜志2016年8月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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