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

格致夫：格瓦拉访华 小失误导致两国彻底闹翻

       一位机要人员因为疏忽，只看到报告首页上邓小平的批示：建议刘少奇同志会见，

未看到报告第二页上邓的第二条批示：问问主席可否见一次。

—— 卡斯特罗：中苏应停止公开论战。

—— 毛泽东：中苏论战要进行一万年！

  —— 卡斯特罗：毛泽东患了老年痴呆症！

  —— 毛泽东：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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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在古巴革命成功后不到两年，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府即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这也是整个美洲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仅一个多月后，地位仅次于卡斯特罗的古巴第二号人物切·格瓦拉访华，他如愿见到了偶像毛泽东，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中古关系迅速升温。 

但好景不长，让世界大感意外的是，仅隔4年，格瓦拉二度访华之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突然公开指责中国！由此，两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长达近30年的分道扬镳。直至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才从1990年代初逐步解冻，以1995年卡斯特罗首次访问中国为标志，中古关系得以全面恢复。

中古关系为何突然恶化？ 

对发生于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两国关系突然恶化，外界除了感到突兀，更有些看不懂。从当年的公开报道，不足以解释所有疑问。直至最近几年，从中外不同来源陆续披露出一些零散的内幕细节，才使我们有可能拼接出真相的大致图案。 

按照一般的公开解释，中古两国关系恶化是由于中苏论战导致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裂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处在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眼皮底下的新生古巴红色政权只是一个弱小的角色。其生存面临近在咫尺的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严峻安全威胁和经济封锁。妄图颠覆古巴红色政权的“猪湾事件”就是一个著名例子。而当年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另一个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自封“家长”苏联，就扮演起古巴保护伞和生命线的关键角色。几乎逼近核大战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即由此引发。古巴为了自身核心利益而倒向苏联，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真相果真如此吗？ 

这令人想起朝鲜战争及其后长达60年间，中国对朝鲜的全面援助和保护。一个不难想到的疑问是，中苏决裂时期并未导致朝鲜的金日成选边站，而是同时维持与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古巴卡斯特罗政府，有什么特别理由宁可失去中国的援助，也要完全倒向苏联呢？ 

无疑，同时保持与中、苏两大国的良好关系对古巴有利。事实上，卡斯特罗的初衷并非要与中国闹翻。但中苏间的大论战，让夹在中间的古巴难以自处。他为此才做出种种外交努力，希望能维护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这既有利于古巴，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1964年初，他就曾对当时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说：“我们对中国没有怨言，但古巴的处境同中国不一样，能活动的余地很小。”中方对此也表示谅解。 

 （1960年代初切·格瓦拉（左三）与劳尔·卡斯特罗（左二）等在古巴中国大使馆）

据相关文献，在中古友好的那几年，中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几乎成了卡斯特罗兄弟、格瓦拉等古巴高官享受美食的“中餐馆”（革命后古巴街头的中餐馆都关闭了），他们经常不请自到。1964年10月18日是周末，卡斯特罗又一次到大使馆“蹭”晚餐。席间，他向中国大使王幼平表示，首先祝贺中国3天前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世界革命的力量更强大了。然后他谈到，赫鲁晓夫是中国和苏联不和的根源，两天前他下台了。中苏没有理由继续论战下去，应该和好，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国。他要求大使把他的意见转告中国领导人。 

在卡斯特罗看来，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这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事是中苏重归于好的天赐良机。而北京接到古巴使馆发来的消息，却并未回应。于是，卡斯特罗开始采取外交行动。一个月后，他在哈瓦那召开拉美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要求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停止公开论战”。之后，他组织了一个由九个拉美共产党组成的代表团，由古共书记罗德里格斯带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斡旋。

毛泽东会见拉美共产党代表团发生言语冲突

1964年12月，代表团到达北京，主旨是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劝说中国停止公开论战，而实质是希望中国向苏联让步。毛泽东亲自会见了代表团，他很不客气地表达了对古巴方面的不满。中方并未报道这次气氛极不融洽的会见。据与会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透露，在这次会见中双方甚至发生言语冲突。毛泽东说，这场中苏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古巴党害怕帝国主义和核武器这两个妖魔，它对这两个妖魔的恐惧导致了它对第三个妖魔的妥协，这第三个妖魔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当时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试图打断毛的话，毛很不悦地问对方：“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人讲话，你才代表多少？” 

