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

以四则社会新闻改编的《天注定》据说是中国当下最“业界良心”的电影，按导演贾樟柯的原话说是要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描下这个时代的风骨。

用本来就生猛的社会新闻入药，是讨巧的。本是观众皆熟知的新闻碎片，被贾樟柯具化以影像，是一种迂回与衍生的叙事，是满足了另类猎奇；

却也是这个时代实实在在结的果子，赋予了电影实实在在的质地，使人恍忽觉得，这症结，这我们共同生活着的时代的症结，给于我们的，亦是实实在在的痛楚，打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脸。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象现在中国一样，这么大张旗鼓地炫耀着自己的丰裕，这么把物质追求点缀到无所不在的角落。我们是第一波完完全全处身商业、娱乐社会的现代人，道德被放到赛场最隐蔽的角落，只有发光的金银铜铁才有狂欢价值。

时代平庸如斯，文化不就是娱乐，不就是图个乐子么？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贾樟柯用电影语言为在变革的时代里尊严被剥夺者、生存被挤压者、被人为的牺牲抛弃者立传，为这消费至上，仓促的时代画像，仅凭此，就功德无量。

每个看过《天注定》的朋友都跟我说，镜头之暴力，之血腥，使人猝不及防。现实的生活不也如此？电影只是一个危险社会的缩影，一个危险国家的缩影。

洛克在《政府论》中嘲弄霍布斯所说的把对暴力的垄断交给政权，他写道：“这就是认为人们竟然如此愚蠢，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者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

政府存在的本质当然是好的，即使是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

问题恰恰是这头狮子没有被关进笼子。当一个政府没有不偏不倚的司法和警察系统可以消除攻击的诱惑与复仇的冲动时，没有一个畅通的言路和一个可以公平表达诉求的平台时，每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是暴力的受害者。

在这个危险的泥潭里，看起来好像鱼肉刀俎分明，其实，无论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无力自拔。

中国的暴力文化是源远流长的，这是《天注定》刻意提示的细节。姜武决定用极端手段去维护自己尊严时，他披上了虎旗。一为壮胆，也为自己的杀人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和《林冲夜奔》一样，他认为是在替天行道；

赵涛拿的是一把削水果的刀，使出的招式已经像是受过灭绝师太的专业指点。双目怒睁，使另一小镇干部鼠窜，令人想起的是早期邵氏武侠电影里惯常的情节；

没有匪气只有乡气的王宝强，借着朝空放枪的那一刻，简直是周润发附体。所以他这样段位的杀手，对两个农民因口角发生的扭打行为，只有得体的冷笑然后离开。

贾樟柯在某篇访谈里讲到这种“刻意”，他用了一个词解释：暴力的闭循环。无论是“替天行道”的水浒传，还是金庸说的“侠文化”，无论借口多么堂皇，其本质都是暴力文化，都是嗜血的权力崇拜。

指责话本小说，指责武侠文化，当然是可笑的，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会滋生暴力文化的土壤。

最令人耿耿于怀的是电影的第四个故事。故事中的小辉就是所谓的贫二代。我们政府对经济的态度是以最优的集中支配的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是乌托邦式的，其结果与初衷完全南辕北辙。

这种乌托邦，也是以限制自由，少数人凌驾大多数人之上指手画脚来实施。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则是通过土地的流转，牺牲农村，来为城市工业化输血。

小辉只是众多失地农民的一个，富士康连环跳也只是一个群体失声反抗的集中体现。如果个人的尊严尚有含义，如果政府存在的目的还算清晰，我们就完全可以用县令问苏三的话来问政府：你可知罪？

在人类历史上，个体总是被指责为背叛了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颠倒过来,指控国家背叛了个人呢？

电影快结尾时，李梦认为自己是捞偏门的，所以去放生金鱼以减轻罪孽；大雨里，车的发动机盖上放了一尊佛像，小辉祈求它能保佑他的爱情。

这样朴素的道德观与东莞眼花缭乱的性工业缠绕在一起时，是鲜明的对比，也是强烈的暗示：这时代的发展是仓促的，正义尚未到来，还来不及发生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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