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地委書記眼中的大躍進和大饑荒

    中國底層農民所了解的大饑荒，只是他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村莊以及附近的村莊在1960年前後所經歷的苦難，只是他們所能見到的具體事實，所以他們了解的範圍很小，認識得很膚淺。由於他們大多沒有文化，再加上當局的信息封鎖，使得他們不了解其它地方以及全國的災情，更不了解上面各級領導的所作所為，所以他們直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三年大饑荒。據報導，有人問老農民1960年為什麼會餓死人？他們說不知道，只知道沒有糧食吃，據說是因為蘇聯逼債。

    對於那些在省、地黨政部門工作的中級幹部來說，他們對大饑荒的了解和認識就比普通農民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他們不僅了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極左政策，也了解省、地、縣領導的具體做法，還能夠部分了解下層農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難。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能夠尊重歷史，在晚年對大躍進和大饑荒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回憶，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幾十年來，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共老幹部，都對文革深惡痛絕，口誅筆伐，而對於三年大饑荒，大部分幹部緘默不語，諱莫如深，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文革是毛澤東一個人整全黨的幹部、折騰全國的老百姓，大家可以把責任推到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而大饑荒是全黨幹部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坑害全國的老百姓，各級幹部幾乎人人有責，人人有罪，許多緊跟毛澤東的人（如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等）更是罪孽深重。所以他們中的大部分幹部希望人們忘掉大饑荒，也忘掉他們應負的罪責。當然在中共的幹部隊伍中也有不少有良知的人，他們對毛澤東的瘋狂舉動心中不滿，進行了消極抵制，因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晚年他們能夠打破禁忌，勇敢地講出歷史真相，得到了人民的尊重。

    從下面幾位中級幹部的講述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它跟“自然災害”沒有一點關係，跟蘇聯更是沒有半點關係，徹底戳穿了官方多年來散布的謊言。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個人說了算的專制制度，就是不受約束的毛澤東的狂想症造成的惡果。

    下面轉載的是從《炎黃春秋》雜誌上節選的資料。這裡順便對前不久剛剛英勇就義的《炎黃春秋》雜誌和它的培育者們表示深深的敬意！

            老貧農   2016.12.9

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大饑荒

來源: 《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   作者:任彥芳 

 　　 訪談時間：2000年5月7日 。訪談對象：張申，81歲，1955年任中共開封地委書記，是焦裕祿的老領導，離休前任河南省委秘書長。周化民，74歲， 1958年任開封地委工業部部長，1965年任蘭考縣委書記。離休前任商丘地委副書記。　下面是訪談實錄。

 　　張申：

 　　1955年上半年，鄭州地委改名開封地委，原地委書記張健民調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我繼任開封地委書記。

 　　原來農村合作化工作比較順利，1953年，被稱為“農民運動專家”的鄧子恢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堅持群眾自願入社的原則．步驟要穩；合作社規模宜小些，不同地區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農村合作社不僅要發展，更要鞏固。

從我實際工作中體會，這是正確的。可我錯了!毛主席開始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實現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黃河，到了蘭考東壩頭，省委副書記史向生陪着，到蘭考，也讓我上了專列，蘭考縣委書記程約俊同時上車，拿來蘭考出的西瓜、葡萄讓主席嘗。我上車，見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國》呢。

 　　毛主席要在這兒游泳，羅瑞卿考慮安全，沒有同意，便從這兒去了商丘。這之後便是我領豫東幾十萬人到鞏縣、密縣去大煉鋼鐵。

 　　周化民插話：

 　　1958年，黨中央提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為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進入共產主義而大干特干，人們提出口號：

 　　“眼熬爛，腿跑斷，連軸轉，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腳蹬地球手托天，要把產量翻幾番!”

