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习近平年初在军委的这篇讲话是本人在五、六月间回国期间于5月30日由微信群友转发过来的链接看到的，届时阅读量已达45万以上。当时读罢是有些将信将疑的：信，是这条链接原发自“全国八一子弟群”，这应当是一个主要由“红二代”和高干子弟组成的微信群体，信息的来源应当有些背景。而且，通篇讲话高屋建瓴，好多观点和提法很新颖，很有见地，口气很大，不是军委第一把手，不可能做出那样的发言，非常有价值。疑，是这条链接很快就被删除，幸亏本人当时保存下来；但再想转发给群友，无论国内国外，包括发给自己的电子邮箱，企望下载后进行的编辑整理都已不再可能。不能不佩服国内“Fire Great Wall”网络防火功能之“Great”（强大）和迅猛快捷。大有防“君”之口，亦胜于防川之势。本着发出链接后国内收到和没有收到此链接的一些群友反馈的“不信谣，不传谣”之告诫，本人也就未再做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

至于国外，当时相信这样重大的新闻信息，若真有这个讲话，海外各路媒体总会有一些能够有办法和有能力得到。自己由于不会翻墙技术，上不了国外网站，只是猜想海外各路媒体也许早就传播和讨论成了一锅粥。谁知六月底返澳洲后翻遍自己通常浏览的一些网站的最近一段时间的信息，竟没有看到有人提起和讨论这个讲话，也更增加了自己对这篇讲话是否真实的存疑。

然而，最近的“南海仲裁”风云过后，舆论哗然，国内一些地方暗流汹涌，人情激愤；抗议、抵制等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要打要杀，更有社会名人放出不惜牺牲中国十亿人的“豪言壮语”。海外也有人鼓吹“中美必有一战”。而国内有关方面和当局却似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并没有酿成2012年“9·15”那样的约50个城市同时爆发的打砸烧群体事件。对外南海虽然也在军演，也并未见和美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剑拔弩张，气氛紧张，乃至擦枪走火。一切仿佛有既定方针，有定见、有定夺。这反而使本人的存疑转变成了对这篇讲话真实性的确信。估计和相信这篇讲话在前段时间一定在相当层面的干部和群体中传达过，并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通过这篇讲话，能够对中共和中国高层，特别是习近平今后对国家战略层面的思考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对习近平个人品质和领导魅力作出新的和更全面的判断。退一步讲，此文即便不是习近平亲言，能有这样的见识和战略思维，并能写出此文的也一定是高人，很了不起。

作为重要历史文献和参考资料，应该是一次性给出原貌、全貌，一个字乃至标点符号都不宜改动。遗憾的是由于全文太长，又不能进行Copy复制粘贴，本人只能每字每句的键入，本身打字速度就慢，而根据手机上的资料输入，字体小，读起来费事不说，手机还老是黑屏，键入的煞是辛苦。另一方面，也怕大家一次性读起来也感觉辛苦，亦难以掌握重点、要点，即想在每一大段输完后，在其后添加一些评论或发表一些感想，或做点小结或要点回顾什么的。所以，只能按原文分次推出。这样，此文的全貌就不能一次性地与读者见面了。望谅解！

另外，文章中难免发生输入错误。如有错别字和漏、误之处，应是本人键入所致，与原文无关。特此告知。

X X X 对高层的讲话 (节选版）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各位交换意见。在座的，都是军旅出身，有的还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我不是，就军事问题、战争问题，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作为军委主席，是不能不考虑战争问题的。当然，我更多的，是考虑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政治问题、价值观问题，而不是战役指挥问题。今天，我想就战争问题上的“道义遵旨”，跟大家作一个意见交换。必须声明，我所讲的，除了历史上已有定论外，都不是结论，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坚决反对凡一把手讲话就是结论的做法。

我今天与大家交换的意见主要有五个问题：

一、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撑点；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现代战争与人类文明。

这既是历史问题，也是一种总结；总结中有肯定，也应该有反思。可以说，我们党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随着战争成长壮大、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守卫疆土的。从1924年到1949年，我们党参加了三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也叫北伐战争（1924到1927年），我们是配角，国民党是主角。抗日战争（1937到1945年），我们党还是唱配角。国民党还是主角，这一点应该承认。第二次（1927到1937年）、第三次（1945到1949年）国内战争，国共两党唱对手戏，而且战争主动权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直到我们取得彻底胜利。但是1949年后，战争并没有远离我们。新中国建立八个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我们派出了数百万志愿军，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刚停战，我们又悄悄参加了越南战争，虽然没有调用大量兵力，但付出的物资、装备、技术却是巨大的。累计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战争的物资总量，比投入到朝鲜战争的多得多。

