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公羊”与中国“提线木偶”
——谈台湾“向中国道歉大赛” 
(瑞典) 茉莉
在相邻的两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民族或族群相互嘲讽挖苦，并不是奇怪的现象。人的天性里就有偏爱自己所属群体的非理性倾向，而任何国家或地区，都能让别人挑出毛病来批评吐槽。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这一点坚信不疑: 他们出生的地方比所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要好。 不久前，台湾演员戴立忍遭大陆网民蛮横指责为“支持台湾独立”，片方因被杯葛，被迫在影片杀青后撤换主角戴立忍。为此，台湾社运人士王奕凯发起冷嘲热讽的“向中国道歉大赛”。读一些台湾人“道歉“的戏谑段子，我在哑然失笑之时，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的瑞典与挪威。 其时挪威闹着要从瑞典联盟里“分裂”出去，气急败坏的瑞典爱国者大喊要教训“挪威公羊”，而挪威爱国者则回骂“瑞典蠢货”。由于当时两国的民主进程与瑞典和平运动的影响，在短暂的对骂之后，这两个北欧国家和平分手，从此走向兄弟般的百年团结。 而台海两岸的情况却很不一样，中共当局在国家、民族的幌子下，挑起对抗台湾的民族情绪，煽动大中国主义爱国暴力，令海峡两岸处于令人忧虑的不可知的境地。
@ 瑞典帝国心态，诉诸民主程序
尽管是世界公认的一块和平绿洲，但北欧各国历史交错复杂，曾有过不少冲突与龃龉。自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瑞典帝国崛起，一度称雄成为欧洲强国。 在被瑞典统治过的周边小国看来，瑞典人有一种自大的帝国心态。因此，心怀不满的挪威、芬兰和丹麦等国人民，热衷于编造民间笑话，把瑞典人描述成愚蠢、不礼貌还自以为是的人。而瑞典人则反唇相讥，对弱小的邻居表示轻蔑不屑。 北欧人民在日常生活里互相吐槽，其内容包罗万象，例如：谁是醉鬼，在路上喝醉了裸奔；谁既无知又穷酸，是乡巴佬；谁的食物很难吃；谁的性格很无聊，令人讨厌；谁的口音怪怪的，很搞笑。不过，无论在嘴巴上怎样掐架，怎样贬损对方，北欧各国人民仍然亲密往来，相互依存，互相嘲弄似乎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 但到了1905年，情况突变。被“瑞典联盟”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挪威，突然强烈地要求独立建国，他们自行废除了联邦国王的制度。对此，瑞典爱国者们宣称绝对不能接受。当时，有着强烈爱国冲动的瑞典军人在街上喝酒，高唱《国王歌》，宣称要教训闹独立“挪威公羊”，“打他们的嘴巴，拧他们的鼻子”。 这种恶意的语言挑衅，之所以没有酿成战争危机，主要是由于当时瑞、挪两国都有了具现代民主雏形的社会制度。瑞典早就废除了君主专制，在是否对挪威开战的问题上，必须由议会讨论决定。在上个世纪初，以瑞典知识分子为主的和平主义者发起了一个规模浩大的和平运动，喊出了“反对兄弟相残”的口号。和平主义者在议会占了上风，想要攻打挪威的军国主义者就只能偃旗息鼓了。 而挪威方面也尽量克制，不去激发两个民族的矛盾。1905年8月，挪威举行了全民公决。遵照民主原则，瑞典政府只能顺从挪威的民意，签订了让挪威脱离瑞典的协议。此后，虽然两国人民仍然免不了互相挖苦调侃，但两个国家有了令人欣慰的百年和平。
@ 台湾艺人“称臣也犯欺君罪”
也许是隔着一道深深海峡的缘故，尽管台湾和大陆两地人民同文同种，却并没有像北欧这样以对方做笑料的传统节目。那么，为何今天的台湾人会突然发起一个群众性的嘲笑大陆运动？ 自称一直“是大陆人批评的靶子”，前不久在北京自杀的台湾女记者宫铃留下遗言:“在中国没有一件事与政治无关。”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制定了“鼓励台湾同胞投资”政策，去大陆发展的台商与台湾艺人如过江之鲫，似乎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9年中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悲剧，就在欧美国家纷纷撤资以示制裁时，台商趁机掀起投资热潮，大赚其钱，台湾的演艺人员也争相占领大陆市场。在这些台湾人看来，大陆的民主制度厥如，人权侵犯严重，这些与他们的商业、文艺没什么关系。 托马斯·曼曾这样思考德国历史悲剧的根源:“德国的许多灾祸都产自于这样一种想法，以为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不问政治的人是可能的。”当前一些台湾艺人在大陆的遭遇，都在在证明：你不问中国的政治，中国政治要来问你。被称为“中国病毒”的极权主义政治可以无情祸害本国人民，怎么可能不殃及一衣带水的台湾？ 近年来，在因外商（包括台商）投资而经济发展起来的大陆，在官方的鼓励下，一些“爱国”网民呼啸而来集结于网络，开始审查台湾艺人的“政治立场”。凡是与大中国论调不一致的台湾艺人，一个个被揪出来，被万民咒骂、抵制和驱赶。 在戴立忍风波之前，已经发生了多起被迫道歉事件。例如，去年大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台湾歌手范玮琪没在微博上谈阅兵事件，而是发布爱子照片，因此被围攻被迫道歉。今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夕，台湾周子瑜，因为在节目中举青天满地白日红旗，被人举报为“台独”而招致强烈反弹，被迫视频道歉。 而这次戴立忍事件发生在南海仲裁之后，因被海牙国际法庭判输，怒火飙升的中国网络五毛和水军更邪乎了。他们怀着被共青团中央称赞的“滚烫的爱国热情”，揪住了戴立忍。身为台湾金钟影帝的戴立忍在压力下屈服，发表了三千多字的道歉声明，为自己辩解， 并自称“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撇清和台独的关系，但是，他在电影《没有别的爱》 中的角色还是被撤换掉了。