 　　當時頭腦發熱到了極點呀!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陽。

 　　張申：

 　　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還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國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處辦食堂供給制，吃飯不要錢，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到處“放衛星”，發“號外”，捷報滿天飛。強迫農民說謊話，報高產量。通許練城公社常莊有個50多歲的老農叫常木林，他對本村回家探親的杞縣老縣長說：“現在逼着叫報高產量，報低了還得挨打，一說就是黨中央的決定。他媽的‘黨中央’這個人恁壞，我不相信，連毛主席也管不了這個‘黨中央 ’!”他是個老實農民，把“黨中央”誤認為是個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擴大會議．決定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當時開封地區西部5縣是山區，有些鐵礦石，可以煉鐵。我當時兼任地委大辦鋼鐵辦公室主任，要到煉鋼鐵前線去，我去參加省的大辦鋼鐵會，省委書記問：張申到了沒有?你回去告訴他，書記要掛帥…

 　　張申點頭說是，張申接着說下去：

 　　我掛帥，坐鎮前線指揮部，各縣委書記也都既掛帥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開封地區動員35萬人到鞏縣、登封、密縣、新鄭、滎陽西5縣就地安排，組成各級指揮部，人山人海，人們自帶行李，推小車、帶口糧，沒有煤，就砍樹、運樹。建小高爐需要頭髮，便讓女孩子剪辮子，小女孩剪了辮子就哭。高爐需要引鐵，便把群眾家的鍋、門鎖…全砸了。

 　　周化民：

 　　那場面也真壯觀，白天人海如潮，夜間一片燈火。不管是山區、丘陵，城鄉上下，大小煉鐵爐，一個個，一片片，長形的，方形的到處皆是，一眼望不到邊。長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爐。小的是木製風箱爐。炎天暑熱，汗水和煙塵，每個人臉黑黝黝積滿灰塵，很熟的人見面都不認識了。

 　　張申：

　　1958年冬天，大煉鋼鐵進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區建制併入開封地區，原開封地區西部5縣劃入鄭州市，新開封地區共轄21個縣，1100多萬人口，我任地委第二書記。

  　1958年冬．糧食沒有了。那年糧食豐產沒豐收，浪費驚人。商丘就更為嚴重，上邊還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郫城還開糧食豐收現場會，是“反瞞產”。可我看到大大的糧食囤，只在上頭有一層糧食，下邊全是麥秸、麥糠呵，可“反瞞產”卻越反越厲害。這年春節以後開始餓死人了。

  　這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哭着說：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裡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裡有個小缸，醃着一缸肉，問：是什麼肉哩，狗肉? 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醃女孩肉的小缸! …

 　　我想說一點真話，講了點真實情況，還沒敢說多嚴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周化民的敘述，比張申本人記得具體：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工業會議，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業的書記和工業部長參加。我和當時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同志出席了會議。會議本來是研究如何組織工業大躍進問題，但後來變成“反右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務書記主持會議，說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實反映一下大躍進中的缺點和問題、困難，對省委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對當前形勢有什麼看法也可以講...

 　　參加會議同志都經歷過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餘悸，但聽省委領導啟發，也便你一言我一語的提了一些問題，說了一些看法和建議。張申同志比較系統而如實地作了概括發言，我記得你發言內容大概是：上去幾十萬人大辦鋼鐵，也煉出了些鐵，但質量不高，問題很多。　農業形勢本來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樣，豐產了沒有豐收．糧食浪費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時間就發展為公社化了。步子要穩些就好了。

　　在張申說到大辦鋼鐵的問題時，我補充了許多事例：登封縣“衛星號外”是假的，是將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剝離，根本就沒有往下挖，更沒有見煤，就報成產量發出“衛星號外”了，我還談到大辦鋼鐵中有許多問題……

  　我們發言後的第二天下午三時許，一位副省長和一位省委副秘書長來到我們駐地。他們說張申的發言有錯誤，讓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禮堂作檢討。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務書記，二把手楊蔚屏主持會議，他說：“今天召開這個會議，是安排開封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做檢討，他有‘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論’，還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錯誤言論，下面由張申做檢討。”