如果说卡斯特罗的做法有什么不当，首先是没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深度复杂和历史纠葛，也没能充分估计到中共捍卫独立自主的决心。古巴人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也低估了中国，尽管其愿望无可指摘。这个代表团只能无功而返。 

但发生这一幕，并未让卡斯特罗气馁。两个月后，他采取另一个外交行动。他指示当时正在北非访问的格瓦拉临时中断日程，前往北京，尝试劝说中国领导人的最后努力。在老卡心目中，格瓦拉在几年前首次访问北京期间已经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关系，他才是与中方沟通的上佳人选！两个月前那个代表团做不到的事，或许格瓦拉能办到。 

当然，这位古巴领导人也清楚，格瓦拉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好感远在老资格的苏联之上。事实上，在这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中，格瓦拉是站在中国一边的。他对苏联颇有微词，甚至在亚非经济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苏联。这与他几年前访问中国回到古巴后，就大力宣传、推介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基于这些情况，卡斯特罗又同时委派了两位政治局委员从古巴赶到中国，与格瓦拉汇合。对此，有评论认为，这是老卡不再信任格瓦拉，那两位是专门来监视他的！

（1965年2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

毛泽东缘何冷落格瓦拉？ 

据据参加接待的中联部干部回忆，格瓦拉此次中国之行情绪不高，“面容始终严肃”。中方希望安排他外出参观，他也拒绝了。应该说，他的这次访问就是奉命行事。对于说服中国服从苏联，并非其本人所愿。按计划，他还要去北越访问，但最后一刻也被胡志明以安全理由取消了。不难推测，格瓦拉公开批评苏联的言论令苏联领导层不满，越南显然是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格瓦拉在中国待了一周，没能见到毛泽东。期间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举行了4次会谈，试图调停中苏关系。然而，这次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

两个月前那个多国代表团来中国，尽管中方不感冒，但至少得到毛的接见。那么，这次毛为何不见崇拜自己的格瓦拉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直至事情过去50年后的2014年7月，栗战书在给中央办公厅干部讲话中，为了说明中办干部做事必须认真，举例时披露了一个关键线索。 

他说，1964年，邓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古巴代表团访华的报告上作了两个批注：第一个批注写在第1页，“建议刘少奇同志接见”；第二个批注写在第2页，“问问主席可否接见一次”。当时中办机要室的值班员看文件时，只看了第1页的批注，而没有看第2页，结果造成了外交工作上的被动。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外交无小事。此为一例。正是中方机要人员的这个小疏忽，导致毛泽东未见格瓦拉！而这是卡斯特罗试图与中方沟通的最后努力。站在他的立场上，这是毛故意要冷落这位关系本来不错的古巴第二号人物，让古巴人丢面子，足以说明中方对古方的傲慢。卡斯特罗会觉得这等于羞辱他本人！而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自视甚高，不仅是新古巴的当然缔造者，还自认为是整个拉美地区国际共运的领袖。在古巴人眼里，中方的这一做法问题很大。古方的好意你们不领情也罢了，用冷落来使的方式表达轻视，就无法容忍。既然你不仁，也就别怪我不义。当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是不到40岁的年轻领导人，而拉美人本来就相当直爽，遇到问题习惯于滔滔不绝。古巴人过度解读中方的所谓“冷落”，并表达强烈不满也就不奇怪了。

卡斯特罗公开与中国分道扬镳并讥讽毛泽东 

格瓦拉于1965年2月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到古巴。卡斯特罗从3月份开始，就在此后的一系列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大肆指责中国。中方不能满足古方进口大米数额要求，被他说成与美帝国主义一起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中方通过大使馆散发中苏论战的相关材料，被指责为挑动古巴党内矛盾，干涉古巴内政，甚至声称这“比美帝国主义的行径更为恶劣！”由此，古巴与中国彻底分道扬镳，完全倒向苏联一边。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毛泽东当年在内部有个说法：“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思是，苏联才是论战的对象，还轮不上古巴置喙。令事情更无法挽回的是，卡斯特罗骂毛患了老年痴呆症！而对于毛在中国允许个人崇拜，并把他比作红太阳，他讥讽道：他该去读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太阳时间长了也会熄灭的！有评论认为，卡斯特罗是毛泽东致死最恨得两个人物之一，显然有些过了，但在毛时代无法改善两国关系是必然的。甚至到了毛离世后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古巴人仍然在为越南摇旗呐喊。邓小平访美时曾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可见两国关系的恶化，到了怎样的地步。

