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非裔，出生於低收入家庭，上學時逃學、派對、吸毒、亂性，多次流產。成年後獨自撫養二個女兒，有三年半的時間接受“撫養子女家庭援助”計劃（AFDC，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八十年代初每月有四五百美元的政府補助，加上食品劵，再做點黑市交易，她日子過得比上班族還滋潤，號稱“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後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她自願放棄了寄生蟲式的生活方式，開始上大學，掙學位。畢業後開辦社區雜誌，研究美國城市貧困問題，小有成就。她親身體會到，民主黨極力推動的福利政策，實際上腐蝕心志。對非裔來講，更是毒藥。從此她致力於宣講“廢除福利”（abolition of welfare），號召非裔自尊、自強、自立！

她就是美國專欄作家、共和黨著名人士、保守派活動家Star Parker。

Parker認識到，民主黨和美國黑人民權領袖的政治主張，不僅浪費了大量的援助資金，美國城市反而失業率上升、教育下沉、犯罪橫行。“福利”政策侵蝕了個人的自立願望，削弱了個人生存能力，直接導致了美國城市的衰落（Star feels welfare is an insidious parasite that sucks self-reliance dry at its best, and at its wors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urban America）。她的這種觀點當然為民主黨和黑人政客所不容，拼命打壓。

1992年洛杉磯暴亂，民主黨和黑人政客一如既往地不願譴責暴亂者，甚至只把暴亂（riots）形容為“騷亂”（civil disturbances），認為暴亂是長期種族歧視的結果，明目張胆地為縱火、搶劫、殺人的行為辯護。美國黑人民權領袖傑西傑克遜看完暴亂現場後甚至說，“絕望的人做絕望的事”。

Parker直指自由派（liberals）的安撫政策才是暴亂的根源。民主黨和黑人政客只會慷納稅人之慨，用無數政府資助項目騙取黑人的選票。洛杉磯暴亂後，政府唯一做的就是投入更多的錢，雇用更多的黑人，安撫他們。Parker批評道：“傑西和其他黑人政客只關心這三件事：保證黑人投民主黨的票，讓黑人無知跟着民主黨走，拔高自由派的公眾形象”。

Parker更直言：“這些自由派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把我們（黑人）歸類為只能接受救濟品和政府資助的對象。It's our liberal legislators who have sold us into a type of government-dependent slavery。”

Parker的話不僅讓民主黨和黑人政客心驚肉跳，也讓我們華人耳目一新，驚嘆非裔中也有這樣通曉事理、恨鐵不成鋼的：

“我討厭那種黑人成就被種族歧視攪和了的說法。（在黑人社區）課堂表現出色被譏為‘白人‘，結果黑人少年紛紛拒絕學習；努力工作，想住在安全、學區又好的社區反而被（同胞）視為‘出賣’（黑人利益）。這些（反向的選擇）跟種族歧視有什麼關係？許多黑人拒絕同化，因為一旦他們有進入主流社會的念頭，黑人政客們就會提醒他們 ：種族歧視會攪了你們的好夢！他們還能有什麼選擇？任由街頭流氓制定規則嗎？我們要永遠依靠AA（affirmative action）才能得到我們的那一點夢想嗎？”

“伴隨着教育AA，是對黑人教育標準的降低。自由派的理由是他們不得不填補少數族裔的缺額。但因為沒有足夠多的黑人學生夠標準，他們只好降低標準、重新評定學分和考試成績。我們黑人應該這樣對他們說：‘嗨，等等，任何膚色的孩子們都有能力學習。（與其降低標準，不如）改進我們的學校，給我們其他的教育機會！’”

“伴隨着工作AA，更多的機會向黑人男女打開了大門，但誰也沒考慮到失去最好的和最聰明的年輕人，會打擊我們賴以生存幾十年的經濟基礎。”

“年復一年，我們希望自由派（liberals）照顧我們，而不是自己解決問題。我們總是習慣於伸手：‘給更多，更多’。” 實質上，這已經成了另一種奴隸制。三十年反對城市貧困的結果，是兩代黑人對福利的依賴，以及更年輕的一代，什麼也不想試。”

“我們現在的福利制度就像個生了病的嬰兒。嬰兒當然不想吃藥，但大人知道什麼才是對嬰兒最好的：他必須吃藥。美國的福利制度病得不輕了，失控了，而且高度傳染。這個福利制度需要服用大劑量的藥，不管多苦。”

Parker對自己的同胞疾呼，每月定期收取政府福利支票，付出的代價是自決自斷（self autonomy）和自尊（self esteem）。而自尊和自我欣賞（self satisfaction），只能來自個人的辛勤勞動！

人有自知之明不易，敢於自我解剖更難。Star Parker，你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