 　　張申上台做檢討，他講了思想情況，承認思想“右傾”，承認發言中有錯誤，他講到犯錯誤的階級根源時說：“我是信陽人，出身於小土地出租者，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劣根性在黨內的反映…”

  　主持人楊蔚屏做總結講話，他說：“現在正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給毛主席上了萬言書，他跳出來了。中央這次會議正批判他們!張申的思想和彭德懷一樣，也是大辦鋼鐵得不償失論，和彭德懷遙相呼應。張申也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要堅決與張申劃清界限，鬥爭到底…”

  　從省里開會回來後，省委立即派書記處書記李立，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健民到開封地委坐陣。親抓反右傾運動。將開封地區的反右傾作為全省的典型，首先從張申的“右傾”開刀，批判張申是在地直機關召開各部門負責幹部會議，組織對張申的揭發檢舉，接着是批判鬥爭。

不久．地委副書記耿化武找我談話：“經地委研究決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職反省，老實交待，徹底揭發檢舉張申，接受批判鬥爭，爭取從寬處理。從此後，在地委機關工業交通系統召開大會，對我進行無數次批判鬥爭。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劃周化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地委工業部副部長職務，工資待遇降兩級。

 　　批鬥結束我在等待處理時，曾令我隨一個救災工作組到永城縣檢查災情，安排群眾生括。我們一行8人到永城後，縣委書記韓某安排我們到縣委小灶吃飯．被我們拒絕了。 

　　當時永城縣60萬人口，已活活餓死10萬之多，韓書記決定：不准群眾外流要飯，不准叫喊無糧無款。他向我們封鎖消息，隱瞞實情，說永城群眾生活沒有問題，拒絕國家發放糧款。我們親眼在城北一個小村的小廟裡見有8個人餓死在那裡，回縣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認是永城人，說是安徽人到永城來餓死的!他瞪着眼說：“那是冒充我們永城人，給我抹黑!你們不要謊報災情!不要上當受騙!不要右傾!”　我頂着“右傾”帽子，回來還是如實報告了實情!

   　張申：

 　　我被批鬥之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10級降到12級，然後去杞縣付集農場勞動改造。

 　　個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麼，最痛心的是：從此在黨內沒有了民主，不敢再說不同的意見，和57年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不敢說話一樣，整個國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災難，這才在我的家鄉信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因為說天大的謊言，造成天大的災難。

 　　據當時統計，光信陽地區，餓死百姓一百多萬!

 　　我聽着，心裡很沉重，我向老周說：誰能詳細說說信陽事件嗎，我要寫謊言的悲劇，應該不忘這民族的大悲劇。老周說：住在我樓上的是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已離休，他最了解。 

　　回到開封，老周領我認識了原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他在1944年參加工作， 1955年任省委農村工作部生產處處長兼辦公室副主任。姚學智的職務，使他親眼目睹、親自調查了河南信陽所發生的那場歷史大悲劇的前前後後。。。

  　姚學智：

 　 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就是在這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農業的副省長彭笑千、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定遠讓我去省政府談生產問題。我到後，見在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蹲點的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手拿一把麥穗正匯報哩：“這是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的麥子，兩畝9分地，畝產3800多斤哩，這千真萬確，沒有錯的!”

 　　我聽到這數字大吃一驚：咱整天和農業打交道，平時一畝地麥200多斤就不錯，咋會冒出個3800斤? 所有人都表現吃驚，可誰也沒說“不信”!

 　　趙定遠說：“老姚，你把趙光同志安排在省委招待所，讓他寫個報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領趙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寫報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報告拿來交給了趙定遠副部長。第二天，就在《河南日報》頭版頭條登出來了!　這就是全國放出的第一個小麥高產“衛星”。

 　　1958年秋天種麥，省委組織工作組，我是組長，去新鄉檢查生產。人們去大辦鋼鐵了，麥子種不上，越說謊話越要表揚，叫“氣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饅頭扔的到處都是。我問生產隊長：“這麼吃，能吃幾個月?”生產隊長說：“吃三個月。”“吃完後咋辦哪?”“有國家管哩，都要共產主義啦，還能叫餓着嗎?”