格瓦拉为何出走并放弃古巴国籍？

未能完成卡斯特罗使命的格瓦拉，回到古巴后仅仅一个月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世界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两年后他在玻利维亚被军政府和美国中情局杀害的噩耗！ 

格瓦拉为何放弃古巴第二号领导人的优越地位，而宁愿重返生命安全始终处于危险中的异国丛林中去打游击呢？古巴官方公布了他写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他要为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而战！这种官场冠冕堂皇的表达，当然不足以揭示其出走的真正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此事与格瓦拉对苏联的批评以及第二次访华失败有关。他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成了古巴与苏联良好关系的绊脚石！苏联方面对他的无法容忍和卡斯特罗对他的不信任，令他有充分理由为自己在古巴的未来地位担忧。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有一个回忆，提供了部分佐证。 

王大使说，从1964年6月到1965年3月，他在各种场合下九次见到格瓦拉，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3月26日。那天格瓦拉以工业部长的身份接见中国纺织代表团，王大使也在场陪同。格瓦拉只和代表团象征性地谈了很短时间，却把他留下来，在其办公室里作长谈。王大使说，从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当时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并没有对中国外交官披露过任何内情。在那次最后的会见中，他只是夸奖中国文化和历史，只字不提政治。最后他告诉王大使，自己很快就要到古巴东部地区去，“可能会消失一阵。”多年后，王大使忽然明白过来，那天格瓦拉其实是在自己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找一个不会引起怀疑的机会和中国大使见面，以那种方式含蓄地向他和中国人告别！ 

格瓦拉是被被誉为“游击大师”的传奇式人物，但在毛泽东面前却谦恭地称自己是小学生。或许与格瓦拉对毛的崇拜有关；或许与5年前成功访问中国有关；或许与他在古巴大力推介中国有关…… 但其具体心路历程并不重要。事实是，他对中国的好感使他在中苏论战中站在了中国一边。而这直接与卡斯特罗的主张——必须与苏联保持一致——相冲突。这就意味着古巴一号、二号领导人之间在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导致问题更严峻的是，这让既为古巴提供安全保护，又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苏联方面无法接受，甚至容不下他！而这一点，即使卡斯特罗有心要保护这位亲密战友，在苏联这个“家长”面前可做的也并不多，如果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话！而卡斯特罗对格瓦拉的不信任已经表现在他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 

当然，如果认为这是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唯一原因，也有过于武断之嫌。无疑，格瓦拉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既然在古巴的未来是可预见的——只能服从老卡的权威，到外面更大的世界为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也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更合理的解释是，现实与理想两方面的因素，最终让格瓦拉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古巴的高官厚禄，抛下妻子和5个孩子，再次投身到他梦想的事业中去。 

（1995年12月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首次访问中国登上长城）

卡斯特罗晚年对毛泽东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老卡在毛去世近20年后，于1995年首次访问中国，还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并献了花圈。在晚年接受记者访谈，畅谈对世界各国领袖的看法时，也被记者问及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位从未与毛谋面、却有过神交、甚至曾隔空对骂的传奇人物如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而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他发起、推动、并成功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傀儡政府的斗争，所以，毫无疑问，他谱写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但同时，卡斯特罗也深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不是右的错误，而是左的错误，更准确地说，是极左的思想。他用严厉的、不公正的方式方法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比如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作为一种极左政治的后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后来又产生了右转弯。因为严重的错误往往制造出它的对立面：极左的错误到了一定时候会造成右倾和右的政策。”他接着表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的革命者，历史功勋卓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显然，晚年的老卡已经放下半个世纪前的恩怨，尚能够从比较客观的立场来看待毛的历史贡献和晚年错误。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和自己的节奏，但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又往往是由某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引发。中办机要人员一个看上去不大的疏忽，虽然不能说是导致中古两国分道扬镳的直接原因，但对两国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造成中方后来的被动也是无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