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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起义的当天，时年二十八岁的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这个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政坛中绝无仅有的不倒翁从此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山西的民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个人的历史。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接受过五年的传统教育，1900年与父亲在金融投机生意中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乱世山西因此少了一位杰出的商人而成就了一个集五千年权术于一身的政治奇人。避债太原的阎锡山弃商从戎，考取山西武备学堂，并在两年后被选送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分别是他的队长和教官，而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名将蔡锷、许崇智以及后来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都是他的同学。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阎锡山韬光养晦输诚示忠，消除了这个他一生中最为惧怕的枭雄对自己的猜忌，成为袁世凯当政时期罕见的担任一省要职的原同盟会员。做完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倒台后，阎锡山排挤异已，又取得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信任，被任命为山西省长，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1917年，阎锡山响应段祺瑞而参加征讨“护法运动”，远征湖南的晋军混成旅全军覆灭，遭此打击的阎锡山因而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暂缓向外扩张势力，在多次军阀混战中保持中立，转而全力经营山西，阎锡山所倡导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有别于其它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勤于学习，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山西省府院内有梅山，这里原是明代巡抚衙门堆煤的地方，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为了使衙门形成北高南低有靠山的风水格局，使之官运旺盛长久，在这里堆筑起了一座假山，名之曰梅山，阎锡山入主督军府后，改梅山为进山。从1920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阎锡山集团的骨干分子们在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和山前的自省堂每周学习讨论两次，这也就是所谓的进山会议，这一会议对阎锡山的思想发展以及他的治晋策略都有重要影响。1922年，阎锡山在上马街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也被命名为进山，山西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建国后，进山中学改名为太原市六中，1985年恢复进山中学的原名。进山会议会址之一的自省堂后就是现在省府梅山会议厅，山西人经常在新闻中听到它的名字。 　　与此同时，阎锡山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后来成为建国后太原军事工业的基础。凭借充足的军需物资保障，从1917年到1930年，踌躇满志的阎锡山先后四次扩军，使晋军由7000人猛增到20余万，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缓解因军费大幅度增加而带来的财政压力，1925年春，在财政厅长杨兆泰等人的建议下，山西开始征收房税，甚至连马棚、厕所也在征收之列。这一苛政很快就引得民怨沸腾，中共太原地方党组织通过山西省学联出面，领导了反房税运动。 　　5月16日，太原学生代表前往省议会质询，两个副议长推诿回避，不做明确表态。学生代表们在当天下午来到督军公署请愿，要求取消房税，阎锡山在接见学生代表时答复说：“现在山西三面为土匪所包围，你们都有父母姊妹，我不能不保护他们。我们要扩充队伍，就要有钱，验契就是为了筹款。”阎锡山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当时河南的冯玉祥军为了激励部队进攻山西的士气，军歌中就有“北地胭脂大同女，银子窝窝府十县”的词句。学生们同时对房税征收过程中的一些措施提出质疑，阎锡山予以搪塞，请愿没有任何结果。 　　学生代表退出督军公署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两天后，太原各校学生数千人从文瀛湖出发，手持“废除恶税”、“为民请命”的标语再次前往省议会，得到消息的议员们早已逃避，愤怒的学生们打砸了省议会后，又贴上了“民众查封”的封条。请愿学生随后来到督军公署，阎锡山命令督署卫兵一律不带武器、不系皮带、不穿皮鞋，排成人墙将学生队伍阻拦在大门外，只允许23名学生代表进署。见到阎锡山之后，23名为民请命的学生代表按照预定计划跪请取消房税，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后，尴尬不已的阎锡山被迫屈服，亲笔写下了取消房税的手谕，画押签字，由学生代表向署外学生宣读。取得胜利的学生们在返校途中，又捣毁了征收房税倡议者杨兆泰的住宅。 　　第二天，阎锡山别出心裁地发布了《宽恕令》和《罪己令》，自称“德不足以服众，诚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学子，疑障横生，咎在已身，责无旁贷，抚衷循身，惭仄良久。”反房税运动是民国时期山西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在广大学生面前，素有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也被迫在事后采取高姿态来收拾民心，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阎锡山在这一点上的确比同时代的军阀们要开明。 　　