在鲁拜诗词中有这样的讽刺诗行：“拜主苏丹定国法：称臣也是欺君罪。”中共及其他们操纵的网络暴民也如苏丹一样，定下“爱国”家法，强迫他人认同。即使戴立忍以谦谦君子式的温和态度，说自己是“从小就被教导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没有能免除对他的惩罚。 @ 道歉吐槽反抗专制的精神奴役
正如遭中共打压的香港艺人何韵诗所言：“这种屈服，是无止境的。”为了不让台湾人继续遭受这种侮辱，不生活在被中共控制的阴影下，王奕凯发起了这场“道歉”大赛，以反抗来自大陆的人权迫害与精神奴役。 如前所述，北欧各国人民互相嘲讽的内容不拘一格，从生活到政治五花八门。这次参与对中国“道歉”的台湾人，也纷纷发挥创意，通过“道歉”的形式，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在脸书与推特上进行了空前的嘲讽。这场大赛也吸引了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大约有包括香港、日本等来自八个国家的几万网友参与“道歉”。 被海内外各大媒体引用的一些“道歉”理由有关日常生活，例如：说自己在蓝天下生活，讽刺中国的天空被污染; 说自己吃干净食物，暗指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说自己买东西刻意避开中国制品，因为担心会买到“会爆炸的电子产品”，还担心会“不知吃了什么元素周期表里的东西”;说自己没有勇气开中国制造的汽车; 说自己生了三个小孩，自己的孩子没有饮过中国三鹿奶粉。诸如此类，都一一“道歉”。 嘲讽中共专制政治的内容也不少。例如，说自己家里保留了1989年出版的天安门禁书; 说自己键盘上有6跟4; 说自己没有安装防火墙不用“翻墙”就能上脸书这样的网站; 说台湾人享受自由，可以骂政府，并为台湾人拥有投票权向中国道歉。还有一些讽刺大中国主义的段子，例如：“抱歉没把银河系变成你们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道歉者”大都追求的是一种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对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台湾人表达了心中的自豪感。虽然在表达对大中国的不满时，难免有人会显示自我优越，会有一些对他人的轻蔑，但考虑到这个“道歉”活动的起因，是台湾艺人在大陆一再遭受屈辱，那么，即使“道歉”者有一点稍微过份的言辞，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些台湾知识分子在对戴立忍“被道歉”事件发表看法时，还谈到一个有关人格尊严的问题。有人对戴立忍的屈服表示失望，例如，台湾纪录片导演蔡崇隆就认为，在戴立忍的声明中看不到身为“台湾公民”的尊严。 多位优秀香港艺人对待大陆打压的立场和态度，在这次台湾的大讨论中被推崇赞赏，被认为更有人格尊严。例如，周润发说：“就少赚一点啰！”杜汶泽说：“能活着就好。”何韵诗认为，歌手，顶多只是职业，她真正珍惜的，“是做一个香港人的身分！”曾支持占中的香港艺人王宗尧，也加入道歉行列：“Sorry ，我没有向RMB叩头，所以无得换车又换楼。”他们都大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气概。
@ 中共刹车与“提线木偶”的悲哀
这次“道歉”活动从7月16日开始，热闹了好几天。在这个期间，大陆一些被称为“小粉红”的网民，也针锋相对地发起了“第一届向台湾道歉大赛”，他们不能上脸书的就在微博上留言，向台湾人“道歉”作为回敬。大陆人“道歉”理由也各种各样，例如，中国政府抓捕台湾电信诈骗犯; 台湾人想独立,却没有能力独立; 大陆的GDP超过台湾; 让台湾艺人向人民币下跪了。 但奇怪的是，这些翻过防火墙勇敢出征反击台湾的小粉红，豪情万丈地声称要“让对方十倍奉还”，但在一两天后突然销声匿迹了。 对此，人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台湾人想要向谁“道歉”讽刺谁，民进党政府根本就管不着。但大陆小粉红却比较悲惨，他们被关在一个互联网的“巨大的牢笼”里，即使想要为国出征，也只能看赵家老爷高兴不高兴。 之前，中共“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指戴立忍是“台独人士”，这就等于吹响了集结号，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情绪猛烈发酵。其时正是中国南海仲裁溃败，小粉红们反美抵制肯德基，到处挑衅胡闹太过份，官煤不得不发表文章“降温”。自认为爱国却被指责为“糊涂的爱”、“非理智”，小粉红们只好满腹委屈地收兵，乖乖地回到大墙之内去。 就像是一种“提线木偶”，中国小粉红们本身没有思想，没有判断，其行动都要受人幕后提线操纵。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是一起乌龙案，因为按照台湾民进党人士的说法，戴立忍离“台独”还很遥远，他只是有一点社会关怀罢了。中共官方也知道撤换戴立忍有错，担心继续纵容小粉红闹下去的话，会更加“激化两岸情绪矛盾”，为了“统一大业”，官方暂时收线。 8月7日，台湾“道歉”大赛的主办方公布，由香港的“毛记电视”获得这次大赛的冠军。与此同时，中国网易网友也模仿性地发起了“首届花式道歉大赛”，发表一些幽默的时政讽刺内容。由此看来，海峡两岸的“道歉”嘲讽之风将此起彼伏，未有穷期。其讽刺无论是辛辣还是温和，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流，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灵魂。 ……………………………………………………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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