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總體而言是讓人喜歡的地方。繁華但不紛亂，人多然而有序；環境整潔，空氣乾淨；雖是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卻並沒有特別喧囂吵鬧的感覺。在那裡生活工作上學，或者去那裡觀光旅遊購物，都是可以各得其所的。 當然也有讓人不怎麼喜歡的地方，比如新宿那裡，從車站東口出去，有一條頗長的地下通道，通往東京都廳（市政大廳）和新宿的幾棟標誌性的超高層建築。在那條通道的一旁常有不少流浪漢在那裡安營紮寨。考究點的用廢棄的紙箱搭一個小棚，頭鑽在裡面睡覺，光着的腳板伸在外面；不講究的胡亂在地上鋪幾張報紙，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蜷縮着身子側臥在地上一樣可以睡得人事不省。與中國常見的那些偽裝身體殘疾以騙取路人同情和錢物的乞丐不同，日本的流浪漢不向人乞討，他們仿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既不與人交談，更不與人交往，連目光都不與人交接。不給別人增添麻煩是日本人的生活信條之一，這信條大概也通用於日本的流浪漢吧。但流浪漢身上散發出的氣味強烈而刺鼻，有時即使他們被警察驅趕被迫離開“家園”，他們的氣味也依然頑強地停留在空氣之中，揮之不去。 但我當初在東京時，最討厭的去處並非上述通道之類的地方。我最討厭的去處是大手町，準確點說，是位於大手町的東京外國人入國管理局。討厭入國管理局並非我個人的感受，也是那時候許多在語言學校就讀的就學生的共同感受。 為了辦理簽證的更新手續，或者辦理回國探親時重返日本的再入國許可，入國管理局是每個留學生繞不過去必須光顧的地方。我之所以討厭去那裡，回顧起來原因大概是兩條：其一是人多而雜而亂，等待時間漫長。其二是在那裡很容易感受到入國管理局對中國人就學生的歧視甚至刁難。 關於第一條人多，其情形大概是這樣的：辦理手續的諾大的房間裡的一兩百隻椅子上永遠黑壓壓一片坐滿了人，誰如果被叫到號起身離開座位，立刻會有四五個人爭着企圖去填滿那個空位。椅子邊上的過道里也站滿了人，進出房間時要邊說“勞駕，讓一讓”便撥開堵在房間門口的人群，從人縫中穿過。房間外面的大廳，走廊，小賣部，廁所，甚至樓梯到處都是人，能坐的地方都坐滿人，找不到位子坐的人有靠牆坐在地上的，也有坐在樓梯台階上的。錯過了叫號，要重新取號，所以大家都不遠離入管局大樓。為辦理簽證更新手續，通常需要花上一整天時間，早上八九點鐘出門，晚上五六點鐘到家算是十分正常的情況。 至於第二點，應是當年的許多就學生都曾有過體會的。如前文所提到的：所謂就學生特指在語言學校學習日語的學生。就學生與在專科或大學學習的留學生不一樣，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就學生的簽證更新期限為半年，而留學生是一年。就學生申請簽證更新時需要提交上學出勤率等更多的書面材料。留學生一般提交在學證明即可。此外就學生時有被縮短在留期限甚至被拒絕簽證延長的情況出現，留學生則相對很少類似情況發生。這樣的差別，使就學生有一種受歧視的劣等感，好像當年雜牌軍面對中央軍似地感覺；另一方面這種差別也折射出了日本法務省和入國管理局對就學生及日語學校的疑慮和不信感。 法務省和入國管理局對就學生及部分日語學校的疑慮和不信感並非憑空而來。說起來，日本原本沒有什麼就學生，也很少日語學校。一九八三年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發表講話說：到二十一世紀初日本要招收十萬個留學生，那之後，大約在八六年前後，東京忽然便冒出來了許多日語學校，而中國在那之後的一兩年中，有數萬就學生湧向東京。這些就學生大部來自上海，福建北京等地的也不少。那段時間裡，日語學校較為集中的池袋等地的大街上，時常可以見到三五成群的中國就學生，隔着老遠便聽見他們音量十足的上海話。 由於赴日就讀語言學校的門檻很低，既不需要通過如托福那樣的語言考試，學歷也只要高中畢業即可，所以去日本的就學生良莠不齊，去日本的目的也各有不同。其中不乏純粹以打工掙錢為目的的。另一方面語言學校也有唯利是圖，卻疏於教學管理的，有的學校甚至有隻要交付學費，便替學生偽造出勤率以便更新簽證的情況出現。這些情況是法務省指責部分日語學校為“隱衰”學校（以讀書名義招來學生，學生來日後卻不去學校讀書，而從事其他活動的意思），而入國管理局則對就學生頗具疑慮和不信的原因所在。 最容易遭受入國管理局刁難的是那些來自名譽不好的“隱衰”學校的就學生。另外如果日語太差，聽不明白坐在櫃檯後面的管理局官員的問話，也有機會被判斷為不去學校讀書的證據而被縮短簽證期限以示警告。我當初所在的明治學校是出了名的“隱衰”學校，學校被勒令整頓期間，不少學生簽證遇到麻煩。當時曾有一事鬧得較大，上了電視和報紙。其大概過程是這樣的：明治學校被勒令整頓後，許多學生另尋出路，結果有學生找到了一家會計專門學校。這家專門學校原本默默無名，生源也很有限，且沒有招收留學生之前例。由於此學校入學容易，無需經過考試，消息傳開，忽然就有幾十個就學生跑去這家學校報名學習會計。學校一時生源滾滾，大為興奮，一下便發出了七八十張入學許可書給中國就學生。可是當這些就學生拿着該校的入學許可書去入國管理局申請簽證時，除了極少幾個漏網之魚外，幾乎全體遭到拒簽，且護照上被蓋上一個出國準備的藍印，勒令一個月內離開日本。此事因為牽扯人多，後來鬧大，媒體介入報道，學校據說也有些背景，後來不知經過怎樣的幕後調節，學生終於起死回生重新得到了簽證，總算皆大歡喜。那個學校據說那一年招收到的學生人數打破了校史記錄。我有幾個同學和朋友也在那批學生之中，聽他們說開學後去學校一看，學生幾乎清一色中國人。有一個班級，四五十個學生里只摻有一名日本人學生，聽不懂中國話，形單影隻，被大家戲稱為“外國人”。 總之，當初在東京的就學生由於很容易感受到來自入國管理局的疑忌甚或刁難，大多對入國管理局不懷好感。我本人雖未曾遇到過麻煩，但在入國管理局耳聞目睹那裡的情形，也能感同身受就學生的劣等感。雖然我去日中學院之後，由就學生改為留學生，簽證期限由半年延長為一年，無需像原來那樣頻繁往來入管局，但最初對於入管局所形成的負面印象難以消除，而入管局的所在地大手町則成了我在東京之中最討厭去的地方。（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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