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座是铜像

校园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除了从那间校宣传队的教室里传出来的，拉二胡，打快板的声音外，总是很清静。我有幸上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高中毕业后，留在学校教书，在校住宿。每个星期，好几个班的课，我都把教案，板书搞得好好的，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难。但到了傍晚，我却常常不知如何支配那自由自在的时间。那时学校里也来了几个刚从师专毕业的，和我年龄相当的女教师，另外还有留在校办工厂里工作的，没运气上高中的男女青年。他们也选择了在学校住宿。他们住的是集体宿舍，我是独个住一小屋。倒不是我特殊，他们在北京都有家，有父母；而我，那小屋里的，就是我的一切。

晚饭后，我常常溜达到校门口的传达室，和看门的老师傅下象棋。我那些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会下象棋，好像也没兴趣。他们反而在傍晚时间，围在一起，组成学习小组，读起毛选来了。我很讨厌假么假事的东西，即便他们的一再“邀请”，我就是不参加。一直保持着独往独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一“个别”的行为，却引起了那堆青年朋友里，一位姑娘的注意。

我记得，论长相，她不算出众。但我一向以为，人在18，19岁时，只要精神状态好，着装得体，都是漂亮和吸引人的；都有诱人的活力。她比其他的人都显得更自信，更开朗。她皮肤很白净，两个嘴角长得有些特别，陷进脸颊比常人深一些，也因此她说起话来，笑起来，也和常人不同。她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从她常常在大家面前替我辩护说话，到我们私下里谈一些不在大家面前谈的话题，我们的来往越来越多了。我们发现了很多共同观点、共同爱好；也觉得我们是一样的聪明，对话交流起来，很顺畅，很自在。她星期六下午都要回她的父母家，礼拜日下午回校。回学校时，到达她的宿舍前，她骑的自行车都要经过我宿舍窗外的那条路。我们比较亲近相处变成好朋友后，她好像回学校的时间要比以前，也比其他人早了。她那辆黑色的、永久26型自行车的响声穿过我窗前时，我的心便开始蹦蹦地跳，难于控制。其实，星期天一天，我一直都在盼望着那熟悉了的车铃声。

她会把学生的作业搬到我的宿舍里来判。至今还能朦朦胧胧地记得她坐在我身边时，从她身上飘来的香气，还能听到我身边那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但是，我不记得我的小屋里有长板凳，可以让我们坐得更靠近些。更不觉得有过肢体“碰撞”而导致的亲昵接触。我们听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叹气声…。

好多个月过去后，我突然发现她情绪低落，好像要把她自己藏起来。她星期天再也不早早回校了。我也变得伤心和苦闷。我尝到了，恋爱，其实更多的是痛苦的煎熬。后来，她病了，有好几天没见着。我很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在教务处打听到可以联络到她的电话。这一通话，促成了她和她父母的摊牌。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她把我领到了她的家，见了她的哥哥、姐姐和父母。

她的家，不像一般胡同里，一个庭院住着几家的那种。而更像当今的住宅小区。一栋栋两层的小洋楼，独立而又整齐地排着，前后有四通八达的水泥埔的小路。小洋楼前边和旁边都有园子。进楼里是一间客厅，眼前一下看到一座电话机，才知道我几天前的电话是直通她的家。四个居室加上她住的小卧室，还有厨房、厕所，样样齐全。她的家和我那时拜访过的其他同学朋友都不一样。原来她父亲是参加了中国革命的老干部。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有的自信和优越感。我明白了她前段时间为什么情绪低落。明白了她为什么决定把我领到了她的父母前。

她的背景她从来不和别人讲，但是决定了我们走的路会分开。我们都上了第一拨大学。变化的环境，我们都各自地接触了更多的同学和朋友。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下午，在骑车的路上，她提出了和我停止恋爱关系。我们从此分开了。

毕业后，她、我，在不同的高校教书，她是党员，在领导关照下，很快就成了系里的领导。我一向，不甘庸庸碌碌当个教书匠，便来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业。几年后的一天，我的朋友告诉我，她也来到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进修一年。我打了电话。电话另一头的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都在找话题，避免提起过去。当我们都觉得该挂电话时，她说，她错了，她后悔。

这句话，和她跟我分手时，相隔整整18年。

2016 08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