 　　我到濟源縣王屋公社，見縣委書記，我問：“你這勞力都大辦鋼鐵了，沒人種地，你還吃飯不吃飯?”　他不吭氣，後來，他小聲告訴我說：省里點他的名字，我不去大辦鋼鐵，行嗎?

  　1958年夏、秋兩季的糧食徵購，讓嵖岈山區的老百姓們大難臨頭，驚恐不安!遂平縣實際糧產2440萬斤，可下來的征糧任務是9000萬斤。因為縣賬面上報的是100279萬斤，比去年增長3.1倍。

 　 這個9000萬斤的徵購指標是河南省委召開的徵購會議定的。省委書記吳芝圃主持會議說：今年全省糧食放了衛星，人均糧食超千斤，已向中央報了數，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揚。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糧食徵購，在徵購糧食中要大放“衛星”，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逼着縣委表態報高產量，規定不能低於畝產1000斤。誰報低，路憲文便組織人批鬥，這一斗，把產量斗上去了。遂平縣縣委書記蔡中田和同來開會的人商量：報低了過不了關，報9000萬斤，說不定還過不了關哩。可把糧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說：先過今天這一關再說吧。

 　　和興鄉十一分隊隊長吳國祥是硬漢子，會計問他咋辦，他說：“先留下種子和口糧，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務昨辦?他說：“天塌下來我頂着!讓老百姓餓肚子。沒門兒!”他硬是留下萬把斤種子和口糧。上級一次次催交糧，他只說沒有，上級急了眼帶找糧隊半夜裡偷襲進村，挖出存糧，把吳國祥五花大綁帶走了。他臨走對含淚的鄉親們說：老少爺兒們!我對不起你們啊!

 　　天啊!是誰對不起父老百姓呢?

 　　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陽地區在反右傾追逼糧食中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1960年冬，我參加信陽地委領導在駐馬店召開的縣委第一書記會議。我和正陽縣委書記住一個房間，他說：“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邊餓死人厲害得很哪．光正陽縣就死了幾萬啦…。”

 　　我回來問遂平縣縣委書記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餓死多少人？他回答說：死300人。我到嵖岈山公社問陳炳寅書記，他也說死300人，原來是縣裡布置統一了口徑。

 　　省委副秘書長打來電話問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聽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說300人。晚上，省紀檢委書記焦祖涵來電話也問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還是做如上回答。他說：一定要搞確實。

 　　我看省委如此重視，我不能只聽匯報。要親自去調查。我先到一個村，村幹部說：俺村就死二人，還是老頭，該死了。我出了隊辦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婦女，卻哭着訴說他家裡餓死人，這一統計就是四五十人哪!我又去了一個村，也死了幾十個人。這樣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這個公社的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着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公安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

 　　我去調查，有兩個村已死絕了，屍體倒在街頭，沒人掩埋，慘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領導做了匯報。先找到副秘書長王秉璋，他問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說：根據我獨自調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說：已給中央寫報告，報了300人，這咋辦？

 　　在省常委會上，我匯報嵖岈山死人實情。楊蔚屏感到問題嚴重，派管農業的副秘書長崔光華跟我一塊再去嵖岈山調查；讓我先寫個情況，由機要室打印了。把我寫的情況上報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來了陳正人以及陶鑄、吳芝圃、李立副書記，從信陽乘大轎子車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裡。陳正人問縣裡幹部：嵖岈山公社死了多少人？回答說：一千多人。陳正人說：工作組報告三千多人，怎麼回事？

    這是指我寫的報告，到底是誰說假話，欺騙中央?我說召開全公社各村的貧下中農代表會，一個村一個村的報，就把死人的蓋子揭開了。統計結果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讓會議延長一天，把死的人名單拉出來，看着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鄉親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隱瞞真相的人沒有什麼話可說。

（選自任彥芳著長篇紀實《焦裕祿身後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