这期间，1962年，我们跟印度又打了起来。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此后，1969年，我们在北部边境跟苏联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边境跟越南打了一场规模较大、耗时10年的战争。事实上，我们跟国民党的内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内战还继续着。金门炮战就是证据。如此看来，1989年之前的60多年里，我们党几乎始终都处在战争的氛围中。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比较单纯，就是国共内战。国际战争比较复杂，有基于共产主义国际义务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战争，有基于边界领土争议的中印战争，也有基于。。。。。。

战争也使我们党拥有了在常规战争方面的最为娴熟，无与伦比的战役指挥能力，一位以色列军事专家得出结论，我们的战役指挥能力仅次于二战时的德国，排名世界第二。虽不足为训，但我认为还是靠谱的。

我们党在国共内战时期，几乎是同时酝酿、组织、指挥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主力150万之众，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为数不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战争，也带给我们党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似乎更习惯于战争的环境，而不适应和平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从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环境里，我们打了六、七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过于频繁的战争，消耗了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些战争让我们党，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并导致国家体制的失衡，给民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战争的负面影响我归纳了几点：

第一、滋长了我们党绝对正义的思维习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大陆则由我们党完全、彻底掌控。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证明我们党占据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义制高点，但如果绝对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党的包袱，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一直折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摆脱成王败寇这一陈旧历史观的纠缠。

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那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征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早在1953年，就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人政”、“大人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人政”，而“反帝才是“大人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正确。

第四、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党造成的一个弊端，过于追求国家领导核心的“纯洁”，“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的压力巨大，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于是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国际交往也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毛泽东时代，党内高层斗争如此频繁，跟毛泽东对外部世界重重威胁的感受是分不开的，不习惯于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见共存、通过民主机制选择最佳意见的体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领袖意见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非友即敌，造成国际孤立。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年的冷战格局、阵营对垒的形势，似乎很对我们党的胃口。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阵营情结，于是，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又因为我们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我们成了孤家寡人了。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导致我们国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我们反美反苏，自以为可以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我们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有人说，美国打东打西，为什么不被孤立？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被美国打的，多半是问题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些行为，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亚等。此其一。其二、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直接获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这就使得它的战争行为，像是警察执法。美国也因此获得“国际警察”的诨号，这里面有褒有贬。其三，才是美国所打的旗号，什么反对“独裁”、“大规模杀伤武器”、“恐怖主义”等，很是蛊惑人心。当然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富强之国，便是正义之乡，人们通常有这样的思维。而我们中国，恰恰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党执政后的几十年里，显而易见，战争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大于积极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民众利益和对外关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世界上远超我们的强国，“亡我之心不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只有实力上超过这些强国，我们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强国都有灭了弱国的想法，那些上百个中小国家，将如何生存发展？如果有人质问我们：强国总有灭弱国的想法，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也要灭了别人，我们将何以应答？但我们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理会世界的疑惑。但就是这些疑惑，慢慢变成了疏远，使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着危机感的国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小结与短评：行文至此，已经能够看出这是一篇实事求是，很接地气的讲话。仅上面一段，已经对中共以前，特别是毛时代的战争观和和治国观，有了颠覆性的总结。这是自毛以后的历届中央军委主席，包括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均没有做到的。文中对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当年秉持的军事思想、治国理念和对外方针充满了批判，如：

领导人对成王败寇陈旧历史观的纠缠，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同，就会引起猜忌和震怒。这种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

由认识上的偏差导致的过重危机感对国家发展带来重大损失，经济部门几乎成了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以军事优先的原则发展生产，必然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同时，忽略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正常消费和生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比例失调。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再次强调和肯定，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力,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有极强的阵营情结，非友即敌，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长期成为自己的敌人，造成国际孤立。又因为有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介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援助阿尔巴尼亚等，导致自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

文中还肯定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作为主要抗日力量的历史功绩，以及美国在维持当今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反思可以看出习近平是个明白人，对中共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对毛时代的军事思想、治国理念、外交方针等有清醒的认识反思。这样，中共和国家在以上这些方面进行重大政策、方针的调整或即将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就是必然的了。

（未完待续）

2012年7月30日  于 Perth 风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