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至今，不觉已将近三十二年了。自从混迹博客之乡以来，读到过许多博友归国见闻的佳作，回想自己在此期间也曾回国五六次，每次归去自然不免都会有所见所闻和所思，只是当时自己距离博客尚远，还没有说话的机会；如今我也想见贤思齐，却找不到一个头绪，只好随兴所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只不过由于自己确实孤陋，也许所见所感竟是人家的老生常谈，也只有敬请读者包涵了。 我1985年初出国，半年后就碰到一个回国机会；原来那年美国建筑师年会在旧金山召开。会后十几个建筑师组团去中国旅游，承包的旅行社为了找一个不发工资的导游，和我所在的大学联系，我那时初出国没有经验，贪图免费回国一趟，就兴冲冲地自告奋勇，替他们白干了一次活。 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半年，习惯了夜晚灯火辉煌的生活，只记得当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国际机场之后，所见周围一片漆黑，影影绰绰，好不凄惶。客车在黑暗中行驶一段时光，及至到达宾馆也觉得灯光暗淡，成设简陋，而那个招待所据说还是毛泽东住过的地方。记得 在服务台有位建筑师很热情地把他们年会的徽章赠送了一枚给前台服务员，我听见那位年轻人用上海话在嘀咕：“送我一包香烟还差勿多，滴个么司派啥用场？” 其实我过去在国内受苦遭罪，很多有名的地方根本没有去过，这次倒是托他们之福，跟着他们把什么西安兵马俑，桂林甲天下，上海玉佛寺，北京故宫颐和园玩了个遍。那次在桂林本来计划中要看溶洞，遭到他们的反对，说溶洞美国很多，我们跑到中国来不是来看溶洞，我们要看当地农村公社的人民生活。我们只好设法联系了一个地方，去的路途较远；且不谈那途中颠簸之苦，只说途中要上厕所；那个乡下茅厕脏不堪言，更是臭不可闻，我都受不了，只好连声向他们解释，他们有人却为我开脱说，这没有什么，我们到过非洲，情况也差不多。这个譬喻令我好生惭愧。 因为年代久远，很多事记不起了，还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出国访问学习的人，都要省吃俭用，留出钱来好买八大件带回国去。（还记得吗？那时还是使用侨汇劵的时代，进口商品只有友谊商店才买得到，不过这所谓的八大件我现在可报不全了。）当时我也未能免俗，从每月的400元美金生活费中省出钱来买了个fisher的音响和Minolta的相机带回国去，他们还嫌我的牌子不好。（minolta现在已经被sony收购了。）另外还有一件有趣事是在行程结束时，我们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告别宴会，而我的老哥儿们，原来的北大教授，当时任高教一司司长的夏自强，他的独子夏青，在文革中随着父母遭罪没有能够上学，这时正在友谊宾馆的餐厅当厨师。我告诉服务员我想见他，前台传话到厨房去说是有外宾要见夏青，当时厨房里竟然闹欢了。（这是夏青告诉我的，当时毕竟外宾还很稀少。夏青后来到了加拿大当厨师，现在仍在那里，估计早已当餐馆老板了，他爸前年已经去世。） 这以后有20年，我对89天安门屠杀无法忘怀，一直没有回去过。再回去已经是21世纪，关于国内的变化虽已经耳熟能详，然而当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我仍然为北京的天空一片灰黄而影响心情。及至以后去的次数多了，到的城市多了，也就习惯了这个故国天空的标准色；至少还比后来的雾霾强些吧。对于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印象虽深刻，但令我困惑的是，记忆中的故园踪迹俱已无法寻觅。怀旧无从，人非物也非，故乡已成他乡。这种乡梦无处寻的失落，多少人必定曾与我有同感。俱往矣，儿时的，少年青年时的各种深刻记忆，也只有永远停留在脑海里面了。这种矛盾，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会更加加深。