其实太原历来就是一座学生运动的先锋城市，此前的五四运动和此后的五卅运动等历次民主运动，都有太原学子们的积级响应。 　　羽翼丰满之后，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个人野心，跃跃欲试的阎锡山重新加入军阀混战。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军阀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三方先后派代表来到太原游说阎锡山，阎锡山权衡利弊，与直奉联合讨伐冯玉祥，趁机夺取绥远，将势力延升到山西省外。 　　同年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派出代表来到太原与阎锡山接洽，阎锡山于次年6月6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易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四个月后，阎锡山誓师讨奉，并在1928年6月进占北京和天津。不久，蒋介石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至此，阎锡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区和平津两大城市，他的权力急剧膨胀，达到其一生的顶峰，成为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比肩的中国四大军阀之一。 　　1928年底，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意在“消藩”的编遣会议。蒋介石要排除异已，地方诸侯要保存实力维持割据，各大军阀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编遣会议不仅没有实现缩编军队的目的，反而成为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1929年5月，蒋桂战争之后，除了那四百万大洋，蒋介石为稳住冯玉祥而许下的诸多诺言均未兑现，冯玉祥一怒冲冠，枕戈待战，然而，他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等均被收买，通电拥蒋，冯玉祥势孤力穷，通电下野，于6月21日携带妻女赶赴太原，希望能够联合阎锡山共同反蒋。 　　而事实上，晋军将领普遍对冯玉祥缺乏好感，除了冯玉祥难以与人长久共事外，北伐期间，晋军与冯军相约并肩北进，当阎锡山连卫队都投入前线作战的时候，冯军却背信弃义突然南撤而置晋军于倒悬，直到桂军赶赴石家庄，晋军才转危为安。阎锡山在接见反房税的学生代表时所说的土匪，指的就是威胁山西的冯玉祥。 　　当桂系军阀领袖流亡香港之后，蒋、冯、阎之间三角追逐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阎锡山一方面扬言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以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又扣留冯玉祥先后将其软禁于太原晋祠和五台县西会村，将冯玉祥做为一张筹码以增加自己的份量从而牵制蒋介石。 　　虎落平阳的冯玉祥滞留山西长达半年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居住在晋祠外的一所私人花园内。闲暇之时，冯玉祥多次参观晋祠和当地小学，并请来画家增禧也就是那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原满洲城守尉前来教授国画。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再度隐居于晋祠以西的天龙山，在高欢避暑亭附近，我们至今可以看到将军留下的摩崖石刻：“穷苦同胞之得救，其道路为革命，根基在知识，吾生惟此二事”。冯玉祥在此期间还出资修建了晋祠通往天龙山的道路，建议地方政府保护文物，并派人将盗卖文物的静亮和尚押送县署。 　　在蒋介石的挽留下，故做姿态的阎锡山顺水推舟，放弃出洋，但随着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的召开以及冯军二次反蒋和唐生智反蒋的先后失败，阎锡山的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如同唐末朱温在汴州谋取李克用一样，咄咄逼人的蒋介石命令韩复榘在郑州逮捕帮助他讨伐唐生智的阎锡山，这一失败的行动最促终使阎锡山下定了反蒋的决心。 　　当时桂军、冯军的实力在蒋介石的打击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的削弱，只有晋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兵力，阎锡山一时间众望所归，成为各反蒋派系所瞩目的重要力量。1930年初，全国反蒋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计，参与策划倒蒋的有改组派领袖汪精卫、陈公博，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冯玉祥、李宗仁、韩复榘、石友三、樊钟秀、孙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马鸿逵、刘湘等全国大小军阀的代表以及张学良的秘书共五十余人，冠盖云集的太原成为汇合全国反蒋力量的政治中心。 　　晋军将领绝大多数都由阎锡山一手培植，唯阎锡山命令是从，但晋军内部也存在反对意见，比如向来较有头脑的徐永昌。在南京交涉的赵戴文回到太原后，指责来太原劝阎反蒋的“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赵戴文本人则被部分晋军将领骂为受到蒋介石蛊惑的腐儒。 　　经过一系列军事和舆论准备，1930年3月21日，阎、冯联名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反蒋的大小军阀纷纷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5月11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中原大战正式爆发。