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沿着固定的轨迹走向西方，月亮在三十天的周期内或圆或缺，周而复始，表现出一种规律。人类的生产和商贸活动之中也存在着相类似的规律，只不过周期不固定。譬如在农产品交易上，今年某一种农作物歉收，市场价格就高。由于利润高，第二年种这种作物的农人相应增加，却因为供应量超出市场需求，价格反而降了下来。工业产品市场也一样，总是在供求之间不断调节，寻找平衡点。人类通过实践，学习遵从自然规律，顺势而为，以求得平稳的发展。然而无论自然界或者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天灾或人祸，破坏了所谓的自然规律，带来动荡和变异。撇开宗教因素的影响，人类对于生育的观念在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认知和措施。

某些政治家或经济学家着眼于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有意无意忽略了人口无限制增长所潜藏的不稳定因素。英国的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增长，与上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他的《人口学原理》表述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没有限制，人口是呈几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在他看来，当人口无限制增长所潜藏的不稳定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危机。因此，他主张人口的增长要有限制。现如今，由于农牧业的技术得到提高，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并不普遍，只存在于某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那些地区，除了粮食供应不足，同样缺乏足够的医疗设备和药物，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总体说来，地球的总人口一直在增长，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的差异以及对于计划生育的认识和实行的能力，具体到各个国家却又有不同的状况。日籍记者 Daisuke Wakabayashi 在 2009 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日本斥重金鼓励生育》 Baby Bundle: Japan's Cash Incentive For Parenthood。文章说：由于对出生率不断下降和人口日益老化的问题感到担忧，日本新领导人提议给新生育家庭每月发放补贴，每年总计发放3,300美元左右，直至孩子年满15周岁。其他鼓励措施还包括增加国家承担费用的日间婴儿照顾服务，学费减免以及其他意在提高生育吸引力的措施。

在中国，2015 年 11 月 1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人口报、健康报”记者联合专访的时候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减弱，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难下，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增大。早在1980年，党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指出，到30年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国人“多子多福”和“早结婚，早生子，早享福”的传统观念带有浓厚的农耕社会色彩。中国在某一个时期信奉“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于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上个世纪 50 年代，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试图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以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提供一个参考方案。很可惜，他的看法和当时的最高决策层有极大的分歧，因此遭受严厉批判，被迫在 1960 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长达二十年都没有机会发表他的学术研究心得，直至1979年，他的《新人口论》才有一个重版的机会。由于对“人口论”的批判，节制生育的主张没有机会得到足够的重视，人口剧增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1973 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要求晚婚、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但是习惯势力不容易改变，计划生育的观念还是没能形成。1979年起，各地在中央要求下陆续出台了计划生育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除个别省份农村实行两孩政策外，全国城乡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这样的强硬政策引致前面“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司负责人”提到的“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减弱，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难下，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增大。”诸般负面因素，因此，在中国又有了“开放二胎”的新政策。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曾经被许多20世纪的经济学家所诟病，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粮食供应的同步增长，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并未造成马尔萨斯灾难，所以有人称他是失败的诅咒先知。对于马尔萨斯理论的批评来自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和妇女生育组织。马尔萨斯的理论当然有他值得批评的地方 ，例如他建议只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这样的措施。根据他的这种理论，虽然可以减缓了贫困人口的增长，同时却把社会弊病的责任推向较低的社会阶层，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推动立法手段使英国的穷人生存状况更为恶化。

但是，200 年来马尔萨斯的理论也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他的这一理论被政治家、经济学家、进化论学家所认同。虽然他本人反对节育，主张通过“晚婚和禁欲”等道德限制来控制人口增长，他的理论却启发了 19 世纪弗朗西斯·普勒斯推动节育。可以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计划生育的先驱，而且一直没有过时。联合国于 1994 年签署的文件《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关于计划生育的部分可以视为对人口理论的肯定。对于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报告书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计划生育方案的目标必须使夫妇和个人能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拥有这样做的信息和手段、确保知情选择和全面提供安全有效的方法。”

虽然联合国的文本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正如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一胎扎、二胎刮、三胎又扎又刮”、“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这样的极端主张与手段，这世上仍然可能存在着一些极端主义者，倾向于在节制人口增长方面采用极端措施。如果这样的人在一条村有绝对的话语权，影响的是一条村，在一省有绝对的话语权，受影响的就会是一个省。如果这样的人富可敌国，还是生物科学家的话，他所能影响的范围就可能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作家 Dan Brown 2013 年出版的小说 Inferno 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令人惊栗的地狱图卷以及“末日时钟”的观念。

小说创造了一位生物遗传学家佐布里斯特，他在生物遗传、胚胎谱系工程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又是一个“超人类主义者”，他认为，人口问题是另一个“末日时钟”，而且比核武的威胁更为具体，更为紧迫。根据他的研究数据，在美国，60% 的健保费用是用来支撑生命最后半年的病患，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活得越久，就要花越多资源支撑老人与病人。因此，他宣称：人类正在灭绝的边缘，除非我们发生急遽削减全球人口成长的大灾难，否则我们活不过未来 100 年。所有医师应该停止行医，因为延长人类寿命只会加剧人口问题。如果基因工程的进展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用来制造疾病，对人类会有更大的帮助。他主张科技应该用来创造现代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的杂交菌株，以限制人口增长。同时，利用科技来克服我们人体先天的弱点。换句话说，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应该是我们开始改造自己的生理，通过核心胚胎谱系层面影响接受者的可遗传的免疫 - 让所有后代对该疾病免疫，让自己的物种变得更强壮。他创造了一种称作病毒载体的东西，刻意设计来把基因资料植入被攻击细胞的病毒。这种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不会杀死宿主的细胞，而是在细胞植入预设的 DNA 也就是改变细胞的基因组，使人丧失生育能力。这种病毒扩散之后，会植入所有人类的 DNA ,还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它会在某个比例的人口“启动”，换句话说，它只会在随机挑选的部分人口中造成不孕。

这样的病毒是不是很可怕？这样的“疯狂科学家”是不是很可怕？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科幻小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认为那是过分乐观了。根据已有资料，我们知道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转基因”的手段，培育出“不育雄性蚊子”来影响蚊子的繁殖，由此切断疟疾的传播链。我们也知道，微生物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人工培育出人类目前还没有抵抗力的“超级H1N1”流感病毒。我们真的不能预知，是否有科学家正在为人类的“转基因”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