这好像是个无解的矛盾。显然，我们不能妄想为了自己的nostalgia而限制时代发展的脚步，然而竟找不到任何解决的途径么？当然不是没有，早在初期，梁思成大师就对首都北京规划提过很好的建议，又有哪个共产党大官能够接受？其它城市等而下之，就更不用说了；至少在这方面，我羡慕欧洲国家，巴黎就做得好。 回国最烦的是遍街的大标语，大话空话满天飞。明知道没有人相信他那些东西，却以大张旗鼓的厚颜无耻，硬要塞给人家，好端端的市容被他煞了风景，破坏城市的面貌，莫此为最。尤其可笑的是把什么中国梦也编造成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漫画，成为明眼人的十足笑柄。而更可恨的是他把一些大红布横幅标语也挂到古色古香的传统古庙中，十足显示出中共他对宗教的亵渎与不敬，也使得我这个观光客望而生恨，憋一肚子气按不下快门。景点被他生生地破坏了。我估计，以中国之大，城乡之多，这个隶属于中共宣传部门的标语行业可是永远不会不景气，怕不要养活上百万家口，而且也为他的鸡的屁作了百分之零点几的贡献，因为其所谓产值是一定被估算了的；而且依照中共政治挂帅的原则，这产值以其高政治质量，应该再乘以一点几的系数。 国内的建设中热衷于制造假古迹的风气曾使我心中颇不值。后来想想，我们这么个号称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大邦，的确太缺少历史的留存，甚至比起历史短暂的美国都不如，因此新造一些古代文物也无可厚非，反正不过是增加些旅游资源，目的并非文化而为好赚取钞票。只要清楚加以说明，而不要故意打马虎眼，鱼目混珠，此其一；但令我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巨资，新造了一些庙宇。作为一贯否定，压制以至迫害宗教的共产党政府，居然厚着脸皮，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盖起大庙来。若按他们自己本来的说法，宗教是万恶的麻醉人的鸦片，则如今共产党这种做法就是公开贩毒，实在其心可诛。质之当年他们在南泥湾种植鸦片卖钱，竟是一脉相承，他就更加无法抵赖了。我对历史上古人修建的庙宇，不管多破多旧，心中永远是充满崇敬之情，因为那里面充满了先民们的虔诚的心；哪怕是古代帝王修建的庙宇，至少那皇帝自己他信奉。你共产党是什么玩意？有什么资格来修庙？那是敬神的庙吗？所以我对这种玩意，不论它再大再有名气，绝不涉足其间。 写着写着又谈起道理来了，真是旧习难改，下面谈一点我觉得新鲜有趣的事吧。 在成都，我有个亲戚，在区建委工作，算是政府官员。他年轻能干，早已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大餐厅，有的还是连锁企业。有一次他带我们去看他们经营的一家餐厅，是每次消费至少万元以上的。这餐厅并不在通衢大道，比较隐蔽，但有较大的停车场，虽不是秘密营业，但也要有关系才进得去。我们进去以后，看见并无营业大厅，都是一栋栋单体的建筑。每栋里面装修豪华，有硕大无比的园餐桌，有好几个长沙发，有完备的卫生间，另外有两张机动的麻将桌。他告诉我们，原来这麻将桌就是行贿的工具。用输钱的方法来行贿的确是中共治下伟大的发明之一，没有人能够指证的，不知道习王的反腐如何来认定这种贪污。我们自然不敢消费，只喝了饮料，吃了点水果，也竟然消费了三百多元。到了我下一次回国，他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他新建的另一家更高级，尚未完工的地方。照他的说法是，“你腐败，我比你更腐败”。只可惜大概不久就出台了什么四菜一汤之类的规定，再不多久就反腐了。我估计他那地方他很难办下去了，因为又不在市面繁华商业兴盛处，即使改成低档也难以营业。但因为我没有看见那里面有卧室和床铺，大概还没有发展到涉黄的会所那一层。毕竟成都是内地，比起深圳自然落后一大截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估计。