晋军在经过四次扩充之后，共拥有兵力20余万，加上其它军阀，反蒋联合阵线共集结了70万大军，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约有30万人，这场百万鏖兵的大撕杀艰苦地持续了五个多月，烽烟燃遍中原，三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1930年8月，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民国19年9月9日9时，志得意满的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个新政权颁布了新的约法，也就是由汪精卫和阎锡山主持制定的《太原约法》，它因为包含了保证各项人权的条款而得到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受到南京政府政治压制刺痛的知分子的支持。然而，仅仅九天之后，观望局势的张学良在笑纳了蒋介石赞助的两千万元军费之后，通电拥蒋，挥师入关。9月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从北平逃往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随之倒台。 　　在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甘屈服的冯玉祥、汪精卫还想做困兽犹斗，但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保存实力而通电下野，逃往大连，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就在他下野前夕，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太原以对阎锡山施加压力，这是太原城在历史上首次遭到飞机轰炸。 　　纵观中原大战前后的种种表现，冯玉祥确实勇武有余而谋略不足，最终拼光了惨淡经营二十年才积累起的三十万西北军。相比之下，阎锡山和蒋介石可谓老奸巨滑，行事素来谨慎的阎锡山虽然下野而去，但晋军除了担负掩护任务的三个师外，其余全部在徐永昌的率领下退回山西，成为阎锡山东山再起的资本。从他的失败，我们可看到，阎锡山在胆识韬略、胸怀眼光以及号召力上还是逊于蒋介石一筹，也正因为如此，成大事者，蒋介石也，成诸侯者，阎锡山也，而冯玉祥之辈，则只能为将为帅，至多再加上个爱国的头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十二月八日，数千名学生先后到山西省政府和省教育厅请愿示威。十二月十八日，数千名学生又来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在交涉过程中，国民党纠察队大打出手，打死一人，打伤十四人，酿成“一二·一八”惨案。遥控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一事件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将蒋介石的势力排挤出山西。 　　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阎锡山东山再起，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大力镇压共产党，陆续将在中原大战中退入山西的十几万客军运动出境，山西又恢复了阎记的一统天下。 　　以制造毒品、印刷假钞维持军需的孙殿英部是当时滞留在山西的客军之一，东陵大盗孙殿英因为阎锡山在盗陵案中袒护过自己，1929年曾投归晋军。晋军将领因为孙殿英是土匪出身而反对收编孙部，不屑与其为伍，阎锡山为此在一次会议上特意劝说大家：“你们不要小看孙殿英，人家白手起家，是个创业打江山的人，我们不要他，蒋介石也会要他。”第二年春天，孙殿英来到太原向阎锡山致谢，阎锡山安排十几名高级将领在东米市新美园饭店为其洗尘，席间他们结为异姓兄弟，并推孙殿英为老大。嗜赌成性的孙殿英邀请这些将领贝者博，军长李服膺一夜就输了14万银元，一时间传遍太原。 　　孙殿英不久被阎锡山任命为安徽省主席，这个极重江湖义气的土匪在中原大战中也用他的行动报答了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在近十万大军的包围下孤军困守亳州城的三个多月中，孙殿英一次次拒绝了故旧的劝降，直到孙连仲、孙良诚率领两支大军昼伏夜出冒雨飞弛六百里将他的疲弊之师救出险境。三孙会师，也成为波澜壮阔的民国军事史诗中极为耀眼的篇章之一。 　　孙殿英离开山西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进军宁夏，被西北劲旅马家军击退，出征前曾支援过他的阎锡山为消除这股不安定力量对山西的威胁，将他的部队缴械，把他安排到晋祠闲住。孙殿英的朋友庞炳勋前来看望他时，孙殿英慨然道：“万没想到我进攻宁夏失败，叫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这三个小孩子就收拾了。”庞炳勋一语中的：“小孩子哪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的把戏。”说罢，两人相视苦笑。野心勃勃的孙殿英在蛰伏了两年后离开太原，投归宋哲元。 　　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的老路上来，在“经济建设”的口号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创建官僚资本企业“西北实业公司”，太原城内最高的建筑鼓楼上也适逢其会地挂起了“造产救国”的牌匾。修筑以太原为中心纵贯山西的铁路大动脉同蒲铁路是省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认为阎锡山将铁路修成窄轨是其封闭自守思想的体现，其实，这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了降低筑路成本，还曾亲自骑毛驴勘察出现争议的地区以确定路线方案。 　　客观地说，“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初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这一时期奠定的。蒋介石曾对他的高级官员们说：“不要说什么学德国、学美国，要学就学山西”。中共一位领导人在建国后也曾批评一些地方干部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当年的阎锡山。”

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朱德为什么会先后造访太原，阎锡山为什么要枪决亲信李服膺，明清以来的山西历史档案为什么会毁于一旦，阎锡山为什么要选择傅作义来保卫太原，被寄予厚望的太原保卫战为什么会迅速失败，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九章：抗日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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