成都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处是，（两年前）有的大餐厅为招揽顾客，竟然是消费一千，返还餐劵八百。绝对没有搞错，的确是八百，因为我们去了不止一次。他虽然门庭若市，但也看见比邻的冷落萧条。这里可以看到大陆竞争之激烈和生意之难做，老板若无切肤之痛何至于割肉补疮。（近年实体商业是雪上加霜，有次我在杭州一个中等街区闲逛，一个block之内竟然有八家铺面歇业)。
再一个深刻印象是成都的麻将文化实在深入骨髓，在太阳落山后有些小街的人行道道上居然摆出若干麻将桌来。人们兴高采烈地摸打吃碰，全不顾对交通和市容的影响。而另一个流行的所谓的农家乐，也是人人趋之若鹜，但它的全部内容却无非就是去饱餐一顿麻辣烫后，打上一场麻将而已。我说他简直玷污了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的林泉之乐和山村野趣，除了庸俗，就是铜臭，哪有一丝丝文化气息？在这一方面，台湾所流行的民宿，比大陆的农家乐不知道高了几个档次。毕竟文化素质不同，这方面大陆也真的无法赶。另一方面，说实话，我对于把打麻将当作一种文化活动是不敢苟同的，虽然现在有了什么麻将的国际比赛。这方面我倒希望听听大侠们的高见。 国内的医疗奇闻听过颇多，不料自己也亲身经历一次。那是六年前我们到新疆旅游，有两位在乌鲁木齐工作了50年的老同学接待，自然一切顺利。说的是一天在参观某庙时候滑了一下，小腿（即四川话所说的连二杆）受了点擦伤，第二天有一点点红肿迹象，一般我都无所谓，一两天会自愈的。但那位接待的老同学似乎责任所在，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去看医生，以他50年地头蛇的优势，把我带到了军区的一个门诊部。那位主治的女军医容貌清秀，仪态端庄，红汞碘酒之类处理包扎之后，却一定要我去输液，弄得我哭笑不得，不去又不行。当然是最后孝敬了￥三百多元医疗费了事；至于到庙里被敲竹杠都是老生常谈了，不说也罢。 再谈一项前年我在北京的颇不简单的完全不在计划之中的经历。那就是我居然到了一个你在地图上绝对找不到，也就是一般人绝对去不了的地方，那就是毛泽东的专列的火车站。这当然是一条专用的支线了，他那专列机车还保存在那里。（当然我不敢摄影，至于我是怎么去的，在这里却必须保密了）。这个地方旁边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单位，那就是8341部队的文工队，是专为党中央表演的。他们现有的编制是103人，都是从各部队文工单位挑选来的。他们的排演场居然有一个有着紫红帷幕的正规剧院的大舞台，但下面却只有一排座位，这座位平时导演可坐，但主要是专为审查节目的首长坐的。我们居然承蒙他的指导员接待，参观如儀，只见大厅楼道，到处挂满锦旗，中央领导接见的大幅照片满墙，他陪我们到楼上喝茶吃水果，我们虚与委蛇一番，兴尽而返。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指责我这个人口是心非，整天骂共产党，却居然去与其属下握手言欢。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矛盾而且通常的现象。我们痛骂共产党之为黑帮组织，之为专制制度，却并没有否定那个机构的一切人员，实际上我家里共产党员也有几个。从我过去的博文中可以看出，即使连他专司镇压的劳改队的干部中，也会有善良的人的。这种情况竟然有人不理解。想当年当我初来美国，和民运组织的联系中，和他们谈到在劳改队的经历，我谈到当年专政对象的家属前来要求离婚时，劳改干部一般都会加以劝阻，要设法保护那个劳改对象的婚姻关系。民运人士完全不能接受我的说法，竟以为我为共产党劳改队说好话，不是共产制度的反对者。 So naïve！怎么知道后来我们到华盛顿DC中国使馆示威时，还需要用超市的牛皮纸shopping bag套在头上，只留出两个眼睛的洞口。那种情况，那种滋味，岂是后来的人所能理解？ 我之所以写加这